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山河破碎下的浩劫与抗争
中华古文明史，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至少可追溯到四千三百年以上，但“总的看来，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才是中国古代最大、最重要的变革期”，“唐宋之际的变化，肯定不如前一时期大”。近年来，一些学者热烈研究和宣传唐宋变革论，但是，依据前人治史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第一，唐宋同是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第二、唐宋同是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国家；第三，唐宋的思想文化界中占统治地位者，同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专制主义。“以上三条是根本性的，说明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如同春秋、战国时期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样的剧变”[1]。
《孟子·梁惠王上》批评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对治史者而言，“察秋毫之末”，就是要力求拥有尽可能多的历史细节知识，尽管任何高明的史家，也做不到对任何历史细节知识无所不知，一网打尽，而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正常情况应是觉得自己不懂者愈来愈多，而非愈来愈少；“见舆薪”者，要求尽可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全局和大局。两者缺一不可。前述的三条是否可以说是“见舆薪”呢？若能把握以上三条，过度热议，什么情况和变卦都要勉强地挂靠到“唐宋变革论”上，有的又说不出其所以然，是否有此必要？
中华古史发展到宋朝，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宋代文明超过唐代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宏大的进展。近代史家从宋代文明中发现若干近代文明的原始征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文明已经接近，或者行将蜕变为近代文明。相反，从主流方面看，宋代文明正是传统文明的延续、深化和堆积。一种文明愈是发展得过于成熟，则蜕变为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似乎就愈是积重难返，步履维艰。
在宋代文明的正常发展中，受到了两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次是公元12世纪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13世纪蒙古人的南下。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虽多，而发生于公元12世纪的宋、金战争，是范围广、持续久、破坏大的民族战争，留下的史料又远多于前代。即使在宗泽和李纲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2]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从另一方面看，前辈学者张家驹先生将西晋与东晋之交的永嘉之乱、唐中叶安史之乱和北宋与南宋之交的靖康之难，列为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等演变的三个重大事件，大量北方汉人逃避战祸而南下，对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产生重大影响，[3]是很有见地，值得重视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4]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侵入中原，灭亡辽、北宋和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特别是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有其成就。但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
第一，是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金军所到之处，特别是对他们无法占领的地区，一律在事实上予以杀光、烧光和抢光。华北的广大汉族人口“或长驱不返（被抓去当奴隶），或迎敌而殂。威临而坠井、坠河者有之，势胁而自刎、自缢者有之。士民共戮，善恶同诛。有千里而离乡者，有一门而尽殁者。尸盈郊邑，血满道途”，“男女无分，白骨交横”[5]。“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恐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6]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7]，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淮南荐罹腥膻**，且群盗继之，民去本业十室而九空，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8]。后建炎三四年（公元1129—1130年）金军渡江作战，更是在撤兵地区施加十分残酷的焚戮。对明州“焚其城，惟东南角数佛寺，与僻巷居民偶有存者”，“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为虏人捜剔，杀掠不可胜数”[9]。金军又在临安府城“纵火，三日夜烟焰不绝”[10]。“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什二三”[11]。平江府被金军“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12]，“金人焚劫之余”，“士民死者近五十万人，得脱者十之一二而已”[13]。在建康城，“凡驱而与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于锋镝敲榜者盖十之四。城中头颅、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伤残宛转于煨烬之间，犹有数日而后绝者”。后宋人收拾尸骨，“得全体四千六百八十有七，断折残毁不可计以全者又七八万”[14]。另一路金军则又在洪州等地实行屠城。[15]至于清军入关后的大肆屠戮，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亦为史家所熟知。
金军具有刚脱离原始社会的强烈野蛮性。后绍兴三年，在饶风关之战后，金军“野无所掠，杀马而食，马且尽，遂杀（两）河签军（而）食之”[16]。“（两）河签军”是指河北与河东强行签发的汉人（金初称南人）当兵者。后完颜宗弼（兀术）在绍兴和议前攻入宋淮南一带，“辎重俱尽，有食奴婢者”，最后“辎重、骡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无六、七”。[17]残忍之至，充分地暴露了女真贵族的兽性。
第二，金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使北方社会发生严重倒退。金初女真民族显然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时，“遂命诸将传梃而誓曰：‘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18]可知当时女真社会成员大致分三类：一是奴婢、部曲，即奴隶，乃是相对于良人的贱人；二是庶人，即平民；三是有官者，即奴隶主贵族。金朝入侵中原，强制推行奴隶制，将大批汉族人口驱掠为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19]。很多汉人被金军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了“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的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交换得一匹马。[20]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人沦为债务奴隶，[21]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22]。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朝的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朝的正式户名。[23][24][25]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金朝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这在华北广大的汉文明地区起着巨大的反动和倒退作用。[26]
第三，古代汉人长期保留蓄发习俗，《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人将蓄发看得极重，按宋朝法律：“髡发，徒一年半。”[27]金朝强迫华北的汉民“剃头辫发”，[28]“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当正典刑”[29]，“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30]，甚至“削发不如法者死”[31]。这在当时自然是对汉人的极大侮辱，严重地激化了民族矛盾。这类似于后来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32]或“两河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33]。
第四，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金朝为了巩固对中原的统治，以女真族为主的猛安谋克户迁居华北，实行所谓“括地”[34]，即强制没收汉民耕地，大量霸占田产，然后对猛安谋克户“计其户口，授以官田”[35]。其实类似于清朝初年的圈地运动。[36]这自然严重影响了广大汉族农民的生计。
第五，金朝的女真人进入中原后，“狃于宴安，习成游惰，非复曩时之旧”[37]。“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是徒烦有司征索课租而已”，“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38]。在相当程度上说，女真人的汉化即是腐化。金朝迁居中原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八旗子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
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的、持久的反抗斗争。
在东北的金太宗御寨，有几千名被驱掳北上的汉族奴隶。他们以上山砍柴为名，置办长柄大斧，计划举行起义，并劫持金太宗，杀过黄河。由于叛徒的告发，起义被扼杀，首谋者都遭金人杀害。[39]
燕山府刘立芸聚众起义，攻破城邑。他告谕民众说：“吾欲致南北太平。”起义者纪律严明，“蕃、汉之民归者甚众”[40]。蓟州玉田县（今河北省玉田县）爆发杨浩与智和禅师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余人。易州（治易县，今河北省易县）的刘里忙年仅十八，他领导的起义军也有一万多人。他们把截山险，邀击金军，对金朝形成一定威胁。[41]
河北与河东路人民举行强烈反抗。“逃避之人，连绵不绝”，“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栅以自卫，持弓刀以捍（贼）。金人屡遣人多方招诱，必被剿杀”[42]。“河北百姓皆以白绢为旗，刺血，上书‘怨’字，迎杀金贼”[43]。“恩、冀之间，农民自置弓剑，保护一方，谓之巡社”，“相州以北，有山寨约五十余处，每寨不下三万人，其徒皆河北州县避贼者”[44]。
河东路代州（治雁门，今山西省代县）五台山和尚真宝率领一支义军，与强敌周旋，宁死不屈。[45]在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保正石頳（chēng 古同赪）率领的队伍占据山险，屡败金军。石頳坚持斗争八个月，被完颜粘罕（宗翰）军所俘，钉在车上，臀部插入利刃，以施加肢解的酷刑相威胁，石頳毫无惧色。完颜粘罕（宗翰）亲自劝降，石頳厉声回答：“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最终被害。[46]宋太原府将官（正将、副将或准备将）杨可发在繁峙县（今山西省繁峙县）召集二万多人的队伍，以五台山僧李善诺等为先锋将，遭完颜粘罕（宗翰）大军的攻击，义军战败，杨可发刺腹自杀。[47]另一武官何宏中也“收合散亡，立山棚七十四所，号令所及，千里而远”[48]。石州（治离石，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也聚合一支几万人的抗金义军，为首者号称“阎先生”。[49]
解州（治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的邵兴和邵翼兄弟团聚义兵，占据神稷山抗金。金兵俘虏了邵翼，企图胁迫邵兴投降。邵翼大骂敌人，惨遭杀害。邵兴誓不降敌，屡次痛击金兵。此外，由邵云领导的一支民间抗金武装，也同邵兴会合，两人“约为兄弟”，坚持斗争。[50]小吏张昱“聚众数千”，一度占守慈州（治吉乡，今山西省吉县）。[51]
河东红巾军看来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宋时百姓起而造反，或为盗匪，往往“私制绯衣巾”[52]。红巾军即是头裹红巾，以作抗金义军的标志。他们到处建立山寨，“每党不啻数千人”，“旌旗缤纷，鼙鼓震叠”，声势其盛。[53]有一回，红巾军在泽州（治晋城，今山西省晋城市）、隆德府（治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袭击金营，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几乎被俘。女真贵族无法对付神出鬼没的红巾军，只能屠戮无辜的平民以泄愤，结果“亡命者滋益多，而红巾愈炽”[54]。
建炎初，北方抗金义军中有两支影响很大、声势甚盛者。一是五马山的抗金义军。河北西路庆源府（治平棘，今河北省赵县）赞皇县有一座山，“上有五石马”，取名五马山。[55]山上聚集一支起义军，由马扩和赵邦傑指挥。他们以宋高宗之弟信王赵榛的名义作号召，“两河遗民闻风响应，愿受旗、榜者甚众”，组成号称几十万人的武装。[56]金朝真定府获鹿县（今河北鹿泉市）知县张龚也起兵响应。刘里忙、杨浩、智和禅师等领导的燕云地区起义队伍，也和五马山建立了联系。[57]
二是王彦领导的“八字军”。河北西路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七千人马，自北京大名府渡河出征，攻拔卫州新乡县（今河南省新乡市）后，遭金军围攻。宋军在突围的战争中溃散了。王彦冲出重围，收得残部七百多人，退守卫州共城县（今河南省辉县市）的西山。为了表示宁死不屈的斗志，王彦和他的部属们都在脸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58]两河忠义民兵傅选、孟德、焦文通、刘泽等部纷纷响应。最后，王彦一军发展到十多万人的队伍，与金军战斗近百次，收复绵亘数百里的地区。金军屡次进行围剿，有一次甚至围攻王彦的山寨，都以失败告终。“八字军”的威名很快传遍天下。[59]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等投降派，视河北与河东之土地如异域，人民如弃物，他们一方面害怕金朝，另一方面也害怕和憎恶北方抗金义军。李纲、宗泽等抗战派当然十分重视北方的义军抗金。李纲坚持设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就是为了联系与组织北方的义军，收地两河。他不幸罢相后，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相继撤销，而镇守东京开封府的宗泽事实上成为抗金的中心人物。两河、燕雲等地的抗金健儿渴望接受宗泽的领导和指挥，宗泽也迫切需要他们的支援和配合，双方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联系。
[1] .王曾瑜：《唐宋变革论通信》，《纤微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南宋关于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地荒人稀的记载很多。《揽辔录》，《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记录了金朝河南地区的荒凉景象。《金史》卷47《食货志》也说，即使到金章宗初年，“河南地广人稀”。
[3] .《张家驹史学文存》第198—2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
[5] .《金文最》卷65李致尧《汾州葬枯骨碑》。此文虽说是河东路汾州的情况，各地大抵如此。
[6] .《会编》卷96《靖康遗录》，《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庚申朔。
[7] .《会编》卷36《靖康遗录》。
[8] .《历代名臣奏议》卷260汪藻奏，《会编》卷149。
[9] .《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丙子。
[10] .《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庚辰。
[11] .《宋会要》食货38之19。
[12] .《挥麈后录》卷10。
[13] .《要录》卷32建炎四年三月丁未。
[14] .《景定建康志》卷43《义冢》。
[15] .《要录》卷30建炎三年十二月乙未。
[16] .《中兴小纪》卷14，《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4。
[17] .《会编》卷215《征蒙记》。
[18] .《金史》卷2《太祖纪》。
[19] .《会编》卷36引《靖康遗录》。
[20] .《会编》卷98《燕雲录》，《要录》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辛未，《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21] .《要录》卷132绍兴九年秋。
[22] .《金史》卷84《耨盌温敦思忠传》。
[23] .刘浦江：《辽金史论·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土地争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20章《金代的土地制度》，载《漆侠全集》第5卷。
[24] .关于金初奴隶制的扩张，详见王曾瑜：《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16章《金国建立后女真奴隶制的发展》，《漆侠全集》第5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25] .刘浦江：《辽金史论·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土地争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20章《金代的土地制度》，载《漆侠全集》第5卷。
[26] .刘浦江：《辽金史论·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土地争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20章《金代的土地制度》，载《漆侠全集》第5卷。
[27]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诱人婢妾雇卖》。又《旧唐书》卷79《傅奕传》：“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髠发之事。”
[28] .《会编》卷115。
[29] .《大金吊伐录》下《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
[30] .《要录》卷28建炎三年秋。
[31] .《会编》卷132引《金虏节要》。
[32] .“剃头签军”一词，见《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
[33] .《宋会要》兵15之3。
[34] .《金史》卷47《食货志》。
[35] .《要录》卷138绍兴十年。
[36] .刘浦江：《辽金史论·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土地争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20章《金代的土地制度》，载《漆侠全集》第5卷。
[37] .《历代名臣奏议》卷350卫泾奏。
[38] .《金史》卷109《陈规传》。
[39] .《会编》卷98《燕雲录》，《要录》卷12建炎二年正月。
[40] .《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
[41] .《会编》卷98《燕雲录》。《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说杨浩是燕山府潞县知县，玉田僧名一行，又说刘买（里）忙是中山府人，与《燕雲录》有异。
[42] .《忠愍集》卷1《使还上殿札子三道》，《历代名臣奏议》卷333。
[43] .《石林奏议》卷2《申大元帅府缴纳告谕军民榜牒状》。
[44] .《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45] .《宋史》卷455《僧真宝传》。
[46] .《朝野遗记》作“石頳”，《会编》卷143《金虏节要》作“石竧”。
[47] .《会编》卷51《中兴遗史》。杨可发外号“杨麻胡”，《金史》卷82《郭企忠传》也有关于杨麻胡的记载。
[48] .《中州集》卷10何宏中传，《齐东野语》卷11《何宏中》。
[49] .《金史》卷82《郭企忠传》。
[50] .《会编》卷104，卷117，《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卷16建炎二年七月，卷31建炎四年正月丁巳，《宋史》卷448《邵雲传》。《会编》和《要录》都说邵翼是邵兴之弟，据《忠正德文集》卷8《丙辰笔录》说，邵隆（邵兴后改名隆）“与其兄纠率乡民，屡与敌战。兄为敌获，大骂而死”。
[51] .《会编》卷111，《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戊戌。
[52] .《斐然集》卷18《寄张相》（其七），又《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也是同样意思。
[53] .《山右石刻丛编》卷19杨丹《襄垣县修城记》。
[54] .《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壬辰。
[55] .《读史方舆纪要》卷14。
[56] .《会编》卷115，卷116，《要录》卷13建炎二年二月辛巳，卷15建炎二年四月。
[57] .《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
[58] .《会编》卷113，卷198王彦行状和《宋史》卷368《王彦传》作“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后四字在《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条中，被清人修《四库全书》时删去。《会编》卷198《林泉野记》，《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6《高宗御批陈（思恭）奏札跋》作“誓杀金贼，不负赵王”，前四字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八字军》中，或被清人纂改为“誓竭心力”，见《武英殿聚珍版书》。《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作“尽忠报国，誓杀金贼”。
[59] .《会编》卷198王彦行状，《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卯，《宋史》卷368《王彦传》。
[60] .《会编》卷3，《金史》卷45《刑志》，卷46《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