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就面临着一个战略转折的问题。这个战略不是军事上的战略，而是政治上的战略问题。因为，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以10万之众，仍不能打破国民党军50万兵力的“围剿”，到了陕北苏区只剩下区区几个不满编的团，即使加上陕北苏区的红25军、26军，也不过1万人之数，又如何能够稳固地立稳脚跟呢？谁能保证陕北苏区不会又成为第二个鄂豫皖苏区或中央苏区呢？要确保陕北苏区不失，仅靠军事手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宏大的政治谋略才行。
自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始终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就是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军阀统治，而且要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别，甚至要把中间势力视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在这样一种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战线的政策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共产党的组织，虽然需要坚持革命的原则与方针，但它作为一个直接在联共（布）中央领导下的政治机构，却不能不使自己服从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需要。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苏联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严重威胁。1933年1月德国法西斯上台，更进一步使苏联相信它正在面临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战争危险。考虑到自身安全的因素，苏联不仅与南京国民政府恢复了邦交，而且开始破天荒地向那些仍旧被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视作仇敌的帝国主义国家呼吁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试图以此来遏制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战争野心。苏联政府的这样一种政策，自然而然地推动了共产国际的政策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
1932年底及1933年初，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明确地开始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要求满洲的党组织在不放弃反对国民党各个派别的前提下，应当能够“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首先在东北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很显然是受到苏联远东地区安全需要的影响，试图在中国东北地区团结所有不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抗日力量，以造成东北抗日的局面，对日本关东军形成牵制的作用，使其无力向苏联发动进攻。为此，苏联方面也秘密地予以了各种形式的帮助来推动这一工作。但是，这一策略思想的影响，毕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事实上，基于列宁要尽可能地联合一切“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的策略思想，共产国际很快就开始强调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必要性了。1934年8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第一次不再把国民党内的各种派别笼统地看成是反动的一帮，提出了集中力量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策略主张。9月16日，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等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更明确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向西突围之际，中共代表团就敏感地意识到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失去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削弱国民党中央军对苏区的进攻力量的重要机会。据此，它明白地提出了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新策略：“第一，无论军阀派别之间存在和发生某种矛盾和冲突，我们党都要尽量使之发展并特别使之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必须估计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的每一个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的势力。”因此，红军和党的组织不仅不应当对反蒋派别的反蒋军事行动持旁观的态度，而且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支持这种战争，争取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从利用矛盾的角度出发，把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是“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的一种外交手段，把同反蒋派别的关系看成是同“暂时的、动摇的和不坚决的”“军阀派别”及“敌人军队”的相互利用关系，这反映了共产党人这时仍旧继续强调阶级立场和政治的出发点。但既然确定了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为头号敌人的方针，确定了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具体斗争目标，就势必会对前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发生重要的影响。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这一主张强调，中共将准备联合中国“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包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一切已经用武器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阀们压迫的民族”。代表团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愿意和一切反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共同组织全国统一的人民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当然，共产国际这时还并没有明确提出放弃中国苏维埃革命方针的主张。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与会者还在期望中国红军能够“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去。但是有一点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过去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是排斥除工农以外的几乎一切社会阶级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苏维埃政权只承认“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动民众和他们的家属”可以享有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对一切“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则只能采取阶级专政的办法，不给他们任何的自由和权利。甚至包括广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法律上也没有得到任何权利的保障。而统一战线策略提出之后，过去烂熟于耳的“工农苏维埃”，悄然之中已经变成了“人民苏维埃”。而且不仅是苏维埃，组织全中国统一的人民国防政府的设想，意味着共产党人已经不再把苏维埃政权看成是自己在现实政治生活当中唯一的选择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35年10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的机关报《救国报》上，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集中一切国力”，“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讲的是外争高于内争，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公开把各种反日反蒋势力，“不管什么阶级”“不管什么党”，统统看作“兄弟”或“同胞”，并且提出为“民族”“国家”“领土”乃至“人权自由”而战，这样一些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共产党人正在从早先“彻底革命”的立场上大踏步后退，甚至从共产国际七大的立场上后退。他们不断地发表文章，强调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只承认共产党和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性，将其他党派和阶级统统视为反革命的狭隘观念，必须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给工农劳苦大众以外的阶级，即“所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一切真正参加抗日救国的武装斗争的人”以公民权；必须要让一切“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底非共产主义的党派、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能够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他们的代表，包括资产阶级出身的专门人才，则应当允许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及其机关的工作。同时，应当停止过去那种剥夺富农和商人的政策，停止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私人工商业者，等等。总之，他们认为，必须“使我们的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和深刻的民族性质”，必须使苏维埃本身适应目前策略变动的各种需要。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中共代表团《八一宣言》等文件刊出，恰好发生在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好不容易在陕北落下脚来的前后。面对陕北地贫人稀、苏区面积极为有限、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严重困难的客观现实，继续坚持以往的工农革命的方针和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政策，势必会重蹈南方根据地失败的覆辙。而就在中共中央正在准备研究国内国际各种新形势、检讨自己以往的种种策略的时候，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派遣秘密回到中国的张浩（林育英）来到了陕北苏区，从而使中共中央及时地了解到共产国际政策变动的情况。
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包括如下几点：（1）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2）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3）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4）富农政策及相关政策应加以改变。同时，张浩带来莫斯科方面的口信：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指示和信息，都对中共中央和红军有极大的帮助。
张浩的到来，还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中共和红军的严重分裂。由于9月11日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一部独自北上，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张国焘趁机宣布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破裂，于1935年11月5日自行组织了新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以及红军总司令部，同时去电要求已经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改称西北局，接受其领导。张浩作为共产国际所派代表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利用张浩的特殊身份对张国焘等展开了大量的劝说工作，使其不能不承认擅自另立中央之不当，同意取消中央的名义，将问题交由共产国际日后解决。双方随后即平等地发生关系，互以西南局、西北局相称。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通过决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自己的各项政策。这包括：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及财产，允许有产阶级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而就这时的军事斗争而言，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中共中央开始第一次明确肯定：广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已经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抗日民族运动，也已经采取了同情甚至直接参与的积极态度。共产党人应当了解，在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弱点的时候，从敌人的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尽可能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形成，使共产党人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联合各种反蒋势力的问题上，再也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顾虑和阻碍了。
这时在陕北苏区附近对红军威胁最大的，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17路军。其他各种地方实力派相当庞杂，不成气候，但对苏区也有相当威胁。新政策刚一确立，红军就开始着手做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了。如对第84师师长高桂滋，还在11月下旬，双方就通过谈判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约定“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随后，中共中央积极开展了对杨虎城等人的工作。毛泽东亲自致信杨虎城的密友杜丞斌，并派汪锋前往西安直接联络杨虎城。其信称：“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臣先生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方甚愿与虎臣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杨虎城因对陕北苏区及中共中央的情况不甚了解，故并未直接承诺和复信，而是暗中与中共北方局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取得了联系，请其告诉中共中央，他一贯都是革命的，也赞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故目前愿意代为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同时整顿内部，与红军约定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上尽可能提供帮助。
在着手做杨虎城等西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尤其着力的还是做刚刚从河南等地调来西北的东北军的工作。
东北军这时在西北的兵力有十几万，但该部的战斗力明显不佳。1935年10月1日，由红25军和红26军组成的红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带设伏，几乎全歼东北军第101师，击毙该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20多天之后，红15军团又在富县榆林桥全歼东北军第107师619团外带621团一个营，生俘619团团长高福源。11月初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会师后，在直罗镇围点打援，又全歼东北军第109师一个整师，外带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自杀，红军仅俘虏就捉了2000人。
三战歼灭东北军两个半师，这极大地便利了红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红军一度准备围歼太白镇的东北军第106师，该师师长沈克马上就设法与中共北方局的工作人员接上了关系，要求与红军签订秘密协定，互不侵犯，并赞助了北方局1000元。中共中央得知后，亦当即决定释放被俘的106师军官数名，向沈克办交涉，之后更撤去了对该师的包围。11月26日，张闻天明确提议：“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中师长亦在内，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分释放，同时表示红军不但不杀白军士兵，而且也不杀军官，以进一步瓦解白军上层。”
根据张闻天的提议，红军总政治部制作了大量的传单，直接针对东北军进行宣传。其内容包括：“你们难道甘心让你们的家乡与父母妻子受日本强盗的摧残与屠杀，使自己亡国灭种吗？”“你们抛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帮卖国贼蒋介石张学良来打抗日红军，得到了什么好处？”“你们缴枪给红军们，无论是官长与士兵，红军一律不杀，要回家的发钱回去，参加红军的按级任用，并享受一切同等红军的权利，自动哗变或拖枪到红军中的重重奖赏，红军留心医治白军伤病官兵！”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很快就取得了重大进展。1936年1月，红军围攻甘泉。彭德怀调来俘虏的东北军第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做守城军的劝降工作。不意高福源原本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学生，后升入讲武堂高等军事研究班，颇受张学良和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赏识，毕业后即在王以哲手下任职，直至担任619团团长。得知高被派到甘泉劝降后，王以哲当即经过甘泉守军电台转电高福源，令其迅速前往洛川第67军军部一谈。高得电后，马上出城告诉彭德怀，表示愿意见王以哲代为陈述红军联合抗日主张。彭德怀随即表示同意。高福源于1月8日前往洛川见王以哲，一周后返回，带来消息称，他不仅见了王以哲，而且张学良也亲自驾机从西安飞来与他谈话。王以哲明确表示赞同中共的共同抗日主张，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的问题进行商谈。这种情况大出彭德怀意料。因为，按照“抗日反蒋”的宣传口径，中共和红军历来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视为一丘之貉的。但毛泽东得知消息后，马上提出：应着手与之进行商谈，要求：（1）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2）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3）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征求张、王意见；（4）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5）立即交换密码。
193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受命随高福源前往洛川东北军第67军军部。次日李克农到达，王以哲即通过电台告知了张学良，并于当晚与李进行了初步的商谈。得知双方接洽顺利，毛泽东当即要求彭德怀解除对甘泉的包围，并要彭电告李克农转告王以哲，以示红军之诚意。20日，张学良来到洛川，与李克农见了面，双方谈了3个小时。张学良明确讲：国民党内同情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包括山西王阎锡山也是一样，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他愿意为此奔走。他准备赴甘肃、南京为此进行斡旋，约期两周，如有成绩，愿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来一同谈话。但目前为保守秘密起见，他表面仍须采取消极态度。至于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目前可以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恢复双方区域之间的经济通商。而他认为，红军有利的发展方向，不是陕甘或山西，而是宁夏和绥远，因为向北发展，就可以接通苏联与外蒙，顺利地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
21日，李克农返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进一步详细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话的情况。对于李克农的谈判，毛泽东相当重视。他深知如能争取到张学良和整个东北军，将会极大地便利整个抗日反蒋的斗争，并根本上改善红军目前所处的环境。因此，在谈判期间，他曾电告李克农，应采取积极态度：（1）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2）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谋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3）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可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其担任。
显然，谈判的结果远不能达到毛泽东期望的那样。这也难免会引起党内一些人对张学良有无诚意的猜疑。因此，在第二次谈判之前，毛泽东明确要求李克农：（1）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2）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权辱国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学良造成尖锐对立，以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4）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以政府问题付之全国人民公决，或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之政府；（5）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即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本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6）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7）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基于上一次谈判的经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估计已经变得更加实际了，不再寄希望于让张很快接受抗日反蒋的主张，相信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反蒋；不反对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他甚至更愿意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和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求最后瓦解红军。
2月21日，李克农动身经甘泉前往洛川，于25日抵达。因张学良有事突然离开西安，李克农没有能够见到张。但王以哲仍旧与李克农在28日就两军间具体的问题达成了口头谅解。经毛泽东修改后，形成4条协议，具体规定了双方互不侵犯、开放通商、互相保护对方办货者及提供交通便利等办法。3月5日，张学良在回到西安后，马上飞来洛川，再次与李克农见了面。张学良丝毫也没有提及政治方面的问题，只是一再表示希望能够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见面，并希望中共能派代表常驻西安。同时，他特别希望中共方面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
中共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以及对杨虎城及17路军的统战工作，极大地便利了红军在陕北及其周边地区的活动和作战。1936年2月20日开始的东征山西作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次作战从2月20日红军主力渡河开始，一直到5月5日全部回师陕北，历时75天，一度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永和6县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击溃了阎军5个团，俘虏1200人，扩红8000余人，筹款几十万元，极大地解决了红军眼前的困难。在1935年12月下旬最初计划东征山西时，多数人认为红军主力过河后，陕北只剩少数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苏区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忍受的。没有想到，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尽管蒋介石三令五申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协同对陕北发起进攻，两人却互相推诿张望，谁也没有采取主动的行动。结果，直到中央军大举进入山西，红军主力被迫退回陕北，陕北苏区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