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夏间，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大致呈现出如下格局：
在华南，国民政府统一了广东、广西，拥有兵力13万余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成为南方革命阵营最具实力的人物。
在华北，直系嫡派的吴佩孚于1925年10月乘浙、奉战争之机东山再起。1926年3月，在郑州打败岳维峻的国民军2军以后，踞有河南、湖北两省及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京汉线的全部都是其势力范围，所辖军队号称20万。
在东北，奉系张作霖割据称雄，势力扩展至北京、天津和山东的广大地区，兵力号称35万，并拥有一支全国最强的空军和一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是北方军阀中实力最强者。
在东南，直系后起的孙传芳控制闽、浙、苏、皖、赣五省地盘，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号称22万，实力仅次于张作霖。
在西北，国民军以察、绥、陕及晋北为根据地，东面扼守南口与奉、直军对峙，南面死争西安与刘镇华相持，首领冯玉祥已赴苏俄，其军队由部下张之江主持，设总部于张家口，尚有兵力20万人。
在以上几大军事强人中，除吴佩孚、张作霖外，蒋介石、冯玉祥和孙传芳等人基本上都是近两年间才崛起而成为有全国性影响人物的。以上五大势力大致划分为极不相容的两大阵营：南方国民政府与西北国民军为友，吴佩孚、张作霖与孙传芳三大军阀结盟。南方革命政府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吴、张、孙则声称“讨伐南北二赤”。前者视后者为英、美、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后者则称前者为苏俄的帮凶。
除以上两大势力两大阵营外，还存在一些地方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袁祖铭，四川的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湖南的赵恒惕等。这些地方军阀一般据守一省，不轻易参与中原逐鹿，为确保自己地位，往往采取见风使舵的政策，或揭举联省自治的旗帜以自守，或依附某一大军阀以自保。
1926年4月中旬，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退出了北京。段祺瑞执政府随即垮台。段政府垮台后，直、奉两大势力围绕中央政权的组建，又展开了新的斗争。
直系吴佩孚提出，恢复曹锟当政时颁布的宪法及其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并由颜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奉系张作霖鉴于自己当年曾起兵讨伐曹锟的贿选，而当时的颜惠庆内阁又副署过讨伐自己的命令，现在如果同意恢复颜内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当年的讨曹是叛逆之举。所以张作霖对曹宪、颜阁绝对不肯接受。他提出恢复约法，召集新国会，让其亲家靳云鹏出来组阁。
于是直、奉两方在法统问题上发生了“护宪”与“护法”之争。旧的国会议员们也趁机出来活动，并分化为“护宪”与“护法”两大阵营。对于这场“护宪”与“护法”之争，当时有舆论评曰：“在吴方所谓护宪者，亦不过维护过去一切作为，岂有真真奉行宪法之意。他姑不论，试问吴自身在宪法上所占之地位究竟如何？天下安有在宪法上无确定地位之人，而可以发施号令者乎？……苟进一步观察，所谓护宪不护宪皆属表面问题，不护宪当然无宪，即护宪亦等无宪。护宪不必即是守宪，不护宪未必即是毁宪。护而不守，毋宁不护，较为直截了当，尚不至使人养成不守宪之恶习。”直吴之“护宪”如此，奉张之“护法”亦不过是争夺政治资源的另一种招术。
4月下旬，直奉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谈，试图解决政治分歧，但会议未能达成一致。5月2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建议召开元老及各省代表会议，讨论解决宪法、约法和组织政府问题，因为张作霖估计各省代表很少会有人赞成恢复曹锟宪法。5月3日，以孙传芳为首的东南五省旧直系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表示赞成颜内阁摄政，并催吴佩孚早日北上主持大计。
为了打破僵局，北洋元老王士珍、赵尔巽出面调停，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双方赞成颜惠庆组阁，颜复职后，即任命新总理，替颜摄政；宪法与约法问题留待军事结束后公开讨论。
对这两位北洋元老的意见，张作霖不能不加以考虑，同意暂时恢复颜内阁。5月9日，颜惠庆通电复职，13日，颜内阁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施未到职前由颜兼代），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张志潭为交通总长。
这个内阁形式上是由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三方面人组成的混合内阁，实质上是以吴系人马为主体，内中最重要的外交、财政两席，概为吴系所掌控。奉系仅分得无足轻重的内务、陆军两席。因分赃不匀，奉张乃由消极反对转为积极拆台。奉派阁员拒不就职。张宗昌趁机提出每月要300万军饷。“猪仔议员”也吵着要恢复国会。颜阁成立伊始即陷入困境。
针对这一局面，《晨报》发表评论说：“在今日情势之下，无论何方皆无独揽中央之实力，无实力而强为之，即使对方一时不持异议，结局终难有圆满之办法。今日中央虽成鸡肋，然毕竟为一国之中央政府，发施号令，亦足以雄视天下。况对外关系，非有中央政府，不能成功，则凡有相当实力者，其不能放松，自在意中。即就现时局面而言，吴既不能无视张方意见，张亦不能抛弃中央政治，则从前纵有含混之约言，而事实上非彼此推诚协商不可。”
6月上旬，直奉双方代表再次坐到一起，磋商“合作”事宜。双方争论的焦点，仍不外“护宪”及内阁问题。奉方以为，“护宪”既属名义，直方何必坚持？并表示对颜惠庆个人本无成见，但“依法复职”四字，太使奉方难堪，若直方能撇开一“法”字，则任何人组阁，奉方皆可赞同。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颜惠庆辞去总理及外交总长兼职，由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国务总理摄政。自此，北京就只有一个形式上的摄政内阁，守着那座古式宫殿的政府机关。
吴佩孚和张作霖在法统上虽然争持不已，在军事上却一拍即合。6月28日，吴佩孚与张作霖两人在北京会晤，双方决定在军事上联合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全面进攻。两人对冯玉祥均有不共戴天之恨。吴氏愤冯倒戈，张氏恨冯唆使郭松龄反叛。吴佩孚声称：“自冯玉祥首倡倒戈以来，起而效尤者，实繁有徒，此风不戢，纲纪**然，为祸之烈，不至亡国灭种不止。”据当时舆论分析：“吴之于张，虽属两雄相扼，究系因公成怨，若对冯则私仇既深，无可消释；张之于吴，亦复同然，对冯则因郭之变叛，无异吴之仇冯，故大势所趋……吴张遂尽捐夙嫌，合力对冯，而共树讨赤之大纛。”当然，吴、张联手攻打国民军，除了与冯玉祥的“私仇”外，更与国民军的倾向苏俄并与南方革命政府结盟密切相关。这也正是吴、张以“讨伐南北二赤”为号召的缘由所在。
直吴与奉张在“合力对冯”这一点上虽达成共识，并结为盟友，但若以为两大军阀“尽捐夙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估计。当时北方舆论对吴、张两大军阀的评价亦颇值得注意。如《顺天时报》发表社论说：吴、张虽为左右北方政局的两大实力人物，但“两氏均为一种仅可在以专制主义为基础之北方社会雄视一切之人物，于多少倾向自由主义之南方社会之社会观上，均无合格之资格也”。况且，即使在北方社会，吴、张两人的势力亦是今不如昔，“今日之两氏，与第二次奉直战后之张氏、第二次奉直战前之吴氏，两相比较，则其依然为二大军阀也，固无所异，至于二氏之实力，则不胜有今昔之感矣”。就本性而言，两人均想睥睨一切，均欲独断专行，然而两人除妥协合作外，又都无法独力料理北方政局，亦时势使然。该社论认为北方社会以专制主义为基础，而南方社会已倾向自由主义。这样一种对南北社会异同的观察，虽然未必十分贴切，却反映了北方舆论开始对南方有所看好。
尚在4月底，奉、直、晋、鲁各军即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达成联合“讨赤”协议，计划兵分三路攻打国民军：奉军进攻热河，吴军进攻南口，阎锡山的晋军进攻绥远，推吴佩孚为“反赤”联军总司令。
南口战场是“反赤”联军与国民军交锋的主要战场。南口位于居庸关和昌平之间，扼平绥（今京包）铁路、京张公路要冲，为京城北面之咽喉，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奉军、吴军和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集中主力攻打南口。晋北只有阎锡山的晋军，力量较弱。国民军针对这一局势，分东西两路应战：东路，对奉直联军取守势，坚守察东地区，置重点于南口，鹿钟麟为东路军总司令，辖第1、2、4、9各军，军长分别为郑金声、方振武、徐永昌、王镇淮；西路，对晋军取攻势，宋哲元为西路军总司令，辖第5、6、7、8各军，军长分别为石敬亭、石友三、蒋鸿遇、韩复榘。4月下旬至6月下旬，战场主要在晋北；7月初旬至8月中旬，战场主要在南口。
国民军在南口战场坚守3个多月，最后于8月10日至15日被迫撤退。在此期间，国民军牵制和消耗了北方军阀的相当兵力。吴佩孚在南口战役结束后亦承认：“此次南口、怀来战事之猛烈，实为从前所未见，即欧洲大战，视此亦当有逊色。”直系吴佩孚因倾其全力对付国民军，无法南顾。趁此机会，南方北伐军长驱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