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结婚
经过两年的热恋，我们结婚了。当时，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许结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于工作年头长，他是带薪大学生，有工作单位可以开出结婚证明书来，这就和单纯的以学校为单位的学生不同了。我们钻了这个空子。记得怕人家深问，横生枝节，我们登记时找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当时正好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负责结婚登记。她打个马虎眼，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个年头，根本不兴搞什么婚礼，只是两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饭，两家一共去了十个人，兄弟姐妹都没去全，也没有什么仪式，就像亲戚聚会吃饭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一顿饭。后来我听爸爸说，他们家给了五百块钱，我心里暗暗纳闷，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家给钱，不是我们家给钱？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了社会学，我才悟到，这钱的性质是彩礼啊。
198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
1982年我三十岁整。俗话说：三十不学艺。可我偏偏在那一年离开我喜欢的工作、新婚宴尔的丈夫、生我养我的中国，远渡重洋去读书。大洋彼岸的那个陌生的国度在我心中有一点点神秘、一点点新奇、一点点可怕。一切要靠自己硬着头皮去闯。好在我们这一代人早已习惯了远离父母、远离亲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去闯天下的生活。
记得写入学申请时，曾请一位在京的美国朋友为我当时半生不熟的英文润润色。我解释自己出国留学动机的一句话令她大惑不解。我写的是：我想去留学，就是想了解一般人对事物的通常看法是怎样的。她不明白这怎么能成为一个动机。她太不了解我的成长环境，太不了解当时的中国，太不了解刚刚成为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了。
刚刚结束的那场政治运动以及我的青少年时代，对于一个正在摸索人生道路的孩子来说，是多么让人困惑呵。记得小波常引用的一句不知出处的话是：人生在世只有两个选择，不是做傻瓜就是做恶棍。在那个时代，清醒和善良是多么稀少啊。因此，我去留学，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想恢复理智，想了解一下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生活的正常的人们是怎样想事情和做事情的。这种想法，一个来自那个世界的人怎么能理解呢？
飞机在旧金山(也许是纽约？我记不清楚了)降落，等候转机，我不知道等候着我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倒有点像 1969年那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卸在荒凉的乌兰布和大沙漠时的感觉。记得北京火车站载满知青的火车刚一启动，火车上哭声一片，我没有哭，心里充满憧憬。后来有些人回忆知青生活有一句套话：看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没有。我只是感到，这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未来的生活无论是怎样的，它都将是我的生活，是我的生命。我希望它是光明的、快乐的、色彩斑斓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郁闷的、委琐的。
据说美国每人平均耗费的热能是中国人的三十倍，换句话说，他们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是我们的三十倍。但是，我并不太看重这个——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不可能是我们的三十倍，他们的床也不可能比我们的大三十倍——人的物质需求相差不大，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更有意义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虚构之美——音乐、美术、戏剧以至优雅的生活。
深夜的机场有一种轻轻柔柔的背景音乐，这在我前三十年的经历中是从未遇到过的，带点异国情调，给刚刚离乡一日的我带来一丝淡淡的乡愁。
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1987：出版《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译著，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本科生的社会学方法教科书。我翻译的这本书出版时被收入当时很有名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的图书出版业正盛行各种各样的丛书，大多都是西方各个主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著作。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国学习时喜欢的课程。在我对社会学研究这条路跃跃欲试时，方法就是我的脚，没有脚路就没法走。虽然我的程度只有中学数学，但是社会统计学的运用不是不可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小波是正经学过大学数学的人，他告诉我，他佩服的一位数学老师说过，十个学数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统计学，而十个学统计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懂统计学，可见统计学之难。对于我这个中学程度的统计学学生来说，要想真正学懂统计学，当得李白的一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学会使用那些统计软件，并且学会如何解释统计软件做出的结果。
对于我的译笔，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记得某次开会碰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老师，他对我说，这本书译得真好。我听了倒并没有特别沾沾自喜，因为当时译书的人好多根本不会英文，中文也一塌糊涂，所以别人说我译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确实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顺。比起那些根本没有看懂原文和中文病句连篇的译文，也许我这样的就算好的了。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远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成就感。
1988年：回国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两人世界”(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部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少些，可以多做些事，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后到小波去世，有九年时间，我们俩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在这段时间，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陆续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生前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缺乏兴趣，我在社会学系当助教的时候，有的美国大学生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小波那些年间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为之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负责人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文章扼腕叹息。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从广州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我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回国。因为当时北京大学要设博士后流动站，而找到当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人的概率并不是太高，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当时，由于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由他出面，北京大学才能够成立当时国内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而我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个博士后。虽说我的导师就是费孝通本人，但是，由于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并不能像一般的学生那样经常接触到他，只是他到所里见研究生时，才得以顺便一见。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有一次，费老到所里约见研究生时讲到，社会学要“出故事”。我当时正越来越偏向于定性研究，所以听得特别受用。记得他说，人生和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们在这舞台上上演悲欢离合、死死生生的话剧，我们社会学就是要讲人们的故事，要出故事。我理解费老的意思是说，社会学不应当只出统计数字，只搞大规模的定量调查，还要关注活生生的人间戏剧，要搞定性研究，这样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事是费老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帕克的女儿丽莎来中国，费老让我帮他一个忙：把他的学生沈关宝的一篇博士论文翻译给她听。我还记得那篇博士论文中有一个细节，讲到“大跃进”的时候，农民为了积肥，要把“牵脚泥”——就是农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来做肥料用。还有一个惊人的情节，就是当时人们积肥，怕人的粪便太生会伤庄稼，沤肥时间又来不及，就让各家各户用大锅把屎煮熟再上到地里。这个情节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所以我翻译时，丽莎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了好几遍，担心是我翻译错了。我当时笑得几乎岔了气，回家把这个情节告诉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后来这个细节被他写进了小说《似水流年》，其中指名道姓，引经据典，原来出处就在这里。
我在北大做博士后两年间，报了婚姻家庭方面的十个小课题，包括青春期恋爱、婚前性行为规范、择偶标准、婚外恋、离婚、独身、自愿不育、同性恋等。
婚前性行为规范的调查是使用一个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做的。当时的抽样方法想起来真是有趣极了。我当时开了一封单位的介绍信，就直接到位于正义路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去了，提出用他们的北京市居民户籍卡抽样的要求。他们接待了我，我猜想这样的要求在他们来说肯定是第一次，也许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全北京所有十六岁以上公民每人一张的户口口卡上直接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的。记得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科长负责，他正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对抽样方法有些了解。我心里暗暗庆幸。他还带我去看了口卡的陈列厅，那是一个硕大的大厅，里面摆满了一排排的口卡柜，我随便打开一个抽屉，发现光是叫“王红”的就占了有大半个抽屉，得有几百位吧。当时心里暗想，给孩子起名字可千万不能起这样的名字了。用这个随机抽样样本，我做了婚前性行为规范、夫妻关系、家庭暴力的调查。在做婚外恋的调查时，除了采用了这个随机抽样的样本，还辅以少量的深入访谈，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
这些调查最后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人的**与婚姻》，还特意请导师费老题写了书名。可惜由于这本书进入套书，有统一的封面设计，竟没有用上。这本论文集于 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由台湾专出教科书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以《**与婚姻》的书名重印，估计是做大学的教辅书出版的。因为书里所收文章全部按照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的标准做法，由前言、文献综述、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及解释等几个部分组成，一丝不苟。虽然看上去像标准的学期论文，不像研究著作，但是在当时我国一般社会学研究论文尚缺少写作规范的情况下，可以算是规范化的一点尝试。后来，有一位东南亚某大学的教授来访，看到了这本书后对我说：你这本书跟中国其他的学术书写法不一样，我猜她指的是别人还是我国社会科学论文的传统写法，而我这个写法一看就是从国外社会学那里直接学过来的。
1991年：《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做同性恋研究，线索的获得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小，也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身份。而我是比较幸运的。在我的单身研究中，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由于单身人在人群中也是少数，所以用随机抽样样本很难找到他们。于是，我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征集参加研究的志愿者。在我的单身调查对象当中，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士，在我问到他保持单身的原因时，他一一否认了众多普通的原因。后来他说，你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看上去也不像坏人，我就告诉你我独身的真正原因吧——我是一个同性恋。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同性恋个案。后来，他介绍了朋友，朋友的朋友，就这样越滚越大，最后达到一百二十人的规模。社会学中有一种调查方法，叫作“滚雪球”的方法，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的同性恋研究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看是无可挑剔的。
这项研究成果的出版本来是北京出版社约稿的，但是成书之后，他们又说这个问题太过敏感，不敢出版了。于是我们找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了第一版，书名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在书出版后，我接到大量的电话和信件，有许多同性恋者约谈，于是在1998年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补本，篇幅增加了一倍，书名改为《同性恋亚文化》
称同性恋者为“他们”本来并无贬义，尤其说“他们的世界”，从中文的字意和韵味听上去还挺有诗意的。无独有偶，某年一位女摄影家拍摄了一批同性恋者的形象，准备结集出版，她给她的摄影集也起名为“他们的世界”。我想，中文读者大多会从“看，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读中文的同性恋者们也不会从这个提法联想到受排斥或者不被尊重的感觉。
然而，有一位西方的同性恋者对“他们的世界”这一提法却颇有微词，他认为，这是把同性恋者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称呼，好像异性恋者才是“我们”，而同性恋者是“他们” (the other) 。在这里，他所理解的“他们”是“他者”和“另类”，不是简单的“他们”。从中文的文义看，前者有贬低的意味，而后者却没有；前者有等级之分(“我们”属于高的等级，“另类”属于低的等级)，后者却是平等的(我们和他们没有高低之分)。他的反应一方面源于西方人对中文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来自西方同性恋运动为同性恋者赋权之后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歧视的过度敏感和警觉。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这一年我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是不再是马列所而是社会学所。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欢教书，觉得教书总是要把一套话反复说很多遍，而重复是最不符合我的天性的，我受不了这样的枯燥事情。此外，还有一个考虑：从学术气氛的宽松和当时具体的人际关系上看，北大是大环境好，小环境不好；社科院是大环境不好，小环境好。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从那一年一直做到退休，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我生命中研究和出版的活跃期。
1993年：《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该书以我国南方与北方各一个村庄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城市中自愿不育者的调查为依据，比较了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在生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并探讨了这种差异的理论意义。
记得一次与香港理工大学的阮新邦教授聊天，他说在我写的书里这本最好，其他就不敢恭维了。当时弄得我面红耳赤。虽然我自以为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女性的感情与性的研究在价值上和原创性上一点也不弱于这项研究，但是从研究和写作所下的功夫看，这本书也许真是略胜一筹。
这本书先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次。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特殊之处：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第一读者王小波有时看着看着感到技痒，就说：“来，我给你写一段。”我觉得是当时他发表文章的机会还比较少，对文字的狂热喜爱又使他按捺不住，所以就有了现在这本书中偶尔会看到他的文字的情况。有明眼人对我说：“这里面有些段落怎么像出自王小波之手啊。”他们还真说对了。王小波的文字太有特色，即使他只写了一小段，人们也能从十几万字当中把它摘出来。
有一次我问小波对我的文字的看法，他评价还不低，但是他说，你的文字扔在地上还跳不起来。我想这是个中肯的评价。我的文字的特点用冯唐的话来说是“清通简要”，没有废话，没有多余的字。但是缺乏仅仅属于我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文字用来写论文还差强人意，后来写起小说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人们都说我的小说写的有论文味，问题就出在这里。可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文字风格是从灵魂中带来的，是无论怎么修炼也修炼不出来的。就像人的长相一样，无论后天怎么加工，并不能改变原来的模样。
1994年：《性社会学》
这是一本译著。它的原名是《人类性行为》，作者是约翰·盖格农，是一位著名的性学家，以创立“性脚本理论”闻名于世。当年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他的这本书是本科生性社会学课程的教科书。
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趁机熟悉一下性社会学的内容，另一个是想在我当时服务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做课本。结果书翻译出来了，课却没有开成。当时据说系里把这门课报到学校，可是并没有批准。由此可见性社会学在当时的中国的困难和边缘处境。在西方，性社会学早已是显学，可是在中国，它还是难登大雅。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北京大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氛围在涉性研究领域中的保守和压抑。
1996年：《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1990年代初，我搞了一个小规模的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调查，样本容量为四十七人，方法是深入访谈，即用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与调查对象当面深谈。考虑到调查涉及个人情感和性的隐私，面对面的深入访谈绝对有必要，也是按照费老关于社会学调查要出故事的思路。定量的问卷调查可以得到总体的概况，但是要想了解详细情况就非用定性方法不可了。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在翻阅西方性研究史的时候，看到19世纪末在西方有位性学先驱，一位女性学者，也做了一个小样本的女性性行为调查，样本量恰巧也是四十七人。我看到之后暗暗心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项调查的结果就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性与爱》。当时卖得并不好。大概因为香港的社会氛围与大陆有太多不同，性的禁忌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就解释了在1998年，同一本书在大陆以《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为题出版时引起大热的原因。这本书的发行量有十万册以上，这在学术书中绝对是一个例外。原因有二：一是性在我们的社会中过于受压抑，有一本书能如此谈论性的问题，阅读它对于人们的压抑是一个宣泄，对于长期压抑而造成的无知状态，这本书是一个对诸多问题的答疑。二是该书的做法恰好采用了社会学中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的方法。如果是同样的题目，用定量研究就不一定会有如此众多的读者。数字会使人感到枯燥，会吓退许多人，而定性研究不同，它有大量调查对象的口述资料。虽然我很小心地做了处理，将每个人的叙述打散，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小标题之下，使人不能从某一段叙述中认出某一个人。但是，真实叙述本身就有它的魅力，加上在许多问题上被调查对象有不同观点，不同做法，道德标准冲突，就使得这本书相当好看。即使如此，它的畅销对我来说还是相当意外的。
这本书后来又由不同出版社再版过多次，还由我的韩国学生李英梨翻译成韩文出版。
1997年：《女性权力的崛起》
《女性权力的崛起》是一本资料集锦性质的书。我把当时我所能找到的女性研究方面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做了一个综述。书的这种写法在我来说是不常见的——我比较喜欢就一个专题做经验研究。这本书可以作为女性研究的入门书，省却了读者自己去广泛阅读和查找与妇女问题有关的研究资料的麻烦。对于广大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也是了解与妇女有关的各种经验研究数据和理论论争的一个捷径。
1997年 4月11日：小波辞世
当时我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忽一日接到好友林春电话，说小波出事了。虽然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出的什么事，就说病了，但是我有了很不好的预感。从接电话开始，一直到登机回国，我的心跳一直很快，心里发虚，全身像要虚脱一样。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沈原说了一句话：“小波是个诗人，走得也像诗人。”这下我就全明白了。我现在不愿回想，那些日子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的生活因为没有了他，已经彻底改变了。
虽然小波出人意料地、过早地离开了我，但是回忆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到永别的二十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曾经拥有幸福，拥有爱，拥有成功，拥有快乐的生活。
记得那一年暑假，我们从匹兹堡出发，经中南部的70号公路驾车横穿美国，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十天时间才到达西海岸，粗犷壮丽的大峡谷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然后我们又从北部的90号公路返回东部，在黄石公园、“老忠实”喷泉前流连忘返。一路上，我们或者住汽车旅馆，或者在营地扎帐篷，饱览了美国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大城小镇的生活，感到心旷神怡。
记得那年我们自费去欧洲游览，把伦敦的大本钟、巴黎铁塔和卢浮宫、罗马竞技场、比萨斜塔、佛罗伦萨的街头雕塑、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尼斯的**海滩、蒙地卡罗的赌场、威尼斯的水乡风光一一摄入镜头。虽然在意大利碰到小偷，损失惨重，但也没有降低我们的兴致。在桑塔露琪亚，我们专门租船下海，就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那首著名民歌的情调。
记得我们回国后共同游览过的雁**山、泰山、北戴河，还有我们常常去散步和作倾心之谈的颐和园、玲珑园、紫竹院、玉渊潭……樱花盛开的时节，花丛中有我们相依相恋的身影。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充实，共处二十年，竟从未有过沉闷厌倦的感觉。平常懒得做饭时，就去下小饭馆；到了节假日，同亲朋好友欢聚畅谈，其乐也融融。
生活是多么的美好，活着是多么好啊。而小波竟然能够忍心离去，实在令人痛惜。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一切。
1998年：《虐恋亚文化》
“虐恋”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半年(原定一年，因小波去世而中断研究提前回国)期间搜集资料的一个主要题目。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不否认，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我非常享受。如果我不喜欢这种特别有趣的性活动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审美，我也不会选择这个题目。我常常感到，所谓性感，所有人类的性感觉，在虐恋中都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它是一般人们的性感觉的夸张的表达，是性感的极致。神经稍微脆弱一点的人会受不了它，精神不够纯粹的人也领略不到其中的妙处。
如今，虐恋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知。在遍布全国的情趣商店中，虐恋用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其中有虐恋需要的“行头”比其他形式的性活动要多这一原因，但从虐恋工具的畅销，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钟爱。不同的社会学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过虐恋实践；有10%~49%的人有过虐恋想象。由此可见，即使虐恋的确是少数人的爱好，那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少数。
后来，我写了一本虐恋小说，是短篇小说集。我的小说带有论文味道，因为我在文学上除了欣赏和酷爱之外，没有什么抱负。我宁愿把这本小说集当作我的虐恋研究的小说形式的图解来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过小说让大家知道虐恋是怎么一回事，喜欢虐恋游戏的是怎样一群人。当然，如果人们能从我的虐恋小说中看到一点点美，得到社会学研究知识之外的审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1999年：《婚姻法修改论争》
这一年我主编了《婚姻法修改论争》一书。这书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它对我国修改婚姻法的过程有一定的影响，也是这一过程中各种观点激烈争辩的一个记录。婚姻法与其他小法不同的是，它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关。所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想发言、出声，各种观点的论争十分尖锐、刺激。我在其中也写了一篇。
那一年，我们一些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还被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请去开座谈会。在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同性婚姻问题。当然，这个提法不仅在中国过于超前，在全世界也是比较靠前的。虽然当时已经有几个国家批准了同性婚姻，但是同性婚姻的声势还不像现在这么大。
1999年：《性的问题》
《性的问题》一书是我在性的问题上的一些思考的结晶。其中被人们了解较多的当属对我国现行涉性法律的思考和批判。原因是我在一些讲座中把这个问题单独作为一个题目讲过，在评论时事的文章中也使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例如**品问题、卖**问题、聚众**问题、自愿年龄线问题，等等。而我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专著中的一些观点，直到十几年之后，仍然被认为是“前卫”和“先锋”的，这是褒义的说法，而贬义的评价则是“超前”的，不断成为涉性问题社会论证的焦点。
我在其中提到了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性有关的法律有两大类，一类涉及有受害人的行为，另一类行为根本没有受害人。即使前一类法律也不是全无问题的，而后一类法律更是问题多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推动我国涉性法律的改善，我甚至想用后现代理论最忌讳的一个词——进步——来说明我的目标。因为虽然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习俗、规范和法律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所引用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不能不让我们感慨，我们有些法律和规范实在是太过原始，太过野蛮，太过落后。用我后来常常用的一个比喻来说，它们已经是一些活着的恐龙了。对它们的批判和改变甚至已经不再属于“相对合理”的范畴，而是属于“绝对进步”的范畴了。
2000年：《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
《酷儿理论》一书是我的一部译文集。其中所有的篇章都是我199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参加性别问题研讨班期间搜集到的。在这个研讨班上，我有幸会见了文章被收入书中的几位作者，如葛尔·罗宾和朱迪斯·巴特勒，亲耳聆听了她们的高论。我还利用有限的逗留时间，跑到罗宾的班里去听过课。记得她在课上放了一段旧金山女同性恋酒吧的录像带——她的课是关于女同性恋的研究。她对虐恋的研究也很有名，她曾经的一位女友帕特·柯丽菲亚是虐恋的活跃分子和著名作家。
我们在业余时间跑去旧金山，住在丽莎·罗芙的家里，晚上借来虐恋的录像带观赏。丽莎安排我与虐恋的活跃分子见面，他们带我去参观了旧金山最著名的虐恋用品专卖店。我们还在咖啡馆里见到非常成功的易装（男变女)演员。我至今还记得罗宾对我们讲述在西方女性主义者当中发生的“性论战”的情景。那个研讨班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这本译文集就是我对那个研讨班的一个记忆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别领域的越轨分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虐恋者等)开始自称为“酷儿”，“酷儿理论”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关于他们自己及其越轨行为的理论。
2001年：《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
《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是通过对北京一个大家庭(六代百余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资料写作而成的。书里描述了这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的人际关系及其模式变迁。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深入访谈的方法，当然就得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对于费孝通所说的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的教诲，我始终念念不忘，并且引以为研究的真谛和乐趣之所在。
在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我的合作者郑宏霞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既是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的研究线索“引导人”，又是文中部分篇章的写作者。
2001年：《福柯与性》
《福柯与性》是我对福柯《性史》一书的解读。在所有的学问家中，福柯是我的最爱。他的所说、所写、所作、所为总能引起我的共鸣。我的解读，既有对《性史》一书的解读，也有对福柯这个人的解读。虽然我自知自己一生永远不可能达到他的高度，但是像他那样生活和写作是我内心秘密的梦想。福柯的名言“人的生活应当成为艺术品”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指南。
在我的心中，福柯不仅是我学问上的老师，而且是我生活的导师。尽管如此，我对他这个人并没有仰望的感觉，而是“心有灵犀”、可以面对面通过无言的眼神来交流的朋友的感觉。我通过这本书把我内心的一位秘密朋友介绍给大家，暗自希望人们也会像我一样喜欢他。
2002年：《西方性学名著提要》
这是我主编的一本书，其中将西方所有关于性学的重要论著网罗一空。由于为他人的著作做摘要简介是一件相当枯燥的事情，我想出一个狡猾的办法：从来不爱开课的我，那一年为研究生开了一门性社会学的课。而几十位学生的学期作业就是每人一篇性学名著的提要。我把学生们的作业编辑加工，就编成了这本书。这也是很多学生第一次成为正式出版物的作者，所以学生们都很兴奋，写得不错，有的人甚至不只是提要，竟写成了对那本书的读书笔记。后来，书正式出版了，大家不但在他们的文字下面署了名，而且得到一点稿费。虽然数目很小，但是研究生为自己的作业得到报酬的事还是很少发生的，如果不是空前绝后的话。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其乐也融融。
2003年：《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一书是我的读书心得，由台湾专门出教材的五南图书公司出版。女性主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它也往往是一个边缘化的话题。在这本书里，我想告诉人们，女性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样的理论和流派，在主张些什么；还想告诉人们，我们往往以为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两性关系》一书是依据性别平等问题的经验调查资料，对性别研究领域各类问题的思考写作而成的一本专著。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女性主义》一书的姊妹篇。这两本书都属于性别研究领域，但是《女性主义》一书以理论阐述和介绍为主，《两性关系》一书则是对与两性关系有关的各个方面的经验调查数据的梳理和汇集。
2005年：《你如此需要安慰——关于爱的对话》
这本书是我与同性恋者在网络上的对话录，对话对象主要是女同性恋者。她们的故事十分感人，她们的爱情十分真挚。但是她们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会感受到许多的压抑和困惑。因此，对话涉及她们的生活故事，涉及她们的痛苦和快乐，焦虑和渴望。
2006年：《性别问题》
做了一个小样本的调查，涉及男女平等问题上的各个方面。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此前出版的《性的问题》的姊妹篇。对于不熟悉性别与性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人们来说，由于这两个研究领域有交叉(例如，对女性的性活动的研究就既涉及性别领域，也涉及性领域；对卖**问题的研究也涉及这两个研究领域)，很多人容易将这两个研究领域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对象、范畴和关注点绝大部分是相互独立而并不重叠的。
2009年：《社会学精要》
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一部旧作。当时，我刚刚从历史专业转到社会学，对与社会学有关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和热情。所以这是一部刚刚接触社会学的人的充满探索新领域的热情的试笔之作，对于同样刚刚涉入社会学领域的人们，这部书对他们了解这门学科的主要人物和名著、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2009年：《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这本书是我退休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社会学调查。2006年春做调查计划，2006年10月至2007 年夏做田野调查。调查地选在河北省和山东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小村庄。之所以选上这个村完全是因为我的关门弟子王水是这个村庄中土生土长的女孩。
王水这个学生很有特色，最早结识她是因为她是《王小波全集》的责任编辑。这个学生完全是一个工作狂，而且自己还写东西。在博士生面试的时候，别的学生一般有一两篇出版物就很不错了，可是王水抱来了她写的、译的和编辑的八九本书，给所有的考官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女孩最不同寻常的是，朴实至极。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一反别的农村孩子会尽量回避自己出身的做法，告诉我，她每到农忙而手头能抽出空闲的时候，就会回到村里帮助父母干农活。她现在已经是一位年薪几十万的成功白领人士，是全村人教育孩子时全都要提起的榜样，可还是那么朴实无华。
多数的调查结果都是看上去很寻常的，平淡无奇。这是社会学调查的一个特点：它关注的是常态，而不是关注特例或者戏剧性事件。但是，即使如此，这项调查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比如，在村里有一个妇女在来客时不可上桌吃饭的习俗，这在男女平等大潮势不可挡的当代中国，是非常扎眼的一个习俗，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的韵味是相当丰富的。真希望像这样的发现能够多一些，可惜多数情况还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常态，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我是这么不喜欢常态，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做社会学研究呢？我不禁扪心自问。这也许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性少数派研究的一个原因，同性恋呀，虐恋呀，这些事才能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正像福柯有次说过的那样，好奇心是他搞研究的一个动机。这也是我退休后去写小说的一个原因：我的心最终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受不了枯燥的。我最终不得不遵从我的内心，就像乔布斯所说的那样。
2010~2013年：写小说
开始尝试写小说。写作的过程有出乎意料的享受感觉。想起有个朋友，生了个女孩，这孩子很怪，从四五岁起，坐在钢琴凳上就不下来，父母叫吃饭都不乐意下来。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有点像这个小女孩。虽然很可能不知所终，但是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在退休之后的日子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有十四个小时的时间，大好的时间啊。能写多少东西呀。
读书和写作，这就是我今后几十年的生活，当然还有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