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的态度，非常不得人心。除了各反蒋派借此用各种方式抨击中央政府，甚至想取而代之以外，更主要的其实还是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相当大。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日起，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发起和组织各种反日团体，一方面打电报，发宣言，甚至断手指、写血书来表明他们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坚强决心。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北平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全家甚至公开宣布绝食，以此来表示他们对当局不抵抗主义的不满。与此同时，学生请愿风潮也迅速从南京刮到上海、杭州、北平、济南、武汉、太原等地，不仅出现了各地10万学生卧轨拦车上京请愿的场面，而且还先后发生了请愿学生打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及其他高级领导人、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社的激烈举动。从这时部分青年学生赴京请愿团体所散发的宣传品上可以看出，他们之所以如此冲动，就是因为对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和单纯依赖国际联盟来解决问题的做法极端反感。他们断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们进攻了，国际联盟就是企图瓜分中国的机关！不斗争就是死亡！”因此，他们公开“命令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立即退出国联，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他们甚至威胁南京政府，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主张，他们就要要求：“（一）政府交还政权与人民；（二）罢税，罢工，罢课；（三）自动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决议，我们就要联合起来打倒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舆论都是批评政府的。同激进的青年学生站在一起的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罗隆基以及《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等，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是属于观点比较激进的一派。他们认为：中国虽弱，却绝不是不能对日宣战，以中国之大，“日本现在是吞并不了中国的”，它充其量只能“蚕食中国”。因此，对日宣战总比不抵抗要强得多。因为中国大，且民心可用，长期坚持下来，日本自然难以维持，结果将“促成日本帝国主义之必然的崩溃”。但他们同时也公开承认，对日宣战，战争的结果多半将是中国“完全失败”，“大受牺牲”。他们坚持宣战的观点仅仅在于，必须坚决阻止日本蚕食中国，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把这件事情扩大范围，变成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使列强共同起来干涉日本的行动”，另一方面就是要借抗日激发国民爱国热忱，化除党见，造成国家统一的基础。
由此不难看出，即使这个时候最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多半也是赞成南京政府把问题提交到国联去，请列强各国向日本施压和干涉的。他们与南京政府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相信东北原本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如果不把战争引向内地，使之严重威胁到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列强各国是不会对日本进行干预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同样支持南京政府安内和统一，只不过他们相信“先安内后攘外”、先统一后御侮是本末倒置，既然日本入侵，正好可以“借对外的机会来解决内政的问题”。辛亥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兵连祸结、党同伐异、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几乎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强烈地盼望着中国能够尽快实现统一。国民党成功完成北伐并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许多人都一度对之抱以热切的希望，没想到国民党自己也是派系纷呈，争权夺利，以致兵连祸结，愈演愈烈。如今大敌当前，终于为一般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放弃内争、革新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相信：“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地对日宣战！”因为对日作战，“必须集中全国力量，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因此，“集中全国力量，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必然成为大势所趋。政府完全可以乘此机会以抗日为号召，统一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当然，前提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
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迅速实现全国统一，这在“九一八”之后已经成为广大知识界的一种异常强烈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在有王造时、罗隆基等署名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名给国民党中央的上书中，除了要求政府对日必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及保留赔偿、道歉诸条件万不可稍有让步外，更多地提出的其实还是内政问题，即要求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尊重人民固有之权利，切实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应享的一切自由。在这里，主张统一并取消“党治”的要求跃然纸上，而宣战要求事实上却被外交解决的倾向取代了。正如此时《大公报》社论所说：“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不定，以之对外，如何有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过一个多月之后，在民间舆论中那种强烈求战的呼声明显地开始弱了下去。能战固然好，但以现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混乱虚弱局面，岂是对日宣战所能骤然改变的？且主战者也明白承认，战端一开，非五年十年不能有结果，如此国家统一和建设又岂能有所成就？国家不统一、不建设就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又如何能够以武力收复失地？于是，所谓“我方既无武力夺回之成算，结果仍必归之外交解决”之说，又颇得一部分知识界名流的赞同。甚至，注意到日本方面于10月间公开发表了解决满洲事变的五项条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甚至直接致函国民党领导人，主张不失时机地对日直接交涉，力求与之达成妥协。
日本这时向中国及国联提出的解决满洲事变的条件是：“（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存；（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四）对于满洲各地之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之业务与（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帝国在满洲之条约上的权益。”对于这样一种完全抹煞日本侵略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变相承认早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给予日本在满洲以特殊权益的解决办法，不仅国人，就是南京政府在国联的代表也是持断然拒绝态度的。但胡适却认为，与其让日本占领东北，不如承认1915年《中日条约》，如果这样可以恢复东北三省的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何理由可以固执这条约的否认”。显然，在胡适等人看来，这应该不失为暂时制止日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的一种必要的外交策略。只是，胡适等人的意见，在当时国内反日浪潮高涨的情况下，自然没人理睬。
1932年10月下旬，黑龙江马占山部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国内求战之声顿时一浪高过一浪，就连南京政府为阻止日军推进而向国联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也因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舆论的作用，促使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专门通过了一个《请蒋主席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案》，并公开宣言“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会议还宣布，要尽快召集国难会议，邀集国内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共同商讨救亡御侮之策。
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宣布要武力“收复失地”后不几天，蒋介石就公开宣布了其既定的“国策”，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不能为功。”
以安内统一作为攘外御侮的基本前提，这也是众多知识分子的观点。问题仅仅在于，将以何种手段来“安内”，又将在何种前提下来“统一”？还在蒋介石发表上述谈话之前，人们其实已经在强调对日作战应有准备。而备战之道是：第一在改革政制，唤起民众；第二在开放党禁，改组政府。融合了大批主战和主和的名流学者参加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931年12月20日成立之际公开宣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自居于统治阶级，而忽视大多数国民之国家主人地位，此其自侮一；此一部分之集团……行使统治权时惟务挥霍……粉饰太平，以相炫耀，此其自侮二；既成一党，而党内派别分歧，门户鼎立……竞夺公私各权，此其自侮三；党外人民，则回复民国以前专制时代不谈政治之状态，对于国家大政，或箝口结舌，或动为腹诽……此其自侮四。”而今“惟有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以树立百年根本大计”。其目前最低限度，亦应“从速禁止各党部迫压民众，干涉行政，并保障人民结社集会及一切自由”，同时“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不难看出，目睹国民党几年来厉行专制统治，自身却争权夺利，混战不已，众多知识分子都相信只有乘此机会促使国民党开放党禁，成立一个无党派的“国防政府”，才能集中全国人才很好地领导整个国家走出困境。而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这时更是相信应当首先建立一个“民主政府”或先“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便发动民众，使之自动武装起来，以担任对日宣战的责任。由此可见，人们这时固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安内与统一，但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统一之道却完全背道而驰。
就在南京政府宣布“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之后不几天，辽西重镇锦州就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对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不能不是一次重大打击。他们由此对于依靠国民党政府实现御侮救亡更加怀疑，而对于取消党治更有切肤之感。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十九路军抗命应战于前，国家中枢改弦易辙以东电响应于后”，于是人们又相信“政府卒以民意为归依矣”，从而欢呼“是诚暴日入寇一百四十日以来最可欣慰之事”。一时间，人们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大声疾呼：“自此以往，已无复枝节之讨论，及政策之选择，我全国国民之前，只有一条死里求生之路，所有阶级利害，党派感情，思想派别，个人爱憎，事实上完全一扫，盖整个民族将被摧毁，受**，左倾右倾，皆成废话，资本劳工，同受牺牲”，“今日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此诚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也”。然而，一个多月之后，当他们发现“我国军队不以战败而退，突以后援不继而退，驯至前功尽弃”，于是又痛心不已，并且不能不重新注意到南京政府“无以洗刷其无志御侮之嫌疑”。
上海抗战的失利，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深受刺激，从而加剧了他们对于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强烈渴望。北平、上海两地被邀参加国难会议的社会名流学者纷纷聚会，讨论改革内政的办法。人们几乎一致主张：对日作正当防御，抵抗到底；从速结束党治，实施民治。而结束党治的办法有：“曰厉行政权治权在民之原则也；曰国民党决议案对国民不生效力也；曰停止国库或公款支付党费也；曰出版及政治结社之自由也；曰废弃国民党之开会仪式也。”而根本解决，则非实行宪政不可。一时间，各种报刊杂志大谈民主自由与开放党禁问题，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也不得不含糊其辞地表示愿意实行宪政。但实际上南京政府却明确反对在国难会议上讨论任何政治问题，以致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宣布限定讨论范围仅为御侮、救灾和绥靖三事后，大批知识界代表拒绝出席。到4月7日开会时，到会人数竟只有原定人数的1/3.
南京政府必欲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态度在1932年4-5月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了。尽管国难会上并没有人公然要求开放政权或取消党禁，充其量只是有些代表提出了早日结束训政和开放言论自由的主张，但会议之后国民党人还是不依不饶，接连在各种场合对这些代表痛加斥责。而当4月下旬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主张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后，汪精卫等则**裸地表示：“如果没有国民党，就断然没有中华民国……党亡而国亦随之。”这就给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借机发起的民主宪政运动当头一打击。很快，人们的态度明显转向激烈了。一向温和的马季廉公开主张：“现在我们人民要自动组织一个能够肩荷政治责任的团体，要自动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到了相当时期，如果政府再不能尽他的职责，我们便只好自动组织有力的政府。”而王造时、张君劢、张东荪等则尖锐地指出：“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了。而变的方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争斗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还有一条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王造时甚至扬言，他虽然主张先用和平方法来改良，但“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没有理由可以反对革命的”。
当然，不满归不满，大敌当前，大批中间派知识分子到底还是不愿看到国内出现混乱。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明确认为：“督促政府早日实现宪政”固属必要，但方法上目前多半还只能“忠告现在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至少先在党内建立和平方式改换政权的制度”。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日趋严重的外患与此起彼伏的内战，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到底还在其次。扬言“不倚傍任何党派”而聚集在《独立评论》杂志周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等，公开主张对民主和宪政不宜操之过急。丁文江明确认为：“好的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它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它……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
5月下旬以后，喧嚣一时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被废止内战运动取代了。这个由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起的以和平的“不合作”作为制裁内战手段的运动，很快得到了知识界的赞同，因而很快形成了浩大的声势。
中国这时的内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内讧，一种则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战争。由于后一种向来被南京政府以“剿匪”论之，因此，“废止内战大同盟”上海总会成立之际，竟不得不明确规定“将内战意义确定为非剿匪性质之战事行动”。不过，要把反共战争排斥在内战的范围之外，这在相当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从民主政治的观点出发，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南京政府就不能容许一个反对自己的党派的合法存在？早在他们提出开放党禁、团结御侮的问题之际，他们就明确反对把共产党目之为“匪”，断言共产党是“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政纲，而又有国际背景”的政党，不仅“不能目之为匪”，而且绝不是“剿所可灭”的。他们宣称，覆巢之下无完卵，不仅“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应停止一切破坏工作，一致对外”，就是国民党也应该改变政策，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作政治竞争，否则，“一致对外，徒成虚话”。至废战运动兴起，丁文江等更进一步公开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胡适甚至明确指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南京政府“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切实去改良政治并且给人民以利益。显而易见，人们这时对南京政府的“剿共”内战深为不满。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安内统一，根本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由于中国到处是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即使没有共产党，也还是干柴遍野，“遇风可燃”。《大公报》记者说得好：“中国五千年不闻共产党，而亡国数度，是足知剿共纵奏凯歌，亦未必免于亡。”
要解决国共内战问题，仅仅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还不行，还必须让与国民党不共戴天的共产党人了解国家目前的危险局面，以民族作为出发点。对此，尽管一些舆论颇感悲观，声称共产党高唱世界革命、劳工无国界，如何向其“唤起民族意识，停止赤化斗争”，但还是有相当一批中间派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领导人也会了解国家目前的危难局面，“以民族作为出发点，无论如何利害错综，然总可以寻得一个一致点”。因此，他们甚至提议派代表前往“赤区”去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洽，以便商量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办法。不论国共两党之间是否能够达成一种谅解，至少应该实现一种暂时的妥协。丁文江说：目前情况下的任何“剿共”战争，都不会有结果，相反，只会使国家实力受到更大的削弱。为此，他要求国民党不仅能够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而且应该允许共产党在不向国民党进攻的条件下保持局部的割据，“做它共产主义的实验”，即所谓“两害取轻”。为此，他于1933年1月公开发表了《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提出：假如他是蒋介石，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将领的合作；第三则要立即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间彼此互不攻击。
随着部分知识分子竭力鼓吹促成国共两党的妥协，要求停止“剿共”战争的呼声渐渐形成一种不小的声势。鉴于“剿共”战争“事实上牵制数十万军队，使不能北来守土”，因此各界人士也日渐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于抵抗日寇的极大危害，把国共内战排除在外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中也有人公然提出了《请政府容共废战以收复东北案》。而一些报纸记者固然不敢公开主张“容共”，却也拐弯抹角地要求南京政府“开放党禁”，试图先创造一个使共产党能够“不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生存的政治前提。他们的理由很明白，即“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在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因此，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应“停止‘赤匪’‘共匪’这一切名词，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因为“彼共党者，亦中国人也，操纵其间者，亦多属知识分子也”，只要有人沟通意见，未必不可以“开辟交涉之路”。但是，到1933年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初步得手，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业已开始制订，蒋介石正在沾沾自喜之中，他当然不会理睬任何停止“剿共”的意见。4月10日，蒋介石针对喧嚣一时的废止内战的呼声，在南昌公开发表谈话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蒋介石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南京政府必欲坚持“剿共”战争的决心，从而使得中间派知识分子谋求停止“剿共”内战的努力迅速化为泡影。
1932年，胡适概括：“中国当前惟一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怎样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一政府？”胡适是热心于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少有的不赞同无条件拥护专制政府的人，然而他在这里也没有为“统一”设定必要的政治前提。这自然不是一种疏忽。胡适尚且如此，1933年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多半转向理解和支持国民党的专制体制，也就不难想像了。
随着“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日益加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多数知识分子不能不日益感觉到全国上下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相当多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实现中国的统一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了当务之急。在统一的前提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实行宪政，并且希望共产党也能够以合法政党的形式参加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竞争，但是，统一毕竟是第一位的。他们明确认为，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就不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没有统一，争战不已，就无法进行应有的建设，因此就不能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没有与日本抗衡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固然在民主宪政以及停止内战等等问题上不时地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发生着矛盾，但他们多半不愿意因此与政府发生冲突，以致破坏本来就不是十分稳定的南京政府的统治。结果，当冯玉祥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他们中一些人公开地对冯玉祥与南京中央政府处于对立状态而倍感“惋惜”。当第19路军及国民党各派领导人在福建以“取消党治”为号召而发动事变、自立政府时，他们更是对这种反中央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一派人的观点是：“这个政府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无论什么口号，只要引起内战，都是罪恶。一句话：“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
从激烈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侵犯人权，到不愿看到国民党政府塌台，以致出现无政府或多政府的混乱局面，被日本人所利用，再到渐渐地走到主张支持国民党专制体制，并且为国民党建立专制体制寻找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经历了这样一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以1933年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为契机，丁文江、钱端升等都积极撰文，力倡在中国建立“新式独裁”之必要与必须。据他们说，时至今日，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免的阶段了，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非如此，绝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
“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句话典型地反映出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他们不是不要“别的”，问题是他们认定了中国正处在灭亡的边缘，要救亡只能先承认既成的事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求生存，其他一切都谈不上。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有一句著名的话：“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他的观点很明确：既然中国没有武力收复失地的可能，那就应当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保住现有的国土，并且全力以赴，以至不择手段地谋求统一和增强国力的办法。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即使胡适并不赞同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同情国民党维持专制统治的意见，但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同样反对那些主张另起炉灶的意见，他们甚至积极支持南京政府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力图以此来换取日本在事实上承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相信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使中国能够保有足以复兴国力的资本。当南京政府尚不敢违反民意与日本商谈东北问题时，是他们率先提出对日直接交涉，不惜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来换取日本放弃对于东北三省领土与行政主权的要求。当国联报告书发表后，国人普遍指责报告书“维护日本利益”并变相“建议国际共管中国”之时，又是他们公开站出来为报告书辩护，称报告书主张东北自治正可以取消“满洲国”，“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重新行使于东三省”，因此完全可以考虑。
对于日本的野心，胡适等人当然看得十分清楚。正是由于他们预见到日本有灭亡中国的可能，因此才积极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他们固然也主张守卫热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能够守得住热河。他们的想法只是“应该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它，不能拱手送予他”。因为他们相信，无论是以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士兵训练，还是以中国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状况，中国都绝对没有打败日本的可能。丁文江甚至说：“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热河失守以后，他们的看法明显地更加悲观了。他们认为，热河失陷以后，不仅中国从此很难促使世界对日本进行制裁，而且再没有和日本直接交涉东北问题的可能了；中国多半只能“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准备做1914年的比利时或做1871年的法国，准备等候4年或48年再来收回失地。毫无疑问，为了保全尚未丧失的领土，他们相信有必要再次倡言对日妥协。因此，甚至当一些人在报上坚定地主张中国人应当破釜沉舟与日本作持久战时，胡适竟然怒气冲冲地把对方教训了一通，说“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使用“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方式，凭着侥幸来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1933年5月29日，当胡适得知南京政府即将与日本达成关于华北地区的停战协定之际，他立即举双手赞成，并公开主张：“我们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可抛弃的……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桩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相反，那种“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的主张，只能使中国更加失去更多的复兴的资本。
1933年5月31日，因长城抗战失利，南京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由于协定被形容成仅仅是一种纯军事性质的东西，因此在国内各报刊上没有引起如同过去一样激烈的反响。但十分明显，人们之间的观点仍然相差甚远。在得知协定签订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如释重负一般地声称：“什么‘长期抵抗’,现在总算不谈了”，“其实屈服并不一定是失策，能屈能伸，却是大丈夫的本色”。他们甚至批评南京政府妥协得太晚了，断言早在辽宁就该妥协，至少也应该在锦州、在长城一线就妥协。他们还指责国内反对妥协的人对东北四省的丧失“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这种局部的、无充分军事、经济、政治及外交预备的战争，纵能得着一时的小胜利，终究徒给敌人蚕食的机会”，而如果早日妥协，或许东北还不至于亡。当天津《益世报》的记者对此深表怀疑，批评他们的观点不过是40年前李鸿章的老调重弹之后，蒋廷黻更是坦言相告：“如果中国近代史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李鸿章的大失败——甲午战争——正由于他的不妥协。”
蒋廷黻等人在“新式独裁”以及对日妥协等问题上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不可避免地使蒋介石逐渐开始重视他们的作用，并最终把他们中一些人拉入到自己的政权中去了。而随着“塘沽协定”签订后一段时间里中日关系表面上风平浪静，国内各界，包括知识界在内，御侮救亡的紧迫感明显地减弱了。蒋廷黻等人的观点自然更具影响，更有市场。不仅如此，国内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跟着日本人讨论起“中日亲善”的问题来了。一些报纸、刊物也明显地开始对日本国内“文人”与“武人”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发生兴趣，甚至试图通过所谓“王道”的说教来启发日本“文人”的觉悟，制止日本“武人”的“霸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