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外贸易基本态势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更多的对华贸易优势条件，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使1865-1894年30年间的中外贸易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状况。这可通过该时期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说明。不过，在近代中国，对中外贸易作较为系统的统计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成立以后才有的，此前虽然也有一些可资参考的统计资料，但缺乏系统性和可比性。现将海关所作的1865-1894年间的贸易统计数字列如表3-1，以示总体状况。
表3-1 1865-1894年中外贸易统计表（单位：千海关两）
资料来源：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p.22-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周广远著《1870-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的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4).
说明：表中所列的“修正值”，系指对原统计资料数据的不合理之处经过修订后的数值。对此，周广远的《1870-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的估计》一文中有如此说明：在1889年以前，海关当局单纯从税收意义上去记录进出口货值，不是从国际收支的意义上去计价的。因此无论进口或出口货值，都以进口和出口商品在该中国通商口岸的市场价格为准，这一计价方法一直延续到1903年。从国际收支的观点来看，这种进出口货值自应分别换算为进口货的起岸价格和出口货的离岸价格来表示。进口货市价中应减去进口关税、鸦片厘金和进口商品在起运、货栈、订货佣金等投放市场前的一切杂费开支；出口货市价应加上出口关税和从口岸市场至出口商船上的一切杂费开支。此外，还需补充未列入统计的鸦片走私进口值、1890年开始单独统计的对朝鲜贸易值。海关原有的统计方法，从对外收支的意义上来说是很不合理的。1889年以后，海关当局已注意到这一点，在每年的贸易报告中都附有一个进口按起岸价格、出口按离岸价格计值的修正数字，但估算仍不够合理。因此有必要对海关原统计数字进行修正，具体方法是：修正进口值=海关统计进口值+从朝鲜进口值-当年进口税-（海关统计进口值+从朝鲜进口值-当年进口税）×4%（各项杂费的比重）-对朝鲜复出口值-鸦片厘金+鸦片走私进口值；修正出口值=海关统计出口值+对朝鲜出口值+当年出口税+（海关统计出口值+对朝鲜出口值）×4%（各项杂费的比重）。
1865-1879年的修正值由笔者依据周广远的方法另行统计，其统计过程见下表3-2:
表3-2 1865-1869年进出口值修正统计表（单位：千海关两）
资料来源：进口和出口原统计值、进口税和出口税，见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22、132；走私值（即鸦片走私进口值），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5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说明：（1）修正后的进、出口值与海关原统计相比，出口值历年均比原统计为高，但进口值则前后期有所不同，1887年之后历年均比原统计为低，1886年之前则高低不一。这主要是因为：1886年之前，作为修正进口值最主要增加数额的鸦片走私价值数量较大，但也有大小之别，当鸦片走私数量较小时，修正进口值就低于原统计值，反之则高于原统计值；1887年之后，由于九龙和拱北设立海关，香港和澳门这两个最主要的鸦片走私渠道转变为正式进口门户，走私数量大幅度减少，加之同年还开征鸦片厘金，使修正进口值时不仅在海关原统计进口值上所加的鸦片走私值大幅度减少，而且还要减去为数不少的鸦片厘金数额，所以修正的历年进口值均低于原统计值。（2）刘克祥主编《清代全史》第10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第303页也有同类数据，其每五年进口平均值与本表基本相同，依次为70.9、74.8、79.8、94.9、126.7（单位：百万海关两），但每五年出口平均值与本表相差较大，均在1500万海关两以上，依次为80.4、86.9、87.6、102.3、132.7（单位：百万海关两），因而扩大了出超值的状况，不仅每期均为出超，而且数额较大，只是到1895年以后才开始由出超转变为入超。
从表3-1来看，1865-1894年这30年间的中外贸易呈现以下两种态势：
第一，中外贸易有较大的增长。进出口总值从1865年的12019.7万海关两（修正值，下同）增至1894年的28605.9万海关两，增加了137.99%。如果以五年平均值计算，则从12921.1万海关两增至24308.7万海关两，增加了88.13%。其中进口值从1865年的6003.6万海关两增至1894年的14605.4万海关两，增加了143.28%;出口值增幅略小一点，从6016.1万海关两增至14000.5万海关两，增加了132.72%。如果以五年平均值计算，进口值从6712.8万海关两增至12539.9万海关两，增加了86.81%;出口值的增幅则略高一点，从6208.4万海关两增至11768.7万海关两，增加了95.22%。可见，这30年中的中外贸易有了较大增长。从五年平均进出口总值的增长状态来看，呈现为前期、后期增长较快，中期增长缓慢的态势：1870-1874年的第二期比1865-1869年的第一期增长了12.69%,1875-1879年的第三期比第二期的增幅降至6.26%,1880-1884年的第四期比第三期的增幅再降至3.38%,到1885-1889年的第五期比第四期的增幅快速上升至17.29%,1890-1894年的第六期比第五期的增幅又加速上升为29.58%。正是由于中外贸易的这种不断增长，才使得海关税收有持续较大的增加，也使清廷的财政收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得到逐渐的恢复和增加。
第二，中外贸易平衡状况的变化以1872年、1885年为界呈现为三个阶段。1865年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均处于出超的状态，据表3-1所列的海关统计，到1864年时尚出超244.4万海关两。但是，1865年之后就开始转变为入超的状态，直至1871年。在这7年中，依修正统计值而言，只有1865年和1868年有少量的出超，如依海关的统计值而言，则始终处于入超的状态，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态势阶段。从1872年起到1884年，进入出超态势阶段。在这一阶段的13年中，依修正统计值而言，除1879年和1882年有少量入超、1881年有较多入超外，其余10年均为出超，因此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阶段。不过就海关的统计值来看，出超状态只保持到1876年，其余8年均为入超。这也是导致论者产生分歧之所在。从1885年之后，又转变为入超阶段。依修正统计值而言，除1887年和1889年有一定的出超外，其余8年均为入超，如依据海关统计值则10年均为入超，年均入超425.9万海关两。这种从出超转变为入超的现象，虽然从1885年以后开始出现，也为多数论者所指出，但其转变的态势则是从1879年，尤其是1880-1884年第四个五年期开始的。在此期间，出口平均值只从上一期的7996.1万海关两增至8015.6万海关两，增幅仅为0.24%,其增长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而进口平均值的增长则有所加速，从7475.3万海关两增至7978.4万海关两，增幅达6.7%,从而显示了出口优势开始丧失，已进入出超与入超状态逆转的过渡阶段。总起来看，这30年中，前25年年均出超尚有72.9万海关两，在整体上还保持着出超的态势；但是，到最后一个五年期，入超的状况开始严重起来，不仅每年均为入超，而且入超的数额也较大，年均达771.2万海关两，从而使整个30年也开始转变为入超的态势，年均入超67.8万海关两。
二 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与上述中外贸易的数额增加和平衡态势转变相应，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进口商品的结构变化，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对此有一个统计，但其统计的方法和数据存在不尽合理之处。现将该统计表抄录（见表3-3）并作说明。
表3-3 1870-1894年主要进口商品比重（五年平均）①（单位：千海关两）
资料来源：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1602-1606页；肖梁林著《国际贸易统计》，22、38-39、52-53页。
表3-3的问题在于这样几点：第一，各类进口品货值和比重互相换算后都与表中的数字不合；第二，根据笔者回查原资料及其统计过程，其中各项进口品的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似是依据姚贤镐所作的历年比重统计数再作五年平均计算的，但姚贤镐是根据历年进口各项货品实际值与进口净总值计算的，该表所引用的却是进口毛总值（即包含进口品的复出口值），且1875-1879年的数字有误（应为75287千海关两），这既是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所在，也造成了第三个问题；第三，各类进口货值中，鸦片和棉制品的货值无误，是通过实际计算得出的，那么按理其他进口品货值应是进口净总值减去鸦片和棉制品货值后的剩余部分，但该表已采用进口毛总值，必然就有问题了；第四，即使以毛总值进行计算，该表也存在着计算上的严重问题，各类进口品货值之和与进口总值验算，只有1870-1874年、1885-1889年两个年期互相符合，其余均不符合，特别是1890-1894年的验算数字竟相差29205千海关两。
根据笔者依据海关统计数据所作的统计，这一时期的进口商品结构变化情况应如表3-4所示：
表3-4 1867-1894年进口商品结构统计表（单位：千海关两）
说明：本表根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1602-1605页的数据计算而得。
从表3-4可见，在1867-1884年的四个时段中，进口商品结构仍然延续着1864年之前以鸦片和棉制品为主的状态，年均进口值仍以鸦片为最多，占进口净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9.81%、39.12%、41.84%和37.49%。其次是棉制品进口。其他各种商品的进口值，在1870-1874年只占进口净总值的28.58%。到1885-1889年时，这一排序开始颠倒，各种其他商品变成进口最多者，鸦片变成进口最少者。到1890-1894年时，这一排序的颠倒程度就更大了，各种其他商品的进口值占到进口总值的43.92%;棉制品进口值仍位居第二，但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改变为34.98%;鸦片进口值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为21.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表34中所列的所谓其他商品中，铁、锡、火柴、煤、糖、煤油六种新商品的进口值大幅度增加。它们的进口数量和货值，从1867年到1894年的增加情况是：铁，从113441担、264503海关两，增至1185411担、2467590海关两，各增加了944.96%、832.92%;最高年份1891年增至1726056担、3182613海关两，各增加了1421.55%、1103.24%。锡，从33502担、582146海关两，增至97008担、2046897海关两，各增加了189.56%、251.61%;最高年份1888年增至107466担、2274919海关两，各增加了220.77%、290.78%。火柴，从79263箩、71384海关两，增至6615327箩、1638931海关两，各增加了8246.05%、2195.94%。煤，从113430吨、992649海关两，增至486295吨、3221343海关两，各增加了328.72%、224.52%。糖，从186176担、754609海关两，增至1823890担、9507153海关两，各增加了879.66%、1159.88%。煤油，从1886年的23038101加仑、2211459海关两，增至69705416加仑、8005314海关两，各增加了202.57%、261.99%。除鸦片之外的各种商品，特别这些新商品进口的快速增加，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工矿业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变，同时也是进口贸易趋向正常化的表现。
对于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对此也有相关统计，现抄录（见表3-5）并作说明：
表3-5 1870-1894年出口主要商品统计表（价值单位：千海关两）
表3-5中，有关茶叶的统计，担数的数据采自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1204-1205页，其中包括经樊城输往俄国者，1887年还包括九龙和拱北与香港和澳门的帆船贸易者，所以其数字大于海关统计数；其余货值和比重均按海关统计数据计算。有关生丝的统计，其数据均采自海关总署编的《丝》203页（生丝出口值，1870-1874年间为1872-1874年的平均值），各项数据均与海关统计不同。为了统一比较起见，笔者全部采用海关统计数据，并补充1870年之前有统计可查的几年数据，对此作统计，列为表3-6.
在1865年之前，茶叶和生丝是中国传统的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在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都在90%上下。到这一时期之初仍保持着这种状态，在1867-1869年、1870-1874年的两个年期中，出口值的比重仍占86%以上。从1875-1879年期开始，茶、丝出口比重开始下降，特别是1885-1889年期以后，下降的幅度明显加大；到1890-1894年期，比重已降至51.38%,其他出口商品的比重已相应上升至48.62%,虽然还不占多数，但已有很大的改善。
表3-6 1867-1894年出口主要商品统计表（价值单位：千海关两）
本表根据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p.109,pp.117-118以及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6-1607页有关数据计算。
在其他出口商品中，增加较快的是草帽缏、棉花和糖。它们的出口数量和货值，从1867年到1894年的增加情况是：草帽缏，从1361担、28018海关两，增至120609担、2531219海关两，各增加了8761.79%、8934.26%;最高年份1887年增至150953担、3738310海关两，各增加了10991.33%、13242.53%,并成为唯一的数量和价格同时增长的出口品。棉花，从29391担、412995海关两，增至747231担、7361343海关两，各增加了2442.38%、1682.43%。糖，从89124担、416358海关两，增至780078担、2436625海关两，各增加了775.27%、485.22%。
此外，牛皮和羊毛的出口可以说完全是从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在1871年以前很少出口，年出口值只有数千两银子，1872年之后才快速增加起来。到1894年时，这两种商品已成为重要出口品，牛皮的出口达到11.9万担、109万海关两，羊毛的出口则达到22.6万担、208.9万海关两。
出口商品结构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品种的范围扩展，也是对外贸易的一种正常化表现。当然，这一时期的出口品仍然限于供西方民众生活需要和轻工业需要的农副产品及粗加工品。
茶叶和生丝是中国的主体出口品，那么它们的出口状况如何影响着整个外贸的盛衰呢？从表36所列的五年平均出口量来看，茶叶的出口量，在前25年中是持续增长的。从1867-1869年的1427636担增至1885-1889年的2108735担，增幅为47.71%,到1890-1894年才回落至1744250担，较前期跌落17.28%,但仍比第一、第二个五年期分别高出22.18%和6.65%。如果从单个年份来看，状况也基本相同，在1888年之前，各年虽略有升降，但基本保持不断增长势头，从1867年的1313567担增至1888年的2167462担，增加了65.01%;只是从1889年起才出现较大的持续减少状态，当年减至1877331担，此后各年均低于此数，数量最少的1892年为1622681担，但尚比1870年之前的数额高。生丝出口量的变化，呈现为与茶叶不同的两头增长、中间低落状态，即只有1880-1884年期略有回落，从上一期的73290担跌至69032担，下降了5.81%。但在茶叶出口量大幅下降的1890-1894年期，生丝却出现了高幅度的上升，从上一期的76663担上升到95444担，增加了24.50%,如果与第一期的50273担相比，则增加了89.85%,较茶叶出口量的增幅高出1倍多。从单个年份来看，总体态势亦是如此，只是开头一年与结尾一年相比，增加幅度更大了，从44990担增至95444担，增幅为121.04%;如果与出口量最大的1891年的102005担相比，则增幅为126.73%,超过茶叶增幅的近1倍。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中，茶叶和生丝的出口数量上升年份多于下降年份，在1890-1894年期茶叶出口量虽有较大下降，但得到了生丝出口量大幅上升的弥补，基本上保持着不断增长的态势，即使尚不够繁荣，也说不上衰退，而只是增加势头的波动和减弱。
但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值变化态势，却与它们的出口数量变化态势不尽相同。茶叶的出口值，虽有增加的年份，但在整体上则是减少的。它只有1870-1874年期较上一期有所增加，达到3515.3万海关两，此后即逐期减少，到1890-1894年期时，减至2921.8万海关两，减少了16.88%;如果与1867-1869年第一期的3252.6相比，则只减少了10.17%。生丝的出口值，与茶叶的态势相反，虽有减少的年份，但在整体上是增加的。它亦在1870-1874年期之后转为下降，但到1890-1894年期又有回升，达到2579.7万海关两，比1870-1874年期的2246.8万海关两增加了14.82%,如果与1867-1869年第一期的1825.0万海关两相比，则增加了41.35%。如果把这两种商品的出口值加起来进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评估这两种商品出口值对整个外贸状况的影响，它们相加后的历期出口值是：第一期5077.6万海关两；第二期5762.1万海关两，比上期增加684.5万海关两；第三期5668.8海关两，比上期减少93.3万海关两；第四期5111.1万海关两，比上期减少557.7万海关两；第五期5055.0万海关两，比上期减少56.1万海关两；第六期5501.5万海关两，比上期增加446.5万海关两。而整个外贸的进、出口值历期平衡状况（海关统计数）是：-738.4万海关两、+29.8万海关两、-153.6万海关两、-824.6万海关两、-1923.8万海关两、-3484.9万海关两。
由此可见，茶叶和生丝出口值的增、减变化状况与外贸进、出口值平衡变化状况的走势是一致的；但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度是有变动的，只在第三、第四期有决定性的影响，到第五、第六期则面对巨额的出超已没有多大影响，主要影响者已转变为外国输入值的急剧增加，这也反映了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外国对华贸易的扩张。因此，这一时期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扩大，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值对外贸平衡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主要因素地位，而进口值的影响作用和因素地位在逐渐提高。
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值呈现与其不断增长的出口数量相反的变化，当然是因它们的出口价格下降所造成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茶叶和生丝出口价格下降的呢？论者大多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电报通信技术应用于商业的增多，日本和印度的丝、茶生产技术进步和日益增多地进入欧美市场，使中国逐渐失去了丝、茶价格的决定权；二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金融市场发生金贵银贱变动，西方各国都相继采用金本位制货币，而中国仍采用银本位制货币，这又增加了中国出口品价格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在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丝、茶生产技术的停滞不前，使丝、茶的质量和生产率渐趋落后，与日本和印度同类产品的竞争力逐渐减弱，而逐步被取而代之。这也就是说，使中国丝、茶出口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及通过市场而起作用的技术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