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的第三个目的是自我超越，取得一个物我两忘的自然境界。王忱曾感叹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王荟说：“酒自引人著胜地。”王蕴说：“酒正使人自远。”（均见于《世说新语·任诞》）这就透露了此中消息。什么是形神相亲、人人自远的胜地呢？我以为，魏晋以后，特别是正始以后，思想文化形态上发生了诸家思想的多元融会和每家思想的多向演化。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彼此的击撞冲突中寻找契合点，以道化儒，出儒入道，援道入佛。庄子以为，“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佛说以为，“若能空虚其怀，冥心真境”。道家的本无之义与佛家超越感觉的真实而去把握永恒虚寂的涅槃境界原来就存在某种微妙的联系。同时，士林中的高蹈之风助长了人们超尘脱俗的精神追求，援道入佛使“无为”之说与般若精义妙相契合，从理论上将人们，特别是从事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导向一种永恒的宁静和无所滞碍的空灵境界。竹林名士大多是文学之士，他们对“真”境的追求是必然的。然而，这种境界平时却不易达到，因为一个人无论怎样避世，到底免不了世情的牵累，很难真正做到“空虚其怀”。只有在饮酒中，在酩酊大醉中，在酒精的兴奋作用下，才能醺醺然于冥想中产生一种超脱现实的幻觉，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达到“真”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酒是竹林名士追求超越的意境美的渡舟。刘伶曾写有《酒德颂》，文中虚拟了一位嗜酒怪诞的大人先生，实则是作者的自我写照，称酒后的妙处是“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睹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无疑，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正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心境。从竹林名士起，酒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徒非名士，有之；名士非酒徒，似颇罕见。以后，“李白斗酒诗百篇”“一曲新词酒一杯”等，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