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被一场深刻、开放的文化危机所撕扯着，人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文化危机：现代主义。这种新的艺术逻辑，仰仗的是中断与跃变，依靠的是否认传统以及求新、求变。波德莱尔率先为这种专注于新颖性与现实性的规约找到理论表达公式。对他而言，美与现代性、时尚以及偶然性是不可分割的，[44]现代主义在1880年至1930年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撼动了传统的再现空间，一种不再拘泥于写意的文风出现了，接着到来的便是先锋派艺术团体的盛世。自那时起，艺术家们便不停地破坏着那些约定俗成的表达形式与句法，猛烈抨击着正统的秩序以及学院派，这是出于对传统的恨以及对全面革新的痴迷。所有过去的伟大作品无疑都以某些方式被革新了，现行的规则也被恣意违背了，这种变化就发生在这个世纪末，成为我们时代演义中的一场革命，一次彻底的决断，是新老之间的一次了断，也是对完全另一种秩序的确认。现代主义不仅仅满足于创造一些风格上的变化以及一些全新的主题，还摧毁了我们赖以与过去相维系的连续性，并创作出一些全新的作品。接踵而来的最为明显的便是出于对现代主义的痴迷而诋毁那些最现代的作品，如先锋派的作品，这厢刚完成，那厢便已成为“后锋派”，并被打入“似曾相识”一族，现代主义禁止停驻，它要求永恒的创新并勇往直前，这便是现代主义内在的“矛盾”之处，即“现代性是一种创造性的自我毁灭，现代艺术，它不但是批判时代的产物，还是批判本身的产物”。[45]对此，阿道罗（Adorno）则持另外一种看法，现代主义的界定并非依靠一些主动的声明和宣言，而是依靠一个无止境的“否定”过程。[46]由此看来，现代主义对自己也是不加留情的，这便是罗森博格（H.Rosenberg）所谓的“求新的传统”，它是现代主义本身一种自相矛盾的程式，要坚决地贬损、摧毁自己所新创的，但新创的很快又沦为旧的，从而不再有任何确切的内容可以被肯定，艺术的唯一原则在于变化这一形式本身。全新变成了艺术自由的一道绝对命令。
创造性的现代主义的激烈矛盾被一个虽仍矛盾重重，但却更令人厌烦的乏善可陈的阶段所替换了。曾经以抛砖引玉的方式体现在先锋作品中的现代主义手段，如今已是江郎才尽，丹尼尔·贝尔曾精确地计算出这样的状况已有半个世纪了。先锋派不断重复着空洞，因为它不再有更高的艺术创新能力了。“否定”失去了创造能力，艺术家们只有复制、抄袭20世纪前三十多年的那些伟大创造，我们步入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这是艺术创造衰落的阶段，只有拼命抓住现代主义的一些规则才能赖以为继。由此，孕生出一种矛盾的文化，其目的在于不间断地制造绝对的另类，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在制造着同一与定式，一种沉闷的重复。对此，丹尼尔·贝尔赞同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判断，即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延迟危机时刻的到来，而多年以来对于现代艺术的否定则“是一些礼节性的重复，比如反叛变成了手段，批评则变成了粉饰，背离则成了仪式”。“否定”不再有创造性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艺术终结的时代，而是说我们生活在“现代艺术理念”终结的时代。[47]先锋派的枯竭既不能用“迷失的职业”，也无法用“技术社会”来解释，因为这种无意义、喊叫及噪声文化无法适应技术进程，即便能适应，它也不是“自己掌控一切意义”[48]的技术帝国的模样。贝尔的结论是确切的，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技术的改变并不能决定文化的改变，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反映。先锋派的困窘根源在于现代主义，在于一种极端个人主义、顽固到底、近乎自杀的文化，这种文化认为只有更新才有价值。后现代的萧条，根源在于一个恶性发展的文化，而否定一切稳定的秩序便是该文化的旨趣所在。
现代主义不仅反叛自己，同时它还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的规范和价值观，这便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文化革命”的缘由。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的艺术革新者们，并不是在延续那些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的阶层的价值观，而是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启发，去推崇那些建立在自我颂扬之上、建立在真实以及快乐之上的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却与资产阶级的旨在劳动、节约、克制以及清戒的美德水火不容。从波德莱尔到兰波（Rimbaud）、雅里（Jarry），从伍尔夫（Woolf）到乔伊斯（Joyce），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革新艺术家们猛烈批判了社会制度以及惯例，并极度蔑视资产阶级思想，鄙视资产阶级对金钱以及劳动的崇拜，鄙视资产阶级的苦行主义及其狭隘的理性主义。生活高度紧张、“全意识失常”、追随冲动与想象、开辟经验场等，表明了“现代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个性文化。它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卢梭则挑起了对于特异性的崇拜”，这种崇拜通过浪漫主义以及对**的崇尚得以延续下来。但从19世纪后半叶起，这个过程则充满了争论，资产阶级生活的规范受到了一群过着放纵生活的、反叛的艺术家和作家愈来愈辛辣的抨击。于是，一种无节制的享乐性的个人主义出现了，它践行商业秩序曾反对的一切，结果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内倡导着激进的个人主义，并准备消灭一切传统的社会关系，但对现代个人主义在文化领域内的所作所为害怕起来”。资产阶级引发了生产与交换的革命，但资产阶级自身发展所处的文化秩序仍是惩戒的和专断的，仅以美国为例，它的文化秩序便是一种更为明确的清戒主义秩序。在20世纪初，苦行、新教的道德遭受到了革新艺术家们的挑战。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彼时仅为一小撮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专有的享乐主义活动，伴随着大众消费的出现，变成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行为，而现代社会的文化变革便蕴含在这其中。如果人们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文化，那么结论便是资本主义自己才是享乐主义文化的主要缔造者，而不是现代主义艺术。在广告、时尚以及传媒的鼓噪下，尤其是直接动摇了节约原则的“信贷”制度的出现，消费品以至奢侈品大范围地流通起来。由此，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甚至欧洲社会便以消费、休闲与享乐为准则了，也由此，苦行的道德便开始屈服于鼓励消费、享受生活且受冲动所左右的享乐主义价值观了。“侵蚀新教伦理的是资本主义自己，而非现代主义，最大的破坏因素是信用制度的发明。从前为了购买某种东西，首先要做的便是要节攒资金，但自从有了信用卡之后，人们便可以迅速地实现自己的欲望。”现代生活方式不仅源自已有一个多世纪的由艺术家所激发出来的感悟上的变化，还因为如今已有60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自身的深刻转变。
在大众消费以及现代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一种以自我成就感、自发性以及欢愉感为中心的文化出现了，这就是以享乐主义为“准则”的现代文化。此后，这种现代文化与经济的、政治的逻辑完全对立起来，这也是贝尔进行分析所因循的基本假定。现代社会分裂了，它失去了均质的特征，就像是经济技术、政治体制以及文化这泾渭分明的三重秩序的复合体，大家依据着不同的准则，甚至是相反的准则。这些领域“相互之间并不一致，而且变化的节奏也不尽相同。它们依据的是不同的规则。因此，不同的举止甚至相悖的行为因此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由于这些领域之间的不和谐，社会便产生了诸多矛盾”。“经济技术”的秩序或“社会架构”（生产、技术、社会职业结构以及财富与服务的分配）由“理性功能”所支配，也就是由效率、量才录用的领导体制、效益以及生产率所支配。与之相反，规范权力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对于平等的诉求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它不仅涉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选、公共自由，而且还涉及“生活方式的平等”（如机会的平等以及急遽增长的针对教育、健康以及经济安全等新型社会权利平等的诉求），甚至是“结果的平等”（如针对少数族群的特殊测试，目的在于纠正结果的偏差；又如，在涉及医院、大学、报刊以及社区等的功能定位时，所有人都可平等参与决策，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参与的时代）。随之而来的便是“秩序的离析”，即三种相互背反的秩序如“享乐主义”“效率”以及“平等”，它们之间呈现出结构性的紧张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各领域之间的离析越发扩大了，社会结构与关于“自由的我”全面发展的“二律背反文化”[49]二者之间的裂隙一直在明显地加深着。在这种情况下，便要抛弃将现代资本主义当作统一体的主流的社会学分析法。资本主义曾经受惠于新教伦理而得到了发展，经济技术的秩序与文化结合成为一个致密的整体，这有益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发展以及社会秩序，但是伴随着享乐主义成为最高的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的合法化，资本主义失去了作为有机整体的特征，失去了共识以及意旨。现代社会的危机首先便是文化上的以及精神上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