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言之，在北伐出师初期，苏俄和中共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争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对待蒋介石，主张暂时保留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寻找办法消除他军事独裁的威胁，最终改变国民党内左派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之间的力量对比，达到孤立和削弱右派的目的；对待国民党，主张放弃自上而下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国民党的思想，“必须放弃按一般共产党的模式，更不用说照抄联共的模式来建立国民党的思想”；对待北伐，认为应当利用北伐来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运动。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关系，由共产党独自领导着无产阶级，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认为共产党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会议提出对待国民党的政策，仍坚持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应付中派和反对右派的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应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陈独秀的说法是：“‘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中共既将蒋介石列为“将来之敌人”，又将蒋介石视为“现在之友军”，实际处于“既不能推翻，也不能拥护”、“不联合不行，不反对也不行”的尴尬境地。当时苏俄军事顾问加伦请周恩来转询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上海中央的回答居然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与之相对应，这个时期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实际上也是既对立又联合。蒋介石强调“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绝对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受国民党的指挥”。此时蒋仍然深信必须维护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此点与“西山会议派”的“分共”毕竟不同。1926年7月24日，蒋介石在一封致张继的私函中写道：
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今日策略，既与其他革命势力合作，而仍欲排除，岂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与共产党合作者，断定国民党决非共产党所能篡窃而代之也。前提决议，则无论共产党有否谋代国民党之计划，而弟以为必无可能之事。此弟所敢自信也。故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而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
蒋介石此函系答复“西山会议派”张继之私函，无须故作违心之论以刺激那些反对容共政策的老同志。蒋对共产党员个人的作用相当看重。对第1军中共产党政工人员和党代表的退出，他深感无奈。他声称，共产党人的退出，受损失的是国民党，是黄埔军校，而不是共产党。北伐出师不久，蒋介石就发现第1军自共产党员退出后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坠，远非从前可比。他痛斥其第1军将领说：“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鉴此，蒋介石又向中共请求派100名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工作。陈独秀认为，这是蒋介石想抓住他所需要的优秀共产党员，然后把他们从共产党中招募过去。尽管如此，维经斯基仍同意派110名优秀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工作。
中共对蒋介石既要联合又要反对的态度，也势必影响其对北伐的政策。1926年8月16日，鲍罗廷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等人在广州开会讨论有关北伐的问题。鲍罗廷认为，中共既支持北伐又批评北伐的态度，实际上给国民党人造成中共反对北伐的印象，这会导致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共的冲突，而在目前情况下，应该防止这种冲突很快出现。他告诫说："3月20日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〇’事件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演。”他的计划是，与其贸然出击，不如等着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他预计，蒋介石的军队一旦进入湖南，蒋与湖南将领唐生智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冲突；北伐军打到武汉，蒋就会遭到其他军事将领们的嫉妒和反对。蒋如果看出这种危险，转进江西，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理由发起迎汪运动并批评蒋介石退缩。那时，只要打出迎汪的旗帜，就能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就有可能重新执政，进而恢复到“三二〇”以前的局面。鲍罗廷预言，北伐虽然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鲍罗廷直截了当地对国民党左派顾孟余说：“我们期待着汪精卫在蒋介石失败后回来。”但鲍也认为，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有合作共事的可能性：由汪精卫主政，由蒋介石掌军。
顾孟余则认为，很难指望蒋介石和汪精卫联手，也很难指望蒋介石会向左转；蒋介石在广大民众和国民党人眼里已经名誉扫地，应该通过舆论支持，使汪精卫回来重新执政。据鲍罗廷观察，国民党左派把打倒蒋介石、打倒党内军事独裁的问题提到了首位。他们试图让中共成为反蒋先锋。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不同意国民党左派的这一做法。192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国民党左派目前在加紧敦促汪精卫回来，这一做法可能会过早地引起与蒋介石的冲突。中共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显然无意支持国民党左派的这一做法，决定“不使左派轻易实现立即召回汪精卫的计划”。
8月31日，顾孟余主动约维经斯基谈话，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再次表示应当让汪精卫回来；但另一方面，又指责共产党垄断和控制国民党，认为“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从全国来说，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顾孟余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共产党人在占多数的地方应放弃多数，只占三分之一，并希望共产党人允许国民党左派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工作。顾孟余所称的国民党左派，其代表人物是汪精卫、甘乃光、何香凝与他本人。
鲍罗廷认为，北伐使蒋介石所发动的推翻左派和共产党人政权的“三二〇”事件合法化，并使其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蒋介石本人和他的那个中派在思想上决不仅仅是想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作用。整个中派在其公开的言论中都表示反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存在，并提出中国只有一个党将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的思想。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个党应该是国民党。当然是中派所领导的国民党。”鲍罗廷还称，以蒋介石为首的中派集团，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浙江人。中派的思想在国民党内是一股强大的思潮，其理论家和思想领袖是戴季陶。但他又认为，不能将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中派与顽固的国民党右派相提并论。蒋介石本人也有意与右派划清界限并削弱右派在广东的影响，只是由于蒋介石将打击矛头主要对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从而为社会和政治的反动和倒退开辟了道路。后者在广东省的表现尤为明显。“三二〇”事件后，国民党在广东省的整个政策呈现右转和倒退的趋势，其最明显的表现有：以北伐需要后方稳定为由禁止工人罢工和抑制农民斗争；恢复旧的征收重税的办法，把全部税负加在农民身上；使各级政权机关和国民党本身直接服从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等。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虽然都反对马上提出推翻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回来的口号，但两人在具体的策略上存有分歧。维经斯基认为，可以不刺激蒋介石来同广东的反革命派展开斗争。鲍罗廷认为这样做行不通。他告诉维经斯基，中国的问题在于，任何一个领袖都是和其学生、弟子及其各色各样的拥护者相互依存的，任何批评其下属的言行，都有可能会被看成是意在反对其领袖。因此，反对广东反革命派的斗争，注定会被理解为是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国民党左派迎汪复职，最早见于1926年5月25日彭泽民于国民党中常会上的提议。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省党部陆续发表通电，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还电请国民党中央催促汪回国。8月19日，何香凝在中常会上临时动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对各方通电作出答复，并将有关函电转交汪精卫。8月下旬，迎汪运动开始公开化。首先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多数左倾化，并形成一股与蒋介石强烈对立的情绪。这种对立情绪表现在8月21日该校3000学生召开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要求汪精卫回来。广州的工人组织也坚决抵制蒋介石禁止工人罢工的政策。以唐生智、李济深为代表的北伐前线将领亦想限制总司令蒋介石的权力，甚至想把他推翻。这些将领们的意图，是想瓜分从吴佩孚和孙传芳政权下解放出来的省份。他们拥护汪精卫回来执政，是因为他们指望未来的汪政权会比独裁的蒋介石给予他们更多的独立自主性。此外，自“三二〇”之后，国民党内不少人怀有一种崇汪惧蒋心理。据陈公博后来的说法，3月20日之变太莫明其妙，所以一般党人和将领都有点寒心和恐怖。“汪先生既因三月二十之变出走，虽然大家以为是一个闷葫芦，但抱不平而希望他回来的企图倒是很普遍而到处酝酿。因为汪先生的出走，大家遂想到三月二十之变；因为想到三月二十之变，大家遂不满意于蒋先生。那时虽然说不上反蒋，可是崇拜汪而惧怕蒋倒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心理。”
对于后方的迎汪运动，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共产党人在幕后操纵，意在“借此以倒蒋”。对此，他恨之“切齿”。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说法，直到9月初，共产党人同汪精卫之间始终没有联系。尽管中共广东区委对汪精卫十分看好，认为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会毫不畏惧地同农民结成联盟，为了农民利益进行社会改革。共产国际远东局则认为，对汪精卫“这位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相当脆弱的政治家”不能作过于乐观的评价和期望。远东局主张，目前最好的出路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协议，其基础是蒋介石放弃军事独裁企图，实行明确的民主纲领，保证进行土地改革。中共的任务是扩大和加强国民党左派，但在帮助左派和参与领导工作时，共产党人不应当突出自己，也不应当试图直接从组织上领导国民党。
由于中共中央直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远东局的意旨直接影响中共的政策走向。192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维经斯基认为，要向国民党左派表明，我们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理由很明确，争斗会给广州造成威胁，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不能急于召回汪精卫，我们不应挑头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会来进攻，因为他在前线的处境迫使他寻求支持。会议决定：“我们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因此，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表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会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党发出通告，解释蒋汪合作的必要性，并说明“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因为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取“迎汪倒蒋”的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
在9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上，维经斯基又提出，在蒋、汪谈判中，我们不应充当汪的代表，而应当作为独立的一方，既不反对蒋，也不反对汪。张国焘提出，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过早发生分裂，应当将权力按地区来划分：江西和福建归蒋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归唐生智，而广州和全党归汪精卫。维经斯基、瞿秋白、彭述之等人均认为应当迫使蒋介石同汪精卫在分配权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对蒋汪之间能否达成协议表示怀疑。
蒋介石既认为迎汪运动乃中共在幕后操纵，深知“解铃还须系铃人”，要阻止迎汪运动，非找共产党人疏通不可。他派胡公冕作其私人代表前往上海见陈独秀，请中共不要坚持让汪精卫回来，表示“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汪回则彼决不能留”。陈独秀通过胡公冕答复蒋介石说：蒋应当同汪一起工作，有三点主要理由：一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剩下的人很少，廖仲恺去世，胡汉民变节，只剩下蒋汪两人，应当一起工作；二是张静江在广东的政策执行不好，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影响，需要汪精卫回来领导和整顿；三是汪精卫回来，有助于缓冲蒋介石与前线将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此外，陈独秀还阐述了让汪精卫回来的三点保证：一是蒋汪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是汪精卫回来，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最后陈独秀建议由蒋介石首先主动提出让汪精卫回来的倡议，以表明此事不是违背他的意志而是根据他的倡议进行的。
除派胡公冕赴沪见陈独秀外，蒋介石还邀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维经斯基赴汉口晤商，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帮助。维经斯基接受了蒋的邀请。在动身前往汉口前，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具体研究汪蒋之间、蒋唐之间权力如何分配，才能避免他们相互间的冲突。会议决定：一、须将军权与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并将党权交与汪精卫；二、为避免蒋与各地小军阀发生冲突，须将地方的军队和财政与中央划分，使当地军事领袖不致因蒋为中央军事领袖而虑其自身地位之动摇；三、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当使蒋知道过去的黄埔军队在此次北伐中是失败了，以后须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必须扩充至10师以上的力量以备应付未来与奉系的战争，迎合蒋好大喜功的心理，使蒋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
国民党左派方面，以顾孟余、何香凝等人为代表，积极进行迎汪回国工作。左派准备发起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代表大会来实现迎汪复职计划，不料蒋介石先发制人，忽然在9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上决定于10月1日召开中央委员与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据中共中央分析，蒋介石召集此次会议的用意，乃欲迁移中央政府（迁都），抬高党的威权，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将领，并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蒋介石考虑到北伐军已攻占汉口，武昌也指日可下，而武汉的实际控制权却有可能落入唐生智之手，“非有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分析蒋介石召集会议的动机后，中共中央积极采取对策，除一面通知各地迅速选派代表外，一面电请蒋介石展期至“双十节”开会，以便各地尽可能的选派左派去参加。对于蒋介石迁都武汉的提议，中共中央表示反对，因国民政府在广州尚有相当的左派群众基础，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尚可对之施加一定影响，担心迁至武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减小，国民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更将趋右。中共迎汪的意图之一是试图挽救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寄希望于汪回来后能改造广东省政府，将广东省政府的实权由右派转移到左派之手。国民党左派顾孟余、何香凝等获悉蒋介石召集大会的消息后，亦积极运动各地左派代表出席，并决定两项应对方针：一是在大会上揭露“三二〇”事件真相；二是恢复党权，拥汪复职，并巩固左派与中共的合作。中共中央获悉左派的两项应对方针后，认为第一项太厉害了，“若把三月二十日真相说明，则蒋完全是反叛，现时尚不宜如此尽情揭露，可以含混一点”。
中共中央认为，此时的蒋介石已是声势煊赫：“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蒋之中派分子，系以浙江人及黄埔系组成，现时党中、军中、政府机关以至广东大学握重权者，多此两系分子。”与国民党中派相比，国民党左派显得软弱得多：左派唯一的首领汪精卫远适异国，不知踪迹；一般左派要人中，顾孟余行动右倾，对中共心怀疑惧；丁惟汾任中央青年部部长后也与中共为难；陈公博则与孙科联名提议将广东的左、右两翼工会同时解散，号召“在工农运动中打倒左倾的流氓派及右倾的反动派”，实则讨厌工农运动；只有何香凝、宋子文、甘乃光、陈友仁等人还保持真正左派的面目，但他们无组织、无理论、无方法，不知怎样去进行，要中共为之领导。在中共看来，只有群众方面，左派基础反而日渐扩大，如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约占80%以上，他们虽没有公开反蒋，但迎汪的空气非常浓厚。国民党中央党部自中共退出后，大权握于中派张静江、叶楚伧之手，除与中共为难外，并无其他工作，缺乏群众基础。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仍以“赤化”攻击蒋。故蒋介石虽然声势煊赫，却也因此遭各派各军之嫉忌。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迎汪复职的声浪日趋高涨。在迎汪复职的声浪中，中共中央的方针是：极力促成迎汪复职运动，但决不是倒蒋。“我们的口号是‘蒋汪合作’,我们的态度是虽不退出K.M.T（国民党），但不代替K.M.T."
1926年10月3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区委，对汪蒋问题又作出新的决定：迎汪要万分谨慎，“迎汪决定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但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发出了“迎汪”之电。电中表示：“本党使命前途，非兄（指汪）与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此于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据称此电是苏俄顾问加伦苦劝之结果，并非出于蒋之本意。除此电外，蒋另致电张静江，说明汪回的条件。电报称：“北伐军事只到江西为止，我以后专力军事，汪可回来任党及政府工作。但汪回必须附带三个条件：一、汪回当由汪精卫、李石曾、张静江组织三人合作的政府；二、汪回须听你们（引者注：指张静江等）的话；三、汪须改去以前的错误，不能做倒蒋运动。至于汪回时间，须待北伐军事稍为结束之时。”中共中央据此认为，蒋对汪的态度，似已多少受了中共的影响。中共中央同意汪回时间定在江西战事结束之后，但“汪回而与李（石曾）、张（静江）三人组织政府及蒋专任军事不涉党政均不可能，且甚危险”。中共分析，蒋介石之所以抬出李、张与汪并列，意欲以李、张制衡汪，其实汪回后，其声望足以笼罩一切，权力自然会转移于汪之手，李、张不会起其作用。虽然如此，中共认为仍须向蒋说明，只承认汪蒋合作的政府，不承认由张静江代表蒋，因张、蒋虽均属中派，而张更右倾，蒋则有时左倾。另外，中共担心，若让蒋专任军事，而党政方面没有蒋参加，可能会再发生“三二〇”之类的事件。所以必须劝蒋，军事与党政不能分离，军事上当容纳汪之意见，同时蒋亦必须加入党及政府组织。中共中央立即将这些意见电复鲍罗廷，同时还表示：蒋若坚持其原议，我们也可让步，因为事实上只要汪回，声势所致，李、张均难以牵制汪，只虑汪回之后，左派与中共做得太左，难免激起蒋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