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冯唐还不大熟的时候，有一次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中的人？”他答：“恐怕主要还是个观察和讲述之人。”在我准备写自传的时候，这是一个在心头萦绕不去的问题——总觉得只有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才应当写自传，如果人生没啥故事，只是写故事的，就不应当写自传。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历史人物才可以写自传，历史上没有一笔的就不该写。
直到看到格里耶的自传，才觉得自己没准儿也可以写写。他就是一位作家，这辈子做的事就是写小说，拍电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个阶段的感受，也没啥故事。既然他可以写，我也就可以写，或者说可以写像他那样的自传：不是足以载入历史的人生故事，而只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1952年：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后来被叫作“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19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两个。他们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不算太大。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我才七岁，不大懂事，家里也没人对我讲这件事。所以到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爸爸平反后，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那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澜不惊。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过一点问题，但是他们都很小心地掩饰过去了。所以直到我过了青春期，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关于他们俩的坏话，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个“和谐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大概同我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过太大的精神创伤有关。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于是也就没有太多强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小我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个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所以他刚认识我的时候，好一阵子不能习惯我的小名，他曾用难以掩饰的厌恶声调抱怨过：“你的小名怎么这么难听啊。”
1958年：娘娘庙的学前班
我开始记事似乎相当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妈妈要把我送到一个人民日报幼儿园办的学前班去，我闹着不去。我围着院子里的一个花坛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妈妈后来是生气了还是笑了，我都没印象了。因为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所以不想去上什么学前班。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去了。
那个学前班在一个有个怪名字的胡同里，叫娘娘庙。学前班是住宿的，每礼拜一送去，礼拜六回家。遥远的记忆中还有我们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庙排队上厕所的样子。我之所以对上厕所印象深是因为老师不允许我们起夜，所以每个小朋友临睡觉上厕所时都蹲着不肯出来，想尿得干净些、再干净些，免得夜里憋尿又不让起床时难过。
我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超乎寻常的腼腆，总是动不动就脸红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难堪的记忆是在娘娘庙的时候，老师让我当班长，每天早上要喊“起立”，这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记忆中，喊这个“起立”真是太难了，心跳得不行，怎么使劲儿也喊不出来。我经过这样的折磨，长大以后居然没有得心脏病，真是一件侥幸的事。
记得那个幼儿园坐落在一个旧式的四合院建筑里，院子里有九曲回廊。我们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男孩，好像叫×新华，他每天傍晚都会坐在廊子里给我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里面的故事。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觉得他特别了不起，怎么会讲那么多大人的故事，还讲得那么声情并茂，有板有眼。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每讲一段，都会用手背去抹嘴角。他讲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他这个抹嘴的动作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59年：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我们那会儿入学考试好像很简单。记得考了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A。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认得就行了。别的不记得还考了些什么。
我从来都是好学生、乖孩子，学习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能这点有遗传因素——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也从来是第一名。他四岁死了父亲，是伯伯养活他的。他们家是贫农，伯伯为了供他上学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学。一个是因为爸爸的确念书念得好，是个念书的“材料”；一个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个农村的贫苦农民能有这样的境界真是难能可贵。所以爸爸一进城就把伯伯从老家接了来，一直供养他到去世。长兄如父这句古话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对他尊崇备至，他是当之无愧的。
说是遗传好还有一些证据，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小孩也都个个是出类拔萃之辈。大姐二姐全考上哈尔滨军工大学；二姐参加中学生数学竞赛曾代表获奖者讲话，登了报纸；哥哥中学得金质奖章，那可必须是全五分的，有一个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儿十四岁上清华，十八岁考取美国杜克大学，小小年纪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当老师了；姐姐的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优秀生，学校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好，自己去考上清华计算机系。
我这辈子由于赶上“**”，没有正规考过什么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觉上似乎我智力的极限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从没觉得什么东西难得学不会过。我们小学由于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测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在我的考试史上还是第一次。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突然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得到了来自师范大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获奖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大约在小学五年级，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要参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而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作文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后来又收入了什么范文选里。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还记得《少年报》那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莫辨男女吧。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乐了半天。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召见。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老师应声说道：“怪不得呢。”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过我做作文。长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一开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十七岁到十九岁。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验。
那时我所在的地方是个农区。我们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当地由于尽是盐碱地，有灌无排，亩产只有七十斤，而种子每亩就要用掉三十斤；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冈，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
在那个地方，我还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作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十五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十三岁了，等等)当作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由于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们连总共有二三百人，发了癔症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之后)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妈妈会告诉他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他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神经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家，再见到过去的家园，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二十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我们当时虽然根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二十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们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1972年：读书
从内蒙古兵团回来之后，报不上北京户口，我有整整半年的待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外国文学名著。家里有收藏，还有报社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家里也有收藏。我当时看书的饥渴感觉和疯狂劲头只有一个成语能确切表达，那就是“饮鸩止渴”，就是毒药也要把它喝下去。因为在那个年龄，在文化沙漠和物质的实在的沙漠上一待就是三年，精神实在是饥渴到了极点，根本顾不上喝下去的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看到托尔斯泰对儿子看书的一个指导思想，他不主张孩子在太年幼的时候看好书，因为年幼使他缺乏理解力，而许多世界名著的第一次阅读的印象是不可复得的。换言之，如果在缺乏理解力的年龄第一次阅读了某书，就可能把这个宝贵的第一印象糟蹋了，等成熟之后再读，理解倒是理解了，初次读到好书时的快感却不可失而复得。我对照了一下托尔斯泰的想法，我读这些世界名著的年龄刚刚合适：二十岁，有了一点理解力，年龄也没有大到感受不到**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庆幸。
读书的结果确实是终身受益无穷的：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这次漫游使我获得了基本的审美鉴赏力，获得了脱离周围愚昧环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从此似乎得到了一张特殊的入场券，拿着这张入场券，我将能够开启一道神秘的大门，大门洞开之后，我看到满眼的珍宝，而其中最宝贵的一件珍宝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
印象最深的几本书，一本是雨果的《九三年》，它浓墨重彩地描画了一幅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在“地上的战争”之外的“天上的战争”，前者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后者是人心灵中善与恶的斗争。一位正在被共和军追捕的贵族保守党重要成员，因良心发现返回被大火焚烧的城堡中救出三个孩子，他如果不救人就能逃脱追捕，如果救人就会被捕和被判死刑，在这生死抉择的关头，他毅然选择了救人和从容赴死。这本书对心灵的震撼真是无与伦比，记得我读这本书时泪流满面，这个场景被刻入心灵深处，终生难忘。
另一本书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那本书是内部发行的黄皮书。那种阅读经历真是绝无仅有。因为我们所处的“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跟书中所描绘的社会简直太像了，阅读时的心情只能用心惊肉跳、惊心动魄这样的词来形容。书里的每句话、每个情节都像泄露天机，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其中每句话单拿出来都是足以导致受批判甚至进监狱的“反动言论”，在当时那种极度恐怖、极度高压的社会氛围中阅读这本书，是全世界的人读其他所有的书都不会有的一种感觉，而且也是时过境迁之后自己也不会再有的一种感觉。
1973年：山西农村
从这一年的4月开始，我在山西农村——父亲的老家待了两年。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对我很好。姑父是个阴阳先生，有点神神道道的。老乡很朴实。我那段时间只做两件事，一是下地干活，二是抽空读书。
农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晨的气味。早饭前我们年轻人就出去干第一班活了。走在庄稼地里，空气中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甜丝丝的味道。深深吸一口，好像能受用一整天，如果不是一辈子的话。那是我对农村生活最美好的记忆。
干活在我来说是小菜一碟——经过内蒙古兵团的高强度、重体力劳动，山西农村妇女干的那点活简直像玩儿一样。山西农村的妇女原本是不下地干活的，只做家务、生孩子、养孩子，干完家务就串串门子聊聊天打发日子。估计是从集体化以后，妇女才开始干大田里的活。尤其是知识青年插队后，引起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一阵惊慌：这些女娃把工分都挣走啦。虽然一个工分也就值几分钱，可那也是钱呀。村里成立了铁姑娘队，我还当过一任铁姑娘队长。看她们挑两小筐土还被压得晃晃悠悠的样子，我就暗暗好笑：我们在兵团挑的土可要比这重一倍也不止呢。
对于当时宣传的“接受再教育”，我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不知道有什么教育可以从那种纯体力劳动中获得。倒是见识了一些民俗，像婚丧嫁娶一类的，蛮有趣的。后来我做了社会学，对民俗这一块有相当的兴趣，没准就是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
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娶媳妇要闹洞房，我也傻呵呵地往里闯，结果被一个表情很威严的老婆子挡了驾。这在我是很意外的，因为我姑父在村里有点地位，姑姑人缘也好，平常大家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这回却不然，老婆子脸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她代表的是民俗的权威——女人绝对不能涉足这种场合。我当时也是肃然起敬，很失落地走开了。
考大学时写作文写的就是农村生活，这跟我平常坚持写农村生活笔记有关。当然，心里也隐隐有个文学的梦，记录插队生活有采风的感觉，可惜这个梦就像我爸爸有一次所说：每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都是一个文学青年。我爸爸当年在抗大时还写过歌词呢，是郑律成谱的曲，被人们广为传唱，可他最终还是改了行。文学永远是我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理想只能由王小波来实现了。王小波之所以能成为我的选择，部分原因就藏在我的文学之梦中。
1974年：山西大学
我上大学的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上学经历了。说它奇怪，一个是指进学校的方式，另一个是指在学校学习的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试图进大学是在1973年，那年我没进去。
当时我已经作为只上了一年中学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了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年和山西农村一年的重体力劳动。那年我二十一岁，正在山西沁县插队。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他去太原师范读书前就在那里。记得我在坐长途汽车去沁县的路上，看着那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心里曾暗暗地想：当年爸爸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去太原，去延安，后来就到北京去了。想到这里，一个小小少年走出大山的身影使我隐隐地有些感动。他当年是怎么去的呢？一定是走着去的。因为他们家里穷，恐怕出不起车费的。
我们那年上大学还是考了试的，记得为了应付考试，我请二姐帮我恶补数理化，因为我只上完初一，虽然是在当时北京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有当时中学最好的师资，但是我就连物理化学都没学过。我姐姐小时候参加北京数学竞赛获过奖，曾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讲过话。后来她以上清华都绰绰有余的高分进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一心要献身国防工业。让她给我讲中学数理化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她解答起我的问题来深入浅出，玲珑剔透，让我着迷得不行，觉得数理化简直美得像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启蒙阶段，老师的水平至关重要，你要是能碰上我姐姐这样的老师，你准保会对最枯燥的数理化都如痴如狂。
可惜我并没有学理科。那年山西大学的老师去沁县招生，老师看了我平时读书时候的厚厚的几本笔记，看样子就有心要我。后来怎么没要我呢？我猜有句话得罪了他。他是外语系的，问我想不想学外语，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实话：外语只能做工具吧。这话是只可以在心里想，不可以说出来的。可是谁让我那时候岁数小、阅历浅呢。后来山西大学就没要我。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我学乖了，不敢再挑剔专业了，结果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我说进大学的途径奇怪，是指我们那会儿都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老乡见我干活肯卖力气才推荐我。当然还要有关系——沁县是我爸的老家，哪能没点儿关系呢。最奇怪的还是我们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是考试分数却没派上用场——那年正好闹“张铁生事件”，白卷最时髦，所以考得好坏就毫无意义了。早知道赶上这么一出，我就不必让姐姐给我恶补中学课程了。
二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大学。我说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奇怪是指学生们的来历千奇百怪，也不好好学习，尽在那里串同乡会。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有十来个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来自山西省各县。由于他们知道毕业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于是就无心向学，只是热衷于去找同县来的别系的学生社交，准备回到县里拉帮结派，相互提携。我当时倒是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从小受到节省时间的严格训练，就是在地头休息时间我也不敢放松，在那儿背英文单词。现在有了三年大好时光，哪舍得浪费呢。所以我当时真是很用功，看了不少的书。我的一个朋友看到我读书的那股狂热劲头，给了我一个评价：我觉得你就像一架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从来都不停止转动。我当时听了这个评价还有点不高兴：我当时正值妙龄，又是个女人，被人比作一架机器，能高兴得起来吗？虽然我知道他这个比喻没有恶意。
1975年：初恋
说起珍惜时间，我还没有做到完美无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暗投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二十三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来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环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环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运动”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因反对“四人帮”，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唱歌。小院中常常回**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二十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类的东西，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这段几乎是单恋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直到王小波的出现，才把我从失恋的悲痛中解救出来。
1977年：光明日报
大学毕业后，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出去是记者，回来是编辑。在光明日报社，我的部门是史学组。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在近现代落后的文章。我在资料室里狠查了一阵资料。记得文章发了几乎一整版。后来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发现很多我拜访的单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资料以不同的形式挂在墙上：直方图，饼型图，花里胡哨。我估计是上海的什么宣传部门把这批数据发给了各单位，让他们搞现代化教育了：当时，“**”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现代化是当时全国最具号召力的口号。
1977年：恋爱
正是在这一年我结识了王小波。我在一个我们两人都分别认识的朋友那里看到了他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心里就有了这个人。后来，朋友带我去小波家，他是去向小波的父亲请教问题的，而我已存心要见识一下这个王小波了。当时觉得他的长相实在难以恭维，心里有点失望。
但是，王小波凌厉的攻势是任何人都难以抵御的。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地点是虎坊桥光明日报社我的办公室。借口是还书。我还记得那是一本当时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小说，是个苏联当代作家写的，叫作《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虽然此书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当时还是很宝贵的。小波一见到我，就一脸尴尬地告诉我：书在来的路上搞丢了。这人可真行。
后来我们开始聊天，天南地北，当然更多的是文学。正谈着，他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我当时刚好失恋不久，就如实相告：“没有。”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你看我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啊。他这种无赖态度弄得我相当尴尬，但是也感觉到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心中对他已是刮目相看了。
我们开始正式谈恋爱了，虽然从世俗的标准看，一切“条件”都对他相当不利：当时我父母已经恢复工作，他的父亲还没平反；我大学(虽然只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也勉强算是上了大学吧)毕业，他是初中没毕业；我在报社当编辑，他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但是正如小波后来说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缔结的。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俩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反过来的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他早晚会脱颖而出，只是早点晚点的事情。恋爱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过小波，你觉得自己会成为几流作家？他认真想了想，说：“一流半吧。”当时他对自己还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有一次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想象了一下未来的情景，对他说：“即使没成功，只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他听了如释重负。
最近，一帮年轻时代的好友约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诉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在他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还在！我原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
《绿毛水怪》这本手抄本小说严格说是我和小波的媒人。第一次看到它是在那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小说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说写的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却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诗来，并且马上念了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作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从这几句诗中，小波的诗人天分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后来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杂文，但他是有诗人的气质和才能的。然而，当时使我爱上他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
小说中另一个让我感到诧异和惊恐的细节是主人公热爱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写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一直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秘密。没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当时就有一种内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小波在小说中写道(男主人公第一人称)：
我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唯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我跟妖妖说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女孩。结果是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是朋友，并且永远是朋友。
在小波过世之后，我又重读这篇小说，当看到妖妖因为在长时间等不到陈辉之后蹈海而死的情节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陈辉站在海边)大海浩瀚无际，广大的蔚蓝色的一片，直到和天空的蔚蓝联合在一起。我看着它，我的朋友葬身的大海，想着他多大呀，无穷无尽的大；多深哪，我经常假想站在海底，看着头上茫茫的一片波浪，像银子一样。我甚至微微有一点高兴：妖妖倒找了一个不错的藏身之所！我还有一些非分之想，觉得她若有灵魂的话，在海里一定是幸福的。
我现在想，我的小波就像妖妖一样，他也许在海里，也许在天上，无论他在哪里，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乏艰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经历了爱情、创造、亲密无间和不计利益得失的夫妻关系，他死后人们对他天才的发现、承认、赞美和惊叹。我对他的感情是无价的，他对我的感情也是无价的。世上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的情感。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的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1978年：国务院研究室
1978年我调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单位设在中南海里面。我对中南海的警卫佩服至极：他们从我上班的第二周起就不看任何证件了，全凭目测。每天进出那里的人那么多，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猜不出，只有佩服的份。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
由于缺少阅历，我想：能到这样的单位去工作，心里有的只是自豪感和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历史感，并不明白“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列所，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心里并无遗憾。
在这个单位工作时，我与好友林春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首发，然后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转载还专门加了编者按，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文章，也许应当算是我的“成名作”吧。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评选活动中，我被评为改革人物，就是因为有人还记得当年的这篇文章，当然，跟我这三十年间的所作所为也有关系。现在想来，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这就应了福柯所说的“作者消亡”的观点，他认为作者是谁并不重要，一种话语的流行只是某个时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这个作者说出来，也会由别的作者说出来。
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兴，源头是费孝通发起举办的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这个班的参加者认为，这个讲习班在中国社会学复兴中的意义类似于黄埔一期对于中国军队的意义。自1954年院校调整将社会学取消以来，这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先声。
除了跟其他几十位学员共享的意义之外，这个讲习班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在这个讲习班上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霍兹纳，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进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社会学，最终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当时我着手翻译我的第一本译著《现代社会学入门》。这是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正符合我当时的爱好。原书是一本日文书，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翻译的。当时，我上了一个日文的短期训练班，该班只教笔译，不教口译，是个速成班。记得那个训练班远在怀柔，我当时正与王小波热恋，以致不得不鱼雁传书，互诉相思之苦。唯一的好处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书信，在小波百年之后还能使我重温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国留学之前，这本书就翻译好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归国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点日文基础，翻译这本书只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本书更多的意义是使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自从上了这个社会学讲习班，我就在心里埋葬了我所不喜欢的历史学。原因很简单：在我心中，历史永远是一些年表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活起来，没有生命。我最终放弃了历史学，走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