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深秋的早上，微风吹起轻雾，一切都显得非常柔软。站在长江的南岸，望着对岸的山城，一片灰白色的秋雾弥漫着，好像被太阳烤得正在慢慢地融化，看不见那一层一层地停泊的船只，看不见那密密麻麻、在山城的斜坡奔上奔下的人群，也看不见那依着山势一层一层建筑起来的楼房，仿佛整座重庆都泡在浑浊的江水当中，越来越显得发涨。有一只白色的过江轮渡冲开薄雾，向海棠溪这方面驶来，好像一只巨大的鹭鸶在平静的江面上安安稳稳地游着。
在海棠别墅后座东首，陈文娣那幢房子的卧室里，她睡到很迟才醒来。她从被窝里伸出手来，看看手上的金表，可是看来看去，看不清楚是几点钟，因此，她今天的第一个感觉是自己太老了，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不清了。实际上，她今年才不过三十七岁，可是她着自己老得不行，从头上、眼尾、额上、脸上都显出老态，连掩饰也掩饰不住。她为此很生气，索性再睡一会儿。
她果然睡着了，并且还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何守仁在一个什么高贵华丽的舞会上和一位高贵漂亮的女人跳舞跳得非常热烈。后来不知怎地，有一个男子出来跟何守仁打起架来，何守仁抵挡不住，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他大声叫喊，可是周围的人只顾自己跳舞，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她惊醒了以后，还是不想起来，翻了一个身，又睡着了。这一回，她又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已经死了，躺在一张**，四边静幽幽的，一个人也没有，既没有人表示哀戚，也没有人在旁边走动。她感觉着自己死得很不甘心，挣扎着要坐起来，可是，浑身无力，办不到这一点。于是她着急得不得了，一味子大声叫唤，结果又惊醒了……她还是不想起来，再翻了一个身，又第三次睡着了。这一回，她做的梦甚至更加可怕。她梦见中国已经亡了，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整个国家，她和她丈夫何守仁一起夹杂在千千分万的难民当中，向一座高山爬上去。山很陡，雄两个：爬来爬去都爬不到顶，后来看见别人都纷纷爬上去了，连她身边的何守仁也爬上去了，把她一个人丢在路旁不管。后面的日本军队大喊大叫地追了上来，她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脚下什么东西把她一绊绊倒了，这才惊醒过来。
她睁开眼睛，那从广州带到重庆来，原来二太太房间里最漂亮的使妈阿苹已经站在她的床前。陈文娣定睛一看，发现何苹还像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么漂亮。她知道，阿苹今年已经四十二岁，比自己整整长了五岁，可是比自己漂亮得不晓得多少倍。她不明白为什么贫贱的人多半生得漂亮，并且为这一点感到非常不快。阿苹细心地，殷勤地，奉承地对她说，如今已经十点钟了，她最好起来，洗洗脸，坐一会儿，吃点东西，这样就会有精神的。陈文娣躺在**，不住地摆手，说自己浑身疲倦到了极点，懒得动一动，甚至连一根头发都不想动一动，叫河苹先出去，等一会儿她起来了再叫她。
阿苹退出去以后，她一个人瞪大眼睛在卧床土胡思乱想。她想起自己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十五岁，在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的时候才二十一岁，那个时候，多么激烈，多么认真，多么勇敢，真是一往无前，义无反顾。怎么过了十几年，自己倒变成这个样子呢？想来想去，很不甘心。她自言自语地咒骂道：“抗什么鬼战哪！抗了这么几年，也没有看见胜利，把人都累死了，把人都拖老了！”她顺手拿起枕头旁边何守仁那封来信，不意不思地重复看着，觉着那封信上尽是满纸胡言，无非说一些蒙骗自己的假话。倒是其中有几个字眼儿刺激了她的疲塌的神经，使她注意起来。原来信里面有那么一句话不如归去当顺民。”这几个字眼儿使她想了又想，揣摩了又揣摩，不知道确实的意义是什么。于是，她又自言自语道：
“不如归去当顺民？嘿，嘿，”她停了一停，又自己回答：“顺民也罢，逆民也罢，‘不如归去’说不定算得上个好主意。”她自己也完全没有料到，“不如归去”这四个字倒多多少少给了她一点力量。她坐了起来，穿好衣服，把使妈阿苹叫进来，吩咐她说，她今天整天不准备出去，不过江去了，叫阿苹给她做一碗酸汤，别的什么都不要，顶多在汤里面打上一个鸡蛋就行了。她说她喝完这碗酸汤以后还要睡。
吩咐完了，她就去洗脸，洗完脸，坐在梳妆台前面，又无事可干了。她起粉盒子嗅了一嗅，不想在这个时候扑粉；拿起首饰盒子望了一望，这个时候也不想戴任何的首饰；拿起胭脂，又不想涂胭脂；拿起香水，又不想喷香水；总而言之，她现在什么事儿都不想做。这时候，她的大姐陈文英走到她的卧房里面来了。陈文英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的旗袍，下面穿着黑色的长统丝袜，一双黑色的皮鞋，浑身黑色，越发显得她圣洁和虔诚。她的外貌还跟从前一样，依然是那么小巧、瘦弱、胆怯、斯文。她一见陈文娣，就高声叫嚷着说：“唉呀，二妹，我想你早应该起来了。现在十点钟都过了，看样子，你才刚刚起来呢。”陈文娣说：“我起来是起来了，可是我的灵魂好像还没有起来。它好像还睡在**，只是我的躯壳起来罢了。”陈文英说：“看你这个会计师，你也太懒了，你该找点什么事情干一干才好。这样吧，你赶快吃饭，吃过饭以后，跟我一道过江去。今天，那边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义卖会，是为孤儿院捐款开办的。那里面东西可多了，吃的，用的，看的，玩儿的，什么都有，听说还有几福贵重字画，标价很高。我俩一起去看一看，花它一百几十的，散散心也好。”陈文娣无精打采地回答道：“大姐，你自己去吧，我今天什么兴趣也提不起来。”老姐姐陈文英露出一副又严肃，又关心的神气，对她二妹说道：“二妹，你怎么能够这样子生活呢？你对于现实太执着了，你总想到现在的生活却不去想未来的生活。你整天地吃、喝、玩、乐，别的什么也不干。当然，你有权利这样做，没有人能够干涉你。你有钱，这样做，也不愁没有花的。可是一个人一产只想到现在，不想到未来，只想到在前，不想到身后，那样子行么？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到身后的事情——很明显。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要上天堂去的，现在就应该预为之谋才好。”
陈文娣扑嗤地笑了一声，就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两圈，活动活动她那已经开始有点儿发胖的身体，然后说道：“是么，大姐，上天堂也能预为之谋的么？其实呀，我是不是上天堂，我自己也没有准儿。我现在只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可又不能不生活，简直是醉生梦死。这四个字一点也不假。我是用的它本来的意义。至于上天堂；我现在想起来也有点怕麻烦。上天堂嘛，一定有很多仪式跟礼节，烦死人了。我想，能上就上，不能土就算了吧。”
陈文英也站立起来，走到陈文娣的跟前，对着她的脸说道：“二妹，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上帝饶恕你，欸，上帝饶恕你。你要知道，一个人不光管自己的生活就算数，他还必须在社会上做一点事业，然后才算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你能够专心注意一件大事，一心一意地去完成一件大事，像慈善事业之类，那时候，你的精神就提起来了，你整个人就觉着有指望了，你的生活跟着也变得充实，有意义起来了。”
陈文娣点头赞成道：“不错，不错，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三妹她有理想，她专心注意办实业，一心一意地想达到劳资合作的目的，所以她做人很快活，很有理性，觉着每天的事情都做不完，明天还想做更多的事情。大姐你呢，你也有你的理想，你一心一意要跟上帝效劳，要宣传上帝的福音，要办慈善事业，以便将来安安稳稳地走进天堂，所以你也有许多事情可干，一天比一天的事情还要多。至于大哥，那更不用说了。他一味子想抗战，同时也是一味子想发财；抗战得越长，他财发得越多；抗战一刻钟，他发财一刻钟，抗战三十年，他就可以发财三十年；所以，他是永远不会闲下来的！可是我呢，我原来也是有理想的，我的理想就是科学、民主和自由。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理想。我曾经为自由奋不顾身，我曾经为民主权利在社会上驰骋一时，可是现在，我什么都得到了，都有了，都达到目的了。我作为一个会计师，在社会上很受尊重；我作为一个专员夫人，在社会上更加受到敬仰一一人人都争着奉承我，恭维我。这样，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我，还有什么没有达到的理想呢？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正因为这样，我才变得醉生梦死，才变得一天到晚没有事情可干，才变得平常人所说的那种养尊处优。总之，一句话，变得毫无意义，陈文英一把把陈文娣拽回梳妆台前坐下来，自己端了一张椅子，坐在她的导面，替她梳头。一面梳，一面赞叹道：“二妹，你看你这把头发多好，又旺、又粗、又柔润，到底不愧是一个青春年少的贵妇人。二妹，你年纪还小着呢，我年纪可是大了，我比你大了足足六七岁呢。我还没有说出半句意气消沉的话来，那又几时轮到你说呢？快吃过饭，跟我一道过江去，到义卖会去买几件东西，捐它一两百块钱现款。这样，你就觉着生活充实了，有意义了，有事情可干了，你觉着人们在称道：“你也有理由了。”
那碗酸汤做好了，阿苹小心翼翼地把它端了上来，搁在梳妆台上。等那碗汤稍为凉了一些，陈文娣把它端起来，一口喝尽了，仍然把空碗放在梳妆台上。也不跟着去洗脸漱口，更不去涂脂抹粉，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梳妆台前发怔。陈文英坐在她的对面，望着她那张叫痛苦给扭歪了的，雍容华贵时脸孔，一味子叹气，心中十分怜惜。她望着自己二妹那一头棕色的头发，望着她那两个棕色的脸蛋，还在她左边眼皮上仔细寻找那个小小的，棕色的疤痕——这些都银从前一模一样。陈文英明显地回忆起来，她二妹从前全身就像一团棕色的烈火一样，那么跳动，那么活泼，那么有生气。到了加今，棕色依然如故，只是变成了一团灰烬——深棕色的，不会动弹的，没有生气的灰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陈文英垂着自己那双慈善中显出傲慢的眼睛，自思自想。她想着自己坚决果断地奔向自己的前途；将来有那么一天，她要离开这个人世，就会走上一条用花瓣铺着的道路；一直往天堂走去。甚至，上帝都会从他的宝座走下来，走得远远的，专门为了迎接她；还会搀着她的手臂，像一个高贵的绅士一样，把她搀扶着走进天堂……
这个时候，那位身长腰细，脸白嘴小，非常温柔，又非常驯良的嫂嫂周泉像一个无声无息的影子似地走进来了。她一面走，一面嘟囔着：“大姑娘，二姑娘，你们都在，太好了，你们快来劝劝我们那个吧，快来劝劝我们那个吧！他好固执呀，他好固执呀！”陈文英跟陈文娣问周泉什么事情，周泉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们，说再过十天半个月，就到了陈文雄生日了。他今年恰好四十大寿，是整整四十岁了。她说按她自己的意见，要过江去给他摆那么几十桌酒，庆贺一下，可是陈文雄无论如何不答应，说国难期间搞这些名堂有什么意思。周泉又说，后来她退了一步，主张在家里摆上一桌酒，一家人喝上几盅，团聚一番，无奈陈文雄还是不答应，说这是什么时候了，哪里还有心思来庆祝生日呢？虽然钱他们是有，不要说摆一桌、十桌，一百桌，就是摆一千桌酒，他们也摆得起。不过如今不是时候。这个时候来摆酒，能喝得痛快么？心里面舒畅么？她说她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求大姑娘、二姑娘帮她的忙的。最后，她还加上说道：
“国难有什么问题呢？已经难了那么多年了。那又不是咱们陈家一家人的事情，那是全中国人的事情，一个人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说国难期间不要大排筵席，原是指那些达官贵人说的。咱们陈家不过是平民百姓，用不着这么多顾忌。按实际情况来说，困难越深越重，咱们陈家的基业越厚越实、根本说不上什么灾难。我们那个也不是忧心忡忡，也不是觉着日子不好过，不过平素爱面子，怕人背后说闲话罢了。整天想着国家兴亡，难道就不要吃饭，不要睡觉了么？大姑娘，你整天去做慈善事业，二姑娘，你每天晚上打牌都打到通宵，难道说，你们都忘记了国家的兴亡么？国家兴亡嘛，有国家来管嘛，咱们又不管国家，干吗要操那个心！此外，我也问过三姑娘了，她也不支持我。她一开口，就和我们那个一鼻孔出气，总是国家呀、国难呀、国家兴亡呀这一套，你看有什么办法？你们快来帮帮我的忙吧！”
谈起国家兴亡这一类的问题，陈文娣倒有自己的主张。她懒洋洋地说，抗战这个玩意儿，根本就没有胜利的希望，中国的灭亡已经成了定局。这一点，在十年以前，日本人占领沈阳的时候，她就已经看出来了。可是后来，大家一个劲儿吵吵嚷嚷地闹着要抗战，她也不好出来阻拦。她明知这个“群众的要求”实际上是在向一种悲剧发展，而她不能阻止这一场悲剧，所以她心里面一直是冷冰冰的。她还认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果然不出她的所料，日本人进攻中国了，德国跟意大利在欧洲掀起另外一场大战了，中国亡掉了半个，法国整个都亡掉了。她说，按照这样子打下去，恐怕英国跟美国也将要步法国的后尘。最后，她还用加重的语肯定自己的见解道：
“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场悲剧十年以前我已经看出来了，中国的灭亡已成定局。”看见陈文英跟周泉都低头不语，十分难过的样子，她又嘻嘻哈哈地加上说道：“所以一正因为我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我把世上的什么事情都不当真，我只是想着有一天糊弄了天，我只是随随便便地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有一个通宵就打它一个通宵，到了没有这个通宵的时候，也就算完了。”
后来，周泉又谈起他们陈家整个家庭的盛衰问题。她认为，国家纵使命运不好，一天一天地走向灭亡，而他们的家庭还是非常美好的，一天比一天兴盛，没有任何衰败的现象。
陈文英在胸前划着十字，说道：“上帝已经拯救了我们陈家，上帝也一定会拯救整个中国。”
陈文娣不同意她们两人的看法，就用眼镜狠狠地厉了她们一眼，然后说出自己的见解来。她认为这一次的“欧战”跟上一次的“欧战”情况大不相同。上次的“欧战”他们家是发达了，发了大财了，而这一次，虽然也不断发财，却没有看见任何发大财的机会。恐怕战争拖延下去，他们的家庭纵使不断发些小财，最后全不免要遭到败落的命运。她咒骂这次打仗把她从好好的广州，舒适的广州，美丽的广州赶到这个鬼山岗来——要什么没什么，住的是一间烂木头房子，连个电灯、自来水都没有。她又抱怨说，虽然嫂嫂跟大哥天天团聚，三妹跟民天也成对成双，可是她自己跟男人就离得远远的，她大姐跟大姐夫也是离得远远的，大概有那么十万八千里，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会面。最后，她还加上反问一句道：
“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家庭兴旺发达的景象么？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么？怎么我一点都没有看见，一点都……我看见的只是国亡家破，凶多吉少。”
听见陈文娣把话说得这样绝，陈文英跟周泉两个人早就给吓呆了。陈文英照样坐在陈文娣的对面，周泉却坐在陈文娣的**，两个人同时耷拉着脑袋。她俩一向苍白的脸孔这时候显得更加苍白，她俩一向十分胆怯的神态这时候显得更加胆怯。
陈文娣觉着意犹未尽，就接着往下说道：“我看，也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扫兴的想法。你们想想四妹吧，她社会地位可算高了，她家里的钱财可算多了，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她还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呢？你们看，她终于轻生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来想去，这几年总忘不了她的身影儿——我想，她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世界总免不了发生一场悲剧。她自己是一个烈性子的人，既然看到悲剧就要来临，自己又没有力量把它挡住，于是她就轻生了。你们说，不是这样的么……至于我自己，我没有她那样的刚强——那种野马一般的烈性子……我只是一个粘粘糊糊、拖拖沓沓的人，明知悲剧就要来了，可怜只能坐在这里等待悲剧的降临。我甚至照样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睡我的，打我的牌，好像毫不动心的样子。我认为，一个人在毫不提防的情况底下碰到悲剧，那他是幸福的；相反，一个人眼睁睁地望着悲剧越来越接近，越来越贴紧——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呢？”陈文英对她说，正在这个时候，她必须去祈求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够在她最危急的时候拯救她。周泉也站起来，表示陈文娣的话讲得很有道理，不过恐怕有点过分。说完以后，就想走出外面去。
没提防这个时候院子外面忽然有一种男性的宽阔、洪亮、深厚的声音大声叫嚷道：“什么过分，谁过分了？什么东西过分了？”大家把眼睛往门口一望，原来门口站着的一个男人却是周炳。大家见他走进来，就都站了起来，纷纷问他什么时候来的，是从哪里来的，见过了陈文雄、陈文婕、李民天他们那几个没有。
大家一面问，一面簇拥着他走到客厅外面去，坐下来细谈。周炳一样一样地回答了她们之后，又加上对她们说道：
“半年以前，我带着三部卡车从重庆到延安去，走到陕西同官县的地方，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想糟了，恐怕走不到延安去，也回不到重庆来，再见不着你们了。没料到，事情后来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接着，他把在同官县遇着李民魁、何守仁、张子豪几个人的情况仔仔细细，详详尽尽，一点不漏地对她们说了一遍。接着，他又对陈文英跟陈文娣说你们该劝劝大表姐夫跟二表姐夫，看来，他们的处境都不大妙。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千万要记住，千万要劝劝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要自绝于人民。不是我说空话吓唬人，谁自绝于人民，对他来说，只能是一场灾难。”
姑嫂们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也都不想做声。周泉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的事情就要到来，非常害怕。陈文英也因为心里面有所恐惧，默然不语。只有陈文娣却反唇相饥道：“阿炳，你不要因为占了一点势头，占了一点便宜，就那么兴高采烈，到头来只怕落得一场空。你该知道，中国要是亡了，你们共产党往哪儿蹲去呀？所以我说，恐怕到头来落得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