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四人帮”的被清除，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学术文化界也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正确评价历史上的清官又重新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为清官戏平反，不仅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剧中描绘的清官形象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涌现出了无数奋不顾身起来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英雄人物，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过许多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仁人志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应该着重地研究和歌颂历史上那些为劳动人民利益而献身的英雄豪杰。但是，对于统治阶级中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物也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评价。那种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简单公式一笔抹杀的做法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读了本报所刊载的求是同志写的《清官海瑞须昭雪》《召信臣和杜诗》以及其他报刊上的类似文章，颇有感触。它们说明历史上有不少清官循吏虽然受到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却往往能够做到把个人利害置之度外，不仅严于律己，博得两袖清风的美名；而且秉公执法，对无辜受害者予以平反，对恃强鱼肉人民者加以无情的揭露或制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疾苦，部分地适应了当时群众的愿望。由于清官是同贪官相比较而存在的，封建时代的农民还不可能找到自身解放的正确途径，只能把清官看作政治清明的化身而加以顶礼膜拜。
清官戏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的观众，不能仅仅以戏剧歌颂了某一个平反冤狱或锄暴拯弱的清官来解释。它实际上是曲折地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罪恶的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对清廉政治的向往。毫不奇怪，剧中的清官形象总是要比史籍中清官的本来面目高大得多。换句话说，清官戏所包含的人民性要多一些，教育意义也就更加深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人就认为清官作为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治家不应当再予以肯定了，清官戏自然也应该随之收场。这是不妥当的。历史好比一面镜子，鉴古所以识今。看看有关清官的史籍和清官戏至少可以得到两点有益的启示：一是通过清官同豪强的斗争有助于了解封建社会的黑暗，借以知道社会主义江山的来之不易；二是提醒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要奉公守法，严于律己，要为人民伸张正义。不然的话就很可能弄成名为社会公仆，干起事来却连封建社会里的清官都不如。
就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我以为需要注意在肯定某些清官的时候适当掌握分寸，不但要看到任何一个清官归根结底都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而且要看到清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起的作用并不一样。明朝末年有一个王胤长，当过山西泽州知府，曾作《爱钱歌》揭示通衢：
非我不爱钱，我爱谁不爱？敲骨吸人髓，天理良心坏。
逼人卖田产，把来我置盖。逼人鬻妻孥，把来我养赖。
逼人借银钱，把来我放债。人哭我欢喜，有些不痛快。
我见爱钱人，当身遭祸害。又见爱钱人，子孙为乞丐。
空落爱钱名，唾骂千年在。我有爱钱方，人己两无害。
少吃一只鸡，可买五日菜。少穿一尺绸，举家有铺戴。
俭用胜贪图，吾鼎尤当爱。
这位王太守无疑是位清官。据说此歌一出，“贩夫饼妇皆为感动”，在“正常”年景下正面人物是做稳了的。可惜，“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他出仕的时候，明末农民战争的烈火已经燃遍大河南北。他在泽州知府的任上，“值流寇遍掠四境”，清官的“仁政”只好暂时收起，干什么呢？“乃备战守计，日夜御敌”，他要为明王朝而战了，由于守泽有功，升任河南分守道。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率领数万起义军进攻洛阳，王胤长力主“坚守待援”，城破后仍然率领胞弟和家丁同起义军格斗，最后“见势不能支，乃向阙遥拜，撞死城下”。
历史上类似王胤长这样的清官为数并不太少。这就告诉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清官需要做具体分析，主要是看某一个清官所面临的阶级斗争形势。那些一概肯定或者全盘否定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