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军部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同时更大范围地攫取中国的各种资源，开始紧锣密鼓地制造华北事变，试图利用华北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矛盾，策动华北五省脱离中央，实行自治，进而造成类似于“满洲国”那样在日本势力控制下的“华北国”，甚至“蒙古国”。面对日本必欲并吞华北的强大压力，南京政府为阻滞日本的侵略步伐，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不惜屈辱地将中央军和国民党省、市党部全部撤离了平津地区，并批准成立一个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半自治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部分地满足日本的胃口。此一事件恰好发生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中共北平地下党人趁机推动激愤的青年学生发起了“一二·九”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救亡热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各种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随着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成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已经逐渐成为国人的共同愿望。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日态度也开始逐渐地强硬起来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和在五届二中全会上关于“最后关头”和“最低限度”条件的说明，清楚地反映出国民党人因受到华北事件的刺激，其抗日的要求也已经高涨起来。国民党对日本的妥协退让，也将要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