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的目的之二是远祸全身。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阶级内部由尖锐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演绎成恐怖性的大屠杀。魏明帝曹叡死时年仅三十五岁，承继帝位的曹芳年仅八岁，于是不得不将政权委托给曹爽和司马懿共同掌管。曹爽是曹魏的宗室，而司马懿是干练于军事的重臣，二人间即展开明争暗斗。嘉平元年（249），司马懿终于以阴谋狡诈战胜曹爽，把曹爽兄弟和其统治集团的诸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桓范等诛灭三族。造就名士辉煌的第一个峥嵘绚烂的清谈高峰转眼间成为了历史陈迹。后来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继续掌权。在曹爽事件中幸免于难的夏侯玄从此“不交人事，不畜笔研”（《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尽量避免触犯司马氏，但司马师心狠手辣，于正元元年（254）又诛灭了在政治上和他对立的名士夏侯玄、李丰、许允等。这一系列的事件造成了名士的厄运，时有“名士减半”之叹。司马氏一方面大肆屠杀在政治上异己的名士，另一方面又高祭名教来作为其政治号召。对此，竹林名士极力发挥道家崇尚自然的学说，以抗击司马氏集团所提倡的虚伪的名教。同时，在政治上各以不同的方式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当然，这种抵抗并不是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制度）。所谓“各以不同的方式”，主要根源于七贤的性格差异。如嵇康最富于儒者之刚。他本来就与曹魏有姻亲关系，在感情上偏向魏室，对司马氏集团疾恶如仇，断然不与之合作。他在许多论文中，以精炼名理的精神，阐发自然的意义，从理论上对虚伪名教以致命摧击。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十分大胆地说，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是停放灵柩的房屋，背诵诗文的话语像鬼叫的声音，“六经”圣典是一些荒薉之物，仁义道德臭不可闻。读经念书会使人变成歪斜眼，学习揖让之礼会使人变成驼背，穿上礼服会使人腿肚子抽筋，议论礼仪典章会使人长蛀牙，所以应该把这一切统统扔掉。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更是公开地宣告和司马氏政权决裂。时任选曹郎的好友山涛调任散骑常侍，想把自己腾出来的官缺给嵇康，试图以此缓和嵇康与司马氏集团的关系，但与邪恶势力水火不相容的嵇康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把禄位看作腐臭的死鼠，借以表示与当时政权的对立的态度。他以放任自然的情调，数举“七不堪”，对照地描绘出官场生活之龌龊而不可忍耐，这实际上是对司马氏政权的嘲讽奚落。他所谓“二不可”，则是公开承认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政权进行无情的正面攻击。本来，嵇康并不是要为这样一桩小事便大张旗鼓地宣称与好友决绝，他是要借此表明自己的志趣和政治见解，刚烈地宣示与司马氏政权对立的立场，而且用对好友的恶骂来为好友“撇清”，使之不至于受自己连累。（后来嵇康临刑时将自己的儿女托付给了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可见对山涛的人品还是肯定的。）比较而言，阮籍则处事委婉、含蓄得多。
说到阮籍与嵇康性格的差异，最能体现这种差异的是如何应付钟会。钟会是什么人呢？钟会是一个惯于惹是生非的人。他是魏太尉钟繇之子，从司马懿父子征讨毌丘俭、诸葛诞等有功，被视为心腹，少年得志，趾高气扬。罗贯中《三国演义》描写他与邓艾“二士争功”，应该还是有一些性格根据的。他想找阮籍的岔子，多次就当时的政治形势等问题询问阮籍的意见，阮籍总是烂醉如泥，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使得他无从下手，最后只得作罢，两不相犯。就像《杂阿含经》中那只乌龟，将头尾四肢缩藏于壳内，野狗只好又饿又乏地嗔恚而去。嵇康则不同。有一天，钟会又带着几个人来到嵇康住的地方，嵇康正在一棵大柳树下打铁。嵇康既不停下手中的活计，又不与钟会打招呼，完全不理睬钟会。过了一会儿，钟会怏怏离去。嵇康才开口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于是，他对嵇康怀恨在心，多次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的坏话。不久，碰上嵇康好友吕安的哥哥吕巽**吕安的妻子，吕巽恶人先告状，反诬吕安不孝。书生气十足的嵇康却为吕安辩诬。吕巽与钟会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极力撺掇司马昭把吕安与嵇康双双杀害。
嵇康的死是极其悲壮的。赴难的时候，学生数千人和他的兄弟亲戚与他诀别，他神色不变。又问他的哥哥：“我向来弹的琴带来了吗？”哥哥说：“带来了。”于是嵇康顾视日影，接过琴，从容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叹道：“袁孝尼曾经想跟我学《广陵散》，我每每吝惜，不传授给他。《广陵散》从现在起就绝响了！”然后就难。《晋书》本传说：“（康）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可见嵇康在社会上声誉之高，影响之大。所幸的是，嵇康死，《广陵散》并未绝。这是袁孝尼的功劳。袁孝尼即袁准，是嵇康的外甥，求嵇康授《广陵散》，未获准，乃窃听，然后默记之。那么，《广陵散》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琴曲呢？原来，此曲是嵇康创作的一部带有政治色彩的琴曲，他假托战国聂政刺韩相侠累之故事，暗喻反魏相司马父子之意，有《井里》《别姊》《亡身》《冲冠》《投剑》《呼幽》《长虹》《发怒》《寒风》《峻迹》《取韩相》等拍名。这样，也就令一向胸怀宽广、磊落坦**的嵇康不得不多了一层顾忌，不得不假托神仙鬼怪之名，说是客居荒野旅店之夜，无头鬼神所授，使之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以避世人耳目。这是他不肯传授给袁孝尼，直到死才向世人宣示的真正原因。
嵇康的死又是极具六朝名士色彩的，面对屠刀仍不失风度，将临大限仍保持潇洒。像这样的情景还有陆机赴死。陆机在和弟弟陆云被绑赴刑场的时候，对陆云说：“还能再听到家乡华亭上空的鹤叫声吗？”显然他此时想到了弟兄俩年轻的时候在华亭的闭户读书。还有诗人谢灵运。灵运的髭须长得很秀美，他在临刑问斩时，还记得提出将自己的髭须施舍给南海祗洹寺作维摩诘像躯之髭，这真是透彻到底的名士风流！
当时的形势确实如《晋书》所言“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竹林名士常常深切地怀抱着忧生念乱之情，并时刻警惕着如何周密地隐蔽自己。阮籍《咏怀》其十一就反映了作者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的极端苦闷和压抑的情绪：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末两句说，我一生如同在薄冰上行走，时时有丧命的危险，谁知道我心中的焦虑呢？远祸全身的企望，溢于言表。
竹林名士认为，要远祸全身，办法有两个。一是慎言。王戎说，与嵇康一块居住山阳二十年，从没有见过嵇康对事对人有喜怒之色。嵇康可说够谨慎了。而嵇康却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则阮籍的小心可想而知。当时有人甚至写了一篇《不用舌论》，说一则道理玄妙，不可言传，二则“祸言相寻”，只缘开口，所以只好卷舌不用了（《全晋文》卷一百零七张韩《不用舌论》）。一是纵酒。用酒作慢形之具，借酒装糊涂，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对于竹林名士饮酒的心理，梁沈约《七贤论》有极精审的分析。他逐一考察了嵇康、阮籍、刘伶等在司马氏暴政下进退两难的名士，指出：“故毁形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
借酒远祸最成功的莫过于阮籍。
阮籍青年时应该是个踌躇满志的英俊人物，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但言之不详。
阮籍曾登上广武山。这里属河南河阴，东连荣泽，西接汜水，有两个小山头，东面的叫东广武，西面的叫西广武，两山相距约两百米，其间隔一涧。汉四年，刘邦与项羽各据一山，两军对峙。当时项羽做了一个高腿的俎（放祭品的器物），把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绑在俎上，放置高处，让汉军可以望见。项羽告诉刘邦说：“你现在如果不快快投降，我就烹杀太公！”打不赢人家，就要杀人家父亲，凶神恶煞，真是一派“霸王”腔！而刘邦又痞又赖，不吃他那套，当下笑嘻嘻地回答：“我与你都是楚怀王的臣子，当年怀王说：‘你们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则请你分给我一杯羹！”有匹夫之勇，同时又兼有妇人之仁的项羽又气又恼，无计可施，只得作罢。
阮籍登临楚汉相争时的古战场，凭吊刘、项对语处，喟然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是一句千古名言。这里先解释一下，所谓竖子，就是小子，对人轻蔑的称呼。当年范增帮助项羽设下鸿门宴，请刘邦赴会，要杀刘邦。项羽却迟迟不忍下手，让刘邦走脱，气得范增恨恨地骂道：“竖子不足与谋（这小子真不配和他谋事）！”细加推究，对阮籍的话可以有三种解释。
一、项羽虽然“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算不得英雄；而刘邦这个竖子，却靠无赖成就声名。
二、刘邦、项羽之流都是竖子，当时根本没有真正的英雄，因此让刘、项浪得虚名。
三、刘、项都是英雄，可惜俱往矣，现在自己周围却都是些竖子。
不管哪种解释在文义上都通，都能见出阮籍以孤高自许，宏图壮志，眼空无物！我以为，揆之以当时的语境，慷慨生悲，阮籍表达的应该是第三种解释。
晋王朝是靠不光彩的手段夺取天下的，司马氏集团是极其残暴黑暗的政权。当年司马懿处置曹爽一党，手段极其残忍。《晋书》卷一《宣帝纪》云：“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适人者，皆杀之。”“高平陵事件”实则是一场大屠杀。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嗣为相国、晋王。但只过了四个月，这位年仅二十岁（虚岁）的晋王，还等不及过年，就逼使与自己同龄的魏元帝曹奂“禅”位，然后他又废曹做陈留王，自己登基称帝，立国为晋。又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从此，魏国告亡，晋朝开始了。这是司马祖孙三代四人欺人孤儿寡母的结果，胜之不武，丝毫不值得夸耀。所以数十年后，明帝听王导讲“帝（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竟“以面覆床”，羞惭得抬不起头，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照您这样说的话，晋朝的国运哪里能够长久呢！）在阮籍的年代，司马氏集团高祭名教，以杀戮来维持统治，一时有“名士减半”之叹，因此，阮籍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叹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作为目空一世的英雄人物，阮籍可以说是有胆有识的。《晋书·阮籍传》说：“籍又能为青白眼。”所谓青眼，就是眼睛正视，眼珠在中间，表示对人尊重或喜爱。所谓白眼，就是眼睛向上或向旁边看，现出眼白，表示轻视或憎恶。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说：“白眼大概是看不到眸子，恐怕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阮籍平生最憎恶礼俗之士，对那些标榜名教的司马氏集团的走狗是不屑正眼视之的。他嘲名士，愚礼法，白眼向人斜，尤其鄙视那些假仁假义之徒，将他们比喻成“处裤中，逃乎坏絮”“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的虱子。发出了“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裤中而不能出”的诅咒（见《大人先生传》）。有一次嵇喜来访，阮籍看不起这种俗人，当然白眼应对，嵇喜自觉没趣，于是告退。他的弟弟嵇康闻知后，就带上古琴与酒造访。阮籍与嵇康一见如故，觉得挺投缘的，“乃见青眼”。试想一个人如果对周围龌龊的人事一概以白眼蔑之，以真我面对现实，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顺便说一下，由于阮籍的“青白眼”，从此中国词典里也有了“垂青”“青盼”等词，也就产生了“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马氏识君眉最白，阮公留我眼长青”（许浑《下第贻友人》）等参透世情、脍炙人口的诗句。
阮籍的有胆识从下面的一桩事情也可看出。他年轻时曾担任尚书郎一类小吏，后因病退养。等到大将军曹爽辅政，召阮籍为参军，阮借口生病而婉辞，隐居到乡下。这时，曹魏与司马氏的斗争日趋激烈，曹爽哪里是阴谋家司马懿的对手？一年后，司马懿和他儿子司马师趁魏帝和大将军曹爽到洛阳城南高平陵祭祀魏明帝陵墓之机，突然关闭城门，发动政变，迫使曹爽交出兵权，然后杀掉曹爽及其党羽。从此，魏国政权落到司马氏手中。阮籍当然是厌憎司马氏的，但如果这之前他给曹爽当参军的话，这场屠杀是在劫难逃的。因此，大家都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他就像一个围棋高手，在黑白棋势难分高下时，算计出对方的几步、十几步甚至几十步应对，从而给自己投下赌注。后来，为应付险恶的政治环境，他变得“发言玄妙，口不臧否人物”，与世事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他原本喜欢饮酒，这时更将酒作为逃避政治斗争、远祸全身的手段。司马昭的亲信钟会多次找阮籍谈论时事，企图借机陷害，也都被阮籍用长醉的办法应付过去。即使万一说错了话，也可以借醉求得谅解。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阮籍不愿，又不能明拒，于是就接连沉醉六十日不醒，使求婚者没有机会提出，只好作罢。司马昭要晋爵晋王，加九锡之礼，他的亲信让阮籍写劝进文章，阮籍也借醉拖延，等到使者为取表章把他叫醒，他才写了一篇文辞清丽的空话敷衍了事。诚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石林诗话》云：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
以酒避祸确实是有些效果的，运用成功者除上面述及的阮籍外，见诸史籍的六朝名士还有阮裕、顾荣、谢朏等。不过，纵酒的竹林名士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阮籍常常随意驾车出游，前面没有路了，就痛哭而返（《晋书·阮籍传》）。刘伶触怒了别人，那个人揎衣捋袖想斗殴，刘伶却和颜悦色地说：“鸡肋岂足以当尊拳。”（《世说新语·文学篇》注）这种变态的行为，应该都视为正直而聪明的知识分子在险恶的环境下委曲求全的悲凉心理的流露。然而，纵酒并未能帮助竹林七贤逃脱礼法的大网。嵇康弃首，广陵曲散，向秀遂应本郡计入洛，王戎、山涛等人也俯首入仕，那酩酊后的自由境界也就灰飞烟灭，只剩下当年聚饮的黄公酒垆独对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