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深受列强之侵略与欺凌，并被迫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官民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抵制和反抗。但值得注意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政治口号提出来，并迅速普及于广大民众之中，则是“五卅”前后的事。
在20世纪初叶，中国某些精英对帝国主义的一般看法是：帝国主义源自“民族之力充沛于内不得不溢于外”；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发达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虽然不好，民族主义却是中国所急需的思想，当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到精力充沛不得不溢于外的阶段，中国也就变成了像英、美、日、法那样富强康乐的国家；那时的中国也许变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找几个弱小国家发泄它过剩的精力，但那不要紧，欺负别人总比被人欺负舒服些，要紧的是“神州大国”、“神明贵种”能像日本一样跻身“列强”行列。在那时的中国精英看来，中国衰弱是因为自己不争气，自己的缺点太多，并不是因为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要富强，必须消除自身种种造成分崩离析的衰弱原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之类的自省式民族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中颇为流行。
但到20年代初，自省式的民族主义很快为反帝的民族主义所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发现“西方”在分裂、在破产。特别是苏俄发表放弃所有旧俄时代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后，中国各界对苏俄产生了极大的好感。1923年12月，北京大学进行民意测验，其中一题为“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为什么？”测验结果，有59%的人认为俄国是中国之友，只有13%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之友。那些认俄国为友的人所持的理由主要是：（一）因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以不侵略为原则；（二）因其为反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正好与之联合，抵制英美；（三）因其为被压迫民族，与中国情形相同。也就是说，“不侵略”和“反帝”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新俄”的认知，亦是他们主张“友俄”的重要考虑。对那时一般并未深入研习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吸引力，是它既来自西方，同时又号召世界人民进行反对以西方为主的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
在中国，最早提出“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的是中国共产党。一般认为，中共二大便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宣言”中，中共提出的奋斗目标，第一项是“打倒军阀”，第二项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年以后，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今人听来，“帝国主义”、“军阀”这类名词早已耳熟能详，而在20年代初，一般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军阀”这类名词还相当陌生。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说：“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1923年11月底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1号所载中共中央报告内称，由于《向导》等刊物的宣传，“社会上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大会后比大会前渐渐浓厚起来。”同时又指出：“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得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的报告又谈到：“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中共中央再次强调，“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中共将反对帝国主义放在首位，认为反帝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工作。1924年陈独秀在一篇文章中声称：“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两个意义相类的名词，所以反抗国外帝国主义之压迫是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工作。”中共在同期的理论宣传中，亦强调“我们国民革命中只是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我们最初步的而且是根本的办法，其余都是治标的罢了”。
在中共的大力宣导下，仅一两年时间，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很快为知识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与清末民初自省性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反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在于它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煽动性。吴国桢在晚年回忆录中谈到：“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都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因此当共产党创造出‘帝国主义’这个词时，他们确实掌握了进入年轻人头脑的钥匙（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这个词有中国式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没有多少影响，但‘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则有。”马克思主义对年轻人影响之大小，另可探讨，而“反帝国主义”话语之普遍魅力，则确实存在。检阅早期的中共中央文献和中共领导人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中共很少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加以明晰的阐释。在多数场合下，中共话语中的“帝国主义”，几乎成了“侵略主义”的代名词。
当涉及反帝国主义的具体目标时，中共将火力集中于“不平等条约”。与“帝国主义”、“军阀”一样，“不平等条约”亦是当时的一个新词语。不同的是，“帝国主义”、“军阀”均是外来词，而“不平等条约”则为中国人自创。此词在19世纪的中国未见使用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根本改变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条约制度所带来的危害还没有清醒和充分的认识，只有极少数人偶尔发表忧虑和抱怨言论。“五四”前后，因受巴黎和会的刺激和苏俄发表放弃旧约宣言的启示，中国民众才真正开始认识到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国际障碍，开始使用“不平等条约”来表达对列强条约体系的不满。不过当时人尚未将“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赋有特定意义的固定词组，而且使用次数极少。
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和政治主张提出。其后，中国国民党起而响应。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等。论者有谓“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矢”，是中国近代第一次以政党名义发表的废约主张。不过其中尚未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明确提出废约主张，是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内称要“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次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亦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首要主张。
中共自二大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后，在每次反帝斗争中，均将斗争目标引向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共将反帝作为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又将废约作为反帝的首要目标。这样一种政治主张的选择，不仅对孙中山、国民党，亦对同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产生了直接影响。在192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没有哪个口号能比“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更能铸造和催化中国民众举国一致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哪一个语词比“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更具谴责和抨击力度。与“列国”、“列强”等称谓相比，“帝国主义”这一带有浓烈的布尔什维克味的谴责性语言，自然更能刺激和催化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愫。在20年代国共两党创造性地使用和强化宣导下，“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作为非正义、侵略、压迫和威胁的象征符号，在潜移默化中被中国广大民众毫无保留地接受，从此成为中国人论说对外关系时不可或缺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不仅在中国各派政治家无数次的政治演说和各大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中频频出现，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外关系时的主导理念和经典概念。
1924年夏，中国南北各大城市同时开展了一场名为“反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这是近代中国首次明确揭橥“反帝”旗帜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中共和国民党等新生政治力量的宣传推动，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中苏协定签订的直接影响。
中苏协定的签订，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曲折过程。早在1919年7月，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代表新生的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旧俄政府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将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并建议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当时中苏之间邮电不畅，这一宣言并未立即传到中国。次年3月3日，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在致中国驻该地领事馆的照会中，转达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北京政府于3月26日才收到领事馆转交的宣言（法文本）。
经历了巴黎和会的挫折而对列强普遍失望的中国民众，得知苏俄政府的这一宣言后反响极为强烈。国内各重要团体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各大报纸争相刊发评论，对苏俄新的对华政策表示热烈欢迎。与民间社会的积极态度相比，北京政府的反应则十分迟疑。它担心与苏俄新政权的接触会得罪正在封锁和孤立苏俄的列强，尤其担心引起近邻日本的强烈反应。其次，北京政府对苏俄新政权的稳定及其宣言的诚意尚疑信参半。为了打探虚实，北京政府派遣以陆军中将张斯麟为团长的非正式代表团前往苏俄，进行实地考察。代表团于1920年6月出发，9月抵达莫斯科。在与俄人直接接触后，张斯麟认识到苏俄新政府刚上台，迫切希望与中国修好，乃多次致电建议北京政府利用时机，挽回国权。就在张斯麟访俄期间，加拉罕向张递交了新的照会，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宣言》，史称“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宣言中提出的原则。张斯麟回国时带回了“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的原本。北京政府于1921年2月1日回复苏俄，表示愿意寻找机会与苏俄开始谈判。苏俄提出派代表来华与中国直接交涉，但北京政府要求只能派非正式代表，且代表团不能在中国传播“与中国社会不相容之主义”。经过半年多的商讨，双方取得初步谅解。1921年10月，北京政府同意苏俄派遣商务代表来华。10月24日，苏俄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全权代表裴克斯。
但就在裴克斯来华期间，苏俄政府与外蒙古于11月5日秘密签订了《俄蒙修好条约》，承认外蒙古为一独立国家。北京政府于1922年4月确切获悉这一条约的内容后，向裴克斯提出严正抗议，指责苏俄政府违背其对华宣言，声明无论俄蒙之间私订何种条约，北京政府概不承认。
裴克斯使华未有进展，苏俄又改派越飞来华。越飞是苏俄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越飞于1922年8月抵达北京。但双方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这两个重大问题上存有分歧，中方提出以苏俄军队立即从外蒙古撤退为中俄举行正式谈判的先决条件，而越飞不同意会谈设立先决条件。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中方要求苏俄履行其两次对华宣言，将该路无条件归还中国。越飞则认为，苏俄政府从未有过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不仅如此，越飞对苏俄政府的两次对华宣言作了新的解释。他声称：如果北京政府认为宣言意味着苏俄完全放弃在中国的利益，那实在是一种“误会”，对苏俄未免太不公允。苏俄政府抛弃的只是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但合法而公正之权利，并不能因此项宣言而消灭。
直至1923年初，北京政府与越飞之间的交涉仍无任何结果。越飞于是将目光转向南方的孙中山。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宣言发表后的次日，越飞离华赴日，去交涉苏日之间的有关问题。北京政府担心日俄接近，会签订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遂决定加强对俄交涉。1923年3月，北京政府成立了“中俄交涉督办公署”，任命前外交总长王正廷为交涉督办，并电请越飞回京开议。但越飞未回北京。7月，苏俄政府决定改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使华。加拉罕于9月2日抵达北京，4日对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史称“苏俄第三次对华宣言”。
第三次宣言与前两次宣言有一点明显不同，即它公开声明并非放弃所有旧俄在华权益，“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因为它们并未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中国人民一定明白，我们在华的实际利益必须予以承认，因为这些利益很容易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主权协调一致起来。”
不仅如此，加拉罕还提出以中国首先承认苏俄作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北京政府认为，苏俄的目的就是要获得中国的承认，担心一旦承认苏俄，将不利于解决中苏间的若干重大悬案，因而坚持在承认苏俄之前，必须先解决悬案。中苏关于先决条件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双方目标的分歧。苏俄的目标是改善其国际生存环境，而不急于解决旧俄在华权益问题；而中国的目标则相反，即希望尽快解决旧俄在华权益问题，而不急于与苏俄建交，以免引起列强的不满。由于双方各持己见，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1924年2月，英国与意大利先后正式承认苏俄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减轻了北京政府承认苏俄所承受的列强的压力。北京政府表示可以先行承认再开正式会谈，但在正式宣布承认之前，双方代表先通过非正式会谈议定一个解决悬案的大纲，待宣布承认后，双方立即召开正式会议来解决悬案。加拉罕表示同意。至1924年3月中旬，双方达成《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相关草案。王正廷和加拉罕分别在草案上签了字。
但当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审议王正廷草签的大纲协定时，又出现了一场不小的波折。外交总长顾维钧等对协定草案中有关外蒙等问题的具体细节持强烈反对意见。北京政府据此拒签协定。谈判再度陷入停顿。
北京政府的拒签之举，遭到全国各界民众的指责。各团体纷纷发表声明，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地方军政大员如吴佩孚、刘镇华、孙传芳、萧耀南等亦致电北京政府，主张立即签订中俄协定。在各方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谋求重开谈判。苏俄方面亦不愿谈判就此破裂。双方经过秘密磋商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并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及相关外交文书。中俄邦交恢复。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1.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一切公约、条约等概行废止，两国重订平等新约；
2.俄国自帝俄政府以来凡与第三者所订之一切条约、协定等，其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
3.苏俄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4.苏俄政府同意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所得之一切租界、租借地等特权；同意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同意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
5.苏俄政府承认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所有关系中国主权之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中国可以赎回中东铁路。
中俄协定的签订，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苏俄政府主动放弃旧俄在华特权，主动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在中外交涉史上是破天荒的。苏俄的这一举动，与列强顽固维持其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不可避免地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其辐射性的影响远远超过中俄协定本身所带给中国的实际利益。中俄协定的签订，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以此为契机，一个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爱国运动在中国南北各地磅礴兴起。
中俄协定签字后，北京国会议员胡鄂公等181人致电苏俄政府和人民，庆祝中俄恢复邦交，并认为此举是反帝国主义的胜利。北京、上海、长沙等城市的各界民众分别召开庆祝大会。庆祝大会除对中俄协定本身表示热烈欢迎外，更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上海市民集会时，致电日本新任首相加藤高明，要求“速取消二十一条，改变侵略政策”。
根据中俄协定的有关规定，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驻京九国公使，要求将其代管的旧俄使馆交还苏俄，但遭到后者的拒绝。日、美、法三国公使还向北京政府声明，对于中东铁路之发言权，不受中俄协定的约束。列强企图以此阻止中俄协定的实施。此举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志。1924年6月17日，北京国会议员胡鄂公等135人发表《维持中俄协定宣言》，申言此次协定之成立，是中俄两国人民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之结果，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由中国赎回，自不容第三国无理干涉。
7月8日，上海市民对外协会等30公团联合发表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次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10余团体和胡鄂公等一批国会议员，联合发起组织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并发表通告，趁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机，向尚未废除此项条约之列强，提出同等要求，将从前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通告发出后，社会各界迅速群起响应，参加团体扩增到50多个。13日，50多个团体在中央公园举行“反帝国主义大联盟”成立大会。大联盟的参加者既有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亦有国会议员和其他各界民众。大会通过《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宣言》，宣布联盟的宗旨是：（一）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联络一切愿意参加反帝国主义工作的同志；（三）只从事反帝国主义事业，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四）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
7月18日，北京8所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举行联席会议，响应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呼吁开展一个“废止国际一切不平等条约之运动”。27日，北京反帝大联盟在中央公园召开欢迎新闻记者大会，希望新闻界予以援助。全体到会记者一致加入反帝大联盟，为宣传委员。
7月28日，中华学生废约同盟在北京成立。同日，上海市民对外协会、上海市民协会、机器工人俱乐部、店员联合会、各马路联合会、工团联合会、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等30余团体联合发表废约宣言。8月13日，成立上海废约运动大联盟。此后，反帝废约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湖南、天津、武汉、济南、广州、青岛、杭州、太原、保定、江西、四川等省市相继成立反帝大同盟。反帝废约的怒潮几乎遍及全国。
为了壮大反帝运动的声势，北京反帝大联盟向全国发出倡议，以9月3日至9日为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周，以签订辛丑和约之9月7日为国耻日，呼吁全国同胞届时降半旗吊国耻，举行全国大示威，抵制外货。在运动周内，全国各地的反帝联盟普遍举行群众集会，开展各种各样的反帝宣传活动。9月7日，广州各界100余团体7万余人举行反帝大会和示威游行。上海、武昌、济南、天津、杭州、长沙、太原、哈尔滨等城市均于是日举行了各种反帝废约的宣传纪念活动。全国反帝废约运动达到**。
值得注意的是，与五四爱国运动中“打倒列强”的口号相比，“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具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反帝运动中，宣传舆论将“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与其政府区别开来，指出反帝国主义只反对其统治阶级，而不反对其人民；又指出“帝国主义的国家，不单是中国人的敌人，又是各弱小民族的仇敌，也是英美日法的农人工人的仇敌”。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中，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站在运动的前列。各地反帝联盟的发起者和领导成员中，常有中共党人参与其间。中共中央还通过《向导》不断发表评论文章，给运动以理论指导。国民党亦积极支持了这场运动。运动的参加者虽然十分广泛，但运动主要在城市精英阶层中展开。农民固未参与，即城市工人和普通市民亦基本上没有参加。运动的形式主要以舆论宣传为主。运动的目标虽十分明确，但运动的发起者显然并未指望通过这场运动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尽管如此，运动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减损。时人称：“此一举也，终极目的为对外，而目前功效在对内，虽不遽望外人见听，要必使国人先闻之知之，憧憬之，要求之。无论如何，此事要为训练国民应有之举。”换言之，运动的目标虽然对外，而实际意义则在唤起国人认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认识到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一切贫困落后的祸根和症结所在。过去国人冥思苦想而难以弄清的问题，如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等，很快从“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之中找到了答案。通过广泛的宣导，“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话语开始为中国民众所接受，并成为中国民众痛恨和积怨的目标。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五卅反帝大风暴的序幕。它显然为后者作了广泛的舆论和思想准备。
反帝废约运动为了将目标一致对外，声称只反对帝国主义，而不与闻其他国事。然而国事之纷乱，势必妨碍反帝运动的展开。当反帝废约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的时候，军阀之间的混战亦在紧锣密鼓中展开。1924年9月，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相继爆发。接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曹吴政权，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向国人陈述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孙中山将其北上之行的目标，重点放在革命主义的宣传上。而其政治主张的中心，一是召集国民会议，以对付军阀；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对付帝国主义。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国民会议运动在时间上与反帝废约运动相衔接，而运动目标则由单纯的反帝运动扩大为反帝与反军阀相结合的运动。
孙中山于11月13日从广州出发北上，途经香港、上海，转道日本长崎、神户，于12月4日抵达天津，31日扶病入京，其行程长达1个半月。沿途所至，孙中山频繁发表演说，广泛接见各界人士和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其政治主张，将其北上行程变为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宣传活动。与此同时，他指示国民党中央派遣数十名宣传员分赴各省区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还先后两次就派遣宣传员问题对13个省区的军民长官发出通电，要求对国民党宣传员惠予接洽。自国民党改组以来，孙中山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最早是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7月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正式提出来的。当时曹锟发动了驱逐黎元洪的政变，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激起全国舆论的一致反对。中共针对时局发表主张，建议“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次国民会议”，并认为“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孙中山当时仍寄希望于外国援助和军事行动，对中共的这一主张没有积极回应。直至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开始重视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北上之际，孙中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政治主张。他号召通过国民会议来“打破军阀”和“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他指出：“中国革命以来，连年大乱，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和外国有了不平等条约，每个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享受特别权利。”为此，他呼吁“打破列强的侵略”，“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当他获知新上台的段祺瑞政府对外宣称“外崇国信”时，他严词质问：“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
在孙中山北上宣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各地党团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民众，联络各地公团，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加强对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领导。在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下，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安徽、福建、热河等省以及上海、北京、汉口、广州、天津、南京、长沙、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张家口、厦门、宁波、镇海、九江、黄梅、吉安、徐州、韶州等城市均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开展宣传等活动。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超过了此前的反帝废约运动。运动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发展，有些地方甚至扩展到农村，如浙江萧山、绍兴和广东东莞等地。宣传的内容，除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等共同要求外，还结合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推动国民会议运动向纵深发展。
为了与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共两党共同发起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5年3月1日至4月16日在北京召开，全国20多个省、120多个地区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共229人参加。代表的职业非常广泛，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记者、律师、商人和民族资本家等。大会推选顾孟余、赵世炎、朱务善等9人为主席团，主持大会。大会宣布的宗旨是：“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武装民众，向掠夺和压迫阶级手中夺回人民的自由和自己建设独立之国家。”社会动员的范围和目标均超过此前的反帝废约运动。大会讨论的问题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国内军阀混战、财政实业以及国民会议运动等。大会以此组成了四个相应的委员会。大会共召开全体会议19次。其中中共代表赵世炎作了关于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的报告，苏兆征作了工人问题的报告，朱务善、韩麟符、李勃海分别作了关税、太平洋会议和国民会议运动等问题的报告。大会最后通过《国际问题决议案》、《国内问题决议案》和《国民会议预备会议条例》等文件。在《国际问题决议案》中，历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过，指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迫切性；在《国内问题决议案》中，阐述了军阀统治下的九个方面的问题，号召全国人民向一切军阀施行总攻击。大会选举成立了联合总会的执行委员会，苏兆征、邓颖超、朱务善、顾孟余、王乐平等2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共两党主导下由全国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一次大集会。就影响面而言，国民会议运动的声势超过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但运动的参加者仍以城市上层精英为主。大会通过的决议自然无法强制段祺瑞政府执行。召集国民会议，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标更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大会的召开仍具有相当的意义和影响。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得以向全国各界民众推广。在此以前，国共两党的政治影响主要局限于南方。反帝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逐渐拓展了两大政党在全国，尤其是在北方社会的政治影响。
就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孙中山患肝癌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逝世后，全国各界民众纷纷以唁电、唁函和集会等形式举行悼念活动。国民党以此为契机，通过举行盛大隆重的丧仪，大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积极参与和组织各地的追悼活动，丧仪实际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运动。正如李剑农所言：“中山所抱的主张虽未实现，但在此种丧仪中，其主张的宣传，却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一般而言，民众的政治动员是两个过程互动的结果：一是民众自身政治意识在一定社会变迁基础上的觉醒；二是政党或政治利益群体对民众有意识的宣导和动员。前者往往是一个渐变和潜移默化的过程，而后者则视政治力量动员的方式和力度而定。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上半年接连发生的反帝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使国共两党的政治理念得到了弘扬，并随着孙中山的北上和逝世而逐渐深入人心。如果说1924年的废约运动还只是一种笼统、浮泛的宣传的话，那么，1925年的反帝运动则得到了较为具体的落实：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掀起了群众性的“关税自主运动”；在南方，则以上海为中心，对列强在华的租界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攻势，并引发为一场空前的五卅反帝大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