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伐致胜的原因，当时南北各方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既有大致的共识，亦有殊异的看法。其中不容忽视之点，则为军事之外的“无形战力”对战争胜负的重要影响。《现代评论》当时就分析说：“胜利的一个条件，自然是战斗力的优强。所谓战斗力，至少包含着兵力、饷械与内部统一三个要素。以奉、直、鲁军与党军比较，兵力与饷械，优劣究竟如何，我们不愿遽下断语，就内部统一而言，奉军、豫军、直鲁军、晋军、皖军、苏军、浙军，彼此团结的程度，是否宛如他们的通电所表示，大家尽可想见，用不着说明。至于党军方面，则有一种特殊情况，应为他的敌人所不能漠视，这就是倒戈行为事实上不易发生。中国的军队，历来都是无主义的，以故倒戈行为成为中国军队的常态。党军的基本军队，多少都受了些政治训练，而中下级军官为尤甚。党军的组织，据说自军长、师长、旅长以至连长，莫不设有党代表，一则借以限制各级军官的职权，一则借以宣传党义于军队。所以在党军的基本军队中，就令上级军官有倒戈的意向，事实上恐亦无倒戈的能力。积时既久，就是党军在其占领地域内收编的军队亦或形成这种情态。”
北伐期间，郭沫若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科长、副主任等职，亲身参与并领导了北伐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他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地方来归附的军队很多，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他们并不知道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
与军队政治工作相关联，“运用主义”也被认为是北伐军致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舆论认为，南北相争是“无主义者与有主义者抗”，而“现在眼前明白的事，就是有组织胜过无组织，有主张胜过无主张”。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北方也很快学起南方来了。孙传芳标榜“三爱主义”，张作霖提出“四民主义”（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上加了一个“民德主义”）。被张作霖聘为东三省法律顾问的赵欣伯，还计划组织标榜国权、民权、人权“三权主义”的政党。“盖奉方鉴于从来之武力万能主义，究难博最后之成功，且为南方军队精神训练之效果所刺激，故有确立主义，注重精神训练之倾向。”《大公报》发表社评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风头以后，许多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料不到民国闹了十五年，大家都在没有主意的时候，‘主义’两字，忽然这样行起时来。”《大公报》还称：“国民党拿出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便可以风靡南北，其实国民心理，并不是真了解主义，懂得宪法，不过他们热心，拼命向民众宣传；别一方面，又从没有一种对抗的东西，去向民众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三民五权乃开始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而为全国民众所认知。到1927年，连山东张宗昌亦公开表示赞同三民主义，虽然未必是真赞同，但至少说明三民主义在当时中国南北之流行程度，以至于像张宗昌这样的军阀，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赞同。《大公报》对此发表社评说：“山东之张（宗昌）近有来电，亦表示赞成三民主义，在北方今日，此当为较时髦之口头禅。”
北方军阀并不知道仅标示一两个“主义”是不起作用的。“主义”能否发挥作用，更有赖政党力量的组织与宣传。北伐前期，国共地方组织动员南部各省民众支援北伐，确实是北伐致胜的一大要因。
以湖南为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4月湖南即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中共党员夏曦受国民党中央委派，主持湖南省党部的工作。次年5月，湖南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召开，成立以夏曦、李维汉、李荣植三人为常委的省执行委员会。会后，国民党省党部与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在全省发动声援“五卅”的反帝爱国运动，年底又掀起驱逐赵恒惕运动。1926年2月，发动各界成立“湖南人民反英讨吴委员会”；3月，在长沙举行有3万人参加的示威大会，谴责赵恒惕祸湘罪行，迫使赵恒惕辞职离湘。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长后，适度开放民众运动。中共湖南区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动工农运动。4月21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长沙5万市民举行反吴示威大会，大会推选夏曦等10余人组成湖南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会后，该委员会组织讲演队、慰劳队、救护队、工人运输队等支援唐生智与叶开鑫之间的战争。北伐正式开始后，在国共两党之湘粤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两省工农群众掀起支援北伐的热潮。广东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和卫生队，随军行动。湘南各县也发动了数万农民担任运输、侦察、向导、救护等工作，有力地协助了北伐的后勤供应；有的直接组织地方农民武装袭扰敌人后方。为了迎接北伐军和保护长沙市民，中共湖南区委领导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1000余人的工人保安队，在市区维持治安，并动员民众欢迎北伐军。叶开鑫部撤离长沙而北伐部队尚未进城之际，工人保安队首先控制了市区。长沙克复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举行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会，有200多个团体、5万多群众参加。会议高度评价了湖南各界民众支持北伐的功绩。胡宗铎说：“惟以此次经过情形而论，进驻长沙，并未战争，完全民众力量得到。”“叶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众在其后防，故意恐吓赶走的。”
8月16日，湖南省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会议通过了扶助工农运动的宣言，在当选的29名执监委员中，中共党员有夏曦、易礼容、谢觉哉、何叔衡等10余人。唐生智看到工农运动的巨大威力可资借助，公开表示支持省内工会和农会的活动。中共中央亦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民众响应北伐。中共湖南区委利用省内的有利形势，加快开展工农运动。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5批运送队，供北伐军差遣。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也组织有数千人参加的运输队、侦察队和破坏铁路队，随北伐军一起向武汉推进。在北伐军尚未到达的湘北地区，当地农民协会也组织宣传队、慰劳队、向导队、运输队、暗探队、疑兵队、破坏队等，积极迎接北伐军，并对北军后方进行袭扰破坏。8月3日，蒋介石率北伐总部人员路过湘南郴州，受到当地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一路民众欢迎，鞭爆劈拍之声不绝于耳，出村远道恭候。该地农民协会组织尤为整齐。……将来革命成功，当推湖南第一，而军人尚在梦中，可胜太息。"8月19日北伐军第7军在汨罗江会战中，亦得到当地农民武装的大力协助。军长李宗仁电称：“敌人曾在阵地前埋伏地雷甚多，我军得农民引导，悉数将其破坏，故得安全通过。”同样，第8军进攻岳阳时，“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而逃。”故中共中央总结说：“此次北伐军能迅速的**平吴军，得力于两湖农民援助之力非常之多，尤其是湖南农会的参战更勇烈。凡战事区域，我们所组织的农会均号召农民起来实际参加战争，因参战而牺牲的农民虽尚未得确实统计，然大致不在少数。”
两湖民众之积极支持北伐，除了国共两党的组织动员外，南北地缘文化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之间或显或隐一直存有某种程度的关系紧张。到民国初年，因北洋军阀的统治，南北紧张关系更为突显。时人对南北之分虽无十分严格的界说，但大体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稻产区为南方的范围，长江流域以北为北方的范围。北伐前的一个显著现象，即是南方人的“经济北侵”和北方人的“军事南伐”。北方“各大都会最有势力的经济组织，都握在南方人的手里”，而“南方驻防军队，乃多北人”。1921年章太炎谈到，东南各省督军无一出于土著，皆是“以客军之威力，制在籍之人民”。北伐出师之际，《国闻周报》社评亦指出：“长江北洋派对于地方人民之态度，始终等于满洲驻防。全省大权在于督军，地方政柄，亦在军队。”北洋军虽驻南方，兵员仍多从北方补充，并不招募南方人。北洋将领常以地缘文化的差异教育士兵，以为北方人老实，南方人狡诈，老实的北方人与狡诈的南方人打交道，只有吃亏。统治南方的北洋军人多存有浓厚的南北歧见。如直系军人李倬章在1924年任河南省长时就公开说：“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
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提醒国民党，在对内政策宣传时，不要以反对北方政府为唯一要义，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加深南北意见与地方主义观念。中共实际上是担心，国民党反对北方政府，有可能激起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反感。
同样，北洋对南方的统治不仅给南方人烙有“以客凌主”的印象，北洋军人对南方的搜刮更激化了南方人对北方人的痛恨。当时在北方出版的《大公报》发表社评称：“北方富庶向逊于南部，自袁世凯时代，以北洋军驻防东南各省，由督军以至小卒，大抵北籍，否则亦为久在北方之人，以被征服地视其辖境，公私吞蚀剥削，一督军积产，少者二三百万，多且逾千万。在督署任军需差使多年者，蓄产且往往达百十万，师旅团长相率效尤，善居积者，亦每每得数十百万，再其下则随此辈长官攀龙附凤，以吸民众之骨髓而吮其膏血之僚属，数更无算，所得亦不可以拟计。又其下马弁护兵军佐下士之徒，正当不正当之收入，年年由南中汇寄北来者，数尤无可稽纪。要之，北洋军由驻防地以资力润溉其乡里者数额必奇巨。”
武汉克复后，《大公报》分析南胜北败的原因时指出：“夫吴氏踞鄂十年，大战五次，搜刮之数，何止万万。商民怨愤，已非一朝。日前战事欠利，又杀部将多人，民心早失，军心复去。失败之祸，盖所自召。”同样，当何应钦率领东征军进攻福建时，何应钦分析福建形势不利于北军的一个重要因素，亦是北军在闽竭力搜刮，“闽民恨之入骨”。《国闻周报》分析北伐军在江南获胜的第一理由，即为“东南一般人民反对北洋驻防”。盖“对于十余年北洋驻防长江之压迫，一般乡民不平已久”，“一旦战兴，彼宁能不助其语音相近似而纪律较佳之南军以驱逐其素所怨恨之人乎？”
南北之地域观念，在当时对立各方的通电中亦曲折反映出来。蒋介石在任北伐军总司令的就职宣言中向北方军人说：只要他们向义输诚，即引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时，也宣称他只知救国，而“绝无南北新旧之见”。孙传芳对蒋宣战的最后通牒电中，亦云：“传芳不解南北有何深仇，士民有何大孽，而必欲遍施**以为快也”；“所谓革命，直欲革中华之命，而强分南北以自解也，传芳不敏，不知南北，不问党派，惟知有民宜爱，有国当保”。三人不约而同宣称“无”南北之见，其实正是“有”的曲折反映。他们力图掩饰南北鸿沟的存在，恰反证南北地域观念正是当时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与孙传芳指责革命军“强分南北”一样，吴佩孚从武汉败退郑州时，大量散发“南军仇杀北人”的传单，意在将南方的北伐革命转化为“南方人打北方人”的地域之争。
在当时普通民众与士兵的观念中，南北之分亦确然存在。郭沫若在《北伐途次》一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北伐军政治部人员路过鄂南的一个村子时，当地百姓称他们为“南军”，并且在“南军”之前加上“我们”两个字，以示对他们的亲切认同。与此同时，村民们对一名战败散逸的北兵捉住围殴。据郭沫若说，“我们也并没有向他们宣传，事前也不会有人向他们宣传过”，显然村民的做法纯属南北地域之见，以至于郭沫若他们不得不向村民解释说：南军里面也有北边人，北军里面也有南边人，并不是南边人就好，北边人就不好。
北伐军围攻武昌城后期，双方有过议和。当时城内北兵最担心的是“南人杀北人否”。武昌城克服后，武汉百姓确有怀愤仇杀北兵的现象。北军守城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被俘后，曾参与调停武昌议和的商民代表赵焕章、王绳高等人担心北伐军处死刘玉春而激化南北之间的矛盾，因而上书唐生智，劝唐生智“莫植南北之恶因”，泯除南人北人之见，声称杀一刘玉春不足惜，但“南北之杀机”，将“由此而伏”，在北方数十百万鄂民的生存也将因此而受影响。旅京鄂人团体也出面营救刘玉春与陈嘉谟，通电说：“报载党军对于陈嘉谟刘玉春不履行议和条约，加以虐待，舆论颇为不满，夫统一大局，即无南北党系之分……如实为残贼，即南人也，而南人诛之不为过，北人也，而北人戮之不为非；如非残贼，则北人也，而南人亦当爱之，南人也，而北人亦当敬之，又何分于南北哉！”可见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北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南北之争。
据黄郛当时的观察，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乡土观念及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甚大，一旦北伐军出长江，北上至黄河流域后，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在北伐军克复湘鄂赣后，《大公报》发表社评，亦注意到南北地缘因素对北伐的制约：“现在中外人士，多信南军能于数月内将长江以南之各省占领，惟此后南军是否仍继续北进，则无人敢预测之。中国南北人民，颇有一种界限，故南军若仍向北发展，似不如以前之易易。”
情形确如所见。当北伐军进入河南后，各军政治部的报告均谈到对当地民众宣传的困难：“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言语不通，莫论广东福建的语言，即是湖北话也不能通用。”“只见民众对于革命军之口头应酬，未见到行动上的援助，更谈不到物质上的救济了。”据顾孟余称，总政治部派到河南去的宣传列车，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大家兴高采烈，以为一到河南就要收很大的效果。谁知到了那边，没有一件事受当地民众欢迎，列车也被人砸了，东西也被人抢光了。顾孟余分析其原因说：“他们不管河南的情形同湖北有无分别，整个的将在湖北通行的各种标语拿到河南去用，结果是不但没有引起当地人民的好感，而且还受了一次教训。”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河南属北方。南军北伐到此，地缘文化的优势转为了劣势。当时在第4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朱其华也谈到，当他们随部队到河南宣传时，发现奉军所散发的传单，措词多是强调南北之界，如“南军是专来杀北方老乡的”，“咱们都是北方人，南军是专来打我们北方弟兄的，咱们北方弟兄应该一致联合起来打南军，缴南军的枪，杀他们一个精光。”朱其华认为，这种宣传表面上看似笨拙，但实际上在当地老百姓中是起了相当作用的。河南民众对于武汉政府及革命军抱着怀疑态度即为明证。鉴此，政治工作人员的宣传重心，主要是向当地百姓解释革命军无南北之分。
实际上，当时中国人的地缘文化观念，并不仅见于南北之间。如南方革命军内部粤系与浙系之间亦是壁垒分明。北伐前夕《晨报》指出：蒋介石“自成立党军以来，即积极实行其大浙江主义，对于粤籍将领所统之军队，久思彻底将其解决，故始则除梁鸿楷，继而灭郑（润琦）、莫（雄），再进而驱逐许崇智，至是号称粤籍军官者，仅有两李（济深、福林）一吴（铁城）。”《大公报》亦指出：“广东现在完全为浙江人势力，蒋氏援引同乡，无所不至，各机关书记且多浙籍，粤人侧目久矣。所谓左右派之争犹是表面上话，实际浙人非浙人争饭碗而已。”《大公报》的另一篇文章还谈到：“前月南口战事紧急的时候，北京大捕陕西人。现在武汉战事紧急，宁波人在汉口难得安身。吴子玉（佩孚）在武汉杀了二十个学生，内中十九个是湖南人。陕西人被捕，为的有人和田维勤作对；宁波人不安，为的和蒋介石同乡；湖南学生被杀，为的湖南现在成了南军的大本营。”
相对隐约可见的地域观念而言，政治宣传对民众动员的作用，在北伐当时更为彰显而直接。张君劢于1926年10月底到武昌考察时，感受“最触目之点有二：其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按户悬挂，布旗不备，以纸代之；其二，政治口号之多，超于国内各香烟公司广告之上，譬曰‘一切权力属于党’,曰‘政权归于革命的民众’,曰‘肃清反革命派’,曰‘拥护革命中心力量’,曰‘巩固革命联合战线’。总司令部有政治总部，指挥部有政治部，各军各师各旅中无不有之。此外有省党部、市党部、工会、学生会各编制标语，以炫耀其宣传之能。故武昌全城，几成一口号世界矣。”
1927年2月，天津《大公报》记者考察武汉时，亦有同样的感受：“最触目者为宣传品。宣传品种类很多，大别之为文字与图画两种。文字有印刷在墙壁者，以孙中山遗嘱和建国大纲并国民党两次代表大会议决案为多，蓝底白字，鲜艳夺目，比什么广生行双妹牌香水，或仁丹胡子牌的广告还要好看。这都是带有永久性质，所以特别加工装设。听说单这项宣传，花去五千块钱。此外各党部、各军政治部、各团体，宣传品满街都是。还有用洋布写斗大的字，仿佛一种横额似的，横挂在大街当中，临风招展，作特别点缀。至于宣传品的文字图画，随时变更，因为国民党现在是有机体的组织，随时代环境之需要，公决若干口号标语，大家根据这种口号标语，精力集中、全神一贯地，或做文章，或去演讲。这些宣传品所载口号或标语，就可表现他们在一个时期的工作。我在汉口住一礼拜，看见最新的宣传品，是‘农工兵联合起来‘,’农工兵是好兄弟‘,’肃清党内外腐败庸劣分子‘,’一切权力属于党‘,’只有党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欢迎汪主席复职’。我们从这些标语看来，就可知道最近国民党的空气，并且他们拿这些标语简单地普遍到民众方面，不知不觉大家都受这些空气笼罩起来，所以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举凡东洋车夫以及几岁小孩子都可以叫得出。”
南方党军擅长宣传，在北方舆论界几乎成为一致的看法。当时《大公报》一再认定：“国民党人习闻宣传之法，稍稍用之，颇奏奇效……北伐顺利，此亦一因”。“民党攻打湖北，一半靠兵力，一半靠宣传。”“党军自粤而湘而鄂而赣，师行所至，相传人民乐为之助，说者以为宣传之效，于是各方始皆致力于此。”《现代评论》亦认为：北伐军“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
北伐初期，北伐军派遣了一支多达620人的庞大宣传队，分别跟随各军进行宣传。宣传对象，一是战地平民，一是北伐士兵。其规定宣传员平时扶助民众组织团体，战时则在战地出一革命军日刊，内容专载战地消息、敌人残暴情形与战地人民之惨状，并灌输革命精神于当地人民。宣传品计分8种，包括标语、总理遗像、总司令像、画报、国旗、小册子、传单、报告等。北伐出师之际，仅画报宣传品就备有1.2万份。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北方军阀亦认为党军的取胜，与其擅长政治宣传有密切关系。孙传芳慨叹：“党军作战，巧为宣传，所到之处有老百姓为之帮忙，直有防不胜防之势，本人此次，受亏不少。”张宗昌的鲁军总部参谋处通知其所属各机关，要求对党军的宣传特别予以注意：“赤军利用男女学生，赴乡村市镇作种种宣传，愚民最易受其鼓动，故该军到处受人民欢迎，其宣传之力不小。”
不仅如此，北方也开始学南方设立宣传机构，组织宣传队。据当时上海一份名为《小日报》的报纸报道：“北方诸帅，鉴于南方政府宣传之力，于是有宣传队之组织。”上海《新申报》亦报道说：直鲁联军鉴于“赤党唯一的工作，乃为宣传”，于是在“用兵之始，先之以宣传，使一般社会，皆知赤化之为害与赤党之不得不讨”。而《国闻周报》则批评北方“舍武力，讲宣传，东施效颦，正所以暴露弱点”。
一般的看法，北方军阀的宣传机构形同虚设，宣传效果极为有限。其实，北军的“讨赤”宣传，也一度呈现出相当的声势。奉军的宣传部，人员多达数百人。张宗昌在其辖区按省别组织宣传队，省设一大组，道、区各设一分组，广招初高中毕业生和失意军人为宣传员，并对宣传员给以优厚待遇，除薪水公费从优外，另定奖励办法，每战一地，每攻一城，宣传员皆有奖励，或授以实职，或保以官阶。其时北方军阀的各类宣传品，如“讨赤”歌、“讨赤”文、“讨赤”画、“讨赤”标语以及“讨赤”演讲等，均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或图画，甚至比南方的宣传文字更浅显，更直白，更贴近底层民众。南方的宣传文字中难免夹杂着一些时髦和洋化的语言词汇，而北方的讨赤宣传用的多是一些大众化的白话，讲的则是反对“共产公妻”的简单“道理”。这些“共产公妻”的“道理”尽管很荒谬，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当时《新申报》报道说：北军的“宣传之术至为伙颐，或颁发小册子，或张贴告谕，……惟简单标语，附以图画，读之者既易了解，尤易感动，洵为宣传最良工具。自直鲁宣传队南下，讨赤文字遍于通衢。”在南京城，触目皆是“反赤”的文字和图画。在郑州，奉军的宣传队在“各马路，各街巷，车站近处，城门洞里，满贴黄白绿色之反赤传单，种种口号，如‘认贼作父之靳云鹗，媚外卖国之蒋介石‘,’保存旧礼教旧道德’等，不一而足。”“传单皆用黄白绿纸印就，绝无红色，可见用意之深也。”
《大公报》慨叹：“孙（传芳）军的宣传也很厉害。”该报还报道说：“此次党军作战，盛用宣传。孙传芳作战，于宣传上亦大下功夫，以资抵制。联军宣传部除每日公表战事情报外，并间以时评社论之类，投寄各报馆。”孙军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联军日报》。
北伐时期，国共两党的宣传主要通过语言（演讲、报告）、文字（标语、传单、小册子等）和图像（漫画、总理遗像）等媒介来进行。相对语言文字而言，图像在宣传功效上有其独特性。在各地方言不一而国语又极不普遍的20年代，演讲报告对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的民众未必普遍有效。而在当时底层民众识字率非常低下的情况下，标语传单的功效亦须大打折扣。相比之下，浅显的图画以其直观、通俗、有趣而较易为各地下层民众所接受。如当时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的报告中，即认为画报和歌曲是宣传品中最有效的。
北伐时期，漫画已相当流行。据当时美国《工人月刊》报道：“在上海以及广东各地，墙壁上，电灯柱上，乃至厕所里，都满布着讽刺画”。可见当时南方宣传漫画之盛况。漫画评论家黄茅在回忆北伐时期漫画宣传活动时写道：
热情的青年漫画家与洋画家都投身到革命军的队伍，随军由粤出发直入湘鄂诸省，参加实际的战斗生活，直接发挥绘画配合作战的效能。他们印刷大量印刷品和画报，《国耻画报》、《反帝画报》等都是当时的产物。另外还绘制大量布画、壁画（中国壁画之配合政治宣传，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开头）、标语等。革命军节节胜利，所到的地区，漫画和标语就马上出现在当地的墙壁上，同时在各地响应的革命军也一样由当地的画家参加工作，出版零碎张页的画刊和小册子。总之，北伐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画家一方面宣传反帝，揭露军阀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革命的理解和信心；而此时期也使漫画彻底改了旧观，宣传画开始成长，“北伐军的许多次胜利是宣传的力量”，画家们在这次宣传战斗中光荣地完成其任务，在历史上印下灿烂的痕迹。
黄茅所称北伐时期漫画彻底改了旧观，演进为宣传画，确是近代中国漫画史上的一大变局。漫画变为“宣传画”后，漫画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怡情的一面，完全被政治教化的一面所遮蔽，以至于这个时期漫画有时直接被称作“革命画”。“漫画”这一名称源自日本，1926年1月丰子恺的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出版后，“漫画”这一称呼才逐渐在中国叫开。在北伐时期，人们一般称漫画为“讽刺画”，或笼统称为“图画”。“革命画”这一名称大概始于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该所当时开设的课程中，专门有“革命画”一课，讲授14小时。政治宣传漫画被称作“革命画”，颇能说明漫画在当时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在革命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的年代，其名称被冠以“革命”二字，其意义即已非同一般。其时，“革命文学”的口号亦刚刚提出。可见漫画与文学早在1920年代即被卷入到了急风暴雨的革命激流中。
不仅国共两党及国民革命军广泛运用漫画作为动员和唤起民众的宣传工具，北洋军阀方面亦运用漫画进行反宣传。漫画不仅成为革命者宣传主义和唤起民众的重要工具，亦成为“被革命”一方用来宣传“反革命”、“反赤化”的新式利器。在上海，北军的宣传漫画随处可见。
北军“讨赤”漫画的表现手法，除了通过色情吸引观众外，也运用隐喻、暗示等技巧。如有一幅漫画，画着一只赤鹅食秋叶，秋叶的形状是一幅中国地图，隐喻赤俄（赤鹅）将吞食中国。还有一幅漫画绘一条赤蚕藏在茧中，隐喻赤化者作茧自缚。有的漫画与标语相配合，称作“图画标语”，如有两幅“图画标语”这样写道：“赤化譬诸染缸，人陷其中，不能自拔，非将缸击破不可”，“赤党以猛烈治法施诸粤湘鄂，虽兴奋暂时，终必为人民所不堪，譬如打吗啡针，目前过瘾，终必死亡”。
还有一幅漫画，其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国情》，画面上，一位中国旧式女子正拿着一双洋式鞋去试她那双被缠过的“三寸金莲”，隐喻外来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值得注意的是，当南方国民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政治诉求时，北方军阀的宣传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反赤”为号召，攻击南方党军为“赤化”、“赤党”、“共产贼党”等。表面上看，矛头似乎仅对着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其实不然。北方军阀所谓“反赤”，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指，而非实指，主要是利用“反赤”作为它对付南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旗帜和斗争武器。正如当时《大公报》所指出的：“赤化者，北军所持以攻击南军；白化者，南军所持以诋毁北军，要其间以借题发挥之成分为多。”当时北方各军阀的通电中，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反赤就是救国”。“反赤”成为军阀们乐用也滥用的一个术语。有意思的是，当时作为旁观者的郑孝胥却认为吴佩孚等人在“反赤”的同时，亦不知不觉沾染了“赤化”。1927年1月14日郑孝胥日记写道：“报载吴佩孚布告，所持政策亦剽窃‘排外’、‘护工’之语；张学良、王宠惠论汉口逐英人事，亦以收回租界为言。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义略同，实皆狂妄无知，殆甚于义和团。”
北方的反赤宣传，在当时民众中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亦是一个值得考察而又难以考察的问题。恐怕很难说，军阀的“反赤”只是自说自话，根本没有民众基础。当时《大公报》有社评写道：“共产党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所谓“常人”，即是普通大众。以那时普通大众的认知能力，“共产公妻”之类的宣传，未必没有相当数量的受众。当时《大公报》即认为，孙传芳“利用社会反对共产之心理，专攻蒋介石亲俄赤化一点”，乃孙高明之处。
南北各方在竞相宣传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新闻的控制，致使新闻消息难辨真伪。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前夕，《大公报》即谈到：“自岳州失守以后，武汉形势骤形紧张。国民党素以宣传见长，南方既居胜利地位，民党消息益多过甚之辞。如武昌陷落之说，京沪宣传已逾三日，实则迄无确报也。吴子玉（佩孚）因民党善能制造空气，故于武汉间压迫言论无所不至，而吴系机关新闻之努力宣传，更亦不在民党之下，吴系势力范围，不特无异己者言论存在之余地，举凡中外新闻电报在汉口发出，除受严重之检查以外，且每经汉口电报局删改，不利吴方之消息，往往被改为正反对而供吴方之利用。矧电报迟滞，新闻阻塞，重要专电常落快信之后，所谓方面消息之传播，殆限于不可能之境。若夫外国电报亦未可信，缘外国新闻电报之被干涉，几与中国电报相等，而外国新闻记者之受利用与欺骗，则又驾乎华人而上之，其不可信，盖非无因。至于外国海陆军人与领事馆员之报告，每因囿于闻见，所报亦未必悉确。”
北洋军阀相互混战时，“电报战”一度十分流行。如今国民党与军阀战，“宣传战”成为军事较量之外的第二战场。“宣传战”显然是“电报战”的发展，其范围更广泛，其手段也更多元。《大公报》一再感叹：“这种时局，做报的真头痛，因为变化太快，方面太多，宣传又太厉害，电报又太检查，真是五花八门，闹不清楚，有时候简直没法判断……有些猜是假的，然不登恐万一真了，漏了新闻；有的猜是真的，又恐怕万一假了，失了信用。”“各处皆检查电报，利于甲者，乙删之；利于乙者，甲删之，终至于无一字而后已。且访员访事，首赖官电，而官电则概不尽确，况尚有伪造官电者乎。自有‘宣传’之名词以来，业报纸者，几于专供各方官电宣传之利用。本报每遇新闻，必多方考证，而错误尚不能尽免也。”
由于宣传急需人才，青年学生成为各方竞聘笼络的对象。其时毕业学生谋职不易，而“宣传战”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就业机会：“学生出了学校，社会上没事给他们做，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自从有了宣传战以后，东也招宣传队，西也考宣传员，容纳了不少学校毕业生。”据《大公报》报道，当时南北各方还竞相募集女子宣传队。
当时置身于南北对峙之外的知识界、新闻界虽然力图超然于事外，实则处于南北新旧两大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稍不留心即陷入两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大公报》即慨言：“新闻界在今日，可谓无立足之地矣。盖在讨赤军范围内而载有事实有不利于讨赤军者，辄以‘赤化’目之。而同时在粤军范围内所载事实有不利于粤军者，则以‘反革命’目之。甚至同一地点之同一报纸，当北军掌权，则受‘赤化’之嫌，及南军到来，又蒙‘反革命’之祸。”北军的“赤化”罪与南军的“反革命”罪虽名实俱异，但在招致杀身之后果上则是同一的。两者之诉诸暴力的任意性更是殊途而同归。
概而言之，北伐时期“宣传”之功用被南北各方视为一种“无形之战力”，首次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与娴熟运用。与此同时，“宣传”之滥用亦开始受到舆论的关注与谴责，几乎视“宣传”为垄断言论、隐没事实、愚弄民众的代名词。通过北伐，“宣传”的正、负作用几乎同时为国人所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