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岁月往往会把军事秘密隐藏在深处的。

这一年的春节阴冷刺骨,带哨的风把太阳刮得灰蒙蒙的,整日里露出烧红的脸庞,懒洋洋地观望着古城万物,家家户户的大门只好紧紧闭上,再用纸条将那缝隙仔细塞实,生怕寒风撕开门扉搅乱年节的温馨。而古城墙外一个个严加防范的工程却格外活泛,仅仅两年多时间,就在这史迹庞杂的皇天后土上,砌起了十多个灰砖围挡的兵工厂,还在墙头拉上了一道恶森森的电网。后来人们才知道有生产弹头的,有生产火炸药的,有生产引信底火的……俨然建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兵工城。

在兵工城北边悄悄落成的八号工程,负责炮弹总装,对外称为长安机械厂,也是借了古城的称号,又与工厂的内容相关,都说这名字起得有味道。但是,大门立柱与周边企业一样没有悬挂匾牌,只在两侧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卫,昭示着里边隐藏着巨大的秘密。附近百姓只在正月的一天上午,听见了灰墙里边人声嘈杂,间或有鞭炮声传出来,却对里边为何欢呼懵懵懂懂,可大家很快发现里边机器开始轰鸣了,从工厂大门进出的人突然变得拥挤起来了。

于是,工厂大门外的马路边很快便集聚起一批批摊贩,卖糖果的、卖烟卷的、卖蔬菜的,还有修鞋的、补锅的、裁衣服的,形成了一个天天聚散的热闹集市。当然也有胆大的,想跟随上班人群混进去看看稀罕,却每每被揪出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后来人们才明白,警卫只认一种蓝色通行证,谁想混进去比登天还难呢。

这长安厂完全是苏式规划,分割为三个区。走进一道门,是以办公大楼为中心的厂前区,驻扎着林林总总的管理部门,头头脑脑们会在这里握手碰头,坐下来商议调度指令;走进二道门,一排排高大的厂房依次排列,从头走到尾就能发现铜料变成弹壳的秘密;空旷的后区,主要是煤气炉和产品中转库房,那个孤高的烟囱竖立在煤场的犄角,站到上面可以看到秦岭山下隐约露出的又一片屋脊。

那是长安的最后一道工序:火工区,也就是装配炮弹的区域。只见一条公路从兵工城向秦岭山脉蜿蜒伸去,佑护着一条清溪哗哗流淌,可进去走不了几步,便会发现绿植浓密得与天相接,漫山遍野,彩蝶扑闪,静谧得怕惊扰了陶渊明当年的修行处。待进入深处,才能见到掩映在树冠后边的一排工房,错落有致地依川而列。似乎很少有人从峪口出来,偶有闲人想进山猎鸟,刚走几步就会发现路口岗楼,永远挺立着两个持枪的警卫。

忽大年已经被任命为这座机械厂的厂长了,后来又兼上了党委书记。

偶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他会气宇轩昂地坐在主席台中央,手握话筒就像当年战前动员,从国际到国内,从美帝到蒋匪,最后总会落在黄澄澄的炮弹上,让听的人禁不住摩拳擦掌,回到车间就会把机器的轰鸣带到夜半,不等月末办公楼前就被花花绿绿的捷报贴满了。而为一七〇师雪耻的念头,一直在厂长脑海萦绕,他期待长安炮弹能飞进美国鬼子的兵营,落到台湾岛的碉堡上,但这个梦想似乎在一天天远去,那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绝密计划,竟然销声匿迹了,好像野战军的弹药库储备满了,似乎上上下下都很享受这种远离硝烟的时光。

似乎人们把战场上的仇恨,变成了篮球场上的对抗。每到周末夜幕降临,各兵工厂的灯光球场就亮如白昼,人围得水泄不通。那个攻防兼备的长安球队,似乎就是忽大年骄傲的延续,常常过关斩将打进决赛。似乎只有渭河球队心有不服,叶京生动不动会率领球队过来挑战,虽不能说屡战屡败,却常常是铩羽而归。而且,忽大年也已习惯了在三层楼宇构成的街坊转悠,习惯了坐在楼里听听收音机的音乐,也习惯了上班前看着儿子吵吵闹闹洗脸,拉拉扯扯地上学,有时候两个小家伙会故意跑到门口,按住门扉上写着俄文发音的胶布,做出一副要撕的架势,却没等忽大年吼叫就一溜烟儿跑了。

他知道孩子是在逗他玩耍,却每每忍不住要急,只有靳子知道那些胶布是他的“秘密武器”。

长安人知道他也能说几句俄语了,其实他只会蹦几个单词,鹦鹉学舌,连不成句,但那老伊万却能听得懂,只要是他俩对话,老伊万也会变得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看着两人对口相声似的,惹得人直想掩嘴偷笑。当然,也有人说厂长会讲俄语是妹妹开了小灶,否则他一个扛枪人怎会操弄洋腔呢。其实,忽小月最看不惯这俩人单词对话了,恼得她几次说,你俩快退化到原始人了。不过,只要往外蹦单词,老伊万就特别好沟通,多大的事也会“哈啦嗦”的。

后来,是靳子揭开了这个秘密,忽大年开始把单词发音写在胳膊上,一出汗字迹就模糊了,靳子让他写到了衬衣袖子上,这就成了他的撒手锏,也把专家们听得目瞪口呆。忽大年尝到了甜头,把家里用具全贴上了白胶布,写上了俄语发音。呵呵,端起碗是单词发音,抓起杯是单词发音,甚至床头、门窗、灯绳、碗碟,连钥匙链上都贴着胶布,写上了相应的俄语发音,以至老伊万几次抓住他手腕,喊叫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呢。由此,他特别害怕靳子发飙,惹恼了人家,会在一个晚上把家里的胶布一揭而光。

为了家里后院的平静,忽大年只能耍些小恩小惠,最明显的招数就是去特供小灶打饭了。平时他只在家里用一顿晚饭,早饭和午饭都是去干部小灶用餐,而那个挠得人们心尖发痒的小灶,离干部楼只有步行八分钟的路程,人们对那个特供待遇羡慕极了,路遇熟人打招呼总免不了提一句,去小灶吃饭啊?人们都以为小灶顿顿鸡鸭鱼肉,天天灌得脑满肠肥。

其实,那特供的早餐,就是一碟萝卜咸菜、一碟辣子酱、一碟炒青菜,外加小米稀饭、苞谷糁子和锅盔,略为奢侈的是常常上一碟盐泡花生米。午餐品种多一点,也多是土豆丝炒辣子、白菜炒辣子、萝卜炖粉条,能够撩动人胃肠馋虫的,是会隔天上一小碗回锅肉,或是青菜炒肉片,主食永远是馒头面条和发糕,偶尔过什么节吃上一回米饭,往往要提前三天告知。用餐人也是好一顿酝酿,是吃两碗还是吃三碗,一个个早早就寻各种理由提前坐到圆桌边,翘首等待那个口水流淌时刻的到来。其实,这个小灶只有三个人就餐,厂长是当然的了,还有已升任党委副书记的黄老虎和总工程师哈运来。忽大年总觉得这个范围太小,不仅人少饭难做,还有脱离群众的嫌疑,他想扩大到一九四五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人,可是核算下来,这类干部全厂已接近三位数,吓得他直伸舌头,只好苦笑笑将范围悄悄扩大到了工厂领导班子成员。

但是就餐范围扩大后,家里的靳子板着脸给忽大年出了个难题,说我也是早年参加八路军的老革命,凭什么你们吃小灶,我在家里就咸菜啃馒头?难道想把我们母子抛开不成?忽大年没少躺在**给她讲道理,这个小灶是省里按级别特批的,全厂只有三个人够条件,扩大那几个人是为调动工作积极性,万不可按参加革命年限进灶吃饭,那样小灶就变成大灶了。靳子气鼓鼓地说,我才不稀罕吃你那破小灶,那个炉头胡子拉碴的,能做什么好饭哪?我是看你一天两顿外头混,都把咱家当旅馆了,时间一长就会把我们娘仨忘了,以后啊……你在里边吃,我跟儿子在外边等,看你还能吃得安生?

忽大年想想只好做了妥协,天天去小灶把饭菜打回来,家里再熬锅稀饭、蒸些馒头就都有了。这母子三人特别喜欢小灶的油渣包子,一端回包子就像过节一样,吵吵闹闹的,第一个包子,风卷残云,第二个包子,细嚼慢咽。反正只要小灶蒸包子,就要把自己那份菜换成包子拎回来,似乎自己牺牲了尊严,平息了一场由公而私的“纠纷”。

其实他这样迁就靳子,实在是担心表面处理车间的那个检验工找上门来,他已经有负于一个女人了,万不能让身边的女人再受伤害。所以每次吃完饭,他喜欢掰块馍把菜碟一圈一圈擦净,连一点儿油沫菜渣都看不见了,才拿到水池去洗涮。当然,他在做这些活计时,是绝不肯系围裙的,有两次靳子见他刷锅脏了衣服,想从背后给他系一块粗布,他竟湿手一把扯下来,嘟囔碰上谁进门,解不及就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