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鬟柳鬓哄如雷，说接城隍两边开。
不是阿娘能壮胆，怕看活鬼一群来。
――成都竹枝词
那个暑假，我第一次到成都去看望父亲。新津离成都三十多公里，交通便利，每天有几趟车来往，而我却是一早走着去的。不是我有意要练腿健身什么的，那时，我几乎就没有吃饱过，饥饿如影随形，完全谈不上这些，练腿健身类完全就是奢侈。之所以过走，是迫不得已。父亲出事后，家里经济情况一落千丈，相当困难，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花。我是没有赶车的钱。
父亲在我印象中几近模糊，完全是概念中的，但有一种血缘的亲和与吸引。父亲1956年暑假回来探过一次亲，那时我还是小学生。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年前他回到成都。原因是，他在北方那所大学被打成“漏网右派”不久，学校完成指标后，给他摘了“右派”帽子。本来，他业务能力强，学校要留他继续工作，可是他负气辞职回到成都。成都不欢迎他，没有他的工作，唯一能提供给他工作的是，到搬运公司拉架架车，那是重体力劳动，于书生一个的他，近乎慢性自杀和自虐。在搬运公司那样一个近乎劳改单位中，人数众多，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成分复杂。中有国民党军队的将军，有共产党阵营中清理出去的人……比较起来，父亲简直就是其中的贫下农。真如古代哲学家老子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幸好父亲进了这样的搬运公司，不然，在以后的“**”中，他注定在劫难逃，说不定性命不保，是搬运公司让他全身而退。
新津、成都虽然相距不远，但父亲母亲从此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退休了才住到一起。期间，他们不相往来也不离婚，一任韶华流逝。我想，之所以如此，可能更多的是他们出于对我们当子女的――对他们四个儿女方方面面着想吧。
当时的我，是个中学生，还是个少年。虽然营养不够，但个子还是不断往上窜，就像有吹火筒在吹，很瘦。用用新津话说：刮瘦。竹竿似的。
我那天一早出发，走到双流黄水河，天开始黑下来。我已经走不动了，完全是拖着走。好在那晚有月亮，月亮很大很亮，像一轮挂在天上的白玉盘。成都已经近了，大城市的气息扑面而来。天上的繁星和漫延到远郊、鳞次栉比的工厂里一片片闪烁灯光交相辉映，分不清哪是繁星哪是灯。
那时，新津到成都就一条川藏公路。夜晚的川藏公路很久才过一辆车，车过后四周很静，显得寥落。月光下，公路两的小桥、流水……在诗人眼中，或许是首美丽的诗，而这时我只想一头栽倒在有灯火的温暖人家息一息，最好能喝一口热汤、吃一碗热饭，然后倒头就睡。
疲惫不堪的我，终于到了父亲居住的宽巷子X号，已是深夜。这家原先七孃的私人公馆，现在住了多家人的大杂院大门紧闭。对面，公用厕所门前的路灯，不知是因为电压不足还是睡了过去，红恹恹的，像是病人的眼睛。在门前我颇为踌躇，伸手推了推两扇关得紧紧，岁月斑驳的黑漆大门，大门丝纹不动。院子里很静，似乎能听到大院中隐隐传来的熟睡中人的鼾声，能听到院子中那株树冠浓密的核桃树上，有露珠在悄然滴落。
我想大声敲门，叫父亲来给我开门，可是不敢。父亲住在后院一间斗室里，听不听得见难说。还有，我是贸然而来，不知这天父亲在不在家！怎么办呢，未必今夜露宿街头？忽然思想上电光石火般一闪，大伯家不就住在近在咫尺的窄巷子？我何不去大伯家试试？况且，我也很想见见大伯，我还从未见过他。在新津一条幽静的水巷里，与胡大孃比邻而居的郭嬷嬷经常提到大伯。大伯的一屋子书，至今那家人替他保管得好好的。于是，我转过身，朝近在咫尺的窄巷子走去。
所幸大伯家居的这家大杂院没有关门，好像有人在等什么人。大伯对于我这个夤夜而来，第一次见到的侄儿，讶然中有一分亲情欣喜。大伯家虽然也简陋，不过还好，有两间住房，还有一间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厨房。新娘娘（大伯搞革命活动时娶的妻，年龄比他小得多，有一手好面食手艺，她是一家国营面食公司正式工人，是家里的主心骨。大伯没有工作，不时做点零工。没有经济就发有发言权。）不给我好脸色。我的一切都是大伯安排的。他给我吃了一小砣蒸蒸饭，临时在下房用门板给我搭了张床。没有枕头，他用厚书给我做枕头。的确，大伯长得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酷似。大伯笨手笨脚给我搭床埋铺时，我告诉他，新津小水南门那户姓郭的人家，至今为他完整无损地保存着一屋子书。大伯神情赧然地、结结巴巴地说，你……回……去……后……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为……我……保……存……就当……废……纸……卖了……吧！
当天晚上，我虽然疲倦至极，却一夜都没有睡着。因为大伯留在老家的妻子，俗称“大老婆”，我们叫章大娘的，那副凄苦的面容，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
章大娘是大伯的第一个妻子，他们是包办婚姻，双方没有什么感情。因为备受大伯的冷落，大娘没有生一男半女，大娘心中愁苦，抽起了大烟。这样，大伯更不喜欢。若不是当时爷爷在世，说不定大伯早休了大娘。
大伯去北方工作时，只带了新娘娘和他们的儿子，将大娘丢在乡下老家。母亲当校长的龙马小学，离老家顺江很近。留在乡下老家，孤苦无依，无儿无女的章大娘经常来看我们。说是看，更多是来找母亲，寻求母亲帮助。本身就困难的母亲，也尽其可能帮助大娘。大娘骨瘦如柴，头发雪白，风都吹得倒。家中一贫如洗。然而，她每次来都不打空手，尽可能给我们带东西来。比如，几颗炒胡豆、炒花生，或是艾蒿馍馍……有趣的是，她每次来都要把家中唯一值钱的一只小母鸡带在身边。坐下同母亲说话前，她总是耍魔术似地将那只小母鸡的翅膀逮在手上，在她的身后左转三下，右转三下。她这样做是要将小母鸡转晕，免得它乱跑。
“大毛、小毛！”有次章大娘可怜兮兮地对我们弟兄说，大娘以后还希望你们帮衬。少小不懂事的我们，一边香喷喷地享受着她提供的美味，一边大言不惭地向她保证，诸如：大娘，等们我挣了钱，大米干饭随你吃；我还要给你买只手表。又是手表！那时，稀罕的手表在我们心目中，是财富的保证和象征。大娘惨兮兮地笑了笑，说，就看大娘等不等得了。
有次母亲不放心大娘，让我带弟弟回老家去看看她。那也是大娘要求的，时间也是她定的。
出学校大门不远，是一条宽宽的小河。小河河水清澈，而且水量充沛。我喜欢在这条小河上钓鱼。在这条小河上可以钓到只有在新津才有的黄辣丁。黄辣丁个头都不大，色泽褐黄，相当生猛。钓到去取得当心，稍不小心，被它的尾或鳔掺到，手都要掺红，很疼。我把钓到的黄辣丁肚子剖开，抹点盐烧熟吃，又香又嫩，堪称美味。
过了桥面宽宽的小河，上到一片“高地”。绿色为底，四时色彩变幻，五彩斑斓的高地美不胜收。小路两边，不时远远闪现出绿荫掩盖中的村庄。倘若油菜花开的时候，走在其中，人就像醉了似的。倘若停下步来，在小路边一坐，就有好心的过路人提醒：小弟娃，千万不要睡着了啊！这个时季有疯狗，谨防疯狗出来咬着你们……
大娘家遥遥可见。我很吃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呀！原野上，孤零零地立着一个四壁残破的茅草棚。要命的是，她的家与一个硕大的粪坑为邻。大娘与其说是与一个粪炕为邻，不如说与一个坟墓为邻，与羞辱为邻惊疑间，只见白光一闪，一个人――大娘内急，倏然而出，蹲在粪炕边沿。随即，长长一截白花花的肠子从她的身下漏出来，这在医学上称为“脱肛”，但这个肛脱得太严重了，太可怕了。她因内急而往外喷射开来。我惊呆了，心跳不已，吓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我不禁睁大眼睛，下意识停下步来，脸红心跳。
跟在我后面，将一根小小的竹竿当马骑的弟弟，一边哼着童谣“胖娃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娃胖骑白马”一路小跑而上。他看我停在那里发愣，问：“哥，你咋不走了？”
我说：“这就走。”
大娘家到了。她的“家”简陋至极，一贫如洗，如同遭了大水冲洗，却收拾得很干净。我注意到，邻近后面大粪炕茅壁上烂出来的大洞，她怕我们看到，临时将一个捡柴的大背兜恰到好处地堵上。她很可能只有一件穿得出去的衣服，每次来我们家，她都穿的这一件，是一件老旧的灰白搭扣衣。洗得很干净。我知道，其间种种一切，她是尽其可能地掩饰她的困窘。我将母亲给她的两块钱交给她后，就慌慌地要走。
“大毛、小毛，你们咋个就走呢？你看大娘给你们准备了啥子好吃的东西？”大娘说着上前，奇货可居地、很高兴地揭开了那口被三块石头顶起的一口烂铁锅上的竹壳尖顶锅盖。锅里缩有一坨青碗豆焖酒（糯）米干饭。焖酒米干饭喷香，还在冒热气。显然，这是她为我们精心准备的美味。
如果不是看到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也是悲惨的一幕，很馋的我，肯定会带着弟弟将这一小坨酒米饭，将她为我们精心准备的美味，风卷残云地吃完。可是，因为有那一幕，我的心堵得厉害，无论如何吃不下去，想吐。我推说我们还有事，坚持不吃要走。
弟弟馋，坚持要吃。
“你听不听话？”我拿出当哥的威严，对弟弟说，“你如果不听我话，以后我哪里都不带你去！”弟弟被我镇住了，听话了。我所以对弟弟这样厉害，不准他吃，不是嫌不卫生，而是想把这难得的美味留给风烛残年、孤苦无依、生活困难万分的大娘吃。我知道，大娘有多难。
我的谎编不圆。大娘看出来了。她那双略微有点凹陷、很大、年轻时肯定好看的眼睛中，原来欢快的眼神渐渐黯淡下来。她不再硬留我们，也不再硬要我们吃。
她把我们兄弟送出很远。她没有对我们说，“以后来耍”，只说，“慢走！”她的声音抖颤，抖颤得来如同我急速跳动的心。
“好！”我赶紧掉过头去，深怕忍了好久的眼泪流出来。我带着弟弟逃似的飞快而去。我的眼泪出来了，用手去揩。弟弟问，“哥，你咋了？”我说，“没有啥子。风把一颗渣子吹到我眼睛里去了。”
大娘最后一次来找母亲，肯定有要事。可不巧，母亲到县上开会去了。那天从早晨起就下雨。她来了不久，雨下得越发大，随后是暴风骤雨。在母亲那间小小的寝室里，面对我们两个小娃娃，大娘明显地有一种失落感。当然，她有事也不会对我们说。瘦骨伶仃的她，来时头上戴一顶用玉米皮和粗枝大叶的竹蔑条胡乱编成的斗笠；身上披一领又短又烂的蓑衣。她的身上已经有些淋湿了。坐了一会，她说要回去。我们说，“大娘，等雨小点再走嘛！”
“不了，大娘回去还有事。”她把先前摘下来，放在一边的烂斗笠往头上一戴，烂蓑衣往身上一披，站起身走了。走进狂风暴雨中。
我们没有想到，这是大娘与我们的永别。
暴风骤雨一个劲地倾泻。她在回去的路上，眼前一片泽国。那条熟悉的小路成了草灰蛇线，若隐若现。当她走到那条将两个乡划割开来，看不清真实面貌的小河，过桥时一脚踩虚掉了下去。随即被汹汹而来湍急浑浊的洪流淹没卷走，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娘就这样悄没声息地从人世间消失了。尸首也没有捞着，也没有人给捞。
第二天清晨，当大伯颤抖着手，用铝盒为我端来与昨晚差不多大小的一坨蒸蒸饭，我快吃完时，新娘娘秋风黑脸站在门口，对我大声武气地说：“大毛，你吃了饭就去132厂找你爸，他们在那里拉车，修飞机跑道。”她这是给我下驱逐令了，我好生难过。我是来看大伯的，她不说我都要走。我马上站起就走。
大伯也没有留我，他将我送出门，一直送出窄巷子。我发现，路上，大伯的手抖个不停，这是气的。大伯就是这年去世的，和爷爷一样，刚刚一个花甲。后来听说，大伯过后神经近乎崩溃。清贫中的大伯，最终因精神痛苦而死。
我回到宽巷子X号，不意父亲那天在家。原来父亲病了，病倒在床。我给父亲倒了点开水，可暖瓶里水是冷的。父亲这里没有举炊，原因是没有举炊的条件。其实，他完全可以像所有的人家一样，在他那间斗室门后摆个蜂窝煤炉子。可是，大表嫂将他的地方霸占了。大表嫂们的厨房，她整天锁住，父亲没法用。她在本来属于父亲的地方养鸡。真是欺人太甚！我把我的不平、愤怒说了：“她不仁，我不义。干脆把她的鸡放了，摆个蜂窝煤炉子，看她做得啥子！”有病在身，躺在**的父亲，有气无力地说，“算了，看在你七孃面上。”
年前回到成都的父亲，落魄得只能去拉慢性自杀式的架架车的父亲，最严重最现实的问题是居无定所。
父亲这间斗室原先是七孃住的。那是一个清晨，年过花甲的七孃举起木梳子梳头，手举起来就再也没有放下来。她高血压发作，因脑溢血去世。当时，大哥哥赶紧将他母亲送往医院抢救。弥留之际，七孃挣扎着对她大儿子，还有随后赶去的大儿媳杨某交待：我去后，“你们要好好对待你们的三舅。我那间房子就给你三舅！啊！”一直等到她的儿子、儿媳妇点头答应，七孃才将放心地将眼睛一闭，去了。从小像母亲一样将父亲带大的他的大姐、我的七孃，这是她在生命之灯熄灭之际，留给她爱弟的最后的唯一的馈赠。
在那间小小的黑暗的斗室里，就在我左右不是，不知所措，暗暗流泪之时，忽听门外有人问：“田老师在家吗？”声音很亲切，一口浓郁的川东北口音，传达出的气息令人熨藉、温暖、踏实、可靠。我深感诧异，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叫父亲是老师？
父亲叫我，“快给你李伯伯开门，请他进来。”我上去开了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精精干干的中年汉子，用四川话说，三板板人，个子不高。一副劳动人民打扮，穿一件粗蓝布短衫，草鞋，寸头；却是身板笔挺，一双眼睛很有神。
我万万没有想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个人物。这就是我后来在多本书中，多篇作品中多次写到过的，身上具有传奇色彩、侠肝义胆的抗日英雄李绍坤。
他的名字，我一下就记住了。当时，我只知道他是父亲搬运公司的搬友，旧军人，比父亲大四岁。
父亲的脚肿了，肿起多高。李伯伯很有经验，他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女的怕脸肿，男的怕脚肿。
“走，毛弟娃！”李伯伯当机立断，他叫我的小名，显出亲切，他要我和他赶快把父亲送到医院去。他把父亲从**扶起来，慢慢扶出那条连结前后院，狭长得像“马六甲海峡”的又深又黑的小巷，来到前院；他将父亲放在大哥哥窗前檐下的架架车放好，在车上垫了棉被，再扶父亲睡上去。李伯伯拉车，我在旁边服伺，到了附近一家医院。
医生看了父亲的脚，检查了他的身体，说，这个病其实算不得病，是饿的。医起来也简单，而最有效最简捷的办法是，回去设法找一条没有半斤也得有四两的泡子黄鳝。还得有一大把酒（糯）米，两样合起来煮黄鳝稀饭。他详细给我们介绍了黄鳝稀饭的做法。
可是，哪里去找一根黄鳝、一把酒米呢？那时，什么都是配给，市面上水打光了似的，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李伯伯和我用架架车把父亲送回家。他让我好生经佑父亲，另外的事他来想办法。李伯伯也真有办法，这一根泡子黄鳝、一把酒米，他下午就找齐送来了。
黄昏时分，我们借了大哥哥家的厨房煮黄鳝稀饭，李伯伯让我负责烧火。李伯伯先在铁锅里掺上小半锅水。锅不大，是四板子锅。然后，他将那条颜色呈土黄色，没有半斤也有四两、鲜鲜活活的泡子黄鳝，从小水桶里像捧宝物似地捧出来，轻轻放进锅里。我坐灶前烧火，先是微火。随着锅里水温逐渐上升，经受痛苦熬煎的泡子黄鳝开始在锅里游动乱绊。然后李伯伯将锅盖一盖。当厨房里弥漫起一种因为饥饿，我们的嗅觉变得特别敏锐的鼻子闻到的一丝肉香时，李伯伯揭开锅盖一看，泡子黄鳝一身肉已经炖烂。他用筷子挟起黄鳝，将它的肉一点不剩地刮进开水沸腾的锅里，骨架捞出来；再把那把酒米，不用水淘洗，直接放进锅里。锅盖一盖。
当厨房里**漾起第一线如水的暮色时，黄鳝稀饭熬成了。李伯伯揭开锅盖一看，那是半锅什么样的稀饭啊，可能因为稀饭中磷质太为丰富，闪着一层绿莹莹的光。遵医嘱没有在稀饭里放半点调味品，连盐也不放。这样，煮好的黄鳝稀饭散发着一屋子的土腥味。父亲对半锅美味不肯独享，要我吃。我尝了一点，差点吐了，无论如何不肯吃。父亲客气，要李伯伯吃，李伯伯当然不肯吃。
“爸！”我说，“这半锅黄鳝稀饭是李伯伯专门为你煮的，你就快些吃了吧！”结果，那半锅黄鳝稀饭，父亲呼噜噜吃了个精光。不过，那半锅黄鳝稀饭，一定没有带给父亲半点享受美味的快感。我看见他是捏着鼻子，一个劲硬灌下肚去的。也真管用，之后不久父亲一双肿起多高的足，很快就好了起来。
父亲因病在家休息期间，常对我夸李伯伯，说他是个抗日大英雄。看我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父亲问我知不知道1937年那场至关重要的台儿庄大战？我说知道一点，他问滕县保卫战，我就更不知道了。他说，没有之前滕县保卫战的胜利，就没有之后台儿庄大战的大捷。在那场至关重要的血战中，川军一二二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带领所部三千多人坚守不退，超额胜利完成任务。付出的代价惨重，上到王铭章将军，下至所部三千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侥幸生还的只有李绍坤……不仅如此，作为王铭章将军的贴身少校副官，李绍坤在逃命都万分不易的情况下，为了不让王将军的遗体留在日军手中受辱，为了川军的尊严，看来个子瘦小的你李伯伯，竟然奇迹般将又高又大又重的王将军遣体一背，冲过日军重重封锁线，带回后方临城，亲自交到二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孙震将军手中……
我听了半信半疑。暗想，书上说过，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连蒋介石都没有抗战，哪来的滕县保卫战，哪来的这等抗战英雄？
暗想，你们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国民党旧军官。“一丘之貉”这个成语，这时颇为不敬地在我头脑中一闪。当然，这话我没敢说出来。
父亲得知我到成都当晚，去过大伯家……轻轻叹了气，责怪我何必去给大伯添麻烦！他说，年前他落难回到成都，去到近在咫尺的窄巷子看望大哥，差一点没被新娘娘扭到派出所。当时，他同他大哥正坐在一边谈话，新娘娘将大伯叫出去，大声武气地说话，故意让父亲听到。“田香圃，还不快叫你这个兄弟走！你这个兄弟是右派、坏人！还不赶快把他送派出所，谨防我们一家三口跟着倒霉。”父亲当即拂袖而去，从此与大伯没有再见过面。他要我理解大伯的苦衷。这时，穷愁潦倒面容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大伯浮现在我面前，我觉得大伯很可怜。
那天，李伯伯来请我们父子到他家吃饭。
“吃饭！？”这两个字，在当时有多么不容易，多么令人温暖、舒适。
当时，就定量而言，母亲他们老师，每月定量是19斤，还要硬性规定“损献一斤出来去支援灾区”。我们这样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定量算是高的，每月30斤，可因为缺少油水，总是饿，体育课完全不上了。上午上最后一节课时，肚子里早就敲起川北锣鼓，我们将揣在裤包里的筷子都快捏得出水。下课铃声一响，全都打冲锋似地冲进食堂。每天三顿蒸蒸饭，每顿该打多少米掐了又掐，算了又算。当时有很多小发明，炒米就是其中之一：先将米炒过，蒸饭时，掺足够多的水，蒸饭的器皿也大得惊人，从标有“抗美援朝”四个白底大红字的大瓷盅到1958年搞公共食堂时从人家抄出去香炉钵钵，林林总总，大得吓人，相当滑稽。蒸出来的饭，虽然庞大如山却是松的，吃了更饿。发明者忘记了物理学上一条基本原理：“能量转换”，哄得了眼睛哄不了肚皮。
教我们政治课的朱老师是转业军人，又高又大，正值壮年，因为长期饥饿，脚肿了。渐渐从“瓜菜代”，发展到吃糠。朱老师每顿饭后，用铁勺子将他捧在手中的香炉钵钵刮得嚓嚓响，响得惊心，恨不得将香炉钵钵吞下肚去。尽管如此，教政治的朱老师说话仍然很政治，他不说吃糠，而是说，“把新鲜淀粉给我来二两……”最后，很政治的朱老师终于没有熬过去，倒在1962年底饥饿的门槛上。星期天回去，走在川藏公路上，总有因为长期饥饿至极，身体差到极点的人在前边走，不是走，而是飘。飘着飘着，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死了。饿死了不少人。
李伯伯住家离父亲不远，同属少城。少城原是成都的城中城，在民国之前，专住满人，相当于上海滩上外国人租界，是成都的首善之区。少城里街宽路直，凤景清幽。多条类似宽窄巷子的巷子，北方人称为“胡同”，成都人称为“巷子”里，高墙深院中的独家公馆，相互独立又相互偎依。多条流水淙淙的小渠小河城中流过，实实一个洞天福地。少城里文化氛围浓厚，戏院多，名茶楼名餐馆多。祠堂街一带，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在传统的中式建筑之外，更多的是一楼一底中西合璧的小洋楼。民国之后，少城与大城隔开的城墙拆去了。少城内的居民也没有了讲究，什么人都有。不过，即使在全民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原先的少城仍然保持着那一份清新、华贵气息。
李伯伯带着我们出宽巷子，过了流水淙淙，水质清冽的金河，就到了横小南街他家。多年后，我才知道，李伯伯有一大家子人。李伯伯比他妻子大十三岁，他有三儿两女。最大的儿子与最小的女儿相差十七岁。大儿子李名扬1941年生，最小的女儿李小荣1958年生。那晚，为了迎接我们父子，李伯伯作了最大的努力，他甚至将他的妻子并另外四个子女作了转移，只留下大儿子李名扬与他一起接待、招待我们。
那顿饭其实简单之至，一人一碗蒸蒸饭。不过，那碗蒸蒸饭很结实，我是吃饱了的，难得。李伯伯还拌了一碗红萝卜丝给我们下饭。李伯伯能干，将切得蒙细的萝卜丝撒上碧绿的葱花，还撒了点宝贵得不行的红油辣椒在上面。
当时，在我看来，这一顿饭堪称盛宴，是我一生吃过的最好、最难忘的盛宴。
那晚有月亮，月华如水。饭后，父亲和李伯伯坐在一边摆龙门阵。李名扬坐在他家门前那株水冬瓜树下，神情忧戚地对我说，他在十四中，就是原来的蜀华中学高中刚毕业。他读书成绩很好，考大学不成问题。可就因为父亲的问题，上不了大学，只好到成都锁厂当工人……银色月光透过头上密茂的枝叶，洒下来，斑斑点点地在他身上、神情忧戚的脸上游移。他个子比李伯伯高些，五官清晰。长相与李伯伯酷似。不过，他那双与李伯伯酷似的眼睛里，没有半点欢欣，也没有年轻人应有的生气，而是迷惘、忧虑。
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一个懵懵懂懂的初中生。去李伯伯家，也就是那一次。然而，那晚上的一切，刀劈斧砍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即使以后漫长的岁月，冲淡湮没了我对这晚上的好些记忆，但有两点始终记得：一是李名扬的名字。二是成都锁厂。因为，前者寄托了李伯伯对儿子的期望，李名扬这个名字本身也响亮。后者是李大哥的屈才工作地。
唐朝诗人杜牧在《清明》一诗中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名诗，传诸久远，而且会永远传诸下去。这首诗将清明时节的况味展现得唯妙唯肖，入木三分。在我看来，成都的清明，最有杜牧首诗中的景象意韵。
那个清明，父亲和李伯伯带我去了诸葛武侯祠旁的南郊公园。进大门，一眼就可以看见，花径之外，极有气派等距离矗立的几幢民清特色牌楼，巍峨壮观，重重相依，好像是要通往一座圣殿。花径两边排列整齐的油绿冬青轻轻搏动雨韵，好像是排列整齐的仪仗队在暗暗垂泪。出最后一座牌楼，上了一个显然破坏得不像样子的圣地、高地、墓地。他们很沉痛地站在那里，对我说，这是刘湘的陵寝，当初举行的是国葬。刘湘，字甫澄，大邑安仁人，当年在蜀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威信，被人们广泛地尊称为“甫公”、“甫帅”。也就是因为他的引领，大邑县一时将星如云，有三军（长）九师（长）十八旅（长）之众，成了“将星之乡。”刘湘历史上最大的功绩是积极抗日。
民国以来，全国各地军阀众多。蒋介石名为国家元首，其实他的军令政令只能在沿海五个省行得通。当时，蒋介石梦寐以求扫除各地军阀，实现他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理想。而在他眼中，重中之重是天府之国四川。四川以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丰饶的物产，不尽的人力财力，是中国的战略后方，是蒋介石口口声声的“中国首省”。但是，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刘湘将四川搞成了刘氏独立王国，让蒋介石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伤透脑筋。然而，当日本人打进来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分，刘湘却一反以往，主动抗日，成了全国抗日领军人物之一。
1937年6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最国防会议以定国是。重病在身、抱病出席的刘湘，第一个上台发言。刘湘表示：“战端一开，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千万石。
“我刘甫澄首先率军出川抗战。总之，为抗战，我四川军民一定在中央暨蒋委员长领导下竭尽全力，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抗日一日不胜利，日寇一日不退出国境，我川军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以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并表示，当今之时，谁不抗战，当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举足轻重的四川王刘湘如此表态，无异在蒋介石背上猛推一掌，让蒋坚定抗战信心，宣言谓：“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
刘湘发表《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激昂慷慨：
“中华民族为谋求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今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而日本更乘时攻我上海、长江、珠江、黄河流域各大都市，更不断遭其飞机之袭击。我前方将士，奋不顾身，与敌作殊死战，连日南北各路，纷电告捷。而后方民众，或则组织后援，或则踊跃输将，亦均有一心一德，誓复国之概。
“而我国人民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厥为最后之胜利。目前斗争形势，不过与敌搏斗于寝门。必须尽力驱逐于大门之外，使禹域神州，无彼踪迹，不平条约，尽付摧毁。然后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可达，而总理国民革命之目的可告完成也。惟是艰苦繁难之工作，必须集四万万人之人力财力以共赴。而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产之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期间，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担荷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
“湘忝主军民，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抗战而效命。年来经纬万端，一切计划皆集中于抗战！”
刘湘回到成都，立即调兵遣将。他将川军十一个师，二十余万人，编成两路军，出川抗日。当时，有谋士提出不同意见谓：“主公如此，岂不是白白将四川交与蒋某人？”刘湘很直白地说：“我刘甫澄关起门来打了半辈子内战，至今想来都惭愧，报不出盘。当今之时，国将不保，有谁不打日本，只晓得打自己的算盘，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甫公此言一出，全场默然肃然，再没有人敢吆言（四川话，意为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
向来办事拖踏，敷衍塞责的国民政府国防部，接到刘湘报告立即核准，出奇地迅速，并催促刘湘赶紧率军出川。刘湘将首批出川川军编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尽遗精锐出川抗战。二十二集团军由邓锡侯、孙震任总司令，副总司令并分别兼四十一、四十五军军长，走陆路，经“云傍马头生”“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的摩天秦岭出川，火速开赴打得紧张激烈的晋北前线增援。二十三集团军由身患重病的刘湘本人，率领他的主力部队二十一、二十三两个军，走水路，过天险夔门，经“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山环水复、白浪滔天的长江三峡出川，参加惨烈的首都南京保卫战。二十三集团军的两个军长分别是刘湘的左膀右臂唐式遵、潘文华。唐、潘二军长又兼该集团军副总司令。旋即，蒋介石将全国划为十个战区，刘湘升任责任重大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时序已到九月下旬。这个时节，在气候温和的四川盆地，炎夏虽然已经过去，暑热还藏在人家。然而，在川军将要到达作战的晋北一线，早已是水瘦山寒。而出征川军将士还全都是夏天装束，单衣短裤。武器更是不值一提，不要说进行现代化战争的飞机、坦克全部没有，就连人手一枪也是差强人意。好些士兵的步枪，都老得掉了牙，连枪上的准星都是歪的。部队急行军时，因为好些兵的枪的枪栓是松的，得用细麻绳拴紧。连清末张之洞在武汉开办的兵工厂造出来的汉阳步枪，在川军中都宝贝得不行。这样的枪，上山赶赶兔子、吆吆鸟或许行，但要同武装到牙齿，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在世界上素称凶悍的日本军队作战，简直就是滑稽、不负责任。然而，就是这样的军队，不管不顾地出川抗战，一时“无川不成军”。完全谈不上装备的川军，作战之骁勇，战绩之辉煌，让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军也不能不承认佩服。
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的刘湘，本身重病在身，加上在前线夙夜辛劳，病情越发加重，于1938年初去世，年仅四十八岁。去世前，刘湘留下遗嘱：“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竞所愿。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此嘱。”
刘湘的精神在川中直接影响了一代人。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都要同声诵读甫帅遗嘱“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事实证明，几十万出川川军谨遵甫帅遗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抗战到底。
刘湘灵柩运回成都，是1938年春寒料峭的二月的一个早晨。这天，天空中飘着霏霏细雨。成都人民备极哀痛，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中，人民自觉自愿地沿街比户摆香帛、点红烛、上供果，家家户户檐下悬挂三角纸旗，上印刘湘遗像。皇城的三个城门洞内，为国求贤的石牌坊和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披素戴白花。所有做生意的都关了门，连那些乞丐等等往日有碍观瞻的物事，也全都自觉自愿销声匿迹。成都在等待着甫帅灵柩归来。
上午九时，阵阵摧人心扉的哀乐声从东大街牛市口方向传来。一时，万人空巷，只见军乐队作前导，刘湘的灵柩缓缓而来。一辆被折去了板壁的大汽车中央，载一口装载刘湘遗体，漆黑锃亮的大棺材。棺材一头大一头小，头枕东南方向，当中覆盖一面国旗。车后，是一列缓缓送行的方队，方队又分几个层次。走在最前面的是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稍后，是中央驻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和邓汉祥、王陵基、王缵绪、钟体乾、严啸虎等一干川中军政要员，其中还有专门从雅安赶来的刘湘的幺伯、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全都头戴白孝，臂戴雪白的绢花，面容悲戚。再后就是甫帅的遗孀刘周书和孩子们。刘周书因悲痛欲绝，几近昏倒，幸有女眷在旁搀扶，相劝，才能勉强拖着步子走。
遗像之下，在悬挂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发的白缎黄额“永念忠勋”的祭幛下，左右依次摆放着中央和地方要人，各民众团体送上的挽联、祭幛、花圈。十时正，主持者宣布全市祭悼。立刻，全市喇叭鸣放，所有的寺院、教堂钟鼓齐鸣。所有的大街小巷，停止交通，行者止步，静默致哀。
刘湘的灵柩在武侯祠侧的南郊公园进行国葬。
他们说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着实感人。加上那天天上始终飘着霏霏细雨，加重、加浓了伤感情绪、氛围。
在挖得稀烂的刘湘墓前，当年参战、死里逃生的李伯伯拿出一个小酒瓶，酒瓶里装满了他平时舍不得喝，不知凑了好久的酒票打来的酒。他弯下腰去，围着刘湘陵墓将酒洒了一个圈，低声沉痛地说：“刘（湘）总司令，王（铭章）师长和所有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川军兄弟们！今天是某年清明节。你们的不才部下、兄弟李绍琨，还有对你们尊敬有加的田老师带着他的儿子拜祭你们来了。望你们在地下好生安息……”说时哽咽有声。我忙撇清，“不要算我，我是去武侯祠耍的。”向来脾气很好的父亲，一听这话，毛了。他眉毛一皱，脸红脖子粗地问我，“你怎么啦？未必算上你，还辱没了你！”
我不明说也不硬顶，只是说，“我们在书上学的：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
父亲仰天长长地叹了口气，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李伯伯看我们父子反目，火星子溅，赶紧出来劝架。“田老师！”他劝父亲，“毛弟娃还小，好些事情他还不懂、不晓得。抗战！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其中是非曲直的。我们这就过武侯祠去吧，毛弟娃来一趟也不容易。”李伯伯就这样排解了我们父子的正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