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规定，李弘一死，太子位置自然就落到了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的头上。
上元二年（675年）六月，册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李贤时年二十二岁，遥领幽州（今北京一带）都督。
李贤与哥哥李弘的性格大不一样，李弘像父亲高宗，而李贤却很像母亲武则天。
李贤性格刚强猛烈，热衷户外活动，处事果断有胆识。此外他天性活泼、不拘礼法，也很好学，但要比哥哥更聪明。而且他身体倍棒，长于骑射，喜欢狩猎和马球，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
他少为人父，此时已是三男一女的父亲，他的长子光顺生年不详，次子即日后的邠王守礼（即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的亲爹），是他在十八岁时所纳良娣南阳张氏所生，另有一子名守义，还有一个女儿长信公主。
少年时，李贤的确是个好皇子，他聪明好学，举止端雅。尤其通晓《诗经》《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也喜爱古诗古文。他的聪明极像母亲，诗书文章读过了就记得很清楚，师傅们便向高宗称扬他“过目成诵”，老臣李勣称赞他“夙敏”，高宗和武后都很喜爱他，史书也一直称颂他“容止端重”“读书一览辄不忘”，是个颇赋天资的少年。
新旧《唐书》还引一个他少年读书的例子：当他读到《论语》中“贤贤易色”一句话时，就反来复去地咏诵。这句话出自《论语》的《学而》篇，全文是子夏说的话：“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是儒家教人孝父母、事君主、交朋友的原则，如果做到了，就是贤臣孝子信友了。而贤者见到贤，就格外地敬佩、亲切。所以，开头一语领题，曰：“贤贤易色。”
李贤被立为太子后，因多年来帝后多在东都洛阳处理军国大事，同李弘一样，被留在长安监国。武则天对二儿子期望很大，认为他有这种能力、气魄和资质。
当然，他还需历练。太子监国等于当皇帝的实习历练。实习就得有好的指导老师。
武则天和高宗对朝中要员和监国属官作了统一安排，朝中的顶尖要员兼任监国太子的师傅和属官。当时的重位安排是：戴至德为右仆射，同时任太子宾客；张文瓘为侍中，也兼太子宾客；郝处俊为中书令，同为太子左庶子；李义琰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薛元超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高至周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同时还为太子配备了一大批下层属官，如太子洗马刘纳言、司议郎韦承庆、太子典膳丞高政等，及当时的两馆学士来教导、陪伴太子读书者，要么是唐初名臣之后，要么是学富五车的宏儒。
总之，辅助他监国的人多是朝中宰辅重臣，他们对唐室忠心耿耿，同时德才兼备，伴他读书的人也皆具德才学识。
如果武则天视权力为生命，完全可以冷落太子，不可能把朝中重臣同时派给太子，让太子执住牛耳、培植支柱的。
她这么做，是要自然地、稳妥地做到“和平过渡”。
李贤有了这群高级顾问，又觉得清新有趣，开始监国时颇具皇帝风范，在众臣的帮助下也做出了成绩，众大臣也很捧场，都说他处事审明、礼敬大臣。高宗、武后都很满意。
次年，高宗还对他褒扬道：“家国所寄，深副所怀！”李贤受到表扬甚为高兴，又召集身边的辅官如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和学士许叔牙、成元一、周室宁等一班学士，注释范晔的《后汉书》。这个注释本子，到今天仍为史家所重视。注书成功后交给天皇、天后过目。二老很高兴，就像赏赐当年修撰《瑶山玉彩》的李弘一样，又赐物三万件，让他奖励那些辅官，使他们尽心辅佐。武则天见李贤这么努力，甚为满意，以为高宗继位有人、唐朝继统有人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看，可以想见结局会皆大欢喜。可惜事情并没有善始善终。后来发生的三件事，导致李贤与母后的关系骤然紧张。
第一个情况就是——李贤开始跑偏。
李贤其人本性好动，他耐不住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有了一点成绩，又得到了父母的褒奖，便开始放浪起来。他或率身边的武士跑到长安四郊飞鹰走马，整日游猎。或与东宫倡优、奴仆们吹吹打打，当音乐发烧友。或纵欲无度，热衷于泡妞。更要命的是他还颇好男风，宠爱一名娈童赵道生，搞同性恋，动不动就赏赐给金钱贵物。自从那位同性恋人入宫之后，太子贤就再也没有子女出生了。
李贤正值青春期，有点躁动也是难免的。骑个马，泡个男，涉足非主流时尚圈。他好学和好玩的这两面，是汇聚在一个矛盾体中，并不为怪。如果他仅仅是个富家公子哥，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身为太子，系国家政治于一身，不走正道，生活作风尤其不检点，对政局和对他自己的影响就太大了。他一胡来，周围的大臣就比较难办。
太子属官多为正人，内心都不大赞成武后专权，对李贤的太子地位十分在乎。可是，太子这个样子，让他们既失望，又恐惧。他们看在眼里，却不敢劝谏，因为一旦写出谏议报告来，太子的名声就完了，武则天又有理由干涉朝政。
后来，韦承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只好上书劝谏。这次上书是在仪凤四年（679年）五月。这个月，是风流太子李贤的多事之秋。
韦承庆过去就是李贤的幕僚，为人恭谨，现在的职务太子司议郎又是专掌规谏的，他站出来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他劝告李贤“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这也让人无话可说。
太子倒是赏了他不少财物，可赏赐归赏赐，酒色如故。他手下那一班乐户、奴仆见主子这般潇洒，都挖空心思捧着他玩，“亲左右，承颜色”，一派乌烟瘴气。东宫一些下级臣属不谏，反而迎合太子的恶行，讨其欢心。如太子洗马刘讷言，本是儒学大师，注《后汉书》的骨干。他不再规范太子的礼仪行为，反而撰写《俳谐集》等下流文章，供太子读阅调趣。弄得太子府乌烟瘴气，监国太子成了恶行昭著的无赖。
此时高宗和武则天都在东都洛阳，武则天大致知道了情况，就命北门学士写了《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阅读，还写信对李贤提出严厉批评。
李贤平时被他那些阿谀奉承的手下惯坏了，对母亲的干涉大为不满，干脆不理不睬。
这个事情，武则天没做错什么。李贤长出了杈，她身为母亲当然要修剪修剪。哪个家长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平时不溺爱、不放纵，只希望在他们中出一个像太宗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大概就是她最大的愿望。
如果武则天能耐心地和儿子沟通，走进他的心里，慢慢影响儿子的生存状态，帮助他成长成熟，李贤也许会平稳度过叛逆期。可惜武则天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要求孩子，李贤当然会觉得反感束缚。他就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体会不到父母对自己的爱。一句空洞的“我是为你好”不具备任何说服力，当然也换不来儿子的理解。因此，母子关系就此恶化。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问题还不大。谁家的孩子不犯错，多加教育就是了。然而，接下来的“预言”让李贤走上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