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割据时期。南北大小军阀为了地盘，几乎是无时不争，无日不战，但没有任何一派军阀能够统一全局，军阀内部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但他们在名义上仍都奉中华民国之“正朔”，未有某派军阀公然将自己的防区宣布独立于国家主权之外，故这个时期国家虽然分崩离析，却始终存在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权。中华民国的国号与法统得以维持不辍。北京政府始终为各国所承认并代表中国国家主权。
袁世凯之后的北京中央政府，直到1928年安福军政府倒台之前，一直控制在北洋集团手中。在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前，军人干政一般是通过政客和政治集团（多为政治派别）间接进行；而在曹锟当选后，军事强人直接以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身份操纵中央政府。直、皖、奉三大派系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这个时期南方革命政权虽以中央政府的形式与北京政府相抗衡，但其政府名称始终冠以“中华民国”：如“中华民国军政府”（1917年）、“中华民国政府”（1921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25年）等。北伐以前，南方革命政权的实际管辖区域基本上囿于广东一省，不仅未得到列强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人眼中，亦始终未能摆脱“地方政权”的形象。
实际上，1924年开始，南北政权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1924年1月国民党宣布改组，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南方革命力量在国共两党主导下逐渐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在历经东征、南征后亦日趋巩固。但当时北方各军阀并没有把改组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对南方革命派组织动员民众的政治新动向和“党军”、“党国”的政治新体制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时国内外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北方中央政局的变化，对革新之后的南方政府仍以普通地域性政权等闲视之。
当南方革命力量蒸蒸日上的时候，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仅没有止息，反而日趋激烈。实力较强的军阀觊觎中央政权，时怀“问鼎”北京之志；实力较弱的军阀则以“自治”相标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建构一个独立王国。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后，奉张（作霖）、浙卢（永祥）、皖段（祺瑞）和粤孙（中山）都不承认曹吴（佩孚）直系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即使暂时聚集在直系旌旗下的军阀，亦只是名义上奉中央“正朔”而已，实际仍是各自为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曹吴直系中央倾覆，段祺瑞在反直各派的“拥戴”下登上“临时执政”之位。但段氏虽然出山，皖系未能东山再起，段氏自身因为早已丧失军事实力，形式上大权在揽，实际是一个被张作霖、冯玉祥等实力派所操纵的空头首脑。手无寸铁的段祺瑞只好在各大实力派之间玩弄“均势”来维持统治。中央的军权、财政和人事行政权几乎被地方实力派分掠和侵蚀一空。段记中央政府比前任曹吴中央政府更加分崩离析和软弱无力，形成“北京所发生之事实，于全国无重大影响，北京乃一隅，而非全国，且不能统治全国”的局面。北京政府君临天下的地位实际已不复存在。
1924-1926年间，南北军政格局均发生了快速激烈的变化。南方的变局固不待言，北洋军阀体系内新旧力量递嬗亦相当明显。老一代军阀巨头相继凋谢，相对后起的奉系张作霖很快成为影响全国政局的一大要角；冯玉祥、张宗昌、孙传芳等新兴军人亦在这一两年间脱颖而出，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但他们之中谁也不足以慑服群雄，一阀独大。1926年5月，许仕廉说过这样一段话，颇能反映当时中国的军政格局：“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自吴佩孚因北京政变受挫后，北洋体系内不复有任何军阀再有武力统一全国的实力和雄心。任何军阀都无法长久控制中央政府。当某派军阀掌控中央政府时，既是该派势力达到鼎盛的标志，往往亦是其走向败亡的契机。因为谁控制中央政府，谁就成为各派集矢之的。“北洋派决不愿见其中有一人，势力特别强厚，将有支配全国之势。若为此兆，则必先群起暗中结合，谋有以推倒之。”最终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政府内阁更迭如同走马灯一般。中枢轮替的周期由以往的三四年缩短为一两年。军阀之间合纵连横，争斗日烈，相互之间“分”、“合”变化极为迅速。昨日宣称势不两立之“敌”，今日转为同舟共济之“友”，反之亦然。临阵倒戈现象相当频繁，战争发生的频率日趋加快。往往此次战争之结束，即是下次战争之胚胎。
综观1924-1926年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第二次直奉战争是转折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