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从南京应天府出发，前往东京开封府赴任，时为七月。[1]东京留守范讷和开封府尹王襄先后罢官，宋廷遂以宗泽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尹、东京留守。[2]《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叙述开封城的劫难后的残破景象说：
京城自虏骑退归，楼橹尽废，诸道之师，杂居寺观，盗贼纵横，人情恟恟。时虏留屯河上，距京城无二百里，金鼓之声，日夕相闻。京畿千里之民，与京东、西连亘数千里，咸怀悚慄。
面对着危困的险局，宗泽凭藉其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竟在较短时间内，即完成了重整开封的军政。
一、拘押金使，抗拒诏命
七月，金朝派遣少府少监牛庆昌、六宅使乐诜等一行，于七月来到开封府，由于金朝不承认南宋政权，而只携带了元帅右监军完颜谷神（希尹）致伪楚的书信，信中说：
昨者宋人不幸，赵氏败盟，由此出师，至于国都，乃废宋而造楚，本以示惩劝于后来者也。班师之日，定约具存，贵心腹以相知，凡事为而必达。距今累月，闻无一音，缅想其间，不知何似。所约陕西之地，已属夏国之疆，顷被彼人，请分兹土，伏冀早为割（画），用副悃诚。暌违去此既遥，动静于兹未悉。回复之际，次第相闻。[3]
显然，金朝方面明知伪楚已废，而仍出使宋朝的开封，其书信规格又不以掌握前沿最高的权力的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而由地位稍低的元帅右监军完颜谷神（希尹）出面，其用意无非是刺探南宋的情报。《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记载说：
一日，虏有八人，以使楚为名，直至京师。公讶曰：“是必假此名，以觇我之虚实。”因议状遗范公（讷）留守，请收置牢狴，奏取朝廷指挥。范公然之，即具奏。
当时东京留守范讷还未罢任，宗泽拘押金使，尚须征得他的同意。这对于处在交战状态的双方，其实是一件平常的措置，却使得了恐金软骨症的宋高宗君臣惶恐万状。宋高宗立即下诏，命令宗泽将金使“迁置别馆，优加待遇”。宗泽不服，认为“二圣在虏，必欲便行诛戮，恐贻君父忧。若纵之使还，又有伤国体。莫若拘縻于此，俟车驾还阙，登楼肆赦，然后特从宽贷”，他将释放金使与皇帝回銮开封联系在一起，并上奏说：
臣伏见我国家承平，几二百年，数世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上下恬嬉，犹夷度日，不复以权谋战争为念。乃以贼虏诞谩为可凭信，朝廷恬视，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进退、击刺挽射之技，俾严攻讨；其间有实欲贾勇思敌所忾之人，士大夫不以为狂，则以为妄。因循苟且，以致贼虏颠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祸，臣不胜愤恨。
然兹非贼虏之能也，皆繇无诚实之士，鼓倡骄逸，率以敛迹逃避，曲辱不耻为智为勇耳。万一有慷慨论列，则掩耳不听，别造佞说，以相浮动。兹无他，大抵只欲助贼，张皇声势，直为我祖宗一统基业更不当顾藉，宜两手分付与贼虏耳！嗟乎！何不忠不义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继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鉴。
臣恭惟渊圣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议，俾贼大获而归。去冬与今春夏，贼虏猖獗，大臣柔邪谀佞，蓄缩畏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语，但以诡谲为诚实，包藏为智谋，缄默为沉鸷，遂致二圣蒙尘，后妃、亲王与无辜之人流离北去。想陛下龙潜济、郓，尝亲闻见张邦昌、耿南仲辈所为也。
陛下入继大统，即将前主和议者窜之岭外，使天下冤抑之气，一旦舒快。自后臣窃闻陛下日与二三大臣论思讲画，必欲大雪我庙朝之耻，激励卒伍，劝率义士，俾思剿绝，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复听奸邪之语，又浸渐望和，迂回曲折，为退走计。臣愿陛下试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讲和为非，遂逐当时议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营缮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庙木主，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右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恤。
比贼虏遣奸狡小醜，假作使伪楚为名，来觇我大宋虚实。臣见如是，因纳谏状与留守范讷，乞收贼虏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挥。庶激军民士庶怀冤之心，俾肯力战，仰赞陛下再造王室、中兴大宋基业之意。今却令迁置别馆，优加特遇。臣奉此诏令，忧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为于贼虏情款如是之厚，而于我国家吁谟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师人情物价，渐如我祖宗时，若銮驾一归，则再造之功与中兴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汉唐矣！何奸邪之臣，尚狃和议，惶惑圣聪，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朴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此我大宋兴衰治乱之机也，臣愿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为狂，愿尽赐禠削，投之瘴烟远恶之地，以快奸邪贼。臣之心不胜痛愤激切之至。臣藉藁阙下，以俟诛戮。谨录奏闻，伏候敕旨。[4]
宗泽在此奏中痛斥宋朝大多数“士大夫”“因循苟且”的顽症，“不知二三大臣何为于贼虏情款如是之厚，而于我国家吁谟如是之薄”，是不点名地斥责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并且直接指责皇帝，“不意陛下复听奸邪之语，又浸渐望和，迂回曲折，为退走计”，“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凭奸邪与贼虏为地者之画”，“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右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恤”。在此奏末段持决绝的强硬立场，说自己“不敢奉诏，以彰国弱”，准备被“投之瘴烟远恶之地，以快奸邪贼”。如此激烈的文字，在今存宋人的奏议中，是十分罕见的，说明宗泽的痛愤，已至不可抑勒，而顾不得古代臣规的地步。
宋高宗不得不亲自下诏说：
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宽朕顾忧，深所倚仗。但拘留虏使，未达朕心。朕之待卿尽矣，卿宜体此。[5]
针对宗泽拒不奉诏，黄潜善和汪伯彦正好抓住把柄，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进谗言，他们对宗泽恨之入骨，巴不得将他置于绝境。御史中丞许景衡方新任，“病暑，未及朝，闻东京留守宗泽为当路所忌，将罢去”[6]，遂立即上奏，为宗泽辩护：
臣窃闻议者多指开封尹宗泽过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泽之为人，及其为政，固不能上逃圣鉴。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缘拘留金国使人，此诚泽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缘忠义所激，出于轻发，未尽识国家事体耳，又未知别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来自京师者，皆言泽之为尹，威名政术，卓然过人，诛锄强梗，抚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臣虽不识其人，窃用叹慕。以为去冬京城之内，不能固守，良由大臣无谋，尹正不（非）才之故。使当时有如泽等数辈，赤心许国，相与维持，则其祸变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今来只校其末节小疵，便以为罪，而不顾其尽忠报国之大节，则臣虽至愚，窃以为过矣。况泽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卫，继参幕府，宣力为多；今尹天府，其绩效又彰彰如此，则其所为终始，亦可考矣。而议者独不能少优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开封宗庙、社稷之所在，其择人居守，尤非他州别路之比。今若罢逐泽，则当别选留守，不识今之搢绅，其威名政绩亦有加于泽者乎？若有其人，则除授交割，尚费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时，计将奈何？若未有其人，则泽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难全，久矣，惟圣人以天地为度，包容长养，兼收而并用之，庶几其有济也。其宗泽伏望圣慈上为宗庙、社稷，下为京师亿万生灵，特赐主张，厚加委任，使成御（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7]
许景衡对宋高宗说明“得宗泽，方能保东京，有东京，行在始安枕”的道理，还是起了作用。宋高宗自然十分嫌恶宗泽，也听信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谗言，“将罢之”。他转而认识到开封府重地，实在别无合适人选，足以倚为国之长城，遂将许景衡奏封送宗泽，以安其心，以示自己的宽恩。[8]宋高宗终于将李纲与宗泽区别对待，无非是李纲在朝，不逐出朝廷，就无法推行降金苟安政策，而宗泽在外，起不到左右朝政的作用，就只得暂且容忍了。
尽管如此，宗泽“犹不奉诏”，释放金使。[9]当年十一月，“河东军前通问使、宣教郎傅雱，副使、閤门宣赞舍人马识远至汴京”，“见留守宗泽，谕使纵遣所拘北使，泽不从”[10]。宗泽“拘留虏使，上屡命释之，泽不奉诏”。直到明年夏，宗泽病重，时充大金祈请使宇文虚中途经开封，“摄留守事”，才将金使释放。[11]
此事特别反映了宗泽的倔强和耿直。
二、整顿治安，平准物价
北宋的开封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会，但经历靖康之难后，治安很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宗泽上任后，立即采取了铁的手段。他下令说：“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治安很快恢复正常，“豪强退缩，盗贼屏窜”。开封百姓异口同声称赞说：“今有宗公，我不危矣！”[12]
开封平时的物资主要通过运河等河道供输，尽管经历战乱，尚不至匮乏，但“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并且居高不下，自然十分影响市民的生活和情绪，“郡人病之”。宗泽同僚属们商议，他说：“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饮为先，当治其所先，则所缓者不忧不平也。”决定先从食品价格着手。
他派人“问米麫之直，且市之，计其直，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増”。又命厨师做笼饼，酒库酿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
于是宗泽招来作坊的饼师，严责他违令涨价，“即斩以狥。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他又召来买扑酒店的任姓修武郎，问明情况，“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曲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直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13]。宗泽在七月上奏时说：
臣误被宸恩，差知开封府事，今到（二）十余日，物价市肆，渐同平时。[14]
这表明他只花了相当短的时间整顿，就取得立竿见影之效，“人情粗安，市肆商贾稍稍如旧”[15]。宗泽后在十月又上奏说：“臣自到京，奉扬陛下仁风，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态，皆已忻悦，敉宁嘉靖，同祖宗太平时。”[16]
开封城一条主要的财物运输线自然是汴河。属县陈留县一带的汴河一度决口，“干涸月余”，“四十余日漕输不通”，“两京乏粮，米价腾涌”，“京城大恐”。宗泽当即任命一个能干的官员陈求道治理，只用“七日，河尽复故道”，李纲也在行朝命令都水使者陈求道、荣嶷和提举京城所陈良弼负责整修。修治完工，“纲运沓来”，“京师粮始足，米价始平”，“商贾始通，人情始渐复旧”[17]。开封的物资供应遂转入了正常状态。
三、部署防卫
关于宗泽部署开封府一带的防卫，原始的记载是他在建炎元年十月的上奏：
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楼橹与守御器具，其当职官吏协心并力，夙夜自公，率厉不懈，增筑开浚，起造辑理，浸皆就绪。臣又制造决胜战车一千二百两，每两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车，八人推车，二人扶轮，六人执牌，辅车，二十人执长枪，随牌辅车，十有八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小使臣两员，专干办阅习车事。每十车差大使臣一员总领，为一队。见今四壁统制官日逐教阅坐作进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阵，委可以应用。又沿河十六县，与上下州军相接，作联珠寨，以严备御。[18]
臣为见寻常防河，只以数千卒伍，沿河分布，贼有数骑侵犯，即奔走溃散，不复支吾。臣今合京畿十六县，内有两县濒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诸县，县管四里有畸，各令开河，阔一丈八尺，于南岸埋鹿角，连珠扎寨。贼有侵犯，并力御之。[19]
以上记录其实共分三个方面。第一，部署开封城内外的纵深防卫。宗泽组织军民，整修开封城的防护设施，包括疏浚护龙河，修理开封土城上的楼橹，守城器具等，又于“京城四壁，各置统领、守御使臣，每壁立界至，以所招义兵分隶之。随处置教场，为阅习训练之地”。此外，“又据形胜，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随大小驻兵数万。别选有谋略勇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领”，宗泽则“往来亲按试之”[20]。
第二，沿黄河布防。开封府有“两县濒河”，他组织京畿十六县的居民，在七十二宋里河岸实行联防，“与上下州军相接，作联珠寨”。
第三，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制造战车，教习车战，以对付女真铁骑。按决战战车一千二百辆，每辆五十五人的编制，就编组了六万六千人的野战军，“日逐教阅坐作进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阵，委可以应用”。这自然是开封守城军之外的机动兵力。即使到南宋晚期，“宗泽军以战车当其冲”，仍被视为对付女真骑兵的有效手段。[21]但机动兵力尚不止此。宗泽也重视骑兵建设，此后的记载表明，如宗泽曾派岳飞率五百骑，王宣率五千骑出击。
宗泽任河北兵马副元帅时的助手、都统制陈淬，时已调任恩州知州。[22]另有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保宁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闾勍驻开封。[23]闾勍“有膂力，善骑射。以班直补官”[24]。随着北宋亡国，原先的三衙制度已成空名。闾勍到东京开封府，只是为不敢回京的宋高宗装潢门面，其实已不能行使侍卫步军司长官原有的职权。然而他作为宗泽麾下的第一等武将和得力助手，还是克尽己责的。至于东京留守司属下的幕僚和统制等部将，今已无完整的名单传世。后来最有名者，则是统制岳飞。岳飞受河北招抚使张所赏识，原先隶属王彦出征，后与王彦不和，投奔宗泽。[25]
经过宗泽的大力整饬，融军民于一体，“内又团结班直诸班人兵，外则随寨军兵、百姓丁壮等，以备缓急之举，各有条序”[26]。据宗泽在奏中自述：
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营缮楼橹城壁，扫除宫禁阙廷，分布栅寨，训练士卒，教习车阵。比及终冬，诸事稍稍就绪，都城贴然，风物如旧。[27]
正好是在金军大举进攻前，宗泽完成了军事部署。
四、联络两河抗金义军
李纲主张创设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自然完全得到宗泽的支持。如前所述，汪伯彦掌管的枢密院一度通过宋高宗，令河东路经制使司“听宗泽节制”，自然是一个阴谋。但宗泽上任伊始，却积极联络这两个机构，这自然也是镇守开封所必须。今另存有一份他上任不久后给张所的书信：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西路招抚太傅，春和，恭惟钧候动止万福。窃惟即日虏兵大驱入寇，怀、卫等处声息甚紧。伏望招抚速持兵扼其去路，吾以重兵截其后。虏人知我军有备，自不敢进，待彼势疲，乘虚击之，无不克矣。强弱在此一举，机会莫失，不胜激切徯望之至。
按此处称张所为“太傅”，文字应有讹传。他提出以两路军马夹攻怀州和卫州的金军计划，并且在九月初七日离开封渡河，据《宗忠简公集》卷1《奏乞过河措置事宜札子》说：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怀、卫、濬等处，见有番贼占据，今又分留贼马，于洺州四向扎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诸州不守，即彼之奸计包藏不浅，京师虽为备御，未易可居。臣为见有上件事宜，已于今月初七（日）统押人马，自游家渡过河，会约河西忠义统制等商议，随宜措画，若事理可行，即一面召集，同心协力，以图收复，安集流移，为久远利。若贼势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见利害的确便宜，画一敷奏。伏望圣慈体念河北系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则干戈弓矢，（岂）易櫜戢。臣每思前日之失，盖繇将相持赖太平，恬不为恤，朝进一言，暮入一说，惟以讲和乞盟为意。今更沿袭，不习武备，臣窃忧之。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臣不揆衰苶无能，见过河相度，别具奏闻者。
这是他统兵过河后的上奏，强调“惟以讲和乞盟为意。今更沿袭，不习武备，臣窃忧之”。史称他“引兵，至河北视师。时真定、怀、卫间，（虏）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虏）大治兵，为攻拔计。泽乃自游家渡过河，会河西忠义统制等，议所宜。翌日以闻，且乞罢讲和，仍修武备”。[28]可惜随着李纲的罢相，张所的被流放，两路军马夹攻的计划竟成画饼。宗泽在河北路前后停留六天，显然无法实施“召集”“河西忠义统制”，“以图收复”的原计划，只能“自河北引兵还京师”[29]。
尽管如此，依前所述，河北西路招抚司所遣都统制王彦的部队，虽然未得及时与宗泽军协同作战，却以太行山为基地，建立“八字军”，并与宗泽保持了密切联系。依宗泽在十月上奏说：
臣见使王彦、曹中正在河西攻击，收复州县。西京、河阳、郑、滑等州，同为一体把截，探伺次第。贼虏畏詟，已不敢轻动，冒犯自速殄灭。[30]
其中所说的曹中正，在其他史籍中别无记录，看来也应是北方抗金义军的首领。但足见北方抗金义军确是接受宗泽的领导和指挥。这也是宗泽足以使“贼虏畏詟”的重要原因。宗泽在当月另一奏中报告：
迩者河阳水涨，断绝河梁，有姓马人妻王氏者，率众讨贼，贼势穷窘，不知所为。此天亡虏寇之时也，天与不取，反其咎。欲因此时，遣闾勍、王彦各统大兵，乘其危孤，大振军声，尽平贼垒。[31]
王氏女子可惜在史籍中失其名，当然是一位抗金的巾帼英雄，“率众讨贼，贼势穷窘，不知所为”。宗泽还坚决驳斥了宋廷对当时民间抗金武装的污蔑之词，说：
臣于（建炎二年）二月十八日祗受降到黄榜诏敕云：“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如是则勤王之人皆解体矣。臣窃谓自虏人围闭京城，天下忠义之士愤懑痛切，感励争奋，故自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数千里，争先勤王。但当时大臣，无远识见，无大谋略，低回曲折，凭信诞妄，不能抚而用之，遂致二圣北狩，诸亲骨肉皆为劫持，牵联道路。当时大臣不出一语，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尝有所犒赏，未尝有所帮（助），饥饿流离，困厄道路，弱者填满沟壑，强者（变）为盗贼。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时措置乖谬耳。
比来奸邪之臣方尔横肆，贼虏自然得势，强梁恶少无缘殄灭。窃念国家圣子神孙，继继相承，湛恩盛德，渗漉人心，沦浃骨髓。今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诸处节义丈夫不顾其身，而自黥其面，为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几万数也。今陛下以勤王者为盗贼，则保山寨与自黥面者岂不失其心耶？此语一出，自今而后，恐不复肯为勤王者矣。
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尔也。果陛下回銮九重，瞻拜宗庙，俾四方万里，知有朝廷不失祖宗旧物，此人心之所欲也。愿陛下与之聚之，以慰安人心。）陛下若驻跸淮甸，俾人颙颙之望，（惶惶）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心（之所不欲）也。愿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
但宋高宗对此奏“不报”[32]，这当然反映了双方抗金与降金的根本性的分歧。宗泽在建炎二年三月，当金军冬季攻势败退后，又上奏说：
河东、河北山寨义民，数遣人至臣处，乞出给榜、旗，引领举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协心，扫**番寇。[33]
宗泽上此奏时，其实已在筹备大举北伐，在他眼里，北方民间抗金自然是一支光复故土的重要军力。
五、收编群盗
正如前引宗泽所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北宋与南宋之交，很多“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尝有所犒赏，未尝有所帮（助），饥饿流离，困厄道路，弱者填满沟壑，强者（变）为盗贼。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时措置乖谬耳”。宗泽对待多股盗贼，是在抗金的大目标之下，取收编政策，也卓有成效。
当时王再兴拥众号称五万，“掠西京”，李贵拥众号称二万，“往来淮上”，两支队伍都被宗泽招收。[34]
濮州王善，人称王大郎。“善初为乱也，濮州弓兵执其父，杀之。善有众既盛，乃以报父仇为辞。攻濮州，不下；又攻雷泽县，亦不下”[35]。王善拥众号称数十万，直逼开封府，“谓京城残破，不足语勇，直欲据之”。宗泽闻讯，“料势未易敌，戒都统以下守城”，自己竟“单骑往，造其巢”。王善颇感惊讶，两人会面后，宗泽“略不出一语，但执其臂，仰天号恸”，语重心长地说：“朝廷二百年涵养，当危难时，无一人出为时用。使当时如有公一二辈，岂复有今日之患！今正立功之秋。”王善深受感动，说：“敢不効力！”当即受招。宗泽返回开封城，部属们都十分惊奇，而宗泽只是平淡地说一句：“事毕矣！”王善准备率领部众归降，“且有解甲带甲之请”，宗泽只简单回复两字：“从便。”王善到时前来，“以五百甲骑从，余皆解甲”。他们来到东京留守司衙门前，被守卫将士所制止，说：“此留守司门，擅入者处斩！”王善当即遵命下马，进入参拜宗泽。宗泽加以抚慰，说：“军礼不得不如此。”设宴招待。王善离开留守司时，请宗泽亲自到军营，抚慰其徒众。部属们“有请勿行者”，宗泽却“许之不疑，既入寨，第赏有差。自是军声大振”[36]。
杨进号称“没角牛”，“兵尤众，连扰京西诸郡”，“围光州甚急”，被宗泽所招。他对宗泽“尤所敬慕，愿效死，军声甚振”。宗泽对他说：“军中老弱妇女，久被驱掳，吾不忍其无辜，宜尽释之。”杨进当即遵命，释放了约万人。“诸军所放几二万人”[37]。杨进军屯于开封城南，而王善军屯于城北，“二人气不相下。一日，领众相拒于天津桥，都人颇恐”。宗泽写一字条，告诫两人说：“为国之心，固如是耶？当战阵立功时，胜负自见。”两人于是“惭沮而退”[38]。
丁进原是“寿春卒”，“被罪而窜，遇乱，复还乡里，聚众于苏村，后至数万，皆面刺六点，或‘入火’二字。进自号丁一箭，遂围寿春府”，“围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39]。宗泽派人招降丁进，“以便宜补授，言于朝，招进充京城四壁外巡（检），以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驻”[40]。丁进“初降也，人情鼎沸，谓其非真，管军闾勍等以甲士阴卫”。宗泽说：“不然，正当披心腹待之，虽木石可使感动，况人乎？”他“慰劳抚存甚至”，“待之如故吏”。丁进请宗泽到本营，宗泽“许之不疑”。此后其党徒“有阴结以乱京师者，进自简杀之，有相率逃遁者，自追，治之”[41]。
马皋原是丁进部众的第二号头领，十分勇悍。归附宗泽后，“每命出战，必先登”。与金军作战，“自阵中伤还”。宗泽“方问劳抚存之，而羽报又急”，宗泽问：“谁可代汝行者？”马皋慷慨地回答：“非皋不可！”他裹疮出战，几天后，“捷到，仍擒一酋长而归”。[42]马皋妻失其姓名，“自号一丈青”，其实当时的巾帼英雄，“带甲上马，敌千人”[43]。后来“一丈青”在马前命部卒擎两面旗，分别题字“关西贞烈女”和“护国马夫人”[44]。
尽管如此，宗泽执法还是十分严明，绝不姑息纵容。他命收编的“降寇”赵海所部奉命屯守板桥。赵海“辄堑路设桥，以阻行者”。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闾勍的部兵到赵海营地一带，收割刍草。赵海竟将他们脔杀，说“我畏闾太尉耶？”宗泽闻知，立即召赵海前来。赵海带五百甲士随从。宗泽正在接客，他见到赵海，问道：“杀刍者谁？”赵海矢口抵赖，宗泽命令取出报告，向赵海宣读，“海具服，命械系狱”。客人说：“奈甲士何？姑徐之。”宗泽说：“诸公怯耶？治海者某，诸公何预。”他威严地吩咐赵海的副将说：“领众还营，赵海已械送所司，告偏禆，善护卒伍。”次日，即将赵海处决，“闻者股慄”，知宗泽的威令不可犯。[45]
宗泽所以能收编大河以南的各种武装，是有着一个抗金的总目标。宗泽对收编的群盗，根据不同情况，有的仍保留其原来的编制，有的则按东京司军重新编组，“赏罚明，号令信，开心见诚，故人乐为用命也”[46]。他收编各类武装，却绝不宽纵，执法尚严。例如处斩了聚众抗金，[47]前来投奔的李旺，却命其弟李道接管这支抗金队伍。李道也欣然从命，没有怨尤。
胡寅赞扬说：“宗泽留守京师，一老从官耳，犹能致诚鼓动群贼，北连怀、卫之民，誓与同迎二帝，皆相听许，克期密应者无虑数十万人。”[48]
六、恳请宋高宗回銮京城
宗泽在建炎元年六月和七月刚赴任开封府后，就向宋高宗上奏，恳求回銮京城。他在第二奏中更明确地说明所以力请回銮的政见：
臣前在临濮兵寨中，实忧群臣无远识见，恐赞陛下去维扬、金陵，又见京城有贼臣张邦昌僭窃，与范琼辈擅行威福，无所忌惮；所以曾暂乞驻跸南都，以观天意，以察人心，仰蒙听从。
臣误被宸恩，差知开封府事，今到（二）十余日，物价市肆，渐同平时。每观天意，眷顾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乐。且商贾、农民、士大夫之怀忠义者，咸曰若陛下归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兴也。臣窃料百僚中唱为异议，不欲陛下归京师者，不过如张邦昌等奸邪辈，阴与贼虏为地耳。臣愿陛下体尧、禹顺水之性，顺将士，顺商旅，顺农民，顺士大夫之怀忠义者，早降敕命，整顿六师，及诏百执事，示谒款宗庙，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听张邦昌奸邪辈阴与贼虏为地者之语，不胜幸甚！[49]
当时张邦昌早已“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50]，宗泽指斥所谓“张邦昌奸邪辈阴与贼虏为地者”，当然是不点名地斥责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关于宗泽力主宋高宗回銮京城，南宋吕中《中兴大事记》有一段评论说：
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京城，汪、黄请幸东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为上，况宗泽数月间，城筑已增固，楼橹已修饰，垄壕已开浚，寨栅已罗列。义士已团结。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陕西、京东、西、河东、北盗贼皆已归附，又非靖康战守无备之比。失此一机，中原绝望矣！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也。然李纲之请，又在宗泽规模未成之前，故其谋请先幸襄、邓，以系中原之望，西邻关陕，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逼巴蜀，可以取财货，东达江、淮，可以运穀粟，俟两河就绪，即还汴京，亦可也。而汪、黄待高宗以乳妪护赤子之术，曰上皇之子，殆将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爱重，故建为幸东南之策。不知我往，寇亦往，上如扬州，而虏亦至扬州，上如镇江，而虏亦至镇江，行幸所至，即为边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届矣。[51]
吕中将宗泽与李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析相当清楚。如前所述，李纲最初建策，“除四京外，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但又说：“议者谓车驾当且驻跸应天，以系中原之心，或谓当遂幸建康，以纾一时之患。臣皆以为不然，夫汴京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宝位之初，岂可不一幸旧都，以见宗庙、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诏，择重臣以镇抚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御之具。为根本不拔之计哉！”[52]此后因宋高宗决计“巡幸东南，为避狄之计”，经过苦劝，才勉强达成“许幸南阳”。宗泽上此奏时，李纲尚未罢相，但从今存李纲的《建炎进退志》看来，宋高宗根本就没有将宗泽的两次奏请交付宰执们讨论。但“宗泽论车驾不宜南幸，宜还京师，且诋潜善等。潜善等请罢泽”，当时尚任尚书右丞的许翰“极论以为不可”[53]。宗泽的第三次上表为建炎元年九月，时李纲已经罢相。表中说：
然行在久留于别都，清跸未回于魏阙。逆胡尚炽，群盗继兴。比闻远近之惊传，似有东南之巡幸。此诚王室安危之所系，天下治乱之所关，仰祈圣虑之深详，宜戒属车之轻动。且以中国之倚恃，实为两河之盛强。前自虏骑长驱，列城畏遁，独怀忠愤，纠进义兵，力抗贼锋，率多俘馘。然久阙王师之助援，己深民庶之暌疑。近者虽时遣将徂征，渡河深入，尚阙肤功之奏，先传南幸之音。虑增四海之疑心，谓置两河于度外，因成解体，未谕圣怀。倘胡人乘之而纵横，则中国将何以制御？
臣叨膺委寄，代匮留司，兹缘密托于云天，偶遂敉宁于畿甸。遽报翠华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难安。愿罄孤忠，冀回渊听。昔奉春委辂建策，犹止洛阳之都；张禹驿马抗章，尚返江陵之驾。矧丁圣世，曷愧前修。伏愿陛下秉虞舜察言之明，体成汤从谏之圣，辍巡南服，回驾汴都，以安东北兵民之情，以慰溥率云霓之望。则人神悦豫，夷夏谧宁，边陲指日以肃清，盗贼不令而衰息。咸资睿断，用杜危机。沥悃扣阍，罔避龙鳞之触；倾都拭目，伫迎天仗之还。愿俯徇于愚诚，誓益坚于忠愤。
但宋高宗“不报”[54]。宗泽第四次上奏也在当月，奏中说：
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闻之，怀疑胥动，递相鼓扇。闻诸州县，间有惊劫伤残之患。盖是小民无知，因疑致忧，因忧致变，旋相践蹂，弗奠攸居。兹无他，由陛下寅畏过当，驻跸别都，俯狥奸谋，预图迁幸，使狡狯皇惑，敢尔横肆，盗据窃发，（因）循局蹐□□□以归畎亩，以操耒耜，铸剑戟为农器，思不犯于有司尔。
若陛下敕翠华之御，俾千乘万骑，回复辇毂，奠枕九重；臣窃谓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视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兴，尚何夷狄之足忧，盗贼之足虑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询之左右，又询之卿士，又询之国人，又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怜顾遇，待罪开封。臣夙夜思念，窃恐陛下所亲信左右辅弼之臣，于对扬献纳之际，不思祖宗创业之艰难，与致一统之匪易，轻狥臆说，有误国家大计。所以狂妄冒死，触犯天威。
宋高宗“再不报”[55]。在宗泽看来，唯有“回复辇毂，奠枕九重”，“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兴”，否则自然是“置两河于度外，因成解体”。他批评皇帝“宴安南京”，又“先传南幸之音”，并且直接指斥“陛下所亲信左右辅弼之臣，于对扬献纳之际，不思祖宗创业之艰难，与致一统之匪易，轻狥臆说，有误国家大计”。但忙于准备逃往东南的宋高宗，固然对宗泽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却仍然需要宗泽守卫旧京，以为屏蔽，故置之不理，就成了他最佳的应付之方。
宗泽于当月又接连上三奏，奏中说：
若陛下回銮汴邑，是人心所欲也，愿陛下与之、聚之。陛下听奸邪畏避贼虏之言，妄议迁幸，是人心所恶也，愿陛下勿施尔也。老臣血诚，言不尽意。[56]
且我京师，是祖宗二百年积累之基业，是天下大一统之本根。陛下奈何听先入之言，轻弃之，欲以遗海陬一狂虏乎？臣观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之民，咸怀冤负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气，直欲吞此贼虏。陛下何忍怙听谀顺，而不令刚正之士，率厉同心，剿绝凶残乎？今东京市井如旧，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华之归，谒款宗庙，垂衣九重，不啻饥渴之望饮食，大旱之望云霓也。臣窃谓陛下一归，则王室再造矣，中兴之业复成矣。[57]
臣虽老矣，尚当矍铄鼓勇，立办御敌之具，以图万全之举。然后扫除宫禁，严备扈从，奉迎銮舆，谒见九庙，非特使神祇、祖考安乐之，庶几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势也。不然，则是徒为走计尔，示虏以弱，非唯不恤两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庙、社稷而不顾，陛下岂忍乎？臣重为陛下惜者，此尔。故敢直输血诚。幸陛下留意无忽。
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銮舆还都，即当身率诸道之兵，直趋两河之外，蹀血虏廷，非特生缚贼帅，直迎二圣以归，庶雪靖康一再之耻。然后奉觞玉殿，以为圣天子亿万斯年之贺。臣之志愿始毕矣。窃自谓爱陛下者，无逾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观事之宜，察臣之心，则知臣之忠于为国。[58]
当时宋高宗“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潭州皆备巡幸，帅臣修城垒，治宫室，漕臣积钱粮”[59]，其实已经选定前去扬州。但六十九高龄的宗泽却“尚当矍铄鼓勇，立办御敌之具，以图万全之举”，宣称“舆还都，即当身率诸道之兵，直趋两河之外”，“直迎二圣以归，庶雪靖康一再之耻”。他万般无奈，只能对皇帝强调自己的忠心，“窃自谓爱陛下者，无逾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
宋高宗虽然对宗泽绝不领情，却将他的上奏，一次又一次发付中书省。颟顸的黄潜善和汪伯彦虽对宗泽的痛斥恨之入骨，也只能“屡笑宗泽癫狂”，执政张悫对宗泽的上奏还是有所感动，他说：“如宗泽癫狂之士，多得数人，则天下定矣！”黄潜善和汪伯彦也为之“语塞”，无言以对。[60]
顾臣犬马之齿六十有九，比缘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忧惧，近日顿觉衰瘁。傥万一溘先朝露，辜负陛下眷恤怜悯之意，臣死目不瞑矣！……臣已修整御街御廊、护道杈子，平整南薰门一带御路。闻万邦百姓寓于京师者，日夜颙颙，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与隆祐太后、皇后、妃嫔、皇子、天眷归安大内，以福天下。臣夙夜忧思，眷眷念念，继之以泣。愿陛下怜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误陛下国家大计。[61]
景迫崦嵫的宗泽，在九月时自称“矍铄鼓勇”，自我感觉还是体力和精力充沛；而于国难当头之时，鞠躬尽瘁之余，仅隔约一个月，“顿觉衰瘁”，自我感觉在体力和精力上出现了大的滑坡。这对六十九岁的老人，当然是个危险的信号。但救国心切的他，根本不暇顾及如何颐养身心，以保寿康，却只是“夙夜忧思，眷眷念念，继之以泣”，“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误陛下国家大计”。但如此耿耿丹心，却不能给宋高宗带来一丝一毫的感动。
宗泽在当月又另上两奏两表。宋高宗在逃往扬州时，按官样文章下诏，其中不得不开了一张“俟四方稍定，即还京阙”的空头支票。宗泽针对此语，连上两份贺表，希望借此吁请皇帝回銮开封。[62]宗泽特别首次指名道姓，专门批评宰执说：
臣窃见（仆射黄潜善，福建人，枢密汪伯彦，徽州人，内张悫虽是北人），皆无远识见，无公议论，偏颇回遹，惟富贵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说，皆欲赞陛下南幸。[63]
如前所述，张悫在朝中还是对宗泽有所支持，此事宗泽固然不知，而宗泽在大政方针上，还是将他视为黄、汪一党。他在五月的一个奏中，更不能抑勒满腔悲愤，对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作了最严厉的谴责：
其不忠不义者，但知持禄保宠，动为身谋，谓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不足惜，谓我京城、宗庙、朝廷、府藏不足恋，谓二圣、后妃、亲王、天眷不足救，谓诸帝、诸后山陵园寝不足护，谓周室中兴不足绍，谓晋（室）覆辙不足羞，谓巡狩之名为可效，谓偏（安）之（霸）为可述，储金币以为贼资，桩器械以为贼用，禁守御之招募，虑勇敢之敌贼也，掊保甲以助军，虑流离之安业也。欺罔天听，凌蔑下民，凡误国之事，无不为之。[64]
表明了他对此类国贼的极端蔑视和愤慨。即使在宗泽的表中，仍然提及“顾惟宿奸之谗箭，无以中伤；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潜害”[65]。“赞主上远父与兄，乃巡南服；助奸臣赎壻与子，欲弃中原。百为秪肆于诞谩，一事罔由于诚实。迹状如此，情意可知”[66]。其中“助奸臣赎壻与子”一句，是指汪伯彦的儿子大理寺丞汪似和女婿都水监丞梁汝霖也当了金军俘虏，汪伯彦准备赎取。[67]即使是宋高宗被俘的正妻邢秉懿之父邢焕，也屡次规劝皇帝，说“宗泽忠劳可倚”，而“论黄濳善、汪伯彦误国，进战退守，皆无策可施”[68]，宋高宗也根本听不进去。宗泽正式得知宋高宗南逃，又在第十一次奏请中以十分悲愤、万分恳切的语气说：
显然，经过约四个月的整军经武，宗泽已经有了相当把握，可以发出“陈师鞠旅，与之决战，扫尽胡尘，扩清海宇”的豪言，却非空言和大话。
“大一统”原是公羊学阐发的儒家义理，经西汉董仲舒大力提倡，“就成了儒家政治理想的主旨，和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的纲领和旗帜”。“大一统”观念在中华历史上所起的正面作用，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成为爱国主义的旗帜，负面作用是加强皇帝的专制**威。[70]
在今存宗泽的文字中，特别强调了“大一统”的观念，如前引“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统之天下”，“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尔！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尔”[71]，“大抵只欲助贼，张皇声势，直为我祖宗一统基业更不当顾藉，宜两手分付与贼虏耳”[72]，“且我京师，是祖宗二百年积累之基业，是天下大一统之本根”，“愿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统基业为意，不可忧思过计，而信凭邪佞自为身谋者之语，早敕回銮，则天下幸甚！”[73]“恭惟京师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统之本根也”[74]。他强调“再造中兴我太祖、太宗奕世一统宝绪，毋蹈东晋既覆之辙，毋安积薪未燃之火”[75]。他又特别批判“今之士大夫，志气每下，议论卑陬，上者不过持禄保宠，下者不过便文自营。曾不能留心恻怛，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统之基业为可惜”[76]。宗泽在三月的表中，再次尖锐抨击奸佞之辈的卖国行径：
逮陛下入承于丕绪，偶大臣密奏于偏言。讬曰时巡，意图偏伯，忘宗庙、朝廷之重，违（天地、神明）之心，弃大一统之规模，毁二百年之基业。且天下，陛下之天下，彼奸臣何恤于存亡？如京师，陛下之京师，想佞安知夫去就？但知亲属，归在江、湖；宁顾中原，变为夷狄。[77]
他在四月的另一表中，又批评和苦劝说：
陛下缵承宝绪，绍述丕图，当奄九有而有为，体三无而无外。奈有奸臣之臆说，与凭贼虏之诞辞。忘周宣之中兴，循晋惠之往辙。天下之来勤王者使去，义夫之黥救驾者弗知。两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窃之贼子。皆缘陛下久驻跸于淮甸，咸思慕于翠华。怀抑郁而吁天罔闻，致猖狂而迁善无路。果还法驾，大肆鸿恩，人当澡雪以归农，虏亦遁逃而屏迹。遹追一统之大，丕昭万世之休。[78]
总之，维护和恢复大一统，“遹追一统之大，丕昭万世之休”，就是宗泽的爱国主义基调。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忠孝，忠的本质是忠于祖国，孝是敬祖宗，孝父母。当然，随着时移世易，宋时“大一统”的含义与现代有所差异，[79]但宗泽的忠，本质上无疑就是忠于祖国，中华大一统的主张和理念，仍是今日的中华儿女所必须继承和发扬者。
[1] .关于宗泽赴任时间，各书记载有异，应在《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戊辰注作了考证。此书引宗泽《遗事》为：“六月乙亥（十七日），公至开封。”然而今存《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为“公拜命，即日就道，以七月乙巳（十七日）到京城”，相差一个月。今据《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说：“陛下不以臣衰老无用，付之东京留钥。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应以宗泽自述为准。
[2] .《梁溪全集》卷179《建炎时政记》中，《会编》卷109，《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酉。
[3] .《大金吊伐录》下《元帅右监军与楚书》，金朝遣使时间，亦据此件。牛庆昌官名，《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亥作“虏使牛大监等八人”。其官名与《大金吊伐录》之“少监”略异。
[4] .《宗忠简公集》卷1《奏乞依旧拘留虏使疏》，《历代名臣奏议》卷85。
[5]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6] .《斐然集》卷26《资政殿学士许公墓志铭》。
[7] .《横塘集》卷9《论宗泽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142。
[8] .《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酉，《中兴小纪》卷2，《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宋史》卷363《许景衡传》。
[9]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说：“公奉诏，即出八人，纵之，上表谢。”《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和《宋史》卷360《宗泽传》所载相同。此乃讳避宗泽与宋高宗的矛盾，不敢承认宗泽拒不奉诏，而曲意篡改史实，而源自南宋《中兴四朝国史·宗泽传》之《宋史》本传又承袭曲笔。今从《要录》卷7建炎元七月丁未之考证。
[10] .《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一月辛卯。
[11] .《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
[12]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13] .《春渚纪闻》卷4《宗威愍政事》。
[14]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会编》卷113，《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丁未。
[16]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八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庚申。
[17] .《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丙申，《宋史》卷448《陈求道传》，《梁溪全集》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卷180《建炎时政记》下。
[18]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八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会编》卷113，《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庚申。
[19] .《宗忠简公集》卷1《条画五事疏》，《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庚申。
[20]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21] .《鹤林集》卷20《边备札子》。
[22] .《宋史》卷452《陈淬传》。
[23] .《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壬辰，卷12建炎元年正月甲辰。
[24] .《会编》卷138《姓氏录忠义传》。
[25] .《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宋史》卷360《宗泽传》。
[26]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27]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6，《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28] .《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甲午。
[29] .《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庚子。
[30]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八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庚申。
[31]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十一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壬戌。
[32]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后表奏，系第十四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会编》卷115，《要录》卷14建炎二年三月丙戌。
[33]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后表奏，系第十六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6，《要录》卷14建炎二年三月己亥。
[34]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壬戌则称此两支队伍“群盗王再兴以兵数万人，（李）贵万余人，往来河上”，稍异。
[35] .《会编》卷120。《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将王大郎与王善误作两人。
[36]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
[38]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戊午。王善，《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作王进。
[39] .《会编》卷115，《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一月。
[40] .《要录》卷11建炎元年十二月庚辰，《宋史》卷24《高宗纪》作十二月辛巳。
[41]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
[42]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43] .《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
[44] .《会编》卷138。
[45]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戊午。
[46]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47] .《会编》卷145，《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宋史》卷465《李道传》。
[48] .《历代名臣奏议》卷86，《斐然集》卷16《上皇帝万言书》。
[49] .《宗忠简公集》卷1《再乞回銮疏》（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丁未。《会编》卷113所载的文字中，除张邦昌外，另加耿南仲，按耿南仲时已贬黜，应为衍文。
[50]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癸亥。
[51] .《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癸丑，《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1附吕中《中兴大事记》。
[52] .《梁溪全集》卷58《议巡幸》，《历代名臣奏议》卷84。
[53] .《宋史》卷363《许翰传》。
[54] .《宗忠简公集》卷2《乞回銮表》（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三次奏请），《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55]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四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56]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五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57]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六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58]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七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卯。
[59] .《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卯。
[60] .《会编》卷117，《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巳，张悫时为同知枢密院事，《中兴小纪》卷2和《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建炎元年十二月丙辰朔，张悫时为中书侍郎。估计张悫当是在他任执政时为此言，而今存记载并无确切的时间。
[62] .两表见《宗忠简公集》卷2《闻车驾将还阙贺表》（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九次奏请），《闻车驾议还阙贺表》（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十次奏请），《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壬戌。
[63] .《宗忠简公集》卷1《条画五事疏》，《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庚申。
[64] .宗忠简公集》卷1《遣少尹范世延机幕宗颖诣维扬奏请回銮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二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6，《会编》卷116，《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65] .《宗忠简公集》卷2《谢除资政殿学士进阶朝奉大夫表》。
[66] .《宗忠简公集》卷2《乞回銮表》（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十八次奏请）。
[67] .《会编》卷73，《宋史》卷473《汪伯彦传》。
[68] .《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辛丑，《宋史》卷465《邢焕传》。
[69]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十一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壬戌。
[70] .周良霄先生《皇帝与皇权》第三版第341—3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1] .《宗忠简公集》卷1《上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48，《会编》卷108，《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戊戌。
[72] .《宗忠简公集》卷1《奏乞依旧拘留虏使疏》，《历代名臣奏议》卷85。
[73]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六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乙巳。
[74]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十二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12建炎二年正月丁未。
[75] .《宗忠简公集》卷4《上李丞相书》。
[76]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十五次奏请），《历代名臣奏议》卷85，《要录》卷14建炎二年三月己亥。
[77] .《宗忠简公集》卷2《谢传宣抚谕并赐茶药表》（建炎二年三月）。
[78] .《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后表疏，系第十九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己未。
[79] .随着中国的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一统”的概念自然不同，而逐渐有所扩大。即使以南宋人而论，据《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说，“北首燕路，访大辽子孙，兴灭继绝，约为与国，则燕、蓟之感恩荷德，不患不为吾用”。“两河故地自此决可收复”。其大一统概念似以收复两河为止。然而岳飞则有“唾手燕雲”“痛饮”“黄龙府”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