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 七月十三日
下午 六时四十五分
林培文带来一个人，他在门外，坐在民国路对面的茶馆里，望着这边的窗户。窗户是朝东的，就在东厢房，在床边，那个姓薛的家伙躺在**。
刚入夏，快到七点，天还亮着一大半。林培文坐在客堂间，觉得想要一句两句就把话说明白，实在是太难啦。情势变幻莫测，他都顾不上喘口气。
他怎么也想不到，郑云端竟然是潜伏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里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来这的路上思前想后，把郑云端和他说过的话全都回想一遍，这才发现人家早就给他足够的暗示啦。“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你我会成为同志。”他当时怎么就明白不过来呢？他当时怎么就捉不住那话音里的一丝暖意呢？
昨天晚上，趁着特务们饭后晕头晕脑的机会，郑云端打开那扇储藏间的百叶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声喝令林培文。他用饱含同志友谊的眼神望着他（他当时还以为这又是什么假惺惺的花样呢）。他还弯着腰，把上半身钻到这到处是灰的小黑间里，把手伸向林培文。
他当时根本反应不过来，他以为这又是特务在搞什么名堂。他后来才想明白，人家这一伸手，冒着极大的危险，付出极大的代价。等到他后来真的相信这一切，真的相信他已得救时，他忽然就明白过来，在敌人的隐秘机关里要埋伏一名革命同志有多不容易，人家来救他，得冒着暴露的危险。召唤几个迷途青年的事，可不像看起来那样容易。
他当时拒绝那双伸向他的手。他冷淡地望着郑云端，钻出小黑间。
郑同志也没工夫多解释，凑在他耳朵边说：
“明天一早要把你送到法租界巡捕房。”
“为什么？你们不是还没拿到我的口供吗？”他冷淡地问。
“党组织通过巡捕房的内线关系，把你被南京特派小组秘密抓捕的消息透露过去。今天上午巡捕房政治处打电话来要人。”
“党组织？”
“来不及给你解释。以后你会明白的。你要做好准备。组织上要营救你。”
他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在云端，晕晕乎乎——
“你要小心。别紧张，也别太放松。今晚还会有一次审讯。曾南谱在南京来不及赶回。由我负责主审。你照平时的做法就行。明天一早巡捕房要派车来运送你。党组织的内线关系已在那边花过很多钱，车子会在路上多耽搁半小时。另一辆黑色的汽车会来把你接走。那是组织上派来的营救小组。万一被敌人发现，万一发生战斗……你要记住，一旦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你要死死咬住，对敌人说营救你的是顾福广派来的人。”
昨天夜里的提审场面具有一种奇异的双重特点。从它的形式上来看，它比以前的审讯更激烈，郑云端甚至冲上来亲手打了他两记耳光。可要是从审讯过程中询问的内容来看，它顶多只能算走过场，顶多只是把以前问过的东西再重新问一遍。他渐渐不耐烦，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使得审讯在旁观者看来变得更加激烈。
夜里他几乎整宿没睡着。他无法把那些对话的头绪理清楚。他只是觉得那储藏间似乎在变得越来越闷热，他脑袋靠着的那个墙角也变得越来越狭窄。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一辆黑色的福特汽车来接他。他没有再看到郑同志（此刻——十小时之后——他在心里又叫一声郑同志）。两名年轻的特务把他交给全副武装的巡捕。让他惊讶的是，其中竟然有外国人——后来在车上林培文用英语问过他（林培文在南洋公学上过两年英文课），他只是笑笑，没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摸出一支短铅笔头，在烟盒锡箔纸的背后写上几行字，递给林培文。
For we walked
changing our country
More often than our shoes
Through the class war——[1]
他告诉林培文，那是共产国际里一位诗人的作品。原先是德文，他刚把它翻译成英文。
汽车把他送到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站在客堂间吊扇下欢迎他的人，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他叫一声“陈部长”。当年，林培文在会场里，他站在演讲台上；当年，他是学运部的负责同志。
几小时后，他离开那幢房子。他强迫自己调整，强迫自己不要过分激动。情势变幻实在突如其来，他的世界被整个颠翻过来，“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这是对党的诬陷！如果让它得逞，革命事业将会遭受极大损失！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必须揭露它！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
整整四年，他都是跟一个骗子在一起，整整四年，他把一个阴谋家当成党的代表，当成他与党之间唯一的联系，当成他的指路人。民国十六年春天的大屠杀使他与南洋公学的党组织失去联系，他的同志被捕的被捕，退党的退党，他生命中最要紧的人（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白）被青帮流氓的铁棍砸在头上，再也没能醒过来。那年十一月他从无锡乡下回来，发现所有人的热情都烟消云散。仅仅几个月前，谁都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三月时有个同乡学生来找他，宣布要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做最后的决战。半小时的慷慨激昂后，那同学忽然对他说，他的舅舅原本在无锡教书，现在失业在家，能不能请林培文帮他找个教职。“你有办法，你是共产党，你还是国民党区党部的学生委员，现在所有的学校都被两党联合组成的国民党党部接管。”
可现在他在路上看到那同学，人家把他当成陌生人，看都不朝他看一眼。他先前曾想过去武汉找党组织，可不久武汉也开始清党。他感到愤怒，不是对敌人（对敌人他只有更加冷酷的仇恨），而是对那些风一刮就倒的墙头草。
就在这时，他遇到顾福广。他刚走出那家门庭萧索的书店。几个月前这书店摆满各种文字的左翼书刊，市党部还没来得及在这里贴上封条。因为这里是公共租界，书店老板是德国人。当时，他感到危险逼近——现在他回想起来，觉得那时他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完全是另一种危险——他觉得背后有双眼睛。他往弄堂里走，在拐角处疾转，看到弄口有两个短褂男子望着他。他紧张，加快步伐，怀疑背后有奔跑追逐的脚步声。这时，顾福广来到他面前，顾福广躲在横弄口，朝他低声喝道：“这里走！”他懵懵懂懂被拉进一幢石库门，穿过天井，从另一扇门走出去。
他现在回想起来（尤其在听过郑同志说的那个故事之后），这很可能是顾福广设计的圈套，如此拙劣，可他当时竟然无从识破。
他感到羞愧，他想自己是多么轻信啊。他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他自己，他那时一腔憎恨，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向反动派复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仇恨是危险的，他的内心应该更宽广。他的敌人是那个制度，是那个阶级，他应该更冷静，他应该比敌人冷静一万倍。”他一想到陈部长的话，就觉得无地自容。
他向陈部长提出正式的要求，希望组织上让他重新入党。老陈告诉他，在严峻的对敌斗争中，党组织早已吸取教训。队伍必须更坚定，对党员的要求会更严格，重新入党的程序将会更加严密，而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工作，最要紧的是完成任务。“你的任务是去把真相告诉那些受到顾福广蒙蔽的同志，党欢迎他们回来！”
他站在东厢房的窗口，朝民国路对面茶馆里的同志招手。那位同志随身携带秘密的党内文件，它们会让受蒙蔽的同志获悉中央的最新策略。但首先要揭露阴谋，向全体同志揭露顾福广的阴谋。
他看着在**沉睡的薛维世，他还有一件事要弄清楚——老北门巡捕房的事。陈部长向他问起过薛。他觉得党的情报系统果然神奇，对他们的情况一清二楚。陈部长告诉他，内线同志报告说，这个姓薛的家伙身份特殊，与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马龙特务班关系密切。党组织曾将一笔钱存进中国实业银行的户口，这笔钱专门用来对付法租界那些腐败的警察，组织上对这个新成立的马龙特务班极为关注。而在法大马路中国实业银行营业所柜台上班的秘密同志偶然发现，这个姓薛的家伙曾用支票兑取过这个户口里的一小笔钱。组织上对这个姓薛的做过一番调查，认为他还不能算是坏人，还不能把他归入反动派。他救出冷小曼，是出于他们之间的私人感情。冷小曼向顾福广说谎，并不代表她就背叛革命，并不代表她就投靠巡捕房。
林培文让小秦把薛维世叫醒，让他来吃晚饭。林培文夹给他一块熏鱼，对他说：“上午在礼查饭店，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昨天晚上提货的事，你也详细说说——那到底是什么武器？”
“她怎样？特蕾莎现在怎样？”
“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人留在现场观察，报告回来的消息说，那个白俄女人已被礼查饭店的人送往公济医院。你必须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顾福广很有可能再派人去医院杀她。”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应该去问冷小曼……”
[1] 布莱希特的一首诗。大意是：我们穿越阶级的战场，转战许多国家，比更换脚上的鞋子更加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