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给予了关注和支持。1944年2月下旬，延安各界举行了“宪政座谈会”，与国统区兴起的民主运动遥相呼应。周恩来、林伯渠等出席了座谈会。在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延安“宪政促进会”的活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允诺实行宪政，“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中共中央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

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对宪政问题和团结问题发表演说。他在阐述宪政与抗战前途的关系时说：“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周恩来指出：实施宪政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针对国民党要以其战前确定或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充作现任代表的企图，周恩来明确指出：应彻底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新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并应在抗战期间就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44年5月，中共中央委派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开始双方自抗战以来的第三次谈判。中共中央起初决定不提方案，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调整，向国民党提出了有关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包括政治问题3条、具体问题17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与人身自由，承认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以及承认边区，停止对敌后根据地的军事进攻等。但国民党方面不肯接受中共方面的合理要求，反而在6月向中共方面提出了《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4/5，并无条件地服从国民党的调遣，将解放区所有政府交给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接管，实际上是要变相取消中共军队和敌后政权。这一要求中共显然无法接受。

豫湘战役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对最高决策层的强烈不满。中共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在1944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中共中央认为：国共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向共强国弱的方向转化。基于这一认识，并鉴于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8月18日，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请他们考虑：如果目前中共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对日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尤其是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周恩来要求他们就此试探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时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顾问的谢伟思，明确提出：国民政府应立即召开一次临时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这一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的全权。鉴于国民党在目前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毛泽东希望美国要努力引导国民党进行改革。

董必武、林伯渠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即与重庆的各党派及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征求意见，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提出这一要求。9月4日，中共中央通知驻重庆中共代表：“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这一方案，“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9月5日，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会上，许多参政员情绪激烈地就豫湘溃败、通货膨胀、贪污舞弊、箝制舆论等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严厉的质询。蒋介石不得不让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意图缓和舆论的攻击。

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关于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危局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中共“希望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才能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打垮日寇。重庆各大报纸全文登载了林伯渠的报告。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讲。他痛陈抗战局势的危机，指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再一次明确提出：“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党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耳目。”周恩来还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与办法：召开各党派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国事会议应由国民政府在最近期间召开；国事会议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制定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统帅部；由联合政府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对国民党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是公开表示对国民党统治能力的怀疑，并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独尊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由于促使国民党开放政权是深受国民党政治压制之苦的其他党派所期待的，因此中共的这一主张受到各民主党派的注意和欢迎，获得了大后方人民的广泛拥护。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民主运动的需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9月19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同盟，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原来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的名义加入。这样，不仅原有的三党三派的成员可以参加，众多的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个人身份入盟。会议产生了由3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会议一致通过决议，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呼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9月24日，各民主党派领袖、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等各界代表500多人在重庆隆重集会。与会者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民盟主席张澜指出：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入十分困难之中，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章伯钧表示：“中国共产党提出举行国事会议，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实行联合政府这一条路，这是国内的舆论！”“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

此后，以成立联合政府为目标，各地民主宪政运动便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更为紧迫、更为实质性的阶段。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民主运动主要是要一部民主宪法和实现基本民权的话，那么此后要求的则是一个拥有实际行政权力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后一要求的提出则有击中其要害的作用，因为联合政府一旦成立，将明白无误地意味着国民党政府部分实际权力的交出，意味着一党专政的结束。由此，运动的主导力量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一阶段，各中间党派（包括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主导着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自“联合政府”的主张提出后，中共便成了这一运动的主导力量，民主运动被引向更为实质性的阶段，它对战后各种关系的调整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　美国与联合政府问题

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从抗日大局出发，美国希望能调解国共关系，使双方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共同面对危机。因此，美国对联合政府之类的主张也颇感兴趣。

早在1944年7月上旬，即在美国向国民政府提出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建议之时，美国便产生了建立一个包括国共等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机构的想法。7月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在与孙科谈话时，提出了由蒋介石召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代表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来共同承担战时国家的领导责任的建议。

华盛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民主宪政运动的进展情况，了解到各党派对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迫切期望。1944年9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驻华大使高斯，要求他向蒋介石转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如下看法：出于对“我们的利益、联合国家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的“急切关注”，“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继续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我们觉得，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代表着中国所有有影响的集团并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机构。”

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建立联合权力机构的设想，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正酝酿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颇有一些相同之处。尽管在这一机构的名称及领导构成等问题上美国的这一构想与中共的设想不尽相同，但对现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进行改组，以容纳各抗日力量的宗旨则是共同的。

9月15日，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当天，高斯拜访蒋介石，谈论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问题。蒋介石显然不愿讨论这类问题，很快把话题转到国民参政会上，意图以此搪塞，并明确表示改变政府结构“不是在目前应该做的事”。高斯则提醒说：“国民参政会纯粹是一个咨询机构。”他认为目前吸收其他党派参加政府是可取的，各国在发生危机之时，组织全民政府乃常用之法。高斯并解释说：他的建议并不是要现在立即改组政府，而是打算建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使各主要党派都能参与目前的危机解决并分担责任。当然，这一委员会应该“有权有责”。蒋介石对此只含混地表示他将“考虑采取步骤”。

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关注，无疑对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鼓励作用。然而美国的支持又是有限度的。有一点很明确，即美国固然期望中国成为一个西方代议制的民主国家，但是如果这一目的无法实现，如果国民党政府顽固抵制这一改革，它是不会冒失去中国的风险而强求中国实施民主的。赫尔利的使华经历便说明了这一点。

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发生后来华的赫尔利主要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调整史蒋关系，二是调解国共关系。史迪威被召回后，赫尔利的主要任务便为调解国共关系。10月中下旬，赫尔利先后三次与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会晤，表示他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团结的，决不对党派有所偏私；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应得到合法地位。他表示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撮合，蒋介石已同意他与中共接触，必要时他可去延安等。中共代表对赫尔利访问延安表示欢迎。

10月28日，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国共协议草案，共5条：（一）双方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解放中国。（二）双方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三）双方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四）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给予合法政党地位；国内各政党均给予平等、自由与合法之地位。（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的官兵将依其职阶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

蒋介石对赫尔利的这一方案并不满意，认为它实际上承认了国共双方的平等地位。国民党方面对这一方案进行了修改，更多地强调了“政令军令统一”的思想。如将第二条改为“中共军队应接受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将第四、第五条位置对调，有关军队同等待遇的条文，加上“中共军队官兵经中央政府编定后”的前提。

赫尔利带着这一提案于11月7日飞抵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天会谈。中共对赫尔利方案逐条表示了意见，强调了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必要性。对中国情况所知甚少的赫尔利并不理解让中共参加政府与建立联合政府的区别，对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了赞同。10日，赫尔利与中共就新的协定草案达成共识。毛泽东在《五条协定草案》签了字，赫尔利则以证人身份也签了字。

这一草案的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有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四）所有的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赫尔利兴致冲冲拿回了这个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比较理想的方案。这一要求国共双方都作让步的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实现的方案是比较符合美国的治国原则的。然而，出乎赫尔利的预料，蒋介石坚决拒绝了这一方案。蒋介石表示：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政府的控制权交给共产党。不知所以然的赫尔利提议：如果蒋不喜欢“联合政府”这个词，那就换个说法好了，叫“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或党派政府”都可以。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在劝蒋无效后，赫尔利并没有向蒋施加压力逼其让步。相反，他很快倒向蒋介石。因为，美国政府给他的使命很明确，那就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赫尔利不愿重蹈史迪威的覆辙，他转过头来竭力劝诱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方案。11月21日，赫尔利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军饷军械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

国民党的这一反建议完全回避联合政府问题，实际上成了一个让共产党交出军队的“招安”方案。赫尔利等人以向中共提供美援来劝诱中共接受这一方案。中共予以拒绝。12月12日，毛泽东与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向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发出指示，指出：“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

12月20日，赫尔利电请周恩来返回重庆，重开谈判。周恩来复电中表示：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使人民开始走向自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内的个别人事变动并不能改变现在的国民政府及其政策。既然国民党不愿改变态度，继续谈判毫无意义。周恩来提出：国民党果然要革新政治，表示其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首先实现如下四条：（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中共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的真相，遂产生了绕过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想法。12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谈话时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总统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情况不会那么清楚，不会意识到蒋介石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是多么不得人心。中共通过观察组提出了派遣代表团去美国，向美国公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局势的建议，并表示毛泽东和周恩来可以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中共并强调，绝不能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中共不相信他的判断力。不幸，这一电报在转经重庆时还是落到赫尔利手中。赫尔利随即在致华盛顿的电报中对中共与美国在华人员的这种接触进行了猛烈抨击。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重返重庆。2月2日，他向国民党提出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国、共及民盟三方的代表应参加这一会议，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有权起草施政纲领，各方代表在这一会议上享有平等地位。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竟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对联合政府的拒绝态度。周恩来决定立即返回延安。

对于赫尔利片面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都曾表示过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便能与最有可能创建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领导人合作”。但是，在这场赫尔利与职业外交官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中，罗斯福对赫尔利表示了支持。在赫尔利尚未返华之时，由于他的坚持，美国国务院发出了将主张对国共之争持公正与灵活态度的外交官谢伟思调离中国的命令。稍后，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也被调离。

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了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并将共产党视同于封建军阀。赫尔利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只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共产党主张建立两党联合政府，而国民党是要“还政于民，而不是还政于政党的混合体”。赫尔利对蒋介石高度肯定，认为蒋“不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要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还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把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作为毕生奋斗的真正目标”等。赫尔利的这一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将从战时的扶蒋容共转变到战后的扶蒋反共。

三　中国向何处去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中国各种力量不仅关注着如何夺取抗战的胜利，更关注着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作为中国两支最大政治力量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在胜利前夕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大会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代表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党务检讨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了《政治报告》，代参谋总长程潜作了《军事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作了《经济报告》，潘公展作了特种报告《关于中共问题之报告》，何应钦作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的报告，蒋介石作了题为《军事、政治、经济、党务之现状与改进的途径》的总报告。会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国民党的方针。

在政治上，这次大会明确拒绝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要求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国民党打着“还政于民”而不是还政于党派会议的旗号，反对召开将会令其陷于孤立的党派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八十诞辰之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而这一国民大会的代表是在战前由国民党包办选举所产生的，此外，还有许多当然代表（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等）和指定代表。这些国大代表的代表性早已为中共和民主党派所质疑。国民党以召集这一御用国民大会来抵御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

会上也有不满意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代表提出了一些关于民主问题的提案。如冯玉祥、屈武、王昆仑等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周炳琳、陈雪屏、冯友兰等提出《确定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以及《请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以应需要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提案。但是，这些反映国民党内民主呼声的提案都只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为幌子被束之高阁。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国民党仍然坚持不妥协的反共方针。大会通过了两份显有差异的文件，一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该案一面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同时又表示中央将“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表示“在不妨碍抗战，不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表现了较高的容忍度。另一个便是内部使用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在这一文件中态度则要严厉得多。该文件指责“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而本党同志在各地艰苦奋斗遭中共残害，书不胜书。……中共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该《方针》要求各同志提高警觉，“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本党政治解决之方针得以贯彻”。这表明，国民党在国共关系及联合政府问题上仍持顽固态度，国共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

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不仅在国民党“六大”上继续维持下来，而且有所加强。蒋介石继续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中，原先由总裁“代行”总理职权的规定，修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党章并明确规定总裁对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有复议权乃至最后决定权。

在国民党召开“六大”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七大选举产生了44位中央委员、33位候补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推举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这是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另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是一个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向大会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它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毛泽东提出：应“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并具体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中共七大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毛泽东指出：（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二）中国不可能，因此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三）在中国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此，中共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要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现阶段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他指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朱德向大会作了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该报告回顾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朱德提醒全党全军注意，解放区军队今后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简要概括，并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刘少奇还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新修改的党章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由此，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

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新的阶段的具体化。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挖山不止，感动全中国人民这个上帝，一起铲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国民党的“六大”和共产党的“七大”都已经意识到抗战胜利在望，双方都在为战后在中国的竞争作准备。在政治上，国民党以还政于国民大会作为民主的装饰，共产党则坚持成立实质性的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国民党重申了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但缺少付诸实践的政策，共产党则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既鼓励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又鼓励发展合作社经济；在两党关系上，双方都还不愿很快出现国共破裂的局面，其公开宣示的政策颇为接近，国民党表示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共产党则表示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和平相处的前景似乎比较光明。但实际上危机并未消除，国民党的自大心态并未改变，仍不能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中国共产党，因此影响中国社会命运的国共关系如何发展，仍是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