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现代工业较为迅速的发展，使工商界在欣喜之余，都在准备进一步扩大投资，兴办更多的实业，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又使他们如大暑伏天而堕三九寒冬，诚如时人所论：“欧战既终，险象即生，九、十两年（即民国九年、十年——引注）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都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缺少稳定的发展环境、对国际市场认知的欠缺、国内市场狭小与资金短缺、外国资本的压力，等等，均为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还维持着全国统一的局面，在拟定经济法规、劝奖实业发展方面，多少还起到政府应有的作用。到了后袁世凯时期，全国统一局面因军阀混战而离析，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霸一方，争权夺利，无心再顾及工商业的发展，更不必说什么扶持了。1924年9月1日至15日，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实业会议，与会代表有来自各省区商会、农会、渔会、矿业联合会以及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大商埠的实业界代表80余人，北京政府外交、内政、财政、交通、农商及税务处派出21人，以颜惠庆为议长，李士伟、穆藕初为副议长。此次会议为1912年全国工商会议后历12年而召开的又一次讨论实业发展规划及问题的全国性会议，会议提出议案170余件，议决者158件。此次会后，本应在10月召开由各省区实业厅长参加的实业行政会议，但“因近时时局不靖，交通或多困难”而暂缓举行。此次会议通过各案，本应提交行政会议“分别咨询审核，再为施行”，结果亦束之高阁。所以国务总理颜惠庆在闭幕词中表示：多年来“内因时局之不靖，外受国际之竞争，实业界所受痛苦更在在皆是。其所以谋救济而图改进者，自既殷且切。”对于像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的后发展国家而言，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将注定是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转型期中，在确立经济法制、开拓商品市场、保护内外投资、稳定市场秩序等方面，政府力量自有其责任和作用，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介入与导引仍为利大于弊，也是必不可少的。很难设想中国可以在没有充足资本、没有统一市场、没有对外扩张、没有历史传统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发自生的发展路径可以实现自身向现代化转型。但是，历史已经表明，北京政府不能承担导引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责任，且不说北京政府无法维护中国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主权，无法改变中国对列强的政治、经济依附地位，即就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北京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也无能无力。诚如时人所论，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对于工商实业除了“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气衰颓，能力薄弱，日浮沉于政治风潮之中，求其澄心静思，为商人谋一生路，益为必不可能之数”。
中央政府既无心也无力关注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各路军阀则将工商企业视为动辄可得之财源。民国年间，战乱不已，军队众多，军费浩大，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无不滥征各种苛捐杂税，成为工商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当时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为3%,但每过一关要抽2%的厘金，一种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又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巧立名目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四川成都与重庆间相隔仅400余公里，永久税卡却有近20处，每担物品收税18元，加上临时收税，要超过20元，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如此盘剥之下，国货与洋货相比，自然失去了竞争力。至于军阀混战，更给工商业带来直接的祸害。军队所到之处，交通阻塞，筹款拉夫，影响经济甚巨。“战争之地，百业停顿，农工商民，一任其**，而不敢稍抗。战争一起，供应频繁，其斫丧国民经济之元气，固非短时期所能恢复。而战争者又每每凭借其所得之地盘，以施其剥削之手段。”河南与安徽为小麦主产地，两地所产小麦本可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如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2两，且时间无保证，长者竟达一年之久，而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4钱，以致“商人欲求铁路货车运输原料小麦，此乃绝无仅有之事”。江西萍乡煤矿在战乱中屡次受扰，最长一次交通断绝达80天之多。仅此两例，可知军阀混战带给中国工业发展何等沉重的负担，更不必提那些**裸的敲诈勒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卷土重来，其在资本、技术与市场方面的优势，使民族资本企业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洋货输入，使原本有所扩张的国内市场再度缩小；与国货相比，洋货质高价低，更有竞争力；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更使洋货处于压倒国货的优势地位。洋货入口只需缴纳7.5%的关税与子口税，由于进口物价的上涨，实际税率较名义税率为低，最低的年份只有3%左右（1921年），税负重重的国货自然无力与之抗衡。曾有人就国产食糖与进口食糖的价格两相比较后，不无辛酸地说，国产食糖“陆运有厘金之恶税，海运又课二重之关税，与日本之糖相较，成本乃相悬殊。就令有爱国心者，亦未必能常食贵糖而不食贱糖。”随着列强资本输出的扩大，在华外资厂矿越来越多，它们规模大，设备好，并享有一系列特权，因而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更具威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给北京政府财政部的信中就曾抱怨说：“今则外商烟厂林立于内地，就地行销，俱无征税……敝公司烟草既纳进口正税，复纳子口半税、杂捐、附加等税，负担既重，成本加多，虽出品优美，诚难与外货竞卖。”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而英商开滦煤矿，吨煤成本为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仅占成本的17.8%。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自然有其优势，而华资企业的发展自不无艰难之处。
以往中国现代工业发展中的一些老问题此时仍然存在。洋货挤压之下的有限市场容量，又因为军阀混战、土地占有不均、水旱灾荒连年发生而致之农村萧条、农民购买力低下而大受影响。因为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已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资金缺乏依然如故。欧洲前后一时的高额工业利润促使社会闲置资金流向工业，而工业萧条刚一露头，利润的下降立即导致这些资金的流出。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银行业骤然兴起，但多出于投机心理，担心对工业的放款有去无回，操作较为谨慎，放款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放款利率也较高，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反而对接受贷款者形成压力。为了得到周转和投资资金，一些厂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钱庄，然钱庄放款利率奇高，期限又很短，几近于高利贷，致使“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工业资金的缺乏，并不完全是社会资金缺乏造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工业经营要承担风险，利润得不到保证，因而大量资金流向商业、金融业与公债投机或者到乡间购买土地，对原本缺乏资金的工业更是雪上加霜。当时人就说，“资本非不充也，无法律以拥护之，致使信用堕落。城市之资财，寄于外人；乡里之现金，藏于地窖。转令外人长袖善舞，而以重息折扣，剥夺吾人之脂膏。”
由于上述原因，自1922年起，中国现代工业在经过相对高速的发展阶段后，转而进入缓进与停滞时期，尤以前一阶段发展较快的部门为甚。棉纺织业首当其冲，1922年起纺纱已无利可图，次年更转为亏损，以至“每纱一箱，须亏一箱之本；每纺一日，须负一日之累”。1923-1924年，申新各厂亏损高达131万元，许多在此前建厂**中开工的纱厂，刚投产即面临或亏损或倒闭的风险。从1923年到1931年，华商纱厂新建扩建25家，同期出售、停工、出租者则多达52家。聂云台集资280万两开张的大中华纱厂，开业不久即售予他人。曾经占据中国棉纺织工业重要位置的大生纱厂第一、二厂，因负债额大大超过资本额，不得不在1925年被债权人接管。加之此时国内棉花生产减产，出口增加，形成花贵纱贱之局面，更加重了棉纺织业的困难。为了挽救棉纺织业的困境，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破天荒地在1922年12月议决，自12月18日起，3个月内停车1/4，到期如仍不景气，再行续停1/4；同时要求政府禁止原棉出口，豁免花纱税厘，以保障原料来源及利润，但并未得到政府的反馈。
大战前后发展极为迅速的面粉工业，此时也到了盛极而衰时期。“出口之粉渐少，外粉又复侵销……原料缺乏，价格腾贵，而制成面粉为洋粉所牵制，不能随麦价俱增。营业困难情形，为从来所未有。”面粉进口，1921年尚只有76万担，次年即猛增近4倍，达到361万担。1924年更达到创纪录的668万担，值3020万关两。中国面粉大量出超的景况犹如昙花一现，1923年起出口每年均不足百万关两，还不到进口数的1/30-1/20.面粉巨子荣氏兄弟于1925年9月向同业提出：面粉进口“因外侨食品关系，例不征税，迨进口后，运销内地，在在免厘。年来麦价昂贵，交通阻梗，粉厂获利殊难；推销外洋，则税则繁苛，如运往日本，每包征收洋七角……外粉输入则通行无阻，华粉输出则例须稽征，税则至不平等，莫此为甚。”因此，荣氏兄弟建议同业向政府要求采取优惠及保护政策，“洋货进口一律征税，外侨食品不得除外”；“洋粉进口，如须运往内地，一律征收落地税”。但亦未见下文。
虽然经过大战前后较为迅速的发展，但中国现代工业的一些固有弱点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首先是轻重工业发展的不平衡。轻工业因投资少、见效快、市场大，发展相对较快。重工业则远远落后于轻工业的发展，致使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最为薄弱的机械工业论，多数厂家为修理、装配厂，规模小，平均每厂只有工人25人；设备简陋，平均每厂使用机床不到6台，使用5台机床以下的工厂占总数的74%;还有近1/3的工厂使用人力。经济萧条开始后，为棉纺织业服务而开办的机器厂家纷纷倒闭，这其中还包括像上海中国铁工厂这样拥有几十万资本与几百名工人的大厂。其次是轻工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棉纺业发展迅速，织布业虽有发展，但仍赶不上需求，每年进口的棉布都在六七千万关两，大致与战前持平或略有下降，仍居中国进口物品前列，同时也显示轻工业的发展还处于低附加值的初级制成品阶段。再次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工业企业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尤以上海、天津、武汉、无锡等地为发达。1922年，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南通、青岛六城市拥有纱锭120万枚，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5，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2%。内地工业发展则极为落后，极端的如云南、贵州、青海，迟至1919年尚无一家注册工厂。最后是大小发展的不平衡。由于资金短缺，中国现代工业向来以中小企业为主，1912年万元资本以下的小公司占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1920年仍占近1/3.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1920年有57家，只占工厂总数的3%左右。相比较而言，外资棉纺织厂的规模一般要比华资企业大一倍左右，机器厂规模的悬殊则更大。小企业本小利薄，抵御各种风浪袭击的能力更差，一有风吹草动，只能关门了事。此外，中国现代工业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的落后、设备的陈旧、人才的缺乏、家族制的牵扯等等弱点，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有根本改变。
从1922年起，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速度趋缓，许多部门停滞不前，进入相对萧条时期，但对萧条的程度似也不宜过于夸大，即使是1922年以后，也不是所有工业部门都停滞不前，有的部门保持了原有态势，有的部门还有所发展。棉纺织业尽管受影响较大，但1925年纱锭总数仍达到187万枚，布机11121台，分别比1921年增长了50%和91%。上海棉纺、缫丝、面粉、卷烟四大工业行业的企业总数，1921年为109家，1924年增长为132家，1927年更达到315家，比1921年增长了近两倍。1921-1926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8%。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工业经过几年的较快发展，实力有所增加，对各种困难的抵御能力也随之增强。一些大企业集团资力较为雄厚，暂时的亏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消化，最后仍能扭亏为盈。如荣氏企业集团的面粉厂，1922年亏本50万元，但这只占荣氏企业集团固定资产总值的2.5%。经过一番努力，次年即转亏为盈，1924年的盈余又达到了86万元。这些大企业集团还借此时机兼并弱小企业，扩大自身实力。这种分化改组本身也是经济发展进步与活力的表现。二是此时频频发生的抵制外货运动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大有裨益，扩大了民族工商业的市场。1925年工业生产的短时高涨，“虽为时不久，然关系甚巨”，与当年五卅运动后抵制英、日货运动是紧密联系的。仍以荣氏企业集团为例，申新各厂1925年的纱产量比1922年增长20.7%,布产量则大增1.7倍，福新各厂的盈余达到了244万两。更突出的事例是卷烟工业，1924年上海华商烟厂为16家，次年猛增到52家，最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24年的销售额为2521万元，次年一跃为3646万元，增长了45%。因为“国人提倡用国货，热度日高。我公司近来销场过大，供不给求。各局索货万分急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其库存霉烟都一销而空，而其最大的对手英美烟草公司经此打击后，直到1927年的销售都未能恢复到1924年的水平。
总之，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在民国成立后始终保持着上升态势，速度有快有慢，也有过停滞与困难，但毕竟还是在发展。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约为219亿元，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约为10.66亿元，占总产值的4.87%,工场手工业产值12.95亿元，占总产值的5.91%,两者合计23.6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78%,比清末民初提高了1倍左右，而制成品的出口额已占出口总额的39.5%,超过了农产品的出口额。这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在民国成立后前10年间发展的大致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