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相类似，抗战之前，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共有各类高校108所，绝大部分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尤以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最为集中。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采取了大力摧残破坏的方针，有意识地以大学为破坏目标。如7月29日日军对天津持续4个小时的轰炸，便以南开大学为主要目标。在抗战爆发后的一年中，有91所高校受到日军的各种破坏，其中25所因遭严重破坏而不得不停办。中国教育事业面临着被摧毁的严峻形势。
高校的内迁，是坚持长久抗战、培养未来人才、事关国家前途的大事。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的各高校西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教育基地。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要求战区各学校“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他校”。1938年，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成立，负责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国民政府还制定了一些变通措施，鼓励和扶持内迁的高校及学生，如对内迁学生给予生活救济，以解决其生活困难，稳定高校的教学秩序；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便可以免试进入大学，或到大学借读；文化程度尚不够进入大学的考生，可进入各大学开办的“先修班”学习；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来又实行公费教育制度。国民政策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支持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作用。
高校内迁形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育中心的大迁徙活动。从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地区的高校，除了一些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作迁移及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学校或前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随着战局的变化，有的高校一迁再迁。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奉教育部令迁往长沙，于1937年10月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因长沙屡遭轰炸，该校又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奉教育部令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该校又迁往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3月，又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抗战时期，先后迁入云南的有国立中山大学、杭州国立艺专、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等，迁往四川的有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私立复旦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
在高校西迁的过程中，广大师生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浙江大学先后四迁，同济大学则先后六迁。师生们背井离乡，辗转奔波，常常要忍受饥饿和疲劳，背负行装，翻山越岭。白天赶路，晚上倒卧于干草之中，艰辛难言。但师生们士气高昂，一路高唱《在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并向沿途民众散发抗日救亡的小册子。国立艺专的师生则更是以宣传群众为己任。师生们组织“抗敌宣传车”，每到一处，总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话剧、街头剧。他们在沅陵演出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民族萌芽》《金力农》等剧，轰动了整个山城。
内迁之初，师生们面临着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简陋的教学条件。许多学校只能借用旧庙宇、祠堂等作校舍。西南联大新建的校舍，40多个同学挤宿于一间屋内，到了雨季，还常常要打伞睡觉。而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新建的临时校舍，有的一间屋要容纳300人以上，拥挤不堪，空气浑浊。教师们的生活也十分困苦，薪金只按七成发给，还要支付各种名目的捐款，所剩无多，在物价暴涨的情况下，生活十分艰难。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广大师生保持高度热情。如西南联大上课不点名，自修课也不督促，但从来无人缺席。晚上，那些未能挤进图书馆或阅览室的学生便到校外的茶馆里温习功课，一直坐到深夜。
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以在西部地区存在、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仅内迁的高校获得恢复和发展，还新建了不少新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到1940年时，专科以上的学校总数已经超过战前，教员数和职员数也已全面超过战前（见表3-2）。而在1939年时，专科以上的学生总数便已超过战前（其具体学科分类见表3-3）。
表3-2 1936-194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概况
表3-3 1936-1941年全国专科以上在校学生分科统计
单位：人
规模空前的高校西迁，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促进了原来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西南地区，高校云集，文化教育事业有极大发展。高校的内迁，使得原本基础薄弱的高教事业并未因战争的摧残而夭折，弦歌得以再续，薪火得以相传，人才的培养幸未中断。大后方的学校不仅为抗战培养出来大批急需的人才，还为战后中国培养储备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他们在日后的经济文化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
二 抗日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抵抗战争，中国各阶层都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投身到这一抗战洪流中。文艺界人士感到“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优势的敌人，惟有广大的激励人民的敌忾，发动大众的潜力”，而“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他们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对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鼓动抗战士气，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在全国掀起**。集中了最多文化人的上海文艺界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上海文艺界人士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首先成立。8月17日，戏剧工作者成立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并组织了13支救亡演剧队，演剧界的名流要人皆囊括其中。文艺工作者还组织了“文艺界战时服务团”、“报告文学者协会”、“诗人协会”等组织。为了集中力量，这些团体合并组成“上海战时文艺协会”。稍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又共同组成文艺界救亡协会，郭沫若、王统照、郑振铎等11人任临时执行委员。
华东、华北大片地区沦陷后，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陆续撤退到武汉，一些未沦陷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也怀着抗战热情来到武汉这个抗战的中心。到1938年10月时，先后有千余名作家、艺术家来到过武汉。为了将这支庞大又散漫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致浩浩****的抗日文艺大军，以更有效地发挥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斗作用，建立文艺组织的统一战线便成为当务之急。
1938年1月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会上，共产党人、著名剧作家阳翰笙提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得到大家的响应。不久便成立了由茅盾、老舍、王平陵、胡风、楼适夷、冯乃超等14人组成的临时筹备会。王平陵任临时总书记，胡风、冯乃超为书记。临时筹备会经过5次会议后，拟定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等4个文件。此后又成立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正式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先后召开了15次会议，讨论成立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各项具体事宜。
经过3个月的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正式成立。与会代表有500余人，许多散居武汉以外的及在前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也赶来参加了这一盛会。主席台前高悬着“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两行标语，表明了文艺工作者的战时使命。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与会演说，高度评价了文协的成立，他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周恩来勉励作家们深入到民众中去，不仅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还要对世界文艺作出重大的贡献。
会议选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等45人为理事。此后，文协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老舍、王平陵等15人被推为常务理事，并推老舍、华林分别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楼适夷分别为组织部正、副主任，郁达夫、胡风分别为研究部正、副主任，王向辰、姚篷子分别为出版部正、副主任。文协的日常事务由这四部门的主任负责。其中，总务部责任较重，老舍实际负责文协的领导工作。文协的成立，是文艺界在对日抗战的形势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标志。在这前后，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也在武汉陆续成立。各类文艺工作者在宣传和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战时文化的发展较为重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案》指出：“文化建设之于建国工作，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同其重要。抗战为建国必经之过程，建国为抗战最终之目的，故建国之文化之政策，即所以策进抗战之力量。”国民政府也为抗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撤销，恢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颇负盛名的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出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第一厅负责军中党务，第二厅负责民众组织，第三厅负责抗日文化宣传。4月1日，第三厅正式成立，曾在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第三厅下设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国际宣传，主要是对敌宣传，由副厅长范寿康兼任处长。
第三厅聚集了大批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如金山、郑君里、赵丹、冼星海、任光、张曙、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等，可谓人才济济，甚而有“名流内阁”之称。第三厅还附属有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还有“全国慰劳抗敌将士委员会”“寒衣委员会”等。据统计，第三厅各处、科、室的正式编制名额共有300多人，如再加上附属团队及各处的雇员，总人数多达2000人左右。第三厅虽名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但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实际上成为一个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参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成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第三厅成立之后，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日文化宣传活动中去。第三厅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4月7日至13日之间举办了抗战扩大宣传周。在这一宣传周中，每天安排一种主要的宣传形式。第一天为文字宣传日，第二天为宣讲日，第三天为歌咏日，第四天美术日，第五天为戏剧日，第六天为电影日，最后一天为游行日。宣传周中，除上万人的歌咏游行、十万人的火炬游行外，有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和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周搞得有声有色，极大地动员了武汉民众的抗日热情。
为鼓舞部队士气、提高部队战斗精神，1938年3月，全国政工会议决定各师、旅政训处应组织随军抗敌剧团。7月，国民党中宣部、军委会政治部、军令部、外交部、交通部、中央通讯社及湖北省民众抗敌后援会等单位联合组设战地文化服务处，向前方将士分发书报杂志及宣传品，提供精神粮食。
抗战初期，文艺工作者走出了书斋，走向战地，走向乡村，出现了战时的文艺繁荣景象。各种文艺形式在抗战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式，在为抗战服务中达到了繁荣。在各种文学形式中，适应时代需要的报告文学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获得极大发展。通讯、报告、特写、速记等占据了报纸和刊物的大量版面。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报刊发表的各种报告文学作品近千篇。此外，大批报告文学丛书也纷纷出版。仅几家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抗战动员丛刊》等大型报告文学丛书便有近百种。作者队伍达数百人。作家们深入到枪林弹雨的前线，深入到后方的斗争生活中，深入到苦难的民众之中，写出了一篇篇激励人心的报告文学。如记述战场血战的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范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反映敌后战斗及根据地建设的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曹白描述难民生活的《呼吸》，汝尚描述南京劫难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以及陶雄的《某城防空纪事》、聂绀弩的《失掉南京得到无穷》，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诚如郭沫若所说：由于受着战争的强烈刺激，作家们都显得异常的激越，抗战初期的文艺“在内容上大抵是直观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动的”，“小说的地位几乎全被报告速写所代替”。
戏剧在这一时期空前活跃。1937年12月20日，武汉举行全国戏剧界援助各战区游击军大公演，便有40多个剧团参加。由田汉编剧，洪深导演，赵丹、王莹等主演，首都抗敌剧团等14个剧团联合演出的大型话剧《最后的胜利》，气势雄伟，轰动了武汉。戏剧的演出形式也更加平民化、大众化，突破了以往大舞台的限制。小型通俗的活报剧、街头剧新作迭出，异常活跃。其中《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最为著名。剧本的创作也空前繁荣。淞沪抗战爆发后，《八百壮士》《大上海一日》等剧本便纷纷出现，仅报刊上发表的直接反映这一战事的剧本便近30种。据统计，到1938年底，全国共发表剧本142个。
戏剧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大增，更表现为质量的突变。以戏剧中影响最大的话剧为例。此前话剧多表现外国知识分子方面的题材，而现在则直面抗日战事与人民生活。如阳翰笙著《前夜》《塞上风云》，田汉著《卢沟桥》《最后的胜利》，洪深著《飞将军》《米》，丁玲著《河内一郎》《重逢》等。其中独幕小型剧，如欧阳山尊的《大路》、冼群的《中国妇人》、章泯的《纪念会》、未光然的《难民曲》等都风靡一时。正如夏衍所说，“战时的一年，真是已抵过10年20年的功夫！有了20几年历史的中国话剧运动，在这短短时期中起了一个使人刮目的突变。……戏剧以抗战为契机，划了一个时代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