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却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跨入19世纪之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依然是在传统的道路上踯躅前行，与西方的差距已越拉越大。此时中国的思想文化也极为沉闷，以致诗人龚自珍于1839年不得不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鸣。而这一切都与清王朝所奉行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清王朝在文化政策上大体继承了明王朝的统治衣钵，继续以科举取士制度笼络知识分子，崇尚宋明理学且鄙薄科学技术，并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密的思想禁锢。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以社会形态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统治手段更加残酷，某些方面也更加保守。清王朝作为统治者有其成功的一面，但其专制主义的政策、措施也必然带来严重后果。清王朝对东南地区的残酷镇压，严重摧残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并使清代差不多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即到清代中叶，才使手工业等重又恢复到明代中叶的水平。重农抑商与海禁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海外贸易萎缩，失去了世界市场，也使手工业缺少发展的资金与动力。以上这些当然都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自身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清代初叶又是西方某些科学技术得以引进的时期。其时，明代的许多著作被禁。徐光启、宋应星等因是明代官员，其所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著作也在禁止之列；同时，许多汉族学者因排满情绪拒绝出仕，一时间科学技术方面颇为冷落。清朝统治者为此任用了许多西方传教士为其服务。康熙年间，因康熙帝个人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促成了更多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使始于明末的西学东渐潮流进入了一个高涨时期。在此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呈现了复苏气象。但由于这些科学技术活动受政治需要的限制，统治者也忌讳汉人与传教士的接触，因而当时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和许多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最终成了宫廷垄断的专利品。在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有些被搁置起来，如火器制造技术。传教士们帮助制造的火炮在平定三藩以及抵抗沙俄侵略时还发挥过很大作用，至康熙中期，因无军事需要，便不再受到重视。而采矿技术，因统治者怕人民“聚众闹事”，私人开矿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传统技术也无以发展，当然更不需要什么外来技术了。又如西方人体解剖与生理学，康熙帝虽曾请传教士为其讲授过，但为维护传统道德和其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经传教士译成满文的解剖学著作也就秘藏高阁而仅供御览。然而有些门类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像天文学和数学等，由于清代并不禁止民间研习，经过一些中国学者如王锡阐、梅文鼎等人的努力而被接受、吸收，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这方面的发展。

但在统治阶层中，在维护儒学正统的背景下，虚骄自大、盲目排外的思想倾向始终存在。清初就有杨光先于1664年因反对西洋历法而兴历狱，竟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荒谬主张。到了1723年，因政治及文化的因素，雍正帝赶走了除钦天监以外的传教士，关上了国门。从那时起到鸦片战争爆发的百余年间，基本上关闭了原本狭窄的，也是唯一的东西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的渠道。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罗马教皇解散了耶稣会，第二年在中国钦天监工作的最后一个传教士蒋友仁死去，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也就完全中止了。

还在明代末年，当耶稣会传教士把欧洲一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的时候，就引起徐光启等少数知识分子试图解答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他们的设想是“会通以求超胜”，先使两者“会通”，然后由中学“超胜”西学。他们曾多次谈到传统文化和西学的相似性，即所谓中学、西学“心同理同”。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一度颇为流行的“心同理同”论逐渐为“西学中源”说所取代。明代遗民最早提出这一看法，而由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加以进一步的阐述。主流的知识界则力图证明：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原本就是中国的。“礼失而求诸野。”到了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时，戴震更在天文算法类书目提要中列举资料，证明西方的某些算法先从中土流入西方然后又转而流回中国。“西学东源”由此差不多成了清朝官方学说。

西方一些科学知识的传入，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吸收新知和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但清代的学者们却错失了这一机会。爱因斯坦说过：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由利玛窦、徐光启共同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已被收入《四库全书》，其形式逻辑体系也为清代学者中一些人所熟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发展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模拟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每题先下定义，次列公理，然后解题、推论，批评宋明理学家的“理”只是意见，并非真理。他自以为这部书代表了平生学术的最大成就，但强调的是形式逻辑对于经学考据的工具作用，而不是形式逻辑体系的思维方法。更多的学者则是把经学方法作为思维的最高方法。凡有辩论，总要引证诗云子曰作为根据。孔学经典上的是与非，就是他们认识上的是与非。对于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独获创知，首先从方法论上就被扼杀了。

造成如此局面，当然是清朝统治者精心“教化”的结果。前已说过，清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是十分严密的，在科举制度的束缚之外，还实行多种思想禁制。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镇压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不满情绪，清朝统治者竟不惜屡兴文字之狱。乾隆朝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繁荣均超越康、雍两朝，而其文字狱和禁毁书之严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狱竟有130起，比康、雍两朝大大增加，且多属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硬加莫须有的罪名。乾隆朝因文字而得罪的多为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词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这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伏。”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正是对当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生动写照，也是对所谓“太平盛世”的莫大嘲讽。

与文字狱互为表里的是毁书、禁书。乾隆帝趁编修《四库全书》之机，在全国范围内搜检书籍，对所谓“悖逆”、“违碍”书籍进行查禁、销毁或篡改。《四库全书》总计录书3471部，79618卷；而不符合清政府标准，“采进而不收录，仅作存目”的书多达6819部，173252卷。全国查缴的各类禁书的分量，比不禁的书多十数或数十倍。不禁的书，只要缴进一部。但民间搜得禁书多少部，就要缴多少部，连同刻版一律缴毁。民间流行的剧本、小说等，也在搜查之列。从不同文献统计数据来看，至少约有3100多种、15万部以上的书籍被销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官修《四库全书》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的思想统治，评论书籍的标准也以皇帝的意见为转移。乾隆帝见四库全书馆进呈李廌《济南集》中有“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之语，大为不满，说：“朕于异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千古以下之臣，转将千古以上之君，称名不讳，有是理乎！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如关帝旧谥之类，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称名之谬，岂可不为改正以昭示方来。”于是所有提及“刘彻”之名的古籍均遭修改或删削，“一体更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更在卷首的《凡例》中声明：“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与历代官修之本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这种“只唯上，不唯实”的是非评定标准对士人学风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清王朝所顽固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对断绝知识分子与外界的接触与交往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王朝规定：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马克思即曾指出：

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晚年的乾隆帝在诗作中也把这层意思说得十分明白：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迟至19世纪30年代，也即鸦片战争前夕，与外人的交往仍被严格禁止。俄国汉学家德明（科万科）曾在其回忆录中记叙了自己于1830-1836年在华的逸事。他提及有一位名叫“齐四爷”的曾做过宫廷御医的中国官员，因在理藩院工作的便利，收受过俄国传教士团的礼物，后因收受库伦办事大臣贿赂事发而入狱，并终被发配。这位齐四爷在刚一得知事情败露时，就立刻派人将一架电动的机器、烧瓶、曲颈瓶以及一切与西方医术有关的物品和器具，乃至传教士团医生送给他的礼物等等，统统交还俄国使团，以免在司法机关抄没其家产时，给他加上一个私通洋人的新罪名。

内部的禁锢和外部的隔绝导致清代在思想文化的发展上出现了比明代还要黑暗的局面。且在雍、乾年间，统治者在实行高压恐怖政策的同时又采取笼络政策，曾两次组织编写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以吸引广大汉族学者。失去了思想言论自由和广阔学术研究空间的知识界被迫走上了考证古典文献这条较为保险的道路。清代中叶，乾嘉学派的复古思潮成了学术的主流，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是去做“经世致用”的学问，只是把典籍作为研究对象，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在保守、闭塞的环境中，少数有为的学者沿着传统道路在摸索中前行，在传统医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方面多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夕，与同期在科学技术上突飞猛进的西方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着极其敏锐洞察力的诗人龚自珍，正如恩格斯所赞许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那样，“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尽管他比但丁晚了整整500年——于嘉道之际向世人大声疾呼，提醒人们注意，所谓的“天朝盛世”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过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而实则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衰世。偶有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其结果只能是由衰到乱，“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他期待着，甚至渴望着“山中之民”能够“一啸百吟”，“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在社会下层的卑贱者们已然开始行动的时候，时代的先觉者们所能做到的大概也只有如此了。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