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共有5个军团12个师36个团。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1、2、15三个师；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4、5、6三个师；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兼，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下辖第13、34两个师；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21、23两个师；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星，下辖第3、22两个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革军委及直属单位编为两个野战纵队，军委第1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参谋长钟伟剑；军委第2纵队以罗迈（李维汉）为司令员，邓发为副司令员。中央纵队则为中共中央及其直属机关，博古、李德、张闻天以及毛泽东等在内。
红军长征并不是计划好的，甚至红军最终落脚的地点也不在最初的设想之中。中央红军最初想要落脚的，其实是西南，而不是后来的西北。这里讲的西南，主要指的就是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几个边远的省区。这一带不仅山多路险、交通不便，而且多数地区物质条件差，少数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以致近代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几乎都不能对那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红军退向西南，就是注意到在靠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无法坚持，而国民政府又无力统治西南。当时看来，到西南去自然是保存红军的一种最好的选择。
其实，还在1930年，斯大林就在与周恩来等人的谈话当中提出过，中国红军应当往中国的西南方向发展。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苏区和红军距离南京、武汉这些中心城市太近，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资和人力资源充足的地区来作自己的战略根据地，然后再据此逐步向外扩展。因此，斯大林很看重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认为“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也正是根据斯大林的这个意见，当1933年初共产国际得知鄂豫皖红军主力反“围剿”失利、离开鄂豫皖，由甘南转入川北之后，即明确电告中共临时中央称：“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
四川地处西南，四面环山，其中心是一块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向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由于四川与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岭与大巴山让人望而生畏的险关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险滩的滚滚长江，因此，占领了四川，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因远离南京、武汉，对南京国民政府威胁不大，也不致长年累月地使红军陷于战争之中，理论上确是红军生存发展的好地方。何况，这时鄂豫皖红军已经在川北扎下根来，建立起一块根据地，从湘鄂西苏区退出的红3军这时也在贵州东部建立起一块根据地，红6军团已经受命要与红3军会合迎接中央红军，因此，向四川或川黔边作战略转移已经成为可能。只是由于中央红军实行的是大搬家式的转移，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加起来10000多人，1000多副担子，再加上各军团也有着大批非战斗人员，携带了大量笨重的机器，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路，因此，中共中央最初的计划并不是去四川或川黔边，而是要求红6军团等回援，争取在湘西地区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打退追兵，再作他图。不料，蒋介石还在1934年9月20日，即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前一个月，就已经发现红军西去的动向，密令北路军第6路总指挥薛岳注意从西面加以防堵，同时要求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广西李宗仁等调集兵力进行堵截。因此，红军虽然成功突破国民党军最初的封锁线，进入了湘南，但仍旧未能赶在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集结部署之前渡过湘江。
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北路入湘第6路总指挥薛岳及周浑元、吴奇伟部统归其指挥，并急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派重兵在桂北协同防堵。25日，抵达湘江南岸的中央红军按照军委命令，分兵两路开始渡河，终因渡河速度太慢，遭敌围击。红军各部队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周时间，最终完成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的任务，但全军渡过湘江后已由从瑞金出发时的86000多人，骤减为30000余人，损失了半数以上。各种辎重、机器，乃至上千担各种资料文件等，在激战中大部散失。
湘江之战反映出中共中央计划中的西进路线已经为国民党方面所掌握，继续按照原定方针行事，势必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因此，渡过湘江之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内部不能不发生激烈的争论。经过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和18日黎平会议两度争论之后，博古和李德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进行战略方向的调整。新的决议明确否定在湘西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性，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议鉴于红8军团损失惨重，已难成建制，红5军团亦损失半数以上，故决定撤销红8军团，将其余部编入红5军团，以董振堂为军团长，李卓然为政委。同时将军委两个纵队合并，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直下施秉、黄平地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开政治局会议，再度确定了首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北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创立川黔根据地的方针。会议当晚，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杨成武、耿飚的率领下于江界河渡口，次日红1、红9军团由杨得志率领的第1师先遣团在回龙场渡口，4日红3军团第5师第13团在茶山关渡口，分别强渡黔北的天然屏障乌江天险成功。7日，红军顺利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朱德、毛泽东、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伍修权及李德共2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根据军事形势的变化，通过了北渡长江，到川西去建立根据地的新方针。随后会议讨论了博古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问题所做的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就军事问题所做的副报告。博古的报告遭到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激烈批评。经过3天的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认为这次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等采取了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明确提出必须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会议最后做出重要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取消了过去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代替政治局常委领导全局的所谓“三人团”。决定军事上的最高首长为朱德和周恩来，并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固然在事实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在党内，博古依旧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鉴于博古已经无法担负最高领导责任，2月5日，中央红军在从遵义出发到云南威信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责。而由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这时真正懂军事的只有毛泽东。因此，周恩来虽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周恩来在前方，仍须把军事上的意见提交中共中央讨论，故自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事实上却是毛泽东。注意到这种情况不利于军事指挥，根据张闻天的建议，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几天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党内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核心作用由此得以确立。
中央红军逗留遵义期间，国民党军四面而来，开始形成合围之势。尤其是中央军大举跟进，不仅对红军构成严重威胁，更便利了南京国民政府解决西南问题。过去国民政府兵不及西南，一是因为中心城区尚未巩固，战事频繁，无多兵可调；二是因为西南各省军阀早已在名义上归顺南京，师出无名。如今，中心地区基本统一，红军又大举西去，正好给了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西进的机会，有利于蒋介石乘机统一中国西南地区。还在红军刚刚进至黔边之际，蒋介石就对其部下讲过他的这一谋略，称：“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这时，薛岳率所部2个纵队8个师的兵力就已经**，进占了贵阳，并沿息烽北上，进抵乌江一线，直接威胁着遵义地区的红军主力。再加上川军12个旅36个团在川黔边部署完毕，桂军2个师进抵黔南都匀，滇军3个旅进抵毕节，黔军2个师沿打鼓新场向遵义推进，红军主力已无法在遵义地区停留，不得不迅速实施向川北发展的计划。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决定分兵渡江北上。右路纵队由第1军团组成，从桐梓、松坎出发，经温水、东皇殿直抵土城；中央纵队由第9军团、第5军团和军委纵队组成，从遵义、团溪、湄潭、桐梓等地出发，经东皇殿抵土城；左路纵队由第3军团组成，从懒板凳等地出发，经芝麻坪等地抵土城。27日，中革军委亦到达土城，下令第1军团夺取赤水，第3、5军团在土城地区迎击川军。因对川军战斗力估计不足，第3、5军团在土城北青杠陂和石岗嘴、凤皇口等地发生激战，第一军团也在赤水县东南与川军形成恶战。此次战斗红军损失上千人，夺取赤水县和渡江的计划均未能实现，因此不得不改渡赤水河，向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实行机动作战。
赤水河蜿蜒700余里，穿行于川、黔、滇三省高山峻岭之间。1月29日，红军通过浮桥一举渡过赤水河，向西推进，摆脱了险境，然后兵分两路先后进入四川叙永县境内。因这里川军兵力较强，红军不得不放弃北渡长江方案，迅速转向云南扎西。国民党方面发现红军主力动向，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军第2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2路前敌总指挥，下辖4个（后扩为6个）纵队，分别以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为纵队司令，分别向扎西地区推进。
就在蒋介石全力部署对扎西红军的“围剿”作战时，中革军委已经发现向川北发展的计划难以实现，转而“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首先“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由于遵义会议后即遭受土城战役失利，再加上行动方向忽南忽北，部队指战员中颇多怨言。因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能不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改变前进方向的必要性，并告诫红军指战员：“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必须有实际的战果来振奋军心。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军于2月8日再渡赤水，重新出现于黔北地区，出其不意地于28日再次夺取了遵义城，并顺势拿下了桐梓。红军的这一回马枪，一举击溃了王家烈8个团，重创吴奇伟2个师，仅抓获俘虏就在千人以上，极大地振奋了红军的士气。
3月14日，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主力进驻黔北仁怀县东南的鲁班场，抢修工事，据险扼守。中革军委于当晚下令第3、5军团夺取鲁班场及茅台、仁怀、坛厂一带，以掩护主力再渡赤水。次日，林彪指挥部队对周浑元部发起猛攻，虽未夺取鲁班场，但掩护了主力顺利地三渡赤水。20日，发现红军挺进川南的蒋介石急令部队加紧部署和行动，争取聚歼红军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和毕节、仁怀以北地区。没想到，红军三渡赤水后，只是佯作北渡长江之势，21日晚即从太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四渡赤水，把国民党重兵甩在了赤水河西岸地区。
29日，红1军团抢渡乌江，然后红军主力大举渡过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3月初，中共中央提出赤化全贵州的计划，试图在贵州地区寻找立脚点，建立根据地。但4月间国民党“围剿”军依旧穷追不舍，步步紧逼，红军不得不由清水江西岸转进贵阳、龙里地区，然后穿过湘黔公路，渡过北盘江，转入云南。4月29日，中共中央再度提出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创立川西根据地的设想。10天后，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在会理地区稍事休整后，部队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因水流过急，难以架桥，遂又分兵直扑泸定城，凭借22名突击队员，在火力掩护下，冒死攀爬着冲过了只剩下悬挂的13根铁索的泸定桥，歼灭了桥头的守敌，使大部队能够于6月2日全部过河进入了川西北地区。
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北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在1月22日就已经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明“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要求红四方面军给予配合，“迅速集结部队”，“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随后，虽然中共中央于2月16日告诉红四方面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将不得不暂时改在川滇黔区争取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但红四方面军仍旧按照原定计划，在3月初发起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主力先后于塔子山附近和鸳溪口及阆中以北渡江成功，随即攻克剑阁、阆中、南部、剑门关、昭化等地。4月10日，第9军渡过涪江，围攻江油的武都镇，主力并在江油以南打援，歼灭川军增援部队4个团。然后，红四方面军横扫中坝、彰明、青溪、平武、北川，控制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也因此扩展到5个军11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已有将近10万之众。
由于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开始向江油、中坝地区的红军主力四面合围而来，红四方面军不得不转而向岷江地区转移，以策应已经渡过金沙江准备北上的中央红军。5月15日，红军攻克茂县，然后分兵三路，一路向北上松潘，一路向西北上黑水，一路南下威州，成功控制了以茂县、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6月5日，第9军一部攻占了西河口，并于3天后占领了懋功以及南夹金山下的要镇达维。而6月7日，中央红军也占领了天全，并在第二天突破了川军防守的芦山、宝兴防线，之后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12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终于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胜利会师。16日晚，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
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相信最好的发展方向是先向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然后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争取“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府”，以便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接通苏联。但身为红四方面军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却另有想法。他提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故应集中主力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肃、青海，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但中共中央坚持目前应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否则一、四方面军近10万人“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肃）、青（海），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总政治部6月18日明确向各军团政治部主任下达指示，强调：“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
鉴于双方意见分歧，为了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作为中央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首先作了报告，明确认为新的战略方针应当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显然，周恩来的主张中包含了将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手，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张国焘在这次会上并没有坚决反对中共中央的提议，相反，他也承认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因雨季容易造成部队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往甘南发展是有利条件。因此，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先后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关于松潘战役计划》等文件，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由于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只剩下近3万人，而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几乎超过一方面军一倍，考虑到现实状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9日正式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但张国焘对此并不满意，有意拖延部队行动。7月10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为促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12日，中共中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在中革军委下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之职，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并委托张国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同时由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这种安排最终促使张国焘开始与中共中央协调行动了。然而，部队虽然重又开始贯彻实行松潘战役计划，却发生了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部署再度被打乱。随着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日渐接近松潘地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松潘战役计划被迫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北上方针发生动摇，加上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之间接连出现团结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再度开会统一认识。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两军的团结问题。会上，张闻天明确提出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设想。毛泽东在发言中尤其突出强调了地理上靠近苏联的意义。他指出：西北地区不仅是统治阶级统治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而且是苏联影响最大的地方。一旦在西北站稳脚跟，“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国民党）五次围剿（已）开始（实行）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他还指出，“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为此必须“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
张闻天、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5、9、31、33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由卓克基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开进，经阿坝北上；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但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张国焘仍旧拖延塞责，建议西出阿坝，占领青海、宁夏和新疆。不得已，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再次开会，首先统一右路军的思想。根据毛泽东意见新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坚持部署新的北上作战行动，向甘南夏河、洮河流域进兵，“迅速占取以泯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的带领下，右路军8月18日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前进。在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原上，沼泽密布，渺无人烟，也无道路，气候还时晴时雨，红军走了将近一周时间，才最终走出了这片草地，但途中损失的人数却相当大。
9月1日，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和包座地区的中共中央电催张国焘和左路军迅速北上。但张国焘却强调噶曲河涨水，部队无法渡河，命令各部原地不动。中共中央为此对张国焘反复去电劝说，他却坚持不动，且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眼见两军分裂已难避免，为不致受制于人，毛泽东明确提议中共中央应率第1、3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脱离四方面军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改任周恩来为右路军总指挥，率红1军团、红3军团、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大学几千人悄然北上，于11日晚到达甘肃俄界才停下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经过阿西时特地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告诉全党全军：“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中共中央摆脱了张国焘的掣肘后前途仍不乐观，因为这时整个红一方面军连同军委纵队的一部分，重新编制后只有6个团的战斗部队，要它在担负保护和运送上千干部和伤病人员的重任的同时，完成在甘南洮河流域开辟新苏区的任务，完全没有可能。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带着大批非战斗人员的这支部队在没有根据地落脚的情况下难以持续作战这一严峻形势，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一直向北，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他指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这个新方针的中心之点，就是“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和外蒙，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与援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害怕给苏联惹麻烦的思想，毛泽东明确解释说：“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产）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再）来向东发展。”因为现在只要能够“保持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
要打到苏联边界去，即使只是打到外蒙古去，从甘南俄界出发，至少也还有几千里路程。不算追兵和国民党可以新调集的部队，中共中央这时了解到的就有70多个团的国民党军会进行拦截和阻击。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但中共中央毫不犹豫，迅速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俄界兼程北上，于6天后突破天堑腊子口，进占哈达铺，进而抢渡渭河，径直北上。就在过渭河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意外地得到了一些报纸，得知在陕北一带竟然还存在着一块根据地和一支有相当实力的红军部队。随后，中共中央在与中共陕西地方党部的联系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消息。于是，原本准备打到苏蒙边界去的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在甘北榜罗镇的一次会议上，明确决定改变原定的计划，向陕北进发。
1935年10月19日，红军在顺利突破了国民党军在甘北会宁、静宁的封锁线后，翻过六盘山，经三岔及老爷山，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吴起镇，终于在陕北落下脚来。计算下来，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这支红军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等十多个省份，徒步跋涉上万公里，一路风餐露宿，抛头颅洒热血，从最初的8.6万人，到达陕北苏区时只剩下不足6000人，其间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击退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最终完成了这一在军事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战略大转移。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转移的成功，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此后走向成功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