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南京既是帝国人才的储备库，也是才子佳人们寻欢作乐的温柔乡。那些在京城遭到贬谪或者不被皇帝待见需要暂时挂起来的官员都会在六部衙门安排一个闲职，先养起来再说，比如说帝国模范官员海瑞、帝国优秀剧作家汤显祖、帝国第一直臣东林党人邹元标，甚至被崇祯皇帝定为“永不叙用”阉党分子阮大铖等人都在留都活动过。
据《白下琐言》记载：阮大铖宅在城南库司坊，世人秽其名曰“裤子裆”。阮大铖故宅有一很大的花园，即石巢园，老阮的“咏怀堂”所在地。当时松柏苍郁，绿波**漾；舞榭歌台，红檐耸翠，“春深草树展清荫，城曲居然轶远岑”。[1]（阮大铖诗句）
虽然在魏忠贤被崇祯皇帝严肃查处后，嗅觉灵敏的老阮立即变脸，反戈一击，连上两疏，态度坚决地检举揭发了魏忠贤一党，充分发挥了变色龙的本色，坚决与阉党划清界限，表示悔过自新。但是他依然被御史毛羽健弹劾，终被罢官。
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无锡顾皋，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据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相结。
也算是合该阮大铖倒霉，流窜南京诗酒风流，创作创作传奇戏曲，养育了一帮优伶戏子，不时加以指导，阮家戏班子竟然被多才多艺的老阮**得远近闻名，就是戏班子出场的费用创下的经济效益也很可观。老阮还不时去秦淮河畔的大石坝街妓院勾栏中找找娼妓优伶逗逗乐子，在自家园子里唱唱昆曲小日子过得也很惬意。
但是，他的那些政治老对手东林党人及其后人组织的复社文士们正好也在南京讲学。他们公开贴出大字报揭露他勾结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罪恶勾当，大字报联署的复社名士高达一百四十多人。这些复社公子也不是好惹的，其中有不少都是当年受到阉党残酷迫害的东林高官的后代。比如侯朝宗就是与老阮同朝为官的户部尚书侯恂之公子，黄宗羲老爹则是御史黄尊素，陈贞慧则是左都御史陈于廷的儿子，方以智父亲方孔炤官至湖广巡抚，冒辟疆是出生于如皋望族世代仕宦之家，父亲为明副都御使。社会舆论对这些公子哥儿的评价是“出则忠义，入则孝悌爱宾客、广交游，风流倜傥，冠绝一时”。且这些官二代中的东林后人中，气度风格都具有当年父辈耿怀忠义、嫉恶如仇、砥砺节操、忧国忧民的风采，中国官场基本都是子承父志秉承家风而流传有绪的，几乎很少有例外。
对于朝廷东林前辈和复社后人基本上还是忠诚如故的，但是对于阮大铖这样的大奸大恶他们确实是敢于造反，目的当然是捍卫帝国江山的纯洁性。其实真正的蠹虫就是马士英、阮大铖这般的贪官污吏，正是他们的巧取豪夺蛀空了帝国大厦的基础，才使得帝国的殿堂訇然崩塌。而帝国在大部分时间内重用的却是这些巧言令色的大蠹，忠君报国东林党人大部分都处于被边缘化角色，有的甚至于遭到了残酷的屠戮，被杀身成仁了。只有在江山倾覆之际，才显示了东林及其后人的忠肝义胆。
真正勘破王朝本质的高士前云南姚安四品知府李贽，却因为思想的异端，遭到了东林党人的举报，最终惨死于皇帝的诏狱之中。东林党人对于帝国腐败的本质始终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奉守儒家愚忠本色，对于启蒙思想家的攻击迫害也是毫不手软。
阮大铖遭遇了被复社名士更直接更难堪的羞辱。这证明了复社名士秉承当年东林遗风，对待阉党激切亢进锋芒毕露丝毫不留情面的性情。几乎是痛打落水狗，绝不“费厄泼赖”、心慈手软。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董小宛从苏州冒着被盗贼劫持的风险，追随冒辟疆来到南京，小冒住在秦淮河房参加秋闱乡试。恰逢中秋，头场考试结束，在江南贡院的考棚中关得久了，就要抒放一下憋闷，这样阮大铖就成了士子们解闷的对象。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恶作剧。
三十多位来自各地参加乡试的复社弟兄跟着起哄，要在秦淮河边的桃叶水阁摆酒为董小宛洗尘，大家凑了三十多两银子，专门去裤子裆阮大铖的家聘请他的戏班子来演出老阮的拿手好戏《燕子笺》。此刻，受到官场冷落的阮大胡子有些受宠若惊，也亟欲和这帮复社的小家伙改善关系，明知自己屡遭唾弃，却又心存侥幸心理，觉得这是一个缓和关系的良好机会。他命令戏班子赶紧出发，并让仆人带上了自己的帖子致小冒：我今晚是专门撤销了自家的中秋家宴，让伶人们赶来尽心竭力献艺。口气之谦卑，明显有着企图修复关系的意思。但是这帮复社文人们就是不肯给他这个面子。请戏班子演出，只是一场恶作剧的借口。
据老阮派出的仆人在外不停偷窥随时向老阮报告侦察结果：演出开始时，士子们表现出色，一边听戏，一边喝酒，看到演出**之处，为词曲的精妙不停地鼓掌喝彩。谁料到欢宴进行到半夜之时，士子们酒足饭饱，酒喝得酣畅淋漓，人已经有些小酒微醺了，于是预定的场面出现。大家嬉笑怒骂：你个阮大胡子魏忠贤、客氏的干儿子，阉党余孽，莫非以为写了几部传奇就可以赎罪了？你一言我一语把个阮大铖的老底揭得一干二净。
关于这段恶作剧，吴梅村在《冒辟疆五十寿序》[2]中有记述，写得十分简略：
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阉党也，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乞好谒以输平，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埭下，召其家善讴者歌主人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欲善我也。继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于是大恨次骨，思有报之也。
吴梅村所言的皖人流寓南京的阉党余孽，就是安徽休宁人阮大铖，在被崇祯帝定为阉党分子永不叙用后，寄于东山再起，于是不甘寂寞在家中广交宾客，并在家中蓄养戏班子，自作戏文进行演出。他知道复社诸君子唾弃他，亟欲主动输好摆脱前嫌，然而收效甚微。这时正直复社陈贞慧、侯朝宗、冒辟疆三位公子在鸡鸣寺的山下摆酒会饮，请来阮家戏班子唱堂会助兴。老阮喜不自禁，认为是这些年轻公子主动修好意思，于是派出戏班子前去演出，并派去家人随时报告诸君子观看演出的情况。这段精彩的演出片段和复社士子们的表现，在孔尚任后来创作的戏曲《桃花扇》中又有了夸张性的艺术虚构，将地点放在更具有典型意义的秦淮河畔，并将酒会规模扩大加上了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情背景使情节更加戏剧化。
孔尚任的《桃花扇》则写得更为生动，复社士子先说阮大铖“真才子，笔不凡。论文采，天仙吏，谪人间。好教执牛耳，主骚坛”。
阮大喜，几乎要认知己了，感慨道：“南朝看足江山，翻阅风流旧案，花楼雨榭灯窗晚，呕吐了心血无限。每日价琴对墙弹，知音赏，这一番。”这些文字，其实就是作者孔尚任的自白，看来他虽对阮大铖为人十分不齿，同为写词人，亦有相怜处。
可惜，幸福总是太短暂。很快，家人又来报，说，那些公子又说他是“南国秀，东林彦，玉堂班”，阮大铖简直诚惶诚恐了。他万万没料到，有一种恶作剧，先把人抬得高高的，只为把他狠狠地摔下来。复社士子紧接着就骂，这么个人，“为何投崔魏，自摧残”，又说他对魏忠贤“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也不过仗人势，狗一般”。[3]
“骂座”是明末士子放诞偏激气质的典型释放，也进一步激化了阮大铖和复社的矛盾。这几次激烈的的刺激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在弘光朝在政治上东山再起，担任兵部尚书时对复社文人侯方域、冒辟疆的打击。无锡戏曲家顾彩在《桃花扇》序中认为阮大铖曾经作传奇《春灯谜》专门写有一折“十错认”人多以为是大铖以阉党失勢遭貶而愧悔之作。顾彩批评道[4]：
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灯谜》一剧，尤致意于一错二错，至十错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词辄因之。此公未尝不知其平生之谬误，而欲改头换面，以示悔过。然而清流诸君子，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使之流芳路塞，遗臭心甘。
如此这般，又是贴大字报公开揭露，又是听曲观戏冷嘲热讽，凭着复社名士声望，这样的故事很快在南京士林扩散，每年秋闱光是参加考试士子就有两万多人，流言的传播速度如同瘟疫那般迅速遍布江南诸省官场。老阮再次闭门不出，只和凤阳总督马士英交往了。但是他已经决心破罐子破摔，流芳百世不成，也就无从选择地遗臭万年了。因为改过路途已经全部堵死，和东林党人及复社后人的怨仇就这样不共戴天地怨怨相报到底了。
东林、复社中的有识之士，在南明小朝廷灰飞烟灭以后，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陈子龙、吴应箕、杨廷枢、夏允彝等东林党人和复社名士都选择了以死对于朝廷和君父的尽忠，这些人的气节和忠诚就是到了清代，还受到乾隆皇帝的通报表彰，追授旌节，以彰正义。
而冒辟疆、陈贞慧、黄宗羲包括张岱等人在内，都选择了隐居不出，甘当巢民，发愤著书，绝不与新朝合作，以保持气节。唯吴梅村、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名士选择投靠新朝，侯朝宗最终在河南参加了清朝的乡试得中举人。这些人物心中始终惴惴不安，皆因为作为士人在道义上有所欠缺而致。
而老阮对于前朝的决绝是异常坚定的。投靠满清后主动要求带路去追杀逃到福建的鲁王和隆武朝君臣，最终一口气未喘出来，竟然死在浙闽交界的仙霞岭上。清代统治者在修《明史》时将他列入奸佞传中。主持修明史的内阁大学士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因为羞于与这个大汉奸为同乡，竟然反复考证阮大铖系安徽休宁人，其实桐城的阮姓大大多于休宁的阮姓。阮大铖是臭到底了，连桑梓之地都拒绝他的归籍。
老阮是政治动物，明史本传称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当他被驱逐出朝廷的动物园返回自家石巢园后，只能像是秋后的蟋蟀那般萎缩在石缝中自鸣得意抒发抒发政治抱负不得舒展的怨气。蜷缩在裤裆巷石巢园的老阮还养了一个昆曲戏班子，时常演出一些他自己创作的戏曲作品。在政治上他是阉党余孽，在文坛和演艺界他却是才华横溢小有成就的传奇作者，他创作过《燕子笺》《春灯谜》《摩尼珠》等传奇十多种，有的剧作还堪称传世佳作，文艺界评价不低。看来此公也属遇劫而生的孽种，即使青史留名也是遗臭万年，但是臭大便上也会开出鲜花，那就是他对昆曲艺术的贡献。他自己也会忸怩作态地以肥硕之躯扮演一些花旦和青衣等年轻貌美的小女子，捏尖了粗嗓子吟着戏文，走上一圈碎步，飘摇着甩上一把水袖，以示行家里手。
看来这位当年作为阉党的太常寺少卿（主管宗庙祭祀、正四品），在位期间还是积累了雄厚钱财的，否则又怎能在罢官后又筑园子，又养昆伶，还常常可以呼朋引类和大家一起游艺，可以万金贿赂马士英图谋复官，可见资产丰饶，非一般朝廷命官可比。后来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前，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一干南朝官员闻风而逃，豪宅被一哄而上老百姓焚毁。《明季南略》记载：“次掠及阮大铖、杨维垣、陈盟家，唯大铖家最富，歌姬甚盛，一时星散。”[5]
如同阮大铖及张岱曾祖父、祖父均为帝国的四、五品中高级官员，按照俸禄也只每年80—100两左右的银子，加上养廉银子每年也不及五千两，哪里来的这些钱又筑园子，又养戏班子，四处冶游，骄奢**逸，挥金如土。只能以一个理由解释，贪贿得来的灰色收入。而海瑞贵为朝廷二品大员，死时遗产只有六两纹银，两相比较差距如此之大，实在匪夷所思。
[1] 《明史·卷三百八·列传一百九十六·奸臣马士英附有阮大铖传》，线装书局，第1691页。
[2] 《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73页。
[3] 见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侦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4] 见孔尚任著：《桃花扇·附录桃花扇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275页。
[5] 计六奇著：《明季南略。卷四·十三日甲午》，中华书局，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