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出镇荆湖
自扬州逃难，黄潜善和汪伯彦罢相后，不断有人提出，李纲应当复相，以拯救危局。但宋高宗却有自己的主见，他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1]后对吕颐浩罢相时，他又说：“颐浩功臣，兼无误国大罪，与李纲、黄潜善不同。”[2]还是将李纲定为“误国大罪”。但他对黄潜善和汪伯彦任相时的某些做法，特别是因杀陈东和欧阳澈，背上恶名，也深感后悔，故下诏褒赠，已如前述。迫于现实，宋高宗不得不对李纲逐步取消处分。建炎四年七月，他下令，将前宰相“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李纲”“复银青光禄大夫，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吴敏复通议大夫”[3]。绍兴元年正月，又令“银青光禄大夫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以纲有请也”[4]，出任宫观闲官。八月，时儒学者、右文殿修撰胡安国献言：“如纲才气，亦不易得，特以疏直，几至杀身。望行辨雪，稍复故官。”于是“银青光禄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复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许翰，中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邴并复端明殿学士”[5]，这是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虚职，恢复了前任宰相的资格。但经路途传递，李纲接到两次新命，分别为当年三月和九月。[6]
从绍兴元年冬到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福建路的一件大事，是大将韩世忠出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率大军破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城，平定范汝为变乱。韩世忠率部到福州，李纲赠诗，其序言说：
某靖康丙午春，以尚书右丞充亲征行营使。时少师韩公实隶麾下，每嘉其有忠勇迈往之气。建炎丁未夏，蒙恩召除右仆射，赴行在所。少师迓于睢阳远郊，戈甲旌旗，辉映道左。迨今六年，某以罪戾忧患之余，卧病江海。少师被命，宣抚闽部，相见，有故人恋恋之意。既而躬率将士，克复建城，讨**群寇，一方宁谧，奏功凯旋，将复言别。随行有旧赐紧丝战袍、镂装松文剑、镀金银缠笴枪、金花团牌。山林病夫，无所用之，辄以为赠。愿持此为圣主折冲御侮，讨叛，敌忾，建中兴之功，使衰病者增气，不其韪欤！[7]
在破建州城时，李纲出于仁心，还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
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贼，欲尽杀之。资政殿大学士李纲时在福州，见世忠曰：“建州百姓多无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军人悉驻城上，毋得下。植旗于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别，农者给牛种，使耕，商贾者弛征禁，为贼胁从者汰遣，独取其附贼者诛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师还，父老请祠之，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8]
李纲恢复了前宰相的地位后，与朝士们的交往自然增多。绍兴元年八月和九月，宋高宗分别任命吕颐浩复任左相，秦桧由参知政事升右相。
吕颐浩陪伴宋高宗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也主张抗金。李纲《奉寄吕丞相元直》诗说：“好施长策复邦畿。海滨病叟无他望，侧耳天声畅国威。”[9]又在给吕颐浩第一封信中称赞说，“相公秉心克一，经德不回。励忧国爱君之诚，精忠自许；膺出将入相之任，文武兼资”。此类话可能还有客套的成分。“伏承垂训，能平内冦，然后可以御外侮，此言尽当今之要务矣”[10]，表明两人此议相同。但吕颐浩显然不想善待李纲，他曾对皇帝说：“臣等与纲素无嫌隙，原其心，非故欲误国，但志大才疏耳。”[11]
秦桧的真实身份自然是奸细。[12]尽管他编造了如何归宋的谎言，但一部分爱国士大夫已经看透其奸细本质。如曾经与秦桧在北宋后期有交往的翟汝文，虽被秦桧援引为参知政事，却说：“天下人知桧真大金之奸细，必误国矣！”[13]向子忞说：“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还，非大奸能若是乎！”[14]但另一部分爱国士大夫却惑于秦桧在北宋末的表现。如名儒胡安国，《朱子语类》卷131记载，“秦桧之入参时，胡文定有书与友人云：‘吾闻之，喜而不寐！’”“胡康侯初甚喜之，于家问中云：‘秦会之归自虏中，若得执政，必大可观。’”
连深谋远虑、明察是非的李纲，也并未辨识，秦桧任参知政事和右相，他都致启祝贺，“持汉节而南归，殆天所相”，“方正人之登用，知善类之有依。纶綍既颁，中外胥庆”。“国势增泰山之重，人心如流水之归。中兴可期，公论胥庆”。“直方以大，温恭而文。立大节于宗祏倾危之秋，膺重任于朝廷艰难之日”[15]，显然对秦桧充满期望。李纲还致信尚任参知政事的秦桧，信中称赞说，“建炎初，次南都，闻公当朝廷变故之际，精忠许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惟公直谅公忠，久孚中外”，说明李纲也惑于秦桧在北宋末的表现。但李纲也在信中强调，“窃愿以一言为献者，杜子美所谓‘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而已”。“公生明，偏生暗。以公用心，则一切法成；以私用心，则一切法坏。故人臣极位，以公名之。眷注之隆，早晚当正钧轴，摄念如此，天下幸甚”[16]！李纲已看出，秦桧不久会拜相，故以此告诫。
秦桧与李纲通书信，不过虚与委蛇而已。但李纲还是坦诚介绍：“舍弟三人，仲（李维）不事事，常慕马少游之为人，如某者，正其所悯笑也。叔（李经）方委以家事。季（李纶）往浙东亲迎，皆不果来。故虚合辟亲属差遣。蒙询问，故详及之。如蒙公朝使某有祁奚之举，此三人者，皆国士也。”[17]又谈论几个幕僚，“惟梁泽民、邹柄、黄锾为旧僚。泽民谙练事务。柄直谅，有其先人之风。锾好学，有吏材。故敢复行辟置”[18]。“邹柄者，志完（邹浩字）侍郎之子，学问、节操、才识皆过人”[19]。又说“妻弟张焘，蒙陶镕记注之选，非相公以人才为意，汲引寒畯，何以得此，第深感服”[20]。至少当时秦桧的真面目尚隐而不露，故李纲根本没有看穿。
绍兴二年初，宋廷决定要剿灭荆湖路四股最大的盗匪，其首领为曹成、马友、李宏和刘忠，以曹成一支为最强。正月末，宋廷下札通知岳飞，命他统率军马，从江南西路前往潭州，担任知州、兼荆湖东路安抚使、都总管的差遣。[21]二月，宋廷又起用李纲，升观文殿学士，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命令岳飞等将领都归他“节制”[22]。但因李纲辞免与皇帝不允，[23]迁延来回，直到闰四月，李纲方受命，于二十四日，“假福州贡院开司，五月六日，启行”[24]，由统制任士安部护卫前往。[25]
时年正好五十的李纲，在启程之际，“忧畏之余，思虑万端，连夕不暝，数日须发顿白，遂成衰翁”[26]。按宋朝文臣统兵的体制，他算是当上荆湖、广南四路的大军区司令，却一无兵，二无供军的钱粮，使他忧心如焚。他深悉“今日之事，惟兵将、钱粮为急”[27]，不断上奏，又给吕颐浩、秦桧二相等写信，要求分拨军队，供应钱粮，说自己“提千余疲卒，以临数十万盗贼，安能有济？”[28]李纲也十分担心岳飞孤军进入荆湖，他上奏和写信说：
窃虑岳飞所率兵数不多，钱粮阙乏，未必能济。非得韩世忠统率大兵前去措置应援，及将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司刬刷到诸路钱粮通融应副，深恐未能早见招捕了当。[29]
得密院近降指挥，曹成如犯广南，令岳飞追袭掩击。深虑势力不敌，未能决胜，非得韩少师率兵一行，恐难制其死命。[30]
但岳家军却在韩世忠大兵未到之前，已于四月至闰四月击破了曹成军的主力。后李纲得知情况，在信中说：
孟（庾）、韩（世忠）二帅以重兵来临，久驻庐陵，皆未曾料理。独曹成一项，为岳飞所破，余党有就降意，将欲了当。
李纲曾忧虑和设想了就任后的各种困难和麻烦，不料岳飞的军事胜利，竟将最大的忧虑，解决在就任前，因此看中了岳飞，称赞他“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断言他“异时决为中兴名将”。李纲建议将岳家军留驻荆湖一带，他甚至在致参知政事翟汝文和给事中程瑀的信中说，“岳飞留，则（孟庾、韩世忠）二帅可还；二帅还，某乃可到任，交割措置”。“为今之计，非留岳飞在本路，决无可为之理”。但宋廷决定岳飞仍率军回江南西路，李纲还因此与岳飞发生了小小的不快。[31]
但李纲行程颇慢，“力疾上道”，“次南剑”州，[32]转入汀州宁化县（今属福建省）。清《绩语堂碑录》录李纲绍兴二年五月《草仓祠句诗》，[33]而《全闽诗话》卷3《李纲》所载此诗相同，而为今存《梁溪全集》所佚：
显应庙诗刻，在宁化县西三里草仓，有显应庙神，为草仓将军，姓长孙，名山。宋李纲南谪日，过此题诗云：“不愁芒屦长南谪，满愿灵旗助北征。酹彻一杯揩泪眼，烟云何处是三京？”
《全闽诗话》说诗写于“李纲南谪日”，系误。此诗表明他尽管在执行“平内寇”的任务，仍念念不忘中原。
五月二十五日，李纲“入邵武军界”，“前去祖茔展省”[34]。在月末和六月初，祭拜祖坟，并以“甥孙”身份，祭黄履墓。[35]宋廷原命李纲“先往广东置司捍寇，俟（孟）庾、（韩）世忠抚定盗贼毕，赴潭州”[36]。当他“总师已次建昌（军）、南丰（建昌军属县，今属江西省），本欲取便道赣上，为广东之行。忽被受金字牌降到指挥。以曹成已就招抚，令径往长沙（潭州）之任”[37]。因宋廷改命他“速往潭州置司”[38]，李纲行经南丰县为六月十七日前后，[39]七月，经抚州（今江西省抚州市）和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40]转入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因“须犒军物，而榷货务官不时与，纲械系之”，并弹劾江南西路转运副使韩球。[41]当时荆湖四大寇的解决，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就在六月初一日，李宏进入潭州，杀马宏。下旬，韩世忠军又入潭州，逮捕李宏。七月，韩世忠又平刘忠。[42]李纲则于七月“十四日，已离吉州”城，[43]“第以沿路疾病之故，及州县应副夫力，多累日而后集，师行不无稽滞”[44]。“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45]。
此次行程横跨四个月，实际上也是三月有余。李纲自称“忧患之余，衰病日加，岂复可当阃外之寄！上恩不容逊避，黾勉力疾就道，触隆暑，戴星而行，遂成疟痢。加以思虑萦心，夙夜震悚，髭发顿白”[46]。三四个月的奔波忙碌，日夜殚精竭虑，加之患“疟痢”，健康状况恶化，为前所未有。他正好行年五十，而其人生也步入了衰老期。按中国古代的生活和卫生条件，人生寿夭标准，五十岁已届标准的老年。“六八（48岁）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47]。“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智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48]。此外，也与他所带任士安所部军兵有关。宋军以步兵为主，军队移屯，往往拖妻带子，扶老携幼，阻滞行程。
但李纲在沿途还是不断处理宣抚司的政务，包括给宋高宗上奏，给吕颐浩和秦桧写信，提出各种建议和要求，并且在七月，以便宜任命“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赵志之权湖南转运判官”[49]。
李纲在六年前，曾到过荆湖路，此次重新进入这片的劫难土地，不由痛心疾首：
忆昔湖南全盛日，郡邑乡村尽充实。连年兵火人烟稀，田野荆榛气萧瑟。我初入境重伤怀，空有山川照旌节。试呼耆老细询问，未语吞声已先咽：自从虏骑犯长沙，巨寇如麻恣驰突，杀人不异犬与羊，至今涧谷犹流血。盗贼纵横尚可避，官吏贪残不堪说，挟威倚势甚豺狼，刻削诛求到毫发。父子妻孥不相保，何止肌肤困鞭挞。上户逃移下户死，人口凋零十无八。九重深远那得知？使者宽容失讥察。今朝幸睹汉官仪，愿使斯民再苏活。我闻此语心如摧，平生况有阳城拙。行移州县遣官僚，尽罢科须治奸猾。巨蠧推穷付囹圄，社鼠城狐扫巢穴，削平群盗拊疮痍，报政何须待期月。[50]
李纲另有诗作，也痛陈荆湖一带祸难之惨：“隔江望城郭，瓦砾稀人烟。十里无草木，髠尽群山颠。”[51]又如潭州，“长沙自昔号繁雄，兵火连年一扫空”。“昔年假道过长沙，烟雨蒙蒙十万家。栋宇只今皆瓦砾，生灵多少委泥沙！”[52]李纲赴任时，“百雉城闉，鞠惟榛莽；万家阛阓，半是茅茨”，因而屡次发生火灾。[53]
李纲怀抱拯救国难和苍生的强烈愿望，希望在荆湖路有所作为。依李纲自述：“余行次衡阳，弹压曹成七万余人，出湖南境。移师衡山，降步谅二万众。既入长沙，次日，即遣师降王进三千人于湘乡县七星寨，复破王俊三千余人于邵州。其余群盗，以次讨定，凡五万余选择精锐，得万二千人，分隶诸将。境内遂安，流移归业。”[54]他直到“十月间，初次长沙”[55]。江南西路兵马副钤辖张中彦“以讨捕驻军广州，胁制州县，供亿以万计，一路为之震扰”，不服朝命。李纲“察中彦意，乐为郡，檄令权知岳州。中彦果至，即械送狱，遂并其军”[56]。这都是继破四大寇以后，进一步解决当地的治安。
潭州“遭兵火，官府之属，尺椽无有，市井萧然”，李纲着手重建州城。他“遣官造州宅、便厅、门庑、堂屋之类”。又“及甲杖库、州官廨舍、两狱、仓库等。又造营房六千余间。民稍归业，易草舍以瓦屋，城市始就绪”[57]。“潭州自为敌所破，城壁皆壊。李纲以为汗漫难守，请截三分之一”，但“未及成”[58]。
潭州“旧无屯兵，自李纲为宣抚使，始将兵校二万一千余人戍其地”[59]，后成为荆路安抚司军。李纲又在潭州制造车船。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每车有两个轮，“鼓蹈双轮势似飞”，“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创造战舰数十艘，上下三层”，“募水军三千人，日夕教习，以（绍兴三年）二月十八日临清门按阅，旌旗戈甲一新”[60]。他制造车船，募习水军的目标，是镇压日渐壮大的杨么叛军，认为“此贼据重湖之险，为数路患，猖獗久矣”。“但恨无水军，而战舰未备”[61]。“治战舰、水军，每日教阅，稍俟其精熟，即可深讨巢穴”[62]。
面对“奸贪争弄权，诛求到骨髓”[63]的惨境，李纲大力惩治贪官污吏。“械右朝奉郎、知醴陵县张觌属吏”[64]。他上奏，并给吕颐浩写信说：“潭州累年为盗贼所据，有权通判张掞，与孔彦舟、马友交通，挟贼之势，恣为不法，权长沙令、使臣林之问等为之牙爪。科率钱米，多入其家，公然置买田宅，书填官告，出卖入己，赃汙狼籍，以钜万计，莫敢谁何。本路权摄官乘时据攘，虽皆有情弊，然此两人为之冠，舍而不治，何以惩奸？”[65]他“勾追张掞、林之问、张杰等，枷项，送所司”。“勘到张掞入己赃二万七千八百余贯，（纽）绢一万三千九百余匹，林之问入己赃一万二千四百余贯，（纽）绢六千七百余匹”[66]。当时因频年战祸，“州县官类多权摄，乘时为奸”。权官和摄官之类都是临时委派，或以吏任官。李纲大力整顿吏治，“其余州县权摄官，以渐易置，为民所诉讼者，乃按治之。于是望风引退者甚众，赃吏稍戢矣”[67]。当然，在当时的专制政治制度下，“赃吏稍戢”之说，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李纲“方入境之初，趋见长老，问民所疾苦，皆谓所苦者，无甚于盗贼与科须”[68]。科须即是科配，亦称科敷、科率、配率等。李纲上奏，并给吕颐浩写信，说“其间形势官户、人吏率皆不纳，承行人吏又于合纳人户公然取受，更不催纳。其催纳者尽贫下户，因缘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其逐年合纳夏秋正税，却更不行催理。盖缘受纳正税，交收皆有文历，难以作弊。其科敷之数，以军期急迫为辞，类皆不置赤历，亦无收支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县官吏多系权摄，与人吏通共作弊，侵渔骚扰，莫甚于此”。如“衡州诸县逐次科敷，本州行下逐县，令科钱三万贯，米五千硕。安仁县却令每亩出钱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县之田约计三十万亩，则科敷之数，钱计合出七万五千贯，米计合出一万五千硕。衡阳县令每亩出钱五百文，米一，一县之田约三十万亩，则科敷之数，钱计合出一十五万贯，米计合出三万硕。通衡州五县计之，一次科敷所出钱米不可称计”。“且以今年计之，应副曹成及岳飞并福建宣抚人兵，已是三次科率，民力安得不困”[69]。他“乃檄州县，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军法从事，应日前科须之奉，并以正赋准折”[70]。
此外还有所谓加耗，“江东、西、湖南、北有至于纳加耗米四石，仅能了常赋米一石者”，加耗使实际税额竟增加四倍。“荆、湘间民户输纳税米，率四硕，始了纳一硕，百姓穷困”。李纲“檄漕司行下州县，除官耗外，不许转増加升合”[71]。以上两项措施，多少减轻些民间的赋税负担。
李纲在荆湖一带励精图治，力求不负朝廷委寄。农业生产开始有所恢复，“湖湘间累年为群寇所扰，困于科敷，民多流徙，迩来盗贼稍息，别无重敛，已渐归业。田畴悉已耕垦，道傍有起屋而居者”[72]。绍兴二年冬，“长沙颇稔，得税米四十余万硕，军需遂以足用”[73]。他“自到本路半年矣，养兵二万，钱粮之类，皆躬自料理均节，民不告病”，“廪有余粟，库有见缗”[74]。到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春，李纲给前来接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折彦质交代说：
目今有兵二万三千余人，将佐多堪使唤者。初至长沙，当马友、李宏变故之后，钱粮阙乏。躬自料理均节，养兵半年，未尝横敛，粗亦足备。目今州县仓有米三十余万硕，库有钱二十余万贯，上江诸州不与焉。朝廷降赐，初止银万两，钱二万贯，逐旋收拾，今有银六万余两，金二千余两，经制、回易钱各五万贯。[75]
李纲对吕颐浩是有好感的，他赠诗说，“许国精忠不计身，据鞭矍铄迈前闻”，“劳公力赞中兴业，衰病安然卧白云”[76]。“出拥雕戈入衮衣”，“手扶日月还黄道”，“好施长策复邦畿”[77]。他对吕颐浩是十分真诚的。鼓动吕颐浩离朝，出外都督军事，其实是包含着秦桧企图排挤吕颐浩的阴谋。李纲不知内情，却力劝“相公不可一日去上左右”，必须“处中以制外”[78]。《梁溪全集》卷29《到长沙月余即上章复丐宫祠以诗陈情寄吕丞相元直》诗中说：
衰病投闲不记年，误恩暂到楚江边。布宣威德销群盗，循抚疲癃理废田。报国固将求尺寸，乞身又欲老林泉。归欤晩节知无愧，赖有元台为保全。
尚觊望对方能“保全”自己，然而吕颐浩显然有意排斥李纲，九月，他口奏宋高宗，说“李纲纵暴，恐治潭无善状”。“纲之朋党与蔡京一体，靖康伏阙，荐纲者皆其党，陈公辅、张焘、余应求、程瑀鼓唱太学生，杀戮内侍，几至大变”。宋廷下令，“荆湖、广东宣抚使李纲止充湖南安抚使，湖北、广东并还所部”。当时，“前执政为帅者，例充安抚大使”，吕颐浩有意将李纲的头衔中“减‘大’字”，发出了“将罢”的信号。[79]此外，李光“尝遗吕颐浩书，称李纲凛凛有大节，中外畏服，颐浩以白上”，宋高宗说：“如此等人，非司马光、富弼，谁能当之。”吕颐浩“因言光与其侪类结成党与，牢不可破”。“上以为然”，于是“端明殿学士、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职，提举台州崇道观”[80]。
吕颐浩对李纲取排斥态度，还可以追溯到他与秦桧的政争。当年八月，秦桧罢右相，宋高宗亲“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秦桧任宫观官赋闲，[81]一时似乎无东山再起之可能。“吕颐浩和秦桧的政争，确实存在着两人战与和的政见分歧，也存在着无原则派系倾轧的因素”[82]。在当时形势下，宋廷中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分野尚不明显，加之秦桧“行诡而言谲，外缩而中邪”[83]，他的真面目尚未彻底暴露。被视为秦桧一党，而遭罢黜的官员之中，也有张焘，他“坐秦桧党，为吕颐浩所斥”，“落职与宫观”[84]。此外，被秦桧所笼络的儒学家胡安国，他到宋廷后，“荐李纲可用”，说“纲为小官，宣政间敢言水灾事”，致力于劝说皇帝命李纲复相。但宋高宗却予以回绝，说：“纲多掠世俗虚美，以此协比成朋，变白为黑，相附者争称之。”[85]故心胸狭隘的吕颐浩也因此将李纲视为政敌，尽管李纲根本不可能干预朝政，他与秦桧也根本说不上勾结。
李纲任“湖、广宣抚使”时，“请于所在州军造酒”，曾得到宋高宗批准。十月，吕颐浩又争取皇帝下诏：“帅臣、统兵官以公使酒酤卖者，取旨论罪。”[86]这又主要是针对李纲而发。
十二月，宋高宗下令罢李纲荆湖南路安抚使，改提举西嵩山崇福宫的闲官。此前，右司谏刘棐曾“屡言纲跋扈”[87]。他为吕颐浩所信用，吕颐浩举荐他出任谏官“将以逐（秦）桧也”[88]。刘棐在十一月改任台州知州。[89]但在他下任前弹劾李纲。原来李纲任宣抚使时，“请择人摄所部守贰，理为资考”，得到宋廷批准。“又乞所差权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虽到，更不放上，内有材能之人，别行辟置”。刘棐的弹奏说：“此乃藩镇跋扈之渐，若久任之，将使军民独知有纲，不知有陛下，知有宣使，不知有朝廷，非国之利，非纲之福。”又说李纲在“靖康中，力主邢倞结（耶律）余睹之议，又令姚平仲夜劫敌栅。迁迫之祸，皆自纲发之”。“纲与吴敏诬上皇，欺渊圣，谓宣和传授，出于己意。寄居福州，招纳贿赂。移文江西，増益制书。方命矫制，不恤国事”，共计连上四章。右谏议大夫徐俯也出面弹劾。[90]吕颐浩从九月开始的各种动作，无非是要将李纲赶出政坛，到此就水到渠成。
此外，时任右相的朱胜非亦参与其事，据胡寅论奏，他“及再入相，首讽台谏官论纲旧恶。时纲为湖广四路宣抚，治状方著，并无过举。胜非不恤国事，以私憾而罢之”[91]。
李纲在官场遭受了过多的打击和沉浮，当得知将他的实职差遣由荆湖、广南路宣抚使降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后，其实已明白宋廷的用心了。他在十月上奏说：
臣仰迫天威，力疾就道，冲冒暑热，得痢疟之疾，久不痊愈。既到本路，夙夜黾勉，究心职事，以图尺寸之效，少报大恩。而臣忧患之余，疾病交攻，志虑凋落，动辄遗忘。深恐无以仰副委任之意，有误国事。伏望圣慈察臣数千里冒暑远来，到本路巳及三月悇日。……依旧除臣一在外宫观差遣，别选能臣，付以四路重寄。[92]
此奏尚是在他得知罢免“四路重寄”之前。他又在给吕颐浩的信中说：
某近者辄以衰病，不堪阃寄，仰渎钧听，复丐宫祠，必蒙矜亮，曲赐陶铸。重念某忧患异于他人，诬谤至今未息，实不可任军旅之事。徒荷相公推挽之力。[93]
宣抚司之罢，不为细故，两奉教墨，皆不及之，不知何谓，第深惶恐。[94]
后一信已经提到罢宣抚司的问题。他又继续说：
某前书辄布恳悃，仰干钧听，欲复丐宫祠，以便衰疾。荷眷照之厚，必蒙矜从，然尚未被命，尤窃震恐。……某孤拙之迹，忧患异于他人，此相公所知。昨者误恩，付以湖、广重寄，惶惧不敢当。蒙上遣使趣行，不容逊避，又承相公训谕再三，故力疾就职。[95]
到绍兴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李纲尚未得知自己已经罢官，又继续写信说：
某屡布诚悃，仰干钧听，欲复丐宫祠，退归山林，以养衰疾。章上已久，至今未闻成命，第深震悚。顾孤拙之迹，素荷知照，谅蒙保全，使得尽进退之义。更望曲赐垂念，不胜幸甚！[96]
他的二月十九日信则已得到罢官令：
窃见邸报，以言者论列，有旨特差宫祠，不胜震惧。重念某忧患余生，罪衅深重，招致人言，不敢自明。上恩宽覆，未遽窜殛，止处之闲地，仰戴天地之德，第深感涕。自非都督、特进、仆射相公矜怜有素，曲赐保全，何以得此？惭荷之情，无以为喻。[97]
尽管全是自责和客套的话，而满腔悲慨，实在言外。其《罢归二首》诗说，“起废无因许退藏，报恩欲效短中长”，“破贼功名嗟寂寞，呑燕志气已凄凉”，“大将呼来若小儿，片言罢去复何疑”[98]，其《宫祠谢表》则说“众毁销骨，虽贻投杼之嗟”，[99]仍是直抒自己的愤懑之情。即使在两年之后，李纲仍在上奏中追怀此回荆湖之行的积憾：
不敢力请，抚疾就道。既至本路，招捕盗贼，循拊流移，整缉军马，经理财用，策驽砺钝，庶以少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以向前，不虑烦言之在后。凡造不根之谤，率皆可骇之辞。[100]
尽管李纲只能释去重负，退养山林，但他对反攻恢复中原，却仍义不容辞地留下了重要建议和精心设计，他初到潭州，就写诗说：“秪愿吾皇假年月，直从襄汉定中华。”[101]史籍记载：
纲尝言：“荆湖之地，自昔号为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制御西北，当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与四川、襄汉相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未及行而纲废。[102]
李纲所以力图将岳家军留在荆湖，也是与他上述战略考虑有关。他在六月尚未赴任潭州前，上奏说：
今来岳飞破曹成十万之众，群盗皆以胆落，若使稍留本路，措画招捕，功倍他日。盗贼平定之后，荆湖自此可以料理，日为防秋之计，控扼上流，实系国体。
万一沿江或有警急，臣预行排办舟船，自潭州至江州，顺流不过数日可到。臣当躬率本司军马，与岳飞水陆并进，以为应援，西不相妨；而于荆湖西路，为利甚大，措置群盗，可以永绝后患。臣谓策无出于此者。[103]
隐隐透露了李纲原先的设想，是与岳飞共同在荆湖建立“恢复中原”的战略区，然而因宋廷将岳家军迅速调离，使他的设想终成泡影。
他与北宋末年的深交、给事中程瑀[104]通信，又进一步说：
承谕，天下形势在荆南（荆南府，今湖北省荆州市），恐未为确论。今日至要处，乃在襄阳，控引川、陕，襟带江、淮，下临旧都，连年弃置，不复料理，失此，则中原不复可图矣！虽然，能立，能步，然后可以趋走。今日国体犹未能立，而欲趋走，可乎？[105]
前面说过，李纲任相时的“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在中原已失的形势下，他的目光更盯住了襄阳府，希望以此地为中心，将荆湖两路和京西南路，建设成反攻复土的基地。然而他的精心设计，却一旦毁于吕颐浩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之中。这对李纲而言，自然是又一次政治打击，尽管其分量比上一次流放海南岛为轻。
[1] .《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
[2] .《要录》卷32建炎四年四月丙申。
[3] .《要录》卷35建炎四年七月乙丑。《会编》卷141为八月。
[4] .《要录》卷41绍兴元年正月庚申。
[5] .《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庚寅。
[6]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7] .《梁溪全集》卷28《以旧赐战袍等赠韩少师二首（并序）》。
[8] .《要录》卷51绍兴二年正月辛丑。
[9] .《梁溪全集》卷28。
[10] .《梁溪全集》卷114《与吕相公别幅》。
[11] .《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
[12] .参见王曾瑜《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13] .《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14] .《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卢溪文集》卷47《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作向子。
[15] .《梁溪全集》卷130《贺秦参政启》，《贺秦相公启》。
[16] .《梁溪全集》卷114《与秦参政书》。
[17] .《梁溪全集》卷118《与秦相公第八书别幅》。
[18] .《梁溪全集》卷117《与秦相公第二书别幅》。
[19] .《梁溪全集》卷118《与秦相公第九书别幅》。
[20] .《梁溪全集》卷118《与秦相公第十书别幅》。
[21] .《鄂国金佗续编》卷5《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省札》，《要录》卷51绍兴二年正月壬寅。
[22]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庚午，《北山小集》卷27《李纲除观文殿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
[23] .《苕溪集》卷48《赐李纲辞免知潭州不允诏》，《赐李纲再辞免知潭州（不）允诏》。
[24] .《梁溪全集》卷29《五月六日率师离长乐乘舟如水口二首》，附录二《行状》下，《要录》卷53绍兴二年闰四月乙酉。
[25] .《梁溪全集》卷65《乞拨还陈照等人兵奏状》，卷69《乞拨还韩京等及胡友等两项军马奏状》，卷72《开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马人数留韩京等军马奏状》。
[26] .《梁溪全集》卷117《与秦相公第四书别幅》，卷119《与权枢密第一书》，卷120《与邹德久通判书》。
[27] .《梁溪全集》卷119《与翟参政书》。
[28] .《梁溪全集》卷115《与吕相公第一书》。
[29] .《梁溪全集》卷66《乞令韩世忠相度入广西招捕曹成奏状》。
[30] .《梁溪全集》卷115《与吕相公第三书别幅》，卷117《与秦相公第三书别幅》。
[31] .《要录》卷55绍兴二年六月戊戌，《梁溪全集》卷72《开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马人数留韩京等军马奏状》，卷115《与吕相公第五书别幅》，卷116《与吕相公第七书别幅》，卷118《与秦相公第七书别幅》（六月十七日南丰发），《与秦相公第十一书别幅》，卷119《与翟参政书》，《与程给事第一书》，《宋会要》职官41之25—26。
[32] .《梁溪全集》卷115《与吕相公第四书别幅》。
[33]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册352页。
[34] .《梁溪全集》卷68《经过邵武军乞往祖茔展省奏状》。
[35] .《梁溪全集》卷165《祭黄大资政文》《祭高祖妣文》《祭曾祖妣祖妣文》《祭叔祖文》。
[36] .《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丙子。
[37] .《梁溪全集》卷115《与吕相公第五书别幅》。
[38] .《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己巳。
[39] .《梁溪全集》卷118《与秦相公第七书别幅》（六月十七日南丰发）。
[40] .《梁溪全集》卷119《与程给事第二书》，《与程给事第三书》。
[41] .《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己巳，《梁溪全集》卷76《乞专责江西漕臣吴革应副钱粮奏状》，卷118《与秦相公第十一书别幅》（吉州），卷121《与秦相公书》。
[42] .《要录》卷55绍兴二年六月庚寅朔，乙卯，卷56绍兴二年七月丙子，庚辰。
[43] .《梁溪全集》卷118《与秦相公第十书别幅》。
[44] .《梁溪全集》卷118《与秦相公第十二书别幅》。
[45] .《梁溪全集》卷29《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有感》。
[46] .《梁溪全集》卷120《与张柔直左司书》。据《宋史》卷379《张觷传》，张觷字柔直。
[47] .《黄帝内经·素问》卷1《上古天真论》。
[48] .《容斋五笔》卷3《人生五计》。
[49] .《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
[50] .《梁溪全集》卷29《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有感》。
[51] .《梁溪全集》卷29《宿岳麓寺》。
[52] .《梁溪全集》卷29《初入潭州二首》。
[53] .《梁溪全集》卷165《禳火设醮青词》。
[54] .《梁溪全集》卷29《罢归二首》序，卷116《与吕相公第九书别幅》。
[55] .《梁溪全集》卷116《与吕相公第十书别幅》。
[56] .《要录》卷59绍兴二年十月壬寅，《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作“张忠彦”，参见《梁溪全集》卷72《张忠彦不肯赴本司公参乞依旧归江西任奏状》。
[57]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
[58] .《要录》卷66绍兴三年六月癸丑。
[59] .《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辛亥。
[60] .《梁溪全集》卷29《教习战舰五绝》，卷103《与宰相论捍贼诸子》，卷121《与吕安老龙图书》（九月二十二日）。
[61] .《梁溪全集》卷120《与吕提刑第二书》。
[62] .《梁溪全集》卷120《与折仲古龙学书》。
[63] .《梁溪全集》卷29《宿岳麓寺》。
[64] .《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甲戌。
[65] .《梁溪全集》卷116《与吕相公第八书别幅》（潭州）。
[66] .《梁溪全集》卷74《按发张掞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状》，《推勘张掞等不法奏状》。
[67]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甲戌。
[68]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卷118《与秦相公第十二书别幅》。
[69] .《梁溪全集》卷71《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卷116《与吕相公第七书别幅》（衡州），卷118《与秦相公第十三书别幅》（衡州）。
[70] .《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甲戌。
[71] .《梁溪全集》卷63《乞减上供数留州县养兵禁加耗以宽民力札子》，附录二《行状》下，《历代名臣奏议》卷107。
[73]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
[74] .《梁溪全集》卷120《与吕提刑第五书》。
[75] .《梁溪全集》卷120《与折仲古龙学书》。
[76] .《梁溪全集》卷28《寄吕相元直》。
[77] .《梁溪全集》卷28《奉寄吕丞相元直二首》。
[78] .《梁溪全集》卷115《与吕相公第四书别幅》。
[79] .《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庚辰，辛巳，《宋史》卷362《吕颐浩传》，卷396《权邦彦传》，《苕溪集》卷38《李纲知潭州兼安抚大使》。
[80] .《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丙戌。
[81] .《会编》卷151，《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甲寅，卷58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宋史》卷473《秦桧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北海集》卷7秦桧罢相制。
[82] .参见王曾瑜、史泠歌《南宋宰相吕颐浩和朱胜非的重要事迹述评》，载《琐屑编》。
[83] .《宋史》卷381《黄龟年传》。
[84] .《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壬子。
[85] .《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壬辰，《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86] .《要录》卷59绍兴二年十月己酉，《宋会要》食货21之20。
[87] .《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辛巳。
[88] .《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己酉。
[89] .《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甲戌。
[90] .《要录》卷61绍兴二年十二月甲午，《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91] .《历代名臣奏议》卷182，《斐然集》卷15《再论朱胜非》。
[92] .《梁溪全集》卷74《乞宫祠奏状》。
[93] .《梁溪全集》卷116《与吕相公第九书别幅》。
[94] .《梁溪全集》卷116《与吕相公第十书别幅》。
[95] .《梁溪全集》卷116《与吕相公第十一书别幅》。
[96] .《梁溪全集》卷116《与吕相公第十二书别幅》。
[97] .《梁溪全集》卷116《与吕相公第十三书别幅》。
[98] .《梁溪全集》卷29。
[99] .《梁溪全集》卷76。
[100] .《梁溪全集》卷79《辞免（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第二奏状》。
[101] .《梁溪全集》卷29《初入潭州二首》。
[102] .《要录》卷61绍兴二年十二月甲午。
[103] .《梁溪全集》卷68《乞令岳飞且在潭州驻扎仍乞拨还韩京等军马奏状》。
[104] .《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丁卯，《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甲午，《北山小集》卷27《太常少卿程瑀给事中》。
[105] .《梁溪全集》卷119《与程给事第四书》，可参见卷121《与吕安老龙图书》（九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