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展开，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到抗日图存的斗争中。不仅是沦于战火中的国内民众在浴血奋战，远在海外各国的千百万华侨同胞也以各种方式积极投入到了这场空前规模的战争中，为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在海外的华侨总数约在800万——850万人，其分布地区可分为欧洲、美洲和东南亚三大块，其中绝大部分分布于东南亚，约占海外华侨总数的95%以上。在一些地区，华侨人口已拥有相当比例。如在英属马来亚，华侨人口已占当地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华侨社会通常有各种各样的地缘、血缘和业缘组织，组织程度比较高，因而有利于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便积极地展开了抗日救国运动，并成立了不少抗日团体。1936年9月，“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宣告成立。“七七”事变后，华侨的爱国热情更为高涨，各种抗日团体纷纷建立。“七七”事变发生当天，纽约华侨便成立了救济总委员会，选举华侨首领司徒美堂等为执行委员，负责协调美洲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随着各种抗日团体的涌现和各地运动的开展，协调统一的趋势逐渐形成。1937年8月，美洲的华侨团体联合成立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该会有直属分会47个，其活动遍及美国、墨西哥及中南美洲的300多处大小城镇。

在华侨人口最为集中的东南亚，救亡运动的规模更大。如在菲律宾，“七七”事变后的半个月内，各地华侨便成立了爱国团体376个。为协调各国各地的活动，1938年10月，来自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安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和香港等地的45个华侨团体的164名代表聚会新加坡，宣告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新加坡著名华侨首领陈嘉庚当选为总会主席，印尼华侨首领庄西言、菲律宾华侨首领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宣言指出：“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借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至此，欧洲、美洲和南洋华侨的跨国跨地区的三大组织网络全部形成，他们为协调和组织本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抗日战争的经济上的支援，是华侨抗日活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济上的支援，可分为捐款、购买公债及侨汇等形式。捐款又可分为常月捐和特别捐。常月捐按月定期交纳。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的捐款办法便规定：店员职工每月至少须按薪俸抽捐10%,厂主店东则按其财力分为10等。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常月捐的进行。蒋介石曾致电各华侨团体，指出：“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要求各侨团务必努力促进。侨务委员会通告各海外华侨团体，要求全面推行常月捐。各地侨胞积极响应，并提出了“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口号。广大华侨竭尽全力，捐输常月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各地华侨的常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的捐输最多。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时，计划每月捐输400余万元，结果大大超过预期，到1941年12月，实际每月平均捐输达734万元。南洋各地华侨1939至1941年3年间月捐情况如表3-4:

表3-4 1939-1941南洋各地华侨义捐情况（以法币计）

从表中看出，南洋华侨中，菲律宾华侨的月捐最高。以当时普通华侨的收入而言，这是颇为难得的。因为当时菲律宾普通店员的薪金每个月才4元钱。以个人捐输数而言，美国华侨则高居首位，8年中平均每月义捐数为5.6美元（按1940年汇价计算，相当于法币78元）。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沦陷，美国华侨的月捐便成了最主要的捐助形式。8年中，美国华侨义捐总数高达5600万美元。

除了定期捐纳的常月捐以外，还有许多不定期特别捐和临时献金。特别捐即各种专项捐款，如航空捐、坦克车捐、救灾捐、寒衣捐等。在抗战头3年中，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汽车1000余辆，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

献金则多在各种纪念日举行，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庆功献金”等，种类很多。南洋地区募集的救济战区难民款，每年将近5000万元。武汉合唱团去马来亚各地演出募款，在480天内获得募款1150万元的优异成绩。抗战期间，有400多万华侨为抗战捐了款，占全世界华侨总数的一半左右。据财政部统计，抗战8年，华侨捐款达13.2亿之多。

表3-5 1937-1945年海外华侨捐款统计（以法币计）

购买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是华侨输财助战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主任委员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陈嘉庚、庄西言、陈守明、胡文虎、李国钦等知名华侨担任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向海外陆续发行了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和储蓄券等，号召华侨购债救国。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华侨对此十分重视。如在缅甸，便成立了由150名委员组成的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在全缅设立了51个劝募处。侨团仰光安溪会馆和南安公会带头变卖会所产业来购买救国公债，结果“和者日众，变卖购债，已成为全缅华侨之美谈”。在第一期救国公债中，海外华侨便认购了一半以上。此后各期救国公债，华侨也积极购买。从1937到1942年，仅救国公债一种，华侨购买总额便达11亿元，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战时公债的信用是不确定的，广大华侨尽力购买公债，并未考虑债券的本息将来能否兑现，而主要是出于爱国热情。一些华侨还开展了“焚债”活动，表示自己所购债券为无偿支援抗战的捐款。

华侨汇寄给国内亲属的侨汇，是华侨对抗战的独特贡献。侨汇在抗战时期成了中国财政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外汇的主要来源，它对于稳定法币的币值、补偿军费消耗、抵消外贸逆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1939年为例，国民政府全年战费18亿元，而当年华侨侨汇有11亿元，其中约1/10作为义捐交政府，余为私人家用。这些侨汇均可作为国民政府发行纸币的基金。按照通例，有基金1元可发行纸币4元。以这些侨汇为基金，便可发行44亿元的纸币。除了交还侨属赡家费10亿元及抵补该年战费外，还可有16亿元的巨款可用。整个抗战期间，全部海外华侨的侨汇高达95亿元以上，为支撑祖国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洋沦陷后，日军对侨汇严密封锁，但华侨甘冒各种风险，努力将大量金钱送回家乡。这一时期，美洲华侨成了侨汇的主要源泉。整个抗战期间，美洲华侨的侨汇总额达5.9亿美元，而其劳动所得的总收入为25亿多美元，侨汇占到全部收入的1/4.

华侨积极展开对日不合作运动，不为日本从事战略物资的生产。马来亚是日本苦心经营数十年的钢铁工业原料产地。抗战爆发后，日本对马来铁矿的开采量剧增，月产量由10万吨激增到30万吨，日本每年所需铁的2/3出产于此。当在这些厂矿做工的华工得知自己生产的产品将运往日本用做制造屠杀祖国同胞的武器时，他们宁愿受失业之苦，而发起了罢职离矿的斗争。1937年12月，最大的日营铁矿龙运铁矿的华工首先罢工，此后其他各矿华工奋起响应，全都罢工离厂，使日营铁矿和钢铁行业陷于瘫痪状态。大型铁矿容株巴辖铁矿机械还被全部炸毁。据统计，在1937年前11个月中，马来亚运往日本的铁砂每月平均为128858吨，而到12月则剧减为12424吨，减幅达90%。

在美国加州，华侨发动了“纠察运铁资敌运动”，劝告侨胞及美国人士勿向日本运送钢铁、五金等物资。华侨团体联合当地友人组成数千人的纠察队，在加州码头日夜巡查，以阻止废铁装运日本。1938年12月，旧金山华侨得悉一艘希腊轮船将装运废铁启航赴日，群情激愤，奔走呼号。人们放下自己的工作，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2万多名华侨组成的游行队伍开进码头，向该船展开宣传。华侨在码头日夜轮流值班，坚持不懈，同时推选代表向美国政府方面请愿。经过多方交涉，在美国友人的支持下，终于阻止了这批废铁运往日本。

海外华侨除了在异乡他国捐钱输物支援抗战外，更有不少人毅然回国直接参加抗战。归国华侨有各种专门人才，很多人从事国内急需的公路运输、航空、战地救护等技术性工作。如滇缅路建成后便承担了极为繁重的运输任务，但国内十分缺乏有经验的司机和熟练的汽车修理工。南侨总会应国内有关方面的要求，立即展开了动员华侨青年司机和修理技工回国服务的活动。南洋华侨青年纷纷响应。从1939年2月到9月，有3200多名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滇缅、滇黔、滇桂等公路的抗战物资运输工作。这些华侨青年除了编插到各运输大队之外，还曾组织起独立运输大队。1940年，南侨总会先后运来400辆美制新货车，以此为装备，华侨先锋运输队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陆续成立。该队的费用及制服鞋帽、医药用品等全由南侨总会拨给。华侨成为西南交通线上的一支重要的军运力量。面对敌机的轰炸扫射及险恶的自然条件，他们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8年抗战中，有1000多名华侨运输人员为国牺牲。

战后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侨胞回国参军参战的便有4万余人，其中南洋各地约4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1000人。这些参加抗战的华侨，是全民族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仅壮大了祖国的抗战力量，还大大鼓舞了国内军民的抗战意志。海外华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