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田结伴去寻春，一笑相逢旧比邻。
两小无猜皆长大，看花人看看花人。
――成都竹枝词
“城阙辅三，风烟望五津。”这是初唐四杰之首，天才诗人王勃笔下的新津。新津境内有五河穿过、纵横、滋润；新津县城更是被称为水城在我看来，水城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水南门、小水南门中的两条幽巷。这两条幽巷，很像鲁迅笔下的江南水乡。幽巷长约百多米。长长的幽巷两边排列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石库门房子。胡大孃家就住小水南门幽巷末端。其实，胡大孃与我们家也没有任何一点血缘亲戚关系。她是顺江吴店子人，离我们老家不过二里地，也是母亲认的。那时每年寒暑假，教师可不像现在这样休假，而是集中到县上进行政治学习。期间，母亲将我和弟弟“寄放”胡大孃处，弟弟“寄放”时间最长。
胡大孃是一个能干，自尊自强的中年妇女、寡妇。她丈夫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宪兵，幸好去世早，不然，肯定会祸及她及他们的儿女。胡大孃没有正式工作，靠她精妙的手工劳作，给人做鞋做衣服，维持一家生计。胡大孃从来不显穷，从来不叫苦，衣服穿得伸伸展展的，说话做事得体。她的儿子，我们叫胡哥哥的，因生计所逼，在母亲尽所能供他读完初中之后参了军，是海军，在海南岛三亚一个海军气象站当技术兵。胡姐姐初中毕业，在家帮母亲做些手工，补贴家用。
这家石库门房别有洞天。上两级阶梯，将高高石门槛后两扇半隐半开厚重的黑漆大门吱呀一推，迎面是罗嬷嬷家。这家石库门房中嬷嬷众多。我们口中的这个嬷嬷那个嬷嬷都是夫姓。罗嬷嬷的丈夫罗医生，平素都不在家，在离县城很远的一个公社医院当医生，周六下午回来，星期天下午回去，雷打不动。罗医生正值不惑之年，不高不矮的个子，胖胖的，红红的脸上笑意盈盈。罗嬷嬷是家庭妇女，在家料理家务。他们有两个儿子，小的是我们的小伙伴。大儿子原在南河对面、宝资山半腰上那所民办中学当教师。几个年轻教师或许为《新疆好》那首地方味浓郁，旋律优美的歌曲所吸引，偷盖学校公章，跑去新疆寻工作，半路上被拦回来。其实这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却轰动全县。之后，书是不能教了，罗哥哥当起临时工，很少在家，长期飘零在外。
转过罗家，迎面是一个逼仄细长的天井。再晴好的天气、天光日光都被天井上方狭小的空间逼漏得所剩无几。天井内总是阴黢黢的，将住在周边的胡大孃王嬷嬷两户人家映照得很暗。胡大孃家正对天井，王嬷嬷家斜对天井。王嬷嬷家那残留着这家主人富有荣光的雕花窗棂外，一道有扶手的之字形的楼梯从窗前盘旋而过而上。
楼上，面朝天井，住在一字排开四间厢房内的郭家，才是这间石库门房的真正主人。当然，这时，这石库门房也早收归国家，像成都宽巷子X号我七孃家一样，成了大杂院。不过两相比较，成都宽巷子的大杂院相当阔大。新津小水南门的杂院格局小得多，清幽得来冷浸浸的。
楼上姓郭的男人，才是这家的真正主人。楼上郭家，用一整间上房替大伯保存了一屋子书。想来能与大伯交好，替大伯保存一屋子书。并且，我在将大伯的话“不用保存了……”带给他们之后，他们还是继续保存这屋子书，可见这家主人同大伯相交很深，成分肯定也不好；郭家男人如此爱惜书，爱惜字纸，文化绝对不低。不过，这家男主人我从来没有看清过，他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过上过下步履匆匆。头上戴上那顶草帽，好像不是拿来遮风挡雨，而是拿来遮他的脸，不让人看清。郭家男人很少在家，他在外拉牛车挣钱；回了家也是往楼上一躲，影子人似的。所谓拉牛车，是他养有一头黄牛。装满东西的架架车由牛拉，他不过在在旁边扶辕把握方向。牛不肯走，不出力时，他甩上一鞭子就是，比我父亲他们那样在地上爬似地拉架架车松活多了。郭家男人之妻，我们叫郭嬷嬷的，大概也就三十多岁吧，是院子中嬷嬷中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姿色的。不过，她总是着素装，剪齐耳短发，走路很轻，连蚂蚁都怕踩死。走路时，她总是有意无意将腰佝起。如果她肯将腰打直，身高应该有有一米六几，面容清丽。他们的两个女儿，大的玉凡，小的玉谣，也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一缩一缩的，离群索居。
楼上的唯一男性叫郭铭中，是这家郭姓男主人的兄弟。看不出他的具体年岁，看起来老苍苍的，上楼下楼也老是佝着腰，一生没有结婚。他不结婚不等于不想结婚，而是找不着，没有人肯嫁给他。
一早一晚听见楼梯轻响，那是郭铭中早出晚归。他在县城最繁华的模范街做小生意。佝着腰的他，手上总是提着一个有点沉的长方形竹篮。如果揭开盖子，可以看见里面装的大都是不锈钢镊子、别针、老光眼镜类似小玩意小东西。不过那时那些小玩意小东西质量很好，扎扎实实，货真价实。他送我一把牙科医生用的不锈钢镊子，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都是完好如初，明光锃亮。
住胡大孃隔壁的王嬷嬷，她的丈夫，据说是冤假错案，被判刑劳改，一直没有回来过。王嬷嬷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靠卖新津特产大草纸艰难度日。除了郭嬷嬷，院子中诸多的嬷嬷，生活大都艰难、不幸；但都不见沮丧；，从早忙到晚，很有生活韧性。王嬷嬷是乐山人，说一口地道乐山话。她把“盐巴”说成“延巴”，“馍馍”说成“某某”，有趣得很。我们有时在私下学王嬷嬷说乐山话，笑得哈哈的。这时，王嬷嬷的女儿小玲、小玉和儿子建中，都显得有些不高兴。
楼上，郭铭中住头上最好的一间房。这个郭老汉虽然平时寡言少语，却喜欢我们兄弟去他住的屋子耍、观山望水。那间屋子四四方方的，光线好，视线也好。在他那间房子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没来由地想起水泊梁山。推窗亮槅，不仅可以将水巷中的一切尽收眼底，而且可以看见眼下那段古城墙和古城墙之外波平如镜的南河；南河上的打鱼人家，舟来楫往；河对面画屏似的宝资山、老君山等一抹清翠。可以看到宝资山侧，三江交汇处的一派吞吐洪荒似的汪洋。郭铭中肯定是读过好些书的。有次他指着三江汇合处那一派汪洋对我说，那里应该就是王勃诗中所指“烽烟望五津”。
新津是成都西去的咽喉之地，第一要地。连跨三水的新津大桥未修起前，来往的车辆行人，在新津与五津两镇之间，不得不下船上船，上船下船。连到了洪汛期，两岸顿时路断。十八军进藏的车队，在两岸的川藏公路上，烟云般排向天边。原先三水间若干青葱的小岛，好些被洪水淹没。小岛上茂密的树林没入水中，在激流中急速摇曳的枝叶，好像落入水中女人头上随水急速飘动的青丝。汪洋中兀立而起宝资山，一改平日的清丽娴静，有种川戏中梁红玉击鼓抗金的苍劲。它头上那座红柱黄瓦的六角亭，两边垂下一串红灯笼，灯笼的升降表示洪水的大小以及是否可以开渡，云烟袅袅中透出一种别样的壮烈情怀。
幽静的水巷，幽静的石库门房，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我们爱到古城墙上玩。高高的古城墙上，面南河起伏展开的锯齿形城堞，让我想起古时两军交锋，攻城护城、金戈铁马的战争景象。城墙砖缝隙中努力探出头来的野草；从青苔满布、滑溜溜城墙上爬上来的根茎细小的藤萝，在晨风、夕阳中浅吟低唱，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苍然的城墙下，是一道圆弧形的城门洞。城门洞有两扇面向幽巷，从来不关闭的厚重木门；木门中央吊一副被岁月剥蚀得看不清原貌的斑驳铜质兽环。出城门洞，一道斜斜、缓缓伸进河水中的多级红砂石台阶，好像是伸出的一只玉臂，迎接出城挑水的挑夫；迎接下河淘米洗菜的胡大孃、罗嬷嬷类主妇；迎接载着货物而来，在此停泊的船帆。尽他们享用，尽他们方便。
水巷中人家大都是买水吃，胡大孃也是。胡大孃一天也就买一挑水。挑夫的水桶很大，鼓肚形的。挑夫下河挑水，那一对鼓肚水桶的水总是盛得满****的，走动时挑夫的扁担闪悠悠的，怕水漫出来，上面浮有荷叶。挑水夫也不见有多强壮，总是脚穿草鞋，裤脚高挽，披簑衣，戴斗笠。小水南门很静。挑夫挑着水一路而上，偶尔弄出点轻微声响，比如咳嗽一声或水桶在什么地方一个小小的碰撞，声音虽小，却立刻在幽巷中放大，产生长久的轰响，别有韵味。
咚咚咚咚、铿铿铿！不赶场的寒天，难免有点孤寂。这时，我们总是站在幽巷口面街的地方，看黄昏如何转成黑夜，看灯光如何哗地一下闪亮。这时，由镇政府组织的腰鼓队敲着腰鼓过来了。胡姐姐们青春靓丽，红男绿女。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扭着腰肢，变换队形，尽情传达出这种来自陕北高原乐技的朴实苍劲。
细雨霏霏的下午，黄叶飘飞。少小的我们靠在巷子口，看着寂寥的长街。这是令人无端惆怅的时分。突然，从地区刚到县城演出杂技的的张一飞杂技团为招徕观众，一路吹吹打打而来。队员们穿着镶有红边金边的白色制服，吹着小号、洋号，打着大鼓；前面张一红色锦缎横幅，上面一排大字：“一飞团主、缪英（张一飞的夫人，同为著名杂技演员）女士”，亮出该团不俗的阵容和实力。一路而来的队伍中有滑稽的无所不能、令人捧腹大笑的大红鼻子小丑；有一路踏着绣球而来的杂技高手……于是，原本寥落的县城、冷清的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温暖起来。我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高兴起来，跟着张一飞宣传队跑上一截。
“你们要买什么人，你们要买什么人？”晚饭后，黑绒似的夜幕降临前，雾截横烟的水巷里，我们一群当地人称作半截子娃娃的孩子，在石库门前玩起游戏。
这时，如果轮到我应，我总是说：“我们要买大幺妹，我们要买幺妹。”大幺妹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她是隔壁石库门人家女孩，浓眉大眼，很有精神。每当这时，原本很有兴趣站在一边看我们玩的王嬷嬷，看我不买她的女儿小玲，神情有些索然。
胡大孃家是一间屋两张床。夜晚，她和胡姐姐睡一张床，我和弟弟睡一张床。冬天夜长。有时我半夜醒来，发现胡大孃还没有睡。她和衣半截身子倚在床挡头，身上盖着被子，戴着老花镜在纳鞋底，挣钱。一盏拄在她旁边桌上的油壶子灯发出晕黄的光，真个一星如豆。影影绰绰中，可以看见她身边墙壁上挂有一个小相框，框中那张黑白照，是胡大孃的死去多年的丈夫。那张黑白照上的男人，不是我想象中宪兵的凶神恶煞。要知道，那时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可是上了档次的，可是要专政的！照片上的男人还年轻，可能也就是三十来岁，眉清目秀；穿件灰布长衫，寸头，温文尔雅，一点也不像个国民党宪兵。朦胧光线中，那男人的头似乎微微有点侧。我应该叫作胡伯伯的那个男人，似乎满怀歉意，耳语似地在对他妻子说：对不起，辛苦你了！带惜了你、你们……男人清澈如水的目光中，含有很重的忧伤。
忽然闻见一阵棕叶烧煳的焦香。胡大孃将被子一掀，将煨在被子里取暖的烘笼提出来，将烘笼里的子母灰一擀，拿出一个烤好了的粽子。剥开层层棕叶，哇！她手中是一个烤得黄酥酥、香喷喷的粽子。深夜劳作的她要靠这个小小的粽子充饥。有好几次，也许是粽子太香，我发现，我醒了，胡姐姐醒了，小弟也醒了。不过，我们都没有出声。因为，如果我们一出声，胡大孃发现我们醒了，断然不会吃这个粽子，会让给我们吃。而一直开工到深夜的她，这个粽子对她有多么重要！我们虽然还小，虽然不懂事，但都不忍心。胡大孃吃了这个小小的粽子，往往继续劳作到天将破晓，才熄灯睡上一小会。天蒙蒙亮，她赶紧将被子一掀，起来，到南河淘米洗菜，为我们做早饭，开始新一天的生活、生计，劳碌。
“哥！”一个深夜，小弟推醒我，他好像在哭。情知不好，我赶紧叫醒胡大孃。她答应时，赶紧掀开被子，擦燃火柴，点亮油壶子灯，端着一灯如豆的油壶子灯过来一看，哇！小弟在流鼻血，鼻血长淌。他爱感冒，感冒倒好未好时，爱流鼻血，这是他的老毛病，但从来没有这晚凶。怕他失血，胡大孃拿毛巾将他的鼻孔塞住，这样一来，长流不息的鼻血流回小弟口里。
“小毛！”胡大孃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况，一时没有了主意。她很快想出权宜之计，要弟弟将涌泉似的鼻血吞进肚里去。
咕咚、咕咚！听得清小弟吞血的声响。脸色很有些苍白，动作也有些慌乱的胡大孃很快镇定下来，有了主意。
“银松！”她叫胡姐姐把小弟的头抬起来些，在家等着，她立马出去请医生。那天晚上很冷，麻风细雨，整个县城寂然无声，凄风苦雨。
咚咚咚！胡大孃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后街中医院，去就猛敲门。那时不兴深夜出诊，因为需要深夜抢救的病人很少，尤其是中医院。夜已深。中医院两扇并不宽大的门已然紧闭。门楣中间一盏不甚明亮的电灯在凄风苦雨的夜间，划出一分很小很黯淡的光明。
胡大孃扑到门上，不顾一切架势敲门。
很快，胡大孃带回来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有很好的针灸技术。这个戴副眼镜瘦瘦的穿白褂的中年医生，见状忙不迭打开他带来的那个有红十字的药箱，拿出瓜子针，在小弟的多个穴位上扎下去。中国的针灸真是神奇，几针下去，小弟溃堤似不断外涌的鼻血止住了，不流了。那个瘦瘦的穿白褂的中年医生，这才轻轻舒了口气，对胡大孃说，幸好你搞得快，不然，这个小娃娃这样敞起流下去，就危险了。
以后母亲知道这事后，对胡大孃千恩万谢。
“胡大姐！”母亲说，“我不知该咋谢你。如果不是你，我的小毛可能就没有命了。”
“谢啥子谢！”胡大孃对妈说，“以往要注意小毛这个毛病。陈老师，你两个这么乖的娃娃放在我这里，我就是拼了命也是要救他们的。”
小弟寄放在胡大孃家的整个时期，是他童年时期最温馨、最难得、最舒适、最值得回忆的一段幸福日子。
小弟还在吃奶，母亲就丢下他离家而去，参加革命工作。那时小弟因为饥饿，因为惊吓，头大颈子小，类同磨心，被折磨得有些神情呆滞。幸好母亲在牧马山找到可以寄养小弟的罗家。是刚上中学、身体也弱，只有十二岁的大姐背他去的。大姐身上只有一分钱。那时，一分钱也是钱。从老家顺江乡下老家去牧马山罗家，至少二十多里，还要爬山。那是夏天，在金刚刚的日光中，大姐背着小弟一路而去，不堪重负，又饿又累又渴又热，汗流浃背。过岳店子，大姐用一分钱买了一个大地瓜，将地瓜全部给了小弟吃。大姐最后眼冒金花，实在背不动了，虚弱得要倒似的，大姐只是趴在田边喝了几口田里的水，坚持着把小弟背到了牧马山上的罗家。我们姐弟四个中，比较起来，小弟受到的创伤最巨，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心灵上的。因为他当时最小。胡大孃对他视同己出，关怀备至。小弟在胡大孃家的那段日子，我也是也跟着沾了光的。
当我们家大体走上正轨，如牧马山宝峰寺二孃说，我们进了屋，已经不在天坝里淋雨。这时，母亲上山将二姐接到身边，在五津读完小学，上了中学。接着，母亲上牧马山宝峰寺二孃家接小弟。
那是一个星期天。那天，我坐卧不安，深怕二姑爹、二孃不放小弟。想想嘛，二姑爹与再婚的二孃没有生育，二姑爹特爱男孩子！二姐、小弟在人家“寄”了那么久，母亲给他们钱也是象征性的，而且他们还经常不要。当时母亲月工资只有二十多元，虽然当时物价便宜，一个鸡蛋两分钱，一斤猪肉四角钱。一个老师一个月的炊食费六元钱，我和弟弟每月的炊食费算半份，加起来也就六元钱，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又都要上学，经济相当困难。大姐在县中读住校，被中三年连单独的被子都没有一床，还是一个姓钟的同学看她可怜，让大姐同她一起睡，盖一床被子……
那一天，我担着心，中午过后，再也耐不住，出了五津镇，站在机场边缘，踮起脚朝岳店子方向看。终于，夕阳衔山，万点胭脂色的光斑在脚边的岷江跳**时，我远远看到那条飘带似的小道尽头出现了两个小黑点。很快，我心中一喜，看清了，母亲带着小弟一路而来。小弟头上戴一顶其大无比的解放军旧军帽，手中捧着一个锅魁，边走边吃。这个锅魁，肯定是母亲在岳店子给他买的。
“小弟――！”我扯伸一趟子跑上去，双手一抱，将弟弟抱在怀里。
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二孃、二姑爹还有三姐，从不来打扰我们。每当二姑爹挑着他们家产的又泡又甜的红甘蔗从山上下来，挑到五津卖，总是不忘给我们送来几根红甘蔗；二姑爹将红甘蔗往母亲的床底下一放就走，留都留不住，水都不喝一口，自觉自尊得很。
只有一次，二孃坐着她大女婿推的鸡公车，到花桥乡下她大女家去，叽嘎叽嘎地路过五津镇，路过五津小学门前，恰好被母亲看到，母亲将二孃生拉活扯到寝室里坐了一会，吃了一顿午饭。为招待二孃，母亲破天荒地让我到对面的红锅馆炒了一盘酱肉丝。二孃吃了一点，将一盘酱肉丝大都擀给了我和小弟两个小馋鬼。不仅如此，二孃从她那总是拴在身上的围腰上的百宝箱似的大口袋里掏出了很多炒花生、炒胡豆、炒红苕片给我们吃，多的都给了我们。二孃、二姑爹就是这样，对我们总是付出，不思回报。
自从母亲调到龙马中心小学当校长后，我们与山上的二孃一家断了音讯，当再续上线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许是男孩子对父亲有种非同一般的思念，弟弟回到母亲身边不久，出事了。
当时，全校老师备课、改卷子，统一都在一间长方形的很大的办公室里。
五津小学的黎校长三十岁了，在那个普遍早婚的年代，黎校长绝对是晚婚青年，甚至可说是中年。也许他那张脸长得有点疙疙瘩瘩，不招女人喜欢。因此，他仕途顺畅，婚姻不顺，找了不少，都没有耍成，用今天的话说，黎校长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黎校长算是老革命，解放前在成都读高中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工资是全校最高的。有人给他介绍一个邛崃中师毕业的何老师。何老师年轻漂亮，爱穿一身白衣服，身材也好，走起路来水上飘似的，简直就像仙女下凡。老师们开玩笑，说何老师是何仙姑，说黎校长找了个何仙姑，听得黎校长本来就大的嘴笑起来更大。不知为什么，耍了一段时间，黎校长宝贝得不行的何仙姑坚决不干了，气得黎校长得了寸耳寒（当地土话，医学名应该是扁桃体严重发炎）。好在何仙姑的堂妹填上了这个缺，何表妹也是中师毕业。相貌当然比何仙姑就差远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偌大的办公室没有人，清风雅静。偏巧早上我用簸箕捕到一只麻雀，我在麻雀的细腿上拴了一根线玩。不意这麻雀蹦蹦跳跳地将我带到了办公室，再几跳，从我手上逃脱了。好在麻雀没有飞，从一个门槛下的洞，钻进了里间屋子。我急了，上去将门一推，门没有关，一下就推开了。推开吓我一大跳。黎校长睡在**，用双手死死箍住何表妹的粗腰不放。何表妹脸通红，想挣起来，可黎校长就是不放。显然，她刚才也同黎校长睡在**。她是听到声响，看到我进去，倏然受惊挣着坐起。然而，黎校长不管这些，照样睡在那里，双手抱住她，深怕她跑了，稀罕得不行。
我虽然还是个读丁丁班（初年级）的小学生，完全不懂男女之事，但本能提醒我不要打扰他们，赶快离开。我连跑进去的麻雀也不要了，退出去，懂事地替他们关好门。
那时的教师很尽业，备课改卷常到深夜。那晚，备课改卷毕，母亲和刘老师她们几个老师，去宵夜，去刘汤圆吃汤圆。
那时汤圆是两分钱一碗，母亲大多只吃半碗，半碗是两个汤圆，一分钱。
刘汤圆是个精明利索的中年妇女。其实，她丈夫才姓刘，她是跟着丈夫姓。她丈夫去世早，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与我二姐一般大，读中学，幺女与我弟弟一般大，还没有上学。
刘汤圆问我母亲，“小毛他爸是不是回家探亲来了？”
“没有呀！”母亲感到诧异，问刘汤圆咋回事？刘汤圆说，“小毛今天知身上别了好多钱，买东西招待小朋友们吃，我家幺妹就吃了他个棒棒糖。我说小毛，你咋个这么有钱，他说，我爸爸回来了。这钱是我爸爸给我的。”
听到这里，母亲眼都大了，心中咔咚一声，知道糟了，黎校长这天丢的三元钱，肯定是小弟偷的。
黎校长有个习惯，中午时分，天气热了，爱把他穿在身上那件笔挺的凡尔丁灰色制服往他那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套。黎校长很有钱，他的衣服里总是放有钱。这天中午，黎校长不知要买什么东西，往衣服口袋里掏钱，发现放在里面的三元钱不在了。
那时的钱很值钱，三元钱不是一个小数。当然，黎校长也不太在意，只是感到讶异。他一边回忆，一边问自己：“咦！怪了，未必我记错了，明明我是在衣服里放了钱的……”那时，人们虽然普遍穷，但社会秩序很好，人们道德水平很高，几乎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第二天是周末，学校放学以后，老师大都是本县人，都走了。学校里清风雅静。母亲把我和弟弟，还有刚上中学、周末回来的二姐，一起叫到学校后面操场边一间教室里审问。那天下午天气不好，好像在下黄沙，天昏地暗。
那时母亲脾气不好，对我们的不是，动辄开打，打耳光，有时打得我们鼻血长流。我们都怕她。母亲满面秋霜。
“站好！”她在板凳上一坐，要小弟端端正正站在她面前，一副审问的架势摆起了。我和二姐站在小弟两边，陪审。
“你是不是拿了黎校长的钱？”母亲端单刀直入。小弟一一点头承认。啪地一声，母亲一巴掌打在小弟弹指可破、皮肤白嫩的小脸上，打得小弟站立不稳，晃出一个趔趄。那啪地一声，在光线昏黑的教室里溅起经久的回声。我为以小弟要哭，可是他没有哭，他吓呆了。
“你说咋个办吧？”母亲问小弟，小弟六神无主，没有回答。“太耻辱了！”母亲威吓唬小弟，“你去死哈，跳进西河去死！”不意小弟点头应承。小小的他转身，出了天光黯淡的教室，真的沿着那条穿行在茅草中的小道，走得一颠一颠地，朝远处流水声哗哗的西河走去。
“妈！”我同二姐同时哭出声来。母亲给我做了个手势，我赶紧跑去，将小弟抱了回来。
母亲升“官”当了龙马中心小学校长后，我跟在她身边读书，小弟一直寄放在胡大孃家达两年之久，直到他读书。可以想见，从小缺少爱抚，心灵伤痕累累的小弟，沐浴在胡大孃比母亲还温暖的爱河里，是多么享受。
那个夏天，又是暑假，胡姐姐参加工作走了，当海军的胡哥哥第一次回家探亲。胡哥哥个子不算高，相貌端正，白白净净，人年轻，穿一身蓝白相间的海军服，相当打眼睛。胡哥哥真像我们的大哥哥一样。华灯初上，他带我们到模范街那家最好的面馆，请我们吃五分钱一碗的味精面。那时，味精刚刚传入中国。吃味精面很了不起，也很好吃。
“胡哥哥，你是海军，游一个泳给我们看嘛！”那天中午，金阳在波平如镜的南河上闪烁。我们认为海军游泳技术一定高强。胡哥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他将我们带到一个少有人到的大树下，海军服一脱，下水就是一个潜泳。好久好久，他才现身，现身时已到河心。
“得行、得行！”我们拼命给他鼓掌，胡哥哥给我们表演了蛙泳、自由泳等……把我们羡慕得不行。
胡哥哥带回许多漂亮的红珊瑚。他到母亲当校长的龙马小学去做客，他将那些美不胜收，形状各异的红珊瑚送我们好些。胡哥哥巧手将那些珊瑚在盛了清水的瓶瓶罐罐里一插、一布置，母亲那间原先贫寒的陋舍顿时蓬荜生辉。
小弟要回母亲身边读书了，胡哥哥的假也到了。那天，胡哥哥顾不上自己的事，坚持送我们回龙马。新津到龙马十五里。出城，上川藏公路，过了那座红柱黄瓦，风格典雅的黄鹤；再过隆隆作响的刘家碾，到这里，路分两条：直走是川藏公路，另一条分叉的乡间公路，通到举世闻名的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胡哥哥将我们送到那条乡村公路之字形一拐的石桥边，我不让胡哥哥送了，因为他第二天就要离开新津，离开他的母亲，他还有许多事要办。可是，他坚持再送我们兄弟一程，要把我们送到离学校很近地方，不然他不放心。说是这个季节，乡村野路上不时有疯狗出没，谨防咬住你们……我知道，这是胡哥哥的托词，其实他是舍不得我们。
天高云淡。胡哥哥硬是一直将我们送到董祠堂，透过董祠堂前面高地上一片疏疏的小树林，龙马小学已经清晰可见。我们请一头是汗的胡哥哥务必去我家坐一坐，最少喝杯水。说是，多的路都走了，这几步算什么！他却不肯。他是怕给我们添麻烦。胡哥哥、胡姐姐都像他们的母亲胡大孃一样。
胡哥哥对我们扬了扬手，放心地掉过头去走了。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当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已是垂垂老矣，得了重病，要换肾又没有钱。他已经不想活了，但他仍然像他母亲，已经去世多年的胡大孃一样志气，不肯接受我们的帮助，一任死神敲门。
当时，我和弟弟站在那株像老爷爷一样，高扬着手臂的虬枝盘杂的大榕树下，恋恋不舍地目送着一身蓝白相间海军服，海军帽上拖着飘带，相当引人注目，人见人爱的胡哥哥沿着那条送我们而来的曲曲弯弯的小路走去，走进绿色为底，五彩斑斓的夏天原野纵深，走成一个小点，一直走到看不见。
自此，我的生活由三点变成了两点。除了读书的学校，寒假暑假，我只能去成都宽巷子X号父亲家，如果说那也是家。
过后的日子，我就像一只飘泊无依的小船，驶离出了温暖幸福，避风避雨的港湾，驶进茫茫的黑海，载浮载沉，漂到哪里就算哪里。在黑风恶浪的摧打下，我这只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