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上，阴雨的天气终于过去了，迷了路的太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到了广州。每一个市民都从屋里走出来，兴高采烈地晒晒太阳，谈论广州居然也会有那么一个无始无终的阴雨季节。胡杏今天起来特别早，她感觉到自己精神抖擞，头脑清新，就坐在罢工委员会的一张桌子旁边，仔细地核对这一次募捐演出的账目。太阳从窗子外面射进来，照在这个十八岁的大姑娘的一边脸上，给她刻出了一个绝代美人的罕见的剪影。她的莲子脸儿更丰满了，那小小的圆眼睛变大了，也更圆了，那尖尖的下巴也变得圆起来了，整个相貌都露出一种将要成熟的风韵。只有那小嘴巴却显得更小了，保留着一种掩饰不住的稚气。在剪影上，只见她那张稚气的小嘴巴频频地颤动着，好像正在念着一长串的什么东西。这时候，房间外面有些响动……为了检査这幢女工外寓屋顶漏水的情况，振华纺织厂的协理郭寿年跟跑街郭标一前一后地相跟着走过罢工委员会的门口。胡杏正在一长串的数字当中计算来、计算去，忽然听见郭寿年没头没尾地大声问郭标道：
“你所讲的都是真话么？阿标，你没有胡说八道么？我真担心，你总爱那么胡——周炳真是叫宪兵司令部绑票绑去了么？”她又听见郭标禀神誓愿地回答道：“年叔，我敢赌咒，确实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就是宪兵司令部把那个靓仔绑票绑了去。”郭寿年又问他道：“绑票么？绑票是可以赎买的，他们要多少钱才肯把他放出来？”
郭标又回答道：“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说是普通的绑票，那么当然可以拿钱赎买出来，可这是宪兵司令部呵！虽然同样也是绑票，鬼知道他们要多少钱呢？”
说着，说着，两个人就走远了。胡杏一听见他们叔侄俩的对话，就立刻警觉起来。她停下了嘴巴，眼睛也离开了数字；往后又把那些账单盖起来，两只手抱着脑袋，在那里沉思着。就这样子，她的两手紧紧地抱着脑袋，坐在桌子前面，想来想去，想了足足一个时辰，还是无计可施。这不幸的消息逼得她真是没有办法，后来她就哭起来了。只见她那挺出的胸脯不停地抖动着，那全身也在不停地抖动着，哭得凄凄凉凉的，实在可怜。到了吃中饭——大家都回到宿舍来，胡杏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那四个弟兄：区卓、江炳、马明、王通；接着，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那七个姊妹：章虾、黄群、何娇、何好、何彩、胡执、胡带。大家听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个劲儿在揣测着，议论着，总是同样无计可施。吃了中饭以后，胡杏甩开两条又长又丰满的大腿，快步走到大市街，在那间印刷铺子里，找到了关杰，跟他把情况仔细说了一遍。接着，她又从那里甩开大步，走到小北的天官里，找着陶华，也把那些情况同样说了一遍。往后，他又跑到南关珠光里和八旗二马路，对邵煜跟丘照两个人同样地把周炳的情况对他们说了一遍。大家听了，都看天顿地，叫苦不迭。那迫击炮丘照更是捶胸拍腿，义愤填膺。他大声叫嚷道：“我的天哪！你叫我怎么办呢？炳哥好冤枉呵！你叫咱拿出一条命来救他倒可以，你叫咱拿钱，咱哪来的钱哪？”总之一句话，大家都十分着急，可也都毫无办法。
吃了晚饭以后，胡杏打定主意：要区卓先到三家巷周家找着周铁，再到师古巷杨家找到杨志朴，请他们定更时分到皮鞋匠区华的家里坐一坐。吩咐完了以后，她自己又到西区罢工指挥部去，找到杨承荣跟何守礼两个人，和他们一起走到长庚路外面，在路旁的大树底下来回走着，向他们报告了周炳的近况。这两个都是热心爱国的少年，又同时十分崇拜周炳，听了以后，都坚决主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将周炳赎买出来。可是，他们口里这样说，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抓拿。一个是十七岁的高中学生，一个是十五岁的初中学生，哪里来的钱呢？快到定更天气，胡杏就辞别了这两个小伙伴，甩开她那又长又丰满的大腿，向南关方向走去。
进了南关皮鞋区华家，胡杏刚走到天井，就看见周铁、区华、杨志朴三个人都坐在电灯下面。那刚强不屈的老中医杨志朴把他的两撇胡子对着天空，好像竖起一把钢叉一样。胡杏给他们三个人问过安，就把她今天听见的难中人的消息告诉了长辈，并且苦苦地哀求他们道：
“要救一救炳哥呵，要救一救炳哥呵！金大哥不在了，榕二哥又不知去向了，咱家只剩了炳哥这一根苗子，不管怎么样，不能让敌人把它给折了。”说完以后，她又呜吗地哭了起来。老铁匠周铁听见她这么说，也在一旁暗暗地掉泪。哭了一会儿，胡杏就坐在杨志朴的身边，等候他们商量定夺。杨志朴一面轻轻地摸着胡杏的脑袋，一面义重如山地说：
“我一定要救他。我这个舅舅要是救不出他来，也就不算舅舅了。不管怎么样，就是豁出一条老命，就是把我的祖居变卖了，我也要把阿炳救出来。”区华接着说道：“对呀，对呀，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哪怕把我这个铁锤跟铁砧变卖了，也使得。”周铁听见他们这样说，十分感激，可是他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胡杏从口袋里掏出三十块钱来，放在桌子上，对杨志朴说：“舅舅，你看怎么办吧，我就这么一点钱了。可是不管多少，我也愿意拿出来，尽我自己的一份心。”后来，区华、杨志朴、周铁三个人商量决定，让舅舅杨志朴把这件事管起来。杨志朴也觉着义不容辞，就慨然地答应承担起这个责任。大伙儿一直商量到很晚才陆续散去。
这天晚上，陈文雄邀请了张子豪、李民魁、何守仁三个人到他家里来，开一个“国难会议”。最近的时局的发展趋势，使得这些大人先生们心里头不舒坦。四月七日，国民党在洛阳召集国难会议，决定了八个字的国策，叫做“对日交涉，合理剿共”。对于这一点，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足为奇。四月十三日，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了。这一点，他们虽然觉着有一点诧异，虽然觉着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不过他们也并不在乎。在他们自己召开的这个“国难会议”上面，他们对这些事情都采取了一种嘲笑的态度。但是，对于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广东来，就是说，中日的冲突会不会蔓延到祖国的南方，他们却是非常担心的。会议一开头，陈文雄就对共产党开玩笑道：“哼，他们八字脚还要对日宣战呢，真可笑！他们拿什么去跟日本人打仗？他们怎么样子能够跟日本人接触？莫非是在空中打仗么？可是，八字脚怎么飞得起来呢？哈、哈、哈！”接着，李民魁就问张子豪道：“人家在上海打仗，你躲到广东来，可是称心如意了？”张子豪反驳道：“那有什么？那些大亨们胆子小，才闹什么迁都洛阳，要是叫我管国家大事，我就坐镇南京，直接跟日本人作战。如果我在上海，我肯定不会退到南翔一带，那么孱头，那么没有出息！”何守仁冷笑道：“张大哥，你可说得撇脱，你今天在广东——当然可以说这样的话了，因为你也很清楚，有英国人在香港，日本人是不敢贸贸然来攻打广东的，你这是有恃无恐。”陈文雄接着说：“今天把大家请来，正是为了要讨论这件大事。虽然现在看起来，日本人是不会来打广东的，可是军事上的变化也很难说。有英国人在香港，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可是日本军部怎么想法，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够知道呢？所以还是不可不防。”何守仁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他们不要来，我也判断他们不敢来。”李民魁又接着说：“来也好，不来也好，我可什么也不怕。我又没有地产，我又没有生意，他来了，我就走，什么牵连都没有。当然，你们陈、何两家就不能这么说了。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我看，不管碰到什么战争，谁打谁也好，谁不打谁也好，照老黄历——反正发财的总还是你们两家。”后来，谈来谈去，谈到广州市的抗日爱国总罢工，谈到振华纺织厂的罢工工潮的问题。李民魁又提议道：“文雄，你已经发了很多财了，大把钱——你何不慷慨一点，稍为让让步呢？你给振华纺织厂的那些穷鬼一点甜头，你对周炳做一些让步，你们工厂的罢工就解决了。这样子，全广州市也就安静下来了，太平下来了，这不是很好么？不管日本人来也罢，不来也罢，咱们自己总要和气，才能生财呀。”陈文雄把肩膀一耸，两手一摊，落落大方地回答道：“我哪里不想分一点好处给他们呢？我当然愿意，就是怕别人还不愿意呢。就说对周炳吧，我只是略施惩戒，不为已甚的——谁知他执迷不悟，比我还要硬，叫我怎能下台呢？”他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何守仁说：“你有什么下不了台？你随时给贯英打个电话，他们就把周炳放出来了。”
恰巧，陈文雄的太太周泉这个时候从客厅的门口经过，听到了何守仁这句话，记在心里。第二天，她冒着危险，走到振华纺织厂罢工委员会里，找到了胡杏，跟胡杏透露了何守仁嘴里泄漏出来的贯英这一条线索。胡杏听了这个消息，赶快跑到师古巷，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舅舅杨志朴。杨志朴搔着花白脑袋想了一想，就对胡杏说道：
“不错，宪兵司令部里是有贯英这么一个角色。他也到我这里来看过几次病，说是身子虚弱，要培补培补。这个人我倒认得，只是说不准他在宪兵司令部当什么长还是当什么官儿。既然如此，我一定去找他，我一定去找他。”果然不久，杨志朴就去找到了贯英。贯英看见是个老中医出面来谈周炳的问题，也想卖点面子；同时，他也知道陈文雄的口气已经松了，这个周炳又是个穷光棍，没有什么油水，也就觉着这桩案件还不如早点了结了好，就向杨志朴顺水推船，卖了个人情，道：“杨老先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实在是很想帮忙你的。不过你当然知道，官场里面的事情，动不动就得花钱。我自己个人无所谓，可是，那些穷苦弟兄们你总不能让他白干吧。所以，钱还是要花的。”杨志朴知道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也就老老实实地问他道：“那么你说呢？你开个口吧。”后来，贯英再三推托，不肯说实在的价钱。杨志朴没有办法了，先主动提出五百块，贯英不肯；后来又提出一千块，贯英还是不肯；他再提一千五百块，贯英还是说“十分为难，没有办法”。杨志朴只好出了大价钱，答应给他两千块，把周炳保释出来。贯英也表示勉勉强强地同意，这桩买卖就算说定了。
往后几天，胡杏像一头凶猛的，饥饿难忍的小山猫一样，在广州城里到处奔窜着，去寻找食物，去筹措足够的款项。她是一个还没有入世的，天真无邪的女孩子，因此，她最初跟区卓商量，首先就想起了陈文婷。她对区卓很自信地说道：“陈文婷跟炳哥很要好。她很有钱，你的哥哥区细又在她那里当过管家，看来，她是会着紧的。”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去找陈文婷去了。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陈文婷板着脸孔对他们说：“不错，钱，我是有的，慢说一两千块钱，就是三四千块钱，我也拿得出来。可是，周炳这个人就是太傲慢了，他对我一点脸也不赏，难道我还要去救他么？就是我去救了他，他也未必多谢我呢。”就这样子，把他们两个人打发了。杨志朴下了决心，要卖掉师古巷他那幢祖居来赎买周炳，只怕找不到买主。胡杏又跟杨承荣商量，叫杨承荣跟何守礼一道去找何守仁，商量卖房子的事情。天下事可真凑巧，原来，何家在师古巷杨志朴房子的左面已经买下了三四幢破烂的旧房子，又在杨志朴的右面买下了四五幢破烂的旧房子，只是当中夹着杨志朴这一幢旧房子，连不成一片。按他们的主意，如果把杨志朴这幢房子也买下来，他们就可以把这十幢八幢古老房子一起拆掉，另外建起一座五层楼高的大洋房子。这样，他们就可以要很大的价钱，把这些新的洋楼分别租出去。当时，何守仁听见杨承荣和何守礼来找他谈这个事情，他是正中下怀，只是表面上还假仁假义地推却道：“房子我们是可以买的，这没有什么。可是，买了舅舅的房子，这我们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后来，杨承荣跟何守礼两个人苦苦地哀求他，他才算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了。可是，他只肯答应出一千五百块钱，还装穷说道：“我只有一千五百块，多一块钱我也拿不出来了。”最后，胡杏又和老铁匠周铁一道去找陈杨氏，要卖三家巷那幢竹筒房子。陈杨氏跟陈万利商量，觉得把隔壁周家这一幢房子买下来，拆掉它，做一个花园也好，就答应了出五百块钱买周家的房子。看看凑足了两千块钱，杨志朴就跟郭寿年一道去宪兵司令部，找到贯英课长，约好用那两千块钱的赎金把周炳赎买出来。
那一天下午，十七号突然抓住周炳两只胳膊，摇动着他的身躯，十分高兴地对他说道：
“咱们中央已经对日宣战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情，咱们的中华民族有了一线生机了！还有，咱们支部已经通过吸收你入党——你在政治上开始了新的生命了！我为中华民族祝贺，也为你祝贺！”
周炳一听见十七号这么说，立刻就怔住了。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用手按捺也按捺不住。他开头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觉着这是一种幻觉，恐怕是自己想入党想得太厉害了，因此听错了话。后来再一想，不对，十七号分明是这样说的，于是乎他就发起呆来。呆了一阵子，他才又惊喜得像发狂一样，两只手摆动着，两只脚跳跃着，在牢房里跳来跳去，蹦来蹦去，停不下来。这时候，他真像一个疯子，一个傻子，或者是一个又疯又傻的小孩子。他从墙上那个高高的小圆洞望着遥远的太空，在心里面悄悄地低语道：
“我的党，我的妈妈，你到底是把我收留下来了，十七号在旁边站着，看见他这副天真的，虔诚的模样，心里面也着实欢喜。他用一只手搭在周炳的肩膀上，说：
“你高兴，这是很自然的，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不是只有一味子快活的事情。你要知道，你得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程，这一点，你必须明确，必须真正地、自觉地意识到才好。”
往后，两个人又并排着坐在破席子上，共同谈论国家的命运。周炳说：“我还是坚持我那个观点。我总觉着，日本人在这个时候来侵路中国，实际上是拯救了国民党。要不是日本人兴兵打我们的话，我们可以一鼓作气地打倒国民党，夺取全国的政权。”十七号听了，连连点头，回答道：“不错，你的看法也有道理。当然，我们要打倒国民党，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既然侵略进来了，大敌当前，也只好把打倒国民党的事情放在后一步来办了。”周炳说，我还是非常担心。现在，我们要用全力来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这个，我们对日本宣了战。可是这样一来，咱们广州起义那个时候的政纲又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呢？”十七号也叹息着说道：“是呀，是呀，所以中国人民就是苦命呵。中国的工人跟农民实在是苦得不能说了，他们迫切要求实现广州起义的那些政纲。可是现在，事实上那些政纲也没有法子提出来了。现在咱们党只能提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些政纲也只好放到以后去兑现了。”周炳凄然地说：“可不是么？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这些人年纪还轻，还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去实现那些政纲，可是，咱们老一辈子那些人现在都五十多，快六十了，到底还能等多久呢？他们这一辈子可能看不见了，他们也只好吃苦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了。此外，还有在这十几年的革命当中牺牲了的这么许多人，他们的仇又什么时候才能报呢？要给他们报仇，一定要等到中国革命成功，可是，中国革命又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以往牺牲——那许许多多的壮士，烈士，唉……那仇呵，恨呵……天样的，海样的……他们的眼睛什么时候才能闭上呢？唉！”十七号也没有办法回答，只好又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道：“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多灾多难的，确实是命苦的。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国家领土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要把革命搞成功，要让每一个人都富裕，都幸福……那样地美满……当然是不容易的呀。正是因为理想崇高——不容易，不是一下子——所以咱们才要坚决地干，赶快地干，动员起全国人民一道起来干，这是唯一的出路，就这样谈着，谈着，越谈越来劲儿，两个人一直谈到夜深人静还不肯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