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日，出使金军的康王赵构带一行人从，自相州北上磁州，与宗泽初次会见。
宋钦宗罢免李纲后，就全力对金朝乞和。刑部尚书王雲出使完颜斡离不（宗望）东路金军，报告说：“金人不复求地，但索五辂及上尊号，且须康王来，和好乃成。”[1]于是宋钦宗立即在十月二十日，命“太常礼官集议金酋尊号，以翰林学士王 为尚书右丞，副康王出使”[2]。其实，金人要康王出使，无非是施展一面举兵，一面和议之故伎，耍弄宋人而已。但宋钦宗对康王出任告和使一事，却似乎抱着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以为九弟一出使，社稷可转危为安。
康王最初其实是畏避出使，“未至金军而还”，王 也以“诳诞避事”罢官。[3]延挨到十一月，“贼势已逼，耿南仲力劝急遣王雲，且以康王押衮冕、车辂行，尊金主为皇叔，上尊号十有八字。康王请南仲偕行，上曰：‘南仲老矣。’令其子延禧代之”[4]。宋钦宗还为此特命“进龙德宫婉容韦氏为贤妃，康王构为安国、安武军节度使”[5]，作为奖赏，韦氏方由嫔升格为妃。
康王于十一月十六日再出开封城，随行者除刑部尚书、副使王雲外，另有参议官耿延禧和高世则，宦官、康王府都监蓝珪、康覆等人。当康王一行出城时，王雲对康王强调开封城不可守，说：
京城楼橹，天下所无。然真定城高几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观，不移时破之。此虽楼橹如画，亦不足恃也。[6]
王雲此说的用意是什么，就颇为耐人寻味。
十一月十九日，康王一行抵达相州（今河南省安阳），知州汪伯彦领兵出迎。汪伯彦字廷俊，江南东路徽州祁门县人。[7]他曾任北京留守、知大名府梁子美的幕僚，“专委以修北京宫阙，凡五年乃成。岁一再奏功，辄躐迁数官。五年间，自宣教郎转至中奉大夫”。无非是因迎合宋徽宗的侈心，而成为当时“滥赏”的典型，[8]共计升十三官。如前所述，宗泽也受梁子美的器重，但后来的史实表明，他与汪伯彦的操守竟全然不同。《三朝北盟会编》卷64关于康王一行到相州的记载如下：
伯彦领兵出迎，护王入城宿于州治正衙。相人戴盆焚香，遮道相庆，胥相愿王留宿。伯彦以相人愿欲，乃诣王，禀曰：“斡离不已于十四日由大名府魏县李固渡河矣，恐不得追，愿大王暂留，审议国计。”王曰：“受命前去，不敢止于中道。”王雲、耿延禧、高世则等谓曰：“兼程前去，渡河犹可及。”诘朝遂行。
康王与随从的言语说得冠冕堂皇，“受命前去，不敢止于中道”，须“兼程前去”。然而对照康王的使命，既然完颜斡离不（宗望）率金军已渡河南下，则理应继踵南下追赶，以完成“告和”的任务。事实上，他们却稍事休息，就立即兼程北上，直奔磁州，与完颜斡离不（宗望）反方向逆行。这不难证明康王等人其实早有私下默契，根本无意于前往金军军前，完成自己的告和使命，只是想乘出使之机，逃遁出京，另谋他就。
十一月二十日，康王一行抵达磁州。据《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
辛巳，至磁。公率官吏迎谒，王抚劳甚至。公曰：“大王乃欲亲使虏中乎？”王曰：“奉皇帝之命，不可不行。”公曰：“更熟议之。闻虏人由大名已渡河矣，恐不可遣。万一更如肃王，为虏所留，又将如之何？以泽观虏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可不察乎？”会郊外飞尘亘天，公密遣禆将张宗领骑数百觇之，甫至三十里，果遇虏骑，遥望，问张宗曰：“是非康王与王尚书乎？”宗应声云：“是！”复传语：“尚书可速来。”宗回，以告，公密戒城中为备，且以宗所见白之康王，曰：“虏情灼然可见，愿大王勿行。”
南宋晚期的黄震为此评论说：“非公守磁，我高宗已先入虏庭，虽江南谁与保。”[9]似乎没有宗泽的劝阻，康王就会前去金朝。参照前述记载，当然是无稽之谈。假如康王真是如所谓“奉皇帝之命，不可不行”，正好金人派遣骑兵前来迎接，就应当不顾宗泽的拦阻，立即出城，随敌骑前往。
宗泽力劝康王不去金营，当然深契其心，然而双方产生龃龉，是在于王雲的被杀。按宗泽《遗事》等记载，“王雲使虏归，过磁、相，谓守臣曰：‘虏声势非前日比，且善因粮，若清野，则无所得矣。’两州如其言”，宗泽为此上劾奏，说王雲：“张皇贼势，迫胁人主。及请河北西路清野，声东应西，恐从东路入寇。雲堕贼计，先自困西路耳。宋钦宗将劾奏出示王雲，两人由此结怨。此次会面，王雲责备说：“前日见劾，何也？”宗泽回答：“如公固不足劾，自宣抚使、副刘韐等，某无不劾之。大抵张皇虏势者，天下所共疾，何独某哉！”[10]由于王雲曾经教磁州人清野，“磁、相从之，邀近城居民，且教运谷入城，相、磁人皆怨雲”，认为“虏人不从此路来，徒清野，毁我墙屋，籍我草粮，雲真细作耳”[11]。
宋朝除了佛教、道教等，各地另有祠庙信仰。磁州有崔府君祠，相传有崔某，在“唐贞观中，为滏阳令，再迁蒲州刺史，失其名。在滏阳有爱惠名，立祠，后因葬其地”。宋廷封为嘉应侯和护国显应公。滏阳县为磁州州治，崔府君祠为本地第一大祠，称应王。宗泽对康王说，“卜以决疑”[12]，“应王甚灵，邦人听之如慈父母，惟愿大王信之勿疑”。[13]
康王听从，二十一日前去崔府君祠祈告，王雲等同行。磁州人认为王雲私通金朝，宗泽组织民兵，所以百姓们拥有兵器。王雲走出祠庙，刚跨上马，百姓们一拥而上，将他拉下马杀死。[14]
康王因此对宗泽十分不快，王雲也一直得到他的怀念。十年之后，赵构说：“王雲之死，乃邦人疑其为奸细而杀之，（宗）泽不为无过。”[15]他又说：“雲死后，宗泽方遣客司赍两顶番头巾来，云得之雲行李中。是时耿延禧、高世则皆在座。雲亦孜孜为国，岂可污蔑以此。”[16]据有的史书说，王雲行李中的“乌絁短巾，盖雲夙有风眩疾，寝则以护首者”[17]。
王雲之死固然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小疑案，其实，真正可疑的问题，是康王一行明知金军行踪，却采取了与使命相悖的路线。其密谋详情，赵构本人固然讳莫如深，耿延禧等自然也守口如瓶。看来王雲是个重要的出谋划策人物，赵构对他也有一份感激之情，故后来称帝，便追赠观文殿学士。[18]观文殿学士“非曾任执政者弗除”[19]，王雲本不够执政官的资格，也足见赵构追悼之特恩。康王离京后的行动路线，这本是个显而易见的历史疑案，却又是宋朝史官们不敢推究的禁区。
相州知州汪伯彦认为康王已成可居之奇货，他“亟作蜡书，驰骑二人，前去磁州”，信中说：
昨日大王既发相适磁，夜向三更，本州之西火炬连接二三里，照耀不绝。伯彦亟遣马骑走探，至黎明，回报金人铁衣五百余骑，自卫县大寨西来，一路访问大王前去远近。虏执村民，为乡导，望魏县李固渡捎截大王。大王傥自磁州而东，趋李固渡，则魏县虏寨在焉，不可逾越；或自磁而东北趋王俞渡，则戎兵轻袭其后，皆不可济。孰不为大王危之？此其不可追，一也。斡离不率众已趋京城下，大王冲冒风雪，衔命奔波，道路颠沛，难以袭逐，万一追及，不惟计议已失机会，决又如前时质大王于军中，计无所出，为之奈何？大王不若夙驾回相州，藉图起义，牵制金人，以副二圣维城之望，为策之上。
按照康王的使命，“金人铁衣五百余骑”前来“捎截大王”，正好是前往金营的机遇，岂可错过；而汪伯彦却强调“为大王危之”，可推知他其实已明白康王不想出使，只求逃脱的内情，并且予以赞助，“夙驾回相州”，方可保全。若作进一步推论，也可表明他已视康王为可居之奇货，而彼此早已有不可告人之默契。他命武将刘浩率兵二千人，将康王接回相州。[20]
康王在磁州滞留两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即与随行的韩公裔等商量，“间道潜师夜起，迟明至相，磁人无知者”，并由韩公裔“访得他道”[21]，与宗泽不辞而别。汪伯彦在相州城北河边迎候，竭力献媚奉承，从此深得康王好感，康王说：“他日见上，当首以京兆荐公。”康王命耿延禧草奏，“具言奉使至磁，而民杀王雲之事。又闻虏马南渡，臣等回相州，以俟圣裁”。[22]王雲被杀，又成为康王不奉使命赴金营的借口。
[1] .《宋史》卷357《王雲传》，《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金兵下》。
[2] .《靖康要录笺注》卷12靖康元年十月十九日，二十日。
[3] .《宋史》卷23《钦宗纪》靖康元年十月壬子，十一月戊辰，《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
[4] .《靖康要录笺注》卷12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5] .《宋史》卷23《钦宗纪》，《皇宋十朝纲要》卷15。
[6] .《会编》卷63，《要录》卷1，《靖康要录》卷12靖康元年十月二十日，十一月七日，《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金兵下》。
[7] .《宋史》卷473《汪伯彦传》。
[8] .《老学庵笔记》卷1。
[9] .《黃氏日抄》卷91《跋宗忠简行实》。
[10]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11] .《会编》卷64。
[12] .《长编》卷117景祐二年七月丙戌。
[13] .《会编》卷64。
[14] .《会编》卷64，《要录》卷1，《宋史》卷357《王雲传》。关于王雲之死，《要录》注引汪伯彦《建炎中兴日历》和耿延禧《中兴记》，说与王雲、宗泽的私憾有关，但《要录》作者李心传认为“伯彦、延禧与泽议论不同，辞多毁泽”。
[15] .《要录》卷93绍兴五年九月戊子。
[16] .《要录》卷99绍兴六年三月癸巳。
[17] .《宋史》卷357《王雲传》。
[18] .《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戊辰，《宋史》卷357《王雲传》。
[19] .《宋史》卷162《职官志》。
[20] .《会编》卷64。
[21] .《宋史》卷379《韩公裔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
[22] .《会编》卷64，《宋史》卷473《汪伯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