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转折意义，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初人们就有相当准确的估计。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就说过，如果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施行积极的抗战方针，“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就一定能够完成中国历史的转变。毛泽东的判断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如果人们熟悉抗战时期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就会很清楚地明白中国不仅不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不会就此灭亡，而且中国一定会以此为契机，完成民族复兴和民族重建的伟大使命。
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学界固然不应一概而论，但大体说来，这门比较冷僻的学问在抗战时期反应最为敏锐。那些历史学者除了为国人提供民族精神的智慧财富外，也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民族复兴的历史依据。
最先对日本全面侵华作出反应的历史学者大都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忧世的心态。他们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除了极个别的人如郭沫若、胡适等直接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外，更多的则是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逐步转换研究课题，确立抗战这一学术主题，以便在文化战线上支持抗战。即便如郭沫若，他在抗战期间从事繁重的宣传、文艺工作之余，仍无法忘情于他的历史学研究，先后完成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学术著作，不仅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高峰，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锐利思想武器。
如果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史学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话，那么，对传统历史学，尤其是对大多数的史学家而言，抗日战争这一重大事件不仅对他们的个人人格是一次巨大考验，而且也势必促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和政治信念有所转变。像陈垣、陈寅恪等著名史学家，毫无疑问都属于中国旧史学阵营中的“骁将”，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并在各自学术领域中作出突出性贡献，在抗战之前已久负盛名；抗战爆发之后，不论是坚守危城，还是千里迢迢地迁徙大后方，他们都能充分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同时又基于抗战时期的特殊背景，及时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事“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相继沦陷时，陈寅恪正陪伴乃父散原老人在北平就养。散原老人感于时事，终日忧愤，终因拒不服药而弃世。因此对陈寅恪来说，日本不仅是中华民族之仇敌，亦为陈氏家族之仇人。在此后八年中，陈寅恪一面避难流离，辛勤课徒，另一方面从事史学著述。他坚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他一度被困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反复阅读南宋人编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因为那上面记载着南宋偏安政权对外投降与抵抗的斗争。“在他的心目中，历史学的功能之一，应当是唤醒人们强烈关心国家兴衰，振奋民族精神”。
陈垣在1943年追述自己这一转变心迹时的一段话，大体代表了那时中国历史学者的一般想法。他说：“至于史学，此间（指北平，引者注）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基于此种认识，陈垣在抗战八年中身居危城，不就伪职，杜门谢客，独居书斋，潜心于“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先后完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道教考》以及《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这几部书虽然仍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研究方法也依然是传统的考据，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怀，揭露敌伪残暴，痛斥汉奸无耻，相信中国必胜。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撰成于卢沟桥事变及北平沦陷的当月，著者的心情可想而知。在这部书中，著者以《册府》校《旧五代史辑本》，原拟作《旧五代史辑本校补》，后发现辑本中除了一般的传写脱误、庙讳改字及率意改窜者外，凡胡虏夷狄等字莫不改易或删除。显然，此为馆臣限于雍乾年间的政治忌讳而有意所为。该书《自序》中说："150年来学者称颂引据，以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窜至于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其覆。”著者的深意当然不是就古籍论古籍，而是揭示在异族统治下，汉族士大夫的一般心理，以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之借鉴。作者在《后论》中强调：“今乃辑本，何能轻易其词。此亦馆臣岂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窜中秘书之故智，欲以一手掩盖天下同者，其视清朝之心实与明季诸人无异也。不过一则阳示之，一则阴指之而已。呜乎！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
如果说《就五代史辑本发覆》的深意是要表彰在异族统治下中国士大夫的政治情怀的话，那么，《明季滇黔佛教考》则是从命题到选材都是为了鼓励中国知识分子坚持民族气节，不事异族。作者在此书1957年重印本的《后记》中写道：“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陈寅恪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是：“寅恪读是竟，别有感焉。世人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檄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出处本末，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是书之作确实深藏著者的微言深意。
至于《清初僧诤记》，写的是清初东南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折射出佛教不同派别在政治大变革过程中的不同政治趋向。作者借抨击明亡后变节仕敌之僧人，影射沦陷区媚事“新朝”之汉奸，与《明季滇黔佛教考》对明末遗民民族气节的彰扬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在是书《重印后记》中写道："1941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扬扬，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时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非专为木陈诸僧发也。”由此何难想见著者写作时的愤懑心情与内在痛苦。
在完成《清初僧诤记》之后，陈垣似乎意犹未尽，紧接着就写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以作为《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姊妹篇。《佛教考》写的是清推翻明北京政权后“实为畿辅”之滇黔，《道教考》则写的是北宋亡后沦于金朝统治下的河北，其隐喻与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著者在《重印后记》中说：“卢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也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道教而忽之也。”而且，陈垣认为，“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诸如“全真家之可贵，非徒贵其不仕也，贵其能读书而不仕也。若不读书而不仕，则滔滔天下皆是，安用全真乎！若因不仕而不读书，则不一二世悉变为无文化之人，此统治者所求而不得也。故全真虽不仕，书却不可不读。”作者的深意显然是劝告爱国学子当此国难期间，既要坚持民族气节，拒不事敌，又要爱惜名誉，认真读书，以为国家在重新获得独立之后依然能保留若干“读书的种子”。
作为身居沦陷区的史学家，陈垣能够做到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知识从事“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彰扬民族精神，鼓励人民坚持斗争。故而如果说作者上述几部宗教史考尚有一些隐讳的话，那么他在抗战期间完成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则直露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作者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在这部书中，陈垣对“胡注”中隐含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作了充分阐发，在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抗战将士的敬仰以及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表达了著者毕生史学研究的境界与学术主题的重新确立，充分地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的爱国情怀。
抗战时期除“二陈”外，从事“有意义之史学”的著述者有相当一批人。史学界在抗战时期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差不多都集中在宋金、宋元之际及明清之交等异族入侵的特殊时期，如周远君1941年出版的《徽钦北徙录》，朱希祖1944年出版的《伪齐录校补》，张亮采1943年出版的《补辽史交聘表》，蒙思明1938年出版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萧明扬1941年出版的《明太祖平胡录》，吴重翰1939年出版的《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孟繁华1940年出版的《明代两浙倭寇》，陈之安1938年出版的《南明诸王的复国运动》，祝实明1942年出版的《明季哀音录》，余宗音1937年出版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萧一山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纲》，钱亦石1938年出版的《中国怎样降到殖民地》，郑鹤声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史》，陈安仁194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等，作者们基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感受，期望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特殊阶段的清理，彰扬民族精神，激励国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彰扬民族精神、激励国人坚持抗战方面，史学界在抗战时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并不能代表史学界的全部，因为我们从抗战时期史学界的全部情况看，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将学术视野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实证研究和分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批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不仅重新认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为研究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民族复兴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通过这些研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最终战胜旧史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诚如郭沫若1945年夏在莫斯科所作的《战时中国史学研究》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战时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充分表明：“旧的封建生产方式早已完全过时，而且危害着现代社会。空中、陆地和水上交通已成为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已没有重大阻碍。中国应当现代化、工业化。这是历史科学向我们指出的历史的必然。人民已经觉醒，中国的历史已由帝王的家谱时期进入了人民的历史时期。”
中国史学界之所以在抗战时期热衷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外，更重要的自然是现实斗争的需要。面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1938年10月，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研究能力的人都应该研究理论和中国历史，强调不应当割断历史，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此后很快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翌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具体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为了解决干部教育迫切需要的教材问题，是年冬，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学者共同合作，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由来、特点和主要矛盾等问题。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像范文澜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典范。
延安的古代史研究热潮带动了国内进步史学界，在重庆的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人时常以“文工会”的名义组织学术座谈或学术演讲，活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气氛，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群体逐步形成，并获得不少可喜的成果。除郭沫若的几部中国古代史研究专著外，还有侯外庐的《中国古代学说史》《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历史论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原始社会史》和《中国古代史》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代表作。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方向，尤其是这批史学家提供和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确实是对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将原本以帝王将相为主线、以唯心史观为基本特征的旧史学加以改造，真正提升为一门科学，完成了中国历史学的转型。
不过，从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总体情况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虽然代表了历史学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发展时间尚短，史学的重点差不多还是以旧史学为主。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旧史学依然占据格外重要的地位。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周谷城、陈恭禄、钱穆、金毓黻、张荫麟、陶希圣、萨孟武、徐炳昶、顾颉刚、杨向奎、童书业、罗根泽、马元材、汤用彤等运用传统史学方法研治古代中国史，虽然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果，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运用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接受的态度。
不过应该承认，旧史学的成就在抗战时期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尤其是这批史学家基于抗战时期的特殊背景，他们对历史的关注与重新解释，实际上不仅成为抗战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民族复兴提供历史学的依据。熊十力于颠沛流离之际撰写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书，虽然是以唯心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但其倡言五族同源，提倡民族精神，推论“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家的忧世情怀、乐观精神和哲人的睿思。钱穆此时完成的《国史大纲》，不论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充分表现了浓厚的唯心史观，但其著述的宗旨和所得出的结论却正如著者所说，“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是为“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提供历史依据。他和张其昀、萨孟武等人试图从多个方面论证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并非专制政体，而是具有相当浓郁的民主气息，以为“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非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常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当知中国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既经公开的考试，又分配其数额于全国各地，又按照一定年月，使有新分子参加，是不啻中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织。”
钱穆的这段陈述在抗战时期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在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时，都差不多一反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价值评估，爱作此类“翻案”文章。他们的用意究竟何在？是他们真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确实如此，还是他们基于抗战时期的切身感受，借助于史家之笔表达一种愿望？
以今天的学术立场来观察，他们重新发现的中国古代社会既不符合历史真相，也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相悖。胡绳指出：“钱穆先生及其他同调的先生们，对于人人熟知的历史硬要来一个‘翻案’,其真实意思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告诉我们，中国现在所当行和能行的民主政治就是在那两汉隋唐宋明历代所行使的政治吗？所谓‘中国式的民主’就是我们一般常人所称为君主专制政体的那种东西吗？我很奇怪，想出这些意见的先生们都不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与事业，甚至还加以赞扬。但实际上他们是应该反对中山先生的，因为中山先生所要推翻的就是两汉隋唐宋元明清的那种国体和政体。假如中山先生还在，他听到人们说，他所毕生与之斗争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然而如果从这批学者的内在心情来揣摩，他们既无意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更不愿在政治上造成任何有害的影响。恰恰相反，他们的这种研究所得，受制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手段，其出发点也未尝不是为了抗战，为了中国现今的民主与进步。因为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不仅在国内知识界盛行着“民主抗战论”和“反民主抗战论”两股尖锐对立的思潮，而且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国民党高层相当一部分人欲借助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会，加强政治独裁，进行某些反民主的活动。他们认为：“中国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恐怕只有在中国独立之后。换言之，只有在抗战胜利之后。因为只有在这时候，中国才有完全工业化的可能，中国才有根据于普选的人民代表产生的可能。”他们只是机械地认为封建的政治形态是专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形态是民主政治，于是就作出形式逻辑的结论，以为中国在抗战的非常时期既然没有条件与机会迅速实现工业化，那么当然无法立即实现民主政治。钱穆等人反复论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即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所谓中国传统专制政治体制下，也有着民主政治的运动和民主政治的萌芽形态。他们的见解显然并非毫无意义，因为从他们的逻辑出发，既然民主政治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民主政治的实现，反过来必然会促进工业化，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中国抗战的胜利，而决不会像那些反民主的政客所了解的，中国的民主政治一定要等“中国完全工业化”了以后才能实现，一定要在民族重新获得独立之后才有可能。
事实或许正像钱穆等人所分析的那样，民主政治既然在中国古代业已存在，因此工业化及抗战非常时期决不能成为拒绝实行民主政治的理由。相反，只有实现民主政治，动员全民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才能获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章汉夫指出：“如果民主政治实现，全民参加抗战，就能早日获得民族解放，也就是及早肃清中国工业化的障碍。因此，绝对不是完全工业化后才能实现民主，而是一定要民主，然后才能实行全民总动员，抗战到底，扫清工业化发展的障碍。”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钱穆等人的“新发现”，其微言深意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中国古代政治民主论”即或在事实上有误，在论证上也并不严密，但其用心至少从主观意图上说并不是要将中国导入一条反民主的道路，而是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寻求一条有别于西方经典道路的独特道路来。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气派的独特道路，这一认识是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贡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提供了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