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包括哪些内容呢？我想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
第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
历史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欧洲史家看来，modern times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也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不少学者用“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中将“近世史”的开端定为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郭廷以。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也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20世纪30-40年代，由于民族救亡、反思百年国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开端。自1933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陆续有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的著作用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书名。可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以“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或专著的中国近代史类著作多达数十种。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接受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从世界范围来说，那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的时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称为“现代”，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因此“近代”与“现代”就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属性，成为两个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指的是最近的，现今仍在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以此观点，观照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
对于这部分学者来说，中国近代史的上限起于1840年。这也是大多数史家的共识。当然也有个别史家有不同主张。侯外庐将中国近代史看做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他主张将明清之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尚钺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以明朝中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中，有这样的看法的人是极个别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绝大部分作者都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与学者生活的当前时代联系起来。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范文澜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却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给出了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定。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数学者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并且以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而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初编》（后者署名“平心”）所处理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明确了。王廷科论证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断，提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他认为应以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为此提出五个理由：
一、从社会形态而论，“五四运动以后，尽管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封建社会了”，“这时的中国，出现了两种政治、两种经济和两种文化的长期并存。这种局面，是五四以前所不曾有过，也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这种复杂的特殊的情况与五四运动以前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
二、从时代中心的变化看，“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不是别的，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主要方向；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时，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已经代替了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因此，中国历史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
三、从革命的观点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而不同点是更为重要的。特别是由于领导权的转移，由于革命所属的阵线不同，决定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属于同一的历史范畴，而是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因此，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现代史范围。”
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看，“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都是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这两大革命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范畴，在中国现代当然属于中国现代史历史的范畴。因此，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
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看，如果将其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如果割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分别划入不同的时代——近代和现代，“也就不能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中国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全部历史”。
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刚刚建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1919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对学术界具有支配作用；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而且191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也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再者，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主张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再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著者随后在《光明日报》和《近代史研究》发表文章，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
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作出这种结论性认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
一是苏联的历史分期主张。苏联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看做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看做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世界的现代史。这种观点打破了西方学者所固守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体现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套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正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的历史分期法套在中国历史上一样。中国的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欧洲和苏联都未曾经历过的。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年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自己的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是贯穿于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的，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及其以前，这个任务没有变化。其区别在于革命的具体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出现变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而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系统论述。毛泽东在1935年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毛泽东在1939年说：“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这两段话，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讲清楚了。概括起来说，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幼弱，无力完成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不能不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所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无论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说，还是从近代中国的革命性质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完全纳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符合历史科学的要求的。这样的划分，不存在贬低或轻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历史进程像一条大河，曲曲折折，奔流不息，永不停止。人们为了认识大河，把它分为发源处、上游、中游、下游。认识历史分期，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分期，是人们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时寻找的一种方法，一个大致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一个关键时期的节点，同时又不可以看得太绝对。这就是说，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出发，把近代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时限范围，从认识论来说，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外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与以往历史大大不同的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对象进行研究，这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经过了几代人，将来的人们根据时间和条件的转变，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重新加以概括，那将是那个时代历史研究的任务。
第二，“革命史范式”或者“现代化范式”问题。
所谓“范式”，按照美国学者库恩（Thomas Kuhn）的说法，一些科学史著作所以能够决定和影响科学的发展，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它的成就足以凝聚一批坚定的同行，二是其成就又给科学工作者留下了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科学著作就可以称之为“范式”。近些年美国的学者们在反省他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提出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所谓“范式”与本文所说的学科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有相近似的地方。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研究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的历史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是作为当时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一部分而存在的。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当时中国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有极大的关系。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现代化，还是革命，还是保持传统政治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思考相关。因此，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不仅是认识历史进程的过程，也是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的过程。
政治发展的状况在20世纪中国长期占支配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20世纪下半叶，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才取代政治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可以说，政治在20世纪始终是史家首先关注的话题，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的影响，最大的是政治作为和政治方向。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命题，也决定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不同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折射出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主题，并且满足于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需要。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作为纯学术而存在的，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人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依据。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往往把理解昨天的社会和掌握今天的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发点。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作者，为了服务眼前需要所写出来的历史，在叙述和解释历史事实的时候，免不了要联系甚或影射社会现实。总之，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和学科体系的构建。
19世纪末起，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盛一日，封建统治者故步自封，不求进取，人民群众的不满日渐加剧，以救亡图存为手段，革命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期间，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开展的国民革命期间，还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不同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鼓吹革命，以历史为借鉴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因此，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不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萌生时成为热点，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中，革命史研究或以革命史为主要切入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今天做学术史回顾时能够理解的自然过程。
通史著作常常是史学领域总体水平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也是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体系：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近代化（现代化）体系”，或者“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体系”，或“革命史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革命史范式”是近些年来在学术界颇为弥漫的一种说法，提出者的本意含有否定这种学术体系的意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术范式的转换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因此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也不妨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
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为了加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这是蒋廷黻及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献身的事业”。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构成这一分析框架的关键词是“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的悲剧，肇因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还处于中古世界：一是科学不如人，当时西方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方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中国的工农业还维持着中古时期模样；三是西方民族观念已发达，中国仍死守着家族和家乡观念。所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专门著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给予批驳。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实际上也是针对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而撰述的。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把1840-1919年的历史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范著《中国近代史》是完整地开辟“革命史范式”的典型著作。
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
范著所开创的“革命史范式”，在50年代以后得到规范和发展，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学者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范式。当然，范著的缺点也为此后的学者所注意。如：范著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是一部革命史，依据主要历史事件作了纪事本末式的叙述，有的地方史料根据不足，由于服务现实斗争存在着简单地影射现实的现象，科学性不足。刘大年在主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时，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注意到了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阶级斗争，以及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或者说对革命史的学术范式作了新的概括和完善，进一步强调了近代史研究著作的科学性，强调了经济史研究对于突破近代史研究局限性的必要性。
蒋廷黻在1938年提出现代化范式以来，经过了半个世纪，没有得到响应。20世纪50-80年代出版的通史一类的著作，大体上还是按照“革命史范式”来写的。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这很自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视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被再次提了出来。1998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是一本用新范式为指导撰写的近代史著作。在这部著作的总序中，作者写道：“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里的概括，主要是对所谓旧范式的概括，是很不准确的，但是他所说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换是学术范式转型的先决条件大体上是对的。这方面，下面还要分析。
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40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也应邀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演讲。关于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他说了下面一大段话：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刘大年、胡绳是力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这时候，他们都在思考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有关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的看法是大致相近的。
1995年12月，胡绳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写了再版序言。再版序言特别提出三个问题：一个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其次是对外开放问题，第三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对于第三个问题，胡绳的答复是：“这种意见是可行的。”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1996、1997年，刘大年再次提起近代化话题。他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他还说，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结论是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两位去世未久的前辈学者的思考，大体是相近的。刘大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意见；胡绳则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
有的学者明确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有的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显然，这位作者是希望在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时，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
观察用现代化范式编著的若干著作，对于现代化范式，大概有这么几种见解：
一是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前述《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体现了这种趋势。该书主张“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试图用这种观点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等。这些用现代化范式重新审视过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讨论。这里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一个主张研究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的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这是一个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观察，因而是一个正确的观察。费正清是一个生活在最先提出现代化理论的国家的学者，而且并不反对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结论何以与我们主张现代化范式的学者相差如此之远？是现代化范式出了问题，还是我们主张此一范式的学者在运用中过于标新立异、不求甚解？
提出替代主张的学者，对革命史范式的否定并不符合事实。说“旧范式”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做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战争为主线”，显然是一种严重的歪曲。用“革命史范式”写的中国近代史书，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写了革命史、政治史，但是决不仅仅是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戊戌维新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辛亥革命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呢？难道这些都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吗？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不写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写清末统治阶级的内部状况，不写北洋军阀的历史，不写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不写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难道仅仅写了一场革命史吗？
二是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或者说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史。这种研究主题，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不尽相同，它并不追求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它与胡绳所期望的似乎比较切近。这类著作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诸如《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中国现代化史纲》上下卷（陈勤、李刚、齐佩芳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虞和平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等。这些著作，大体上是用经过中国学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这样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也终究不能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现在是否可以说，关于现代化范式，大体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另一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说明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但很难从历史进程的方向叙述完整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认为，撰写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撰写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并行不悖的两种写作模式，其间并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
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胡绳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至理名言。因为，要分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要分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在近代中国这样的阶级社会中，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单线的发展。在中国，有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现代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有无产阶级追求的现代化，我们如果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去分析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呢？
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当然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从“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很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