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消灭军阀，统一全国，是孙中山未能完成的夙愿。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先是成立国民政府，继而统一两广，并通过军队国家化等手段，将两广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相对北洋军阀而言，国民革命军的数量虽不占优势，但因采纳苏俄红军的练军模式，特别是对军队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主义灌输，战斗力与军阀部队不可同日而语。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大增，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的一年间，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超过8000万，相当于1924年的8倍有余。国民政府的财政不仅不再有赤字，而且尚有结余。财力比较充裕后，革命军官兵的待遇也有所提高。如士兵月饷10-12元，令北洋士兵羡慕不已。优厚的待遇，也是北伐过程中诱使各军阀部队前来归附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白崇禧晚年回忆，广西归附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桂军如不参加国民革命军，即无能力调整士兵待遇。
以“后见之明”的眼光看，1924年1月的“改组”在国民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然而对于这样一次重要的改革，最初并没有引起北方军阀的重视，甚至也没有引起全国舆论的深切关注。当时北方各军阀并没有把南方改组后的国民党和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北京中央政局的跌宕起伏。对南方国民党的革新，认为它不过是跟着苏俄“赤化”而已。甚至直到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方各军阀仍未把北伐军当成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或认为蒋介石的北伐也会像过去“孙大炮”（孙中山）的几次北伐一样半途而折。1926年2月15日，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报告中谈到：“应该说，若是在我们来到这里（指广州）时和我们来以后很长时间，掌握政权的军阀们，知道改组国民党意味着什么，知道提高革命精神，活跃全国气氛意味着什么，并且马上把国民党说成是一支政治力量，因为它明显打击了造成中国混乱的根源——帝国主义，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然而当时军阀们很少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他们以为，这些都是议论，因为这些议论实际上没有触及他们的权力。他们没有妨碍这种反帝工作，也没有妨碍做农民、工人等的工作。这是他们灭亡的原因之一。他们只注意实际力量，也就是能算出有多少枝枪，多少名士兵的力量，任何这种力量的出现都会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他们很少注意国民党一大和它后来的整个工作，也很少注意黄埔。他们不认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能帮助提高军队的纪律。”
鲍罗廷认为，国民党改组以后，一支富有革命精神的政治力量的壮大，一支以政治工作为特征的新式党军的建立，以及国共所发动的工农运动和反帝工作等，都是一种无形的战力，而北洋军阀所重视的只是有形的战力，亦即多少枝枪和多少兵力。实际上，在北伐出师前后，国共两党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与北方军阀相比占有多大的优势。共产党最初对北伐的态度曾经数度反复。当时主张北伐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认为南方革命政府只有北伐，才能扩展生存空间。北伐军誓师之际，并未预计到后来北伐的进展会十分神速。曾经参与北伐的李品仙后来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李氏的话大致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当时的吴佩孚号称拥有七八省的人力物力，根本未把蒋介石的北伐军放在眼里。直到其部队一败于汀泗桥，再败于贺胜桥，紧接着汉口、武昌相继失陷，全国大局为之一变。睥睨一世的吴佩孚威名扫地，北伐军的声威震动全国，南方的党军和党政府才开始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以往史学界对北伐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南方北伐军为中心，较少关注北伐客体以及北洋军阀一方。“北伐”这一提法，本身即意味着立论者是站在南方国民革命军一方。这场战争从国民革命军一方而言是“北伐”，而从北洋军阀一方而言，则是“南征”。当时北方报纸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多称之为南北战争，或南军与北军之战。在北方民众的感受中，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不仅隐含着“有道伐无道”的意义，也多少带有南方人打北方人的成分。北伐出师不久，一位北方读者投书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说，他家乡的老百姓以为，“北伐”就是南方人打北方人，因此他觉得“北伐”二字“不能完全表示出革命的意义”，且不适合“全国普遍需要”，建议国民政府将“北伐”改名为“反吴”或“反反赤”之类，其意义更光明而不带地域色彩。李璜在北伐结束后到北方游历时亦发现，国家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但“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作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要改成‘北平’呢。”李璜最初以为这只是北方失意军人政客的狭隘之见，及一调查，“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在北方人看来，国民党当政后将北京更名“北平”，实带有某种“征服”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