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就是血液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语、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译文】
薛侃问：“持守意志好比心痛，一心一意全都放在感受这个痛上，哪还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说：“初学时这样用功固然好，但是要知道意志的生发与作用是‘出现与消失都无法确定时间，也不知道去往何方’的。心的神妙灵明本来就是如此，功夫才能够有所着落。如果只是死守着，恐怕又犯了执着的毛病了。”
【度阴山曰】
阳明心学将意志力解释为：它是以我们良知的判定，对一件发自正念的事物保持长久而高度的热情，并能知行合一，最终将此正念呈现，将事物完成。
拥有这种意志力，就是拥有良知，无时无刻不在用良知提醒自己，现在做什么，下一步该做什么。所以它就如心脏病一样，时刻都会被我们感受到。一旦拥有意志力，就没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一门心思都在这意志力上。
然而，王阳明的说法是，保持意志力如得了心脏病，这还只是初期。当我们做一件事，在初期阶段时，为了完成此事而有此意志力，没有问题；可如果这件事已经到了中期甚至晚期，还把意志力保持得如得了心脏病一样，就有点过度了。
真正的意志力不会有意识地展现在你心中，它就是你的血液，在你体内不停地流动，但你感觉不到它。倘若你每天都有意识地倾听自己的血液流动，并且能听到它，这就不是纯粹的意志力了。
如果一门心思关注意志力，哪里还有心思去关注必须用意志力贯穿其中的事情呢？
成吉思汗一生的成就，靠的全是意志力。但在他看来，意志力就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已经和你身体融为一体的东西。在无事时，它安静如死水，一旦有事，它就在你身体里沸腾起来，催着你向前向前。
我们过度关注意志力，就会丧失意志力。真正的意志力不需要关注，它就是你的呼吸、你的细胞、你的血液。你何尝关注过这些？
可它始终在帮你，帮你修身养性和成就功业。
涵养讲求合一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译文】
薛侃问：“专注于涵养德行而不注重讲究求索的功夫，把私欲认作天理，应该怎么办？”
先生说：“人必须知道如何学习，讲究求索也只是涵养德行。不做讲究求索的功夫，只是涵养德行的意志不够坚定。”
薛侃问：“什么叫知道如何学习？”
先生说：“你且说说为何要学习？学些什么东西？”
薛侃说：“以前曾听闻先生说过，学只是学习如何存养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体认天理，就是要使得心中没有私欲。”
先生说：“如果是这样，就只需要克除私欲便可，又何愁不明白天理和私欲呢？”
薛侃说：“我正是担心辨认不清哪些是私欲。”
先生说：“说到底还是意志不够坚定的缘故。如果意志坚定，眼睛、耳朵都在察觉私欲上，怎么会认不清呢！‘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人天生所具备的’，不需要向外去求。讲究求索也只是体会内心的感受，并非向外去求别的认识。”
【度阴山曰】
阳明心学，最讲究二合一，德行的提升属于涵养，研究事物属于讲求。但是，王阳明却认为，体认天理，克去私意，求之于身心，即是讲求，即是涵养。向高手学习，只要是依凭良知，真心实意，这就是讲求，同时也是涵养。
人生总向外求，原因是对自己的不自信。王阳明拎出人心中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就给了人以高度自信。既然良知无所不能，那还向外求取什么？
况且，王阳明断定，心外无物。为何心外没有事物？因为万物是一体的。你不能把你的手当成是外物，也不能把你所看到的万事万物当作外物，所以只要你用心去求索，被求索的事物就成为你心中的一部分，那么心外哪里还有物？
所以，一切都在心中求。涵养和讲求本是一回事，它们都必须在心内完成。
中国古人始终主张“德艺双馨”。德，就是涵养；艺，就是讲求。缺艺，空有德，你只能算是个好人，影响力有限；缺德，空有艺，你也只能算是个匠人，算不上大师。
德艺必须兼备，才算是人生大师。世上很多人，只有其中一样，所以费尽周折，也无法抵达圆满境界，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涵养和讲求是一回事啊，非要搞成两回事，那就是分裂。这和人格分裂一样，都不是美好。
只谈功夫
先生问在坐之友：“比来工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译文】
先生问在座的学友：“近来功夫有何进展？”
一位学友说自己心中感到清澈明亮。先生说：“这是说做功夫的情景。”
一位学友叙述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先生说：“这是说做功夫的效果。”
两位学友一片茫然，向先生求教。
先生说：“我们现在下功夫，只是要使得为善之心更加真切。为善之心真切了，见到善就自然会贴近，有过错就会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人欲日渐消弭，天理日渐明白。如果只是探求做功夫的情景和效果，反而会助长向外求的毛病，不是真正的功夫。”
【度阴山曰】
按中国传统的思想，人生只有今生，没有前世和来生。所以它不像宗教，对未来有所期待，只要为善这一生，就足够。
这为善就是功夫，为善之心真切，见到善就自然贴近，有过错就会立即改正，这就是功夫用得好。
功夫若用得好，人欲日渐消弭，天理日渐明白。你能识得天理，还会担心结局很差吗？
但问题恰好在这里，许多人不是不用功夫，而是总想用了功夫就立刻出效果，目的性太强。
一个目的性太强的人，在某件事上用功夫时就会不停地关注结果，一旦结果缓慢或者不如他意，他就会放弃这一功夫，改另外的方法。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那幅漫画，在漫画主人公身后有多处马上要见到泉水的井，但没有一处井水被挖掘出来。
只谈功夫不谈结果，就是让我们一门心思地专注于功夫，而不要分心去想结果。功夫到了，结果自然会好。功夫没到，想那么多结果也毫无意义。
王阳明所谓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把这一功夫做好，也就等于过好了你的人生。反之，总想着“存天理、去人欲”后会有什么效果，这念头就大错特错。因为人生就是个“存天理、去人欲”的过程。
在“存天理、去人欲”中寻找快乐，身心愉悦，功夫就成了本体。
有心求异，就是错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译文】
学友们看书，时常指摘议论朱子。
先生说：“存心去找区别，就是错误的。我的学说与朱子往往有所不同，在入门功夫上甚至有毫厘千里的差别，必须分辨清楚。然而我的用心与朱子并无二致。如果朱子在文义上解释得清楚明白的地方，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度阴山曰】
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肯定不同，阳明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拨乱反正。朱熹说心能辨别出天理，王阳明却直接说，心之好恶就是天理；朱熹说，只有人性才符合天理，情欲不符合，王阳明则说，人性和情欲都符合天理；朱熹说先知后行，王阳明说知行合一。
两人学说黑白分明。
在入门功夫上同样如此。朱熹的方法论“格物”是探究万事万物的真理，王阳明的方法论“格物”是在事情上正念头；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说“存天理、去人欲”。总之，方法上，一个如果是剑，那另外一个就是流星锤——二者固然都是兵器，却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王阳明的弟子们读朱熹著作时，常常指责朱熹的错误（和王阳明不同就是错误），王阳明却说，存心去找区别，就是错误。
为什么？
因为王阳明和朱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能做圣贤，二人的学说、方法论虽然不同，却都是导人向善的，没有说让人去做坏事。
即是说，两个人的学说都是好学说，都是让人为善之学说，有人可能在王阳明这里找到方法，而有人却能在朱熹那里找到方法，双方没有高下之分。
人一旦要存心去找两个学说的区别，就是要分门别派，就是要自立门庭，自我关闭。王阳明说，心外无学，不论是什么学说，只要学说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你但肯用心去钻研，就必有所成。一切好的学说，都是从心出发的学说。你若有心求异，念头就先错了，求出来的东西再让人耳目一新，它也不符合天理。
认可别人的“是”，就遵循；发现了别人的“非”，也别张牙舞爪，绕过去就是了。真正的聪明人，永远在学别人的“是”，从不在别人的“非”上较真。
从来没有人因为给别人挑毛病而成就学问的。一旦盯着人家的“非”不放，就忘记了人家的“是”，最后学了一肚子小肚鸡肠和意气，于学问和做人，都不是好事。
所以，做人和做学问一样，有心求异，就是错。
不比才力比减人欲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煅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煅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看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译文】
希渊问：“圣人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然而伯夷、伊尹与孔子相比，才学与能力终究不同，为什么孟子均称其为圣人呢？”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心中纯粹都是天理而不夹杂着人欲。好比纯金之所以是纯金，只是因其成色足而没有铜和铅等杂质。人达到心中纯然是天理就是圣人，金达到成色十足就是纯金。然而圣人的才学能力也有大小的区别，好比金的分量有轻有重。尧舜好比是万镒的黄金，文王、孔子好比是九千镒的黄金，大禹、商汤、武王好比是七八千镒的黄金，伯夷、伊尹好比是四五千镒的黄金。他们的才学与能力虽然不同，但心中纯粹都是天理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都可以称之为圣人。这就好比黄金的分量虽然不同，但成色十足是相同的，故而都可以称之为纯金。将五千镒的纯金融入一万镒的纯金中，成色还是相同的。以伯夷、伊尹的圣德与尧、孔子的圣德相比较，心中纯粹都是天理是相同的。因此纯金之所以为纯金，在于成色是否十足而不在于分量的多少；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心中是否纯粹都是天理，而不在于才学和能力的大小。因此，即便是一般人，只要肯用功学习，使得心中纯粹都是天理，也可以成为圣人，好比一镒的纯金，相比于万镒的纯金，虽然分量上悬殊，但就其作为足色的黄金而言并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为学之人向圣人学习，也不过是学习摒弃人欲、存养天理的功夫，好比学习炼金也就是学习如何将黄金炼到纯净。如果原料成色本身就比较足，冶炼的功夫就相对省力，炼成足金也相对容易；成色越差的原料，冶炼起来也就越难。人的气质禀赋有清澈浑浊、纯粹驳杂的差异；有一般人以上、一般人以下的才能差异；对于道的体悟，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学而知之、践而行之的差别。各方面较差的人，必须比别人多下数倍，甚至数十倍、数百倍的功夫，然而一旦功夫做成了就都是一样的。后世的学者不理解学做圣人的根本在于心中纯粹都是天理，却专门在知识与才能上下功夫，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认为自己必须将圣人的许多知识和才能都逐一掌握，才能成为圣人。故而，这些人不务求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却费尽心思钻研书本、考究事物、追求形迹。知识越发广博，人欲也日益滋长；才能越发增进，天理却日益遮蔽。好比看到有人有万镒的黄金，就不去冶炼黄金的成色，不求在成色上无可挑剔，却妄想在分量上与他人相同。锡、铅、铜、铁等杂质一并投下去，分量是增长了，但成色却下来了，炼到最后，连黄金都不是了。”
这时徐爱在旁边，说：“先生这个比喻足以破除现今儒者唯恐学问支离破碎的困惑，对后世的学者大有裨益。”
先生又说：“我们做功夫，只求每日减少，不求每日增加。减去一分人欲，便恢复得一分天理，多么轻快洒脱、多么简单的功夫！”
【度阴山曰】
这段“精金分量之喻”在阳明心学中，分量重如泰山。
古人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朱熹一针见血地说：人人都是禀气而生，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
也就是说，人的生死贵贱是由生而禀受的气所决定，这是典型的宿命论。幸好，古人还认为，气的清浊只能决定你后天的才力（智商、家庭背景、事功、影响力）大小，却无法决定你是否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
王阳明说，你的气注定你是一斤重的金子，而有人的气注定他是十斤重的金子。在金子的分量上，你肯定比不过人家。
有人是含着金汤勺出生，有人在娘胎里智商就比你高，有人天赋中就有影响别人的能力，这些硬指标，你是绝对比不了的。
在事功上，有人被万众瞩目，有人却默默无闻，有人能飞黄腾达，有人却总遭遇失败。如果你的奋斗方式是正确的，却仍无法超越别人，那可能就是你禀的气不怎样。
如果你非要在才力上超越那些比你禀气好的人，那如王阳明所说，你就要在金子上增加重量，把些破铜烂铁掺杂进来——重量虽然上去了，你却不纯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开始的时候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到最后又长期处于心不安的状态。那么，我们是否要通过奋斗来完成我们的人生价值？
当然要！但要量力而行。别拿你的努力去和人家的天赋拼，这样会累死你的。
王阳明认为，才力限于气禀，你若非要在才力上和别人比拼，那你会发现不可能成为圣人；但你若在天理上用功而不论才力，那你就很容易成为圣贤。
在天理上用功，其实就是向内求，接受自己金子的重量，而不是向外求，去弄些破铜烂铁。向内求，就是减少欲望，“减去一分人欲，便恢复得一分天理，多么轻快洒脱、多么简单的功夫”。
当你毫无欲望时，你就成了圣人。圣人就是好人，好人就是在你的人生圈子里被所有人喜欢，即使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人间，也会活在别人心中。
能活在别人心中的人，世界上还真没有几个。
归根结底，王阳明就是让你做最好的自己，而不是做最传奇的别人。深刻认识到自己有圣人潜质，而开发潜质的方法也在自己身上——事事时时都依着自己的良知去做，就能成为最好的那个金灿灿的自己。
别给事物贴标签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译文】
薛侃在花园里除草，问道：“天地间为何善难以培养，恶难以除去呢？”
先生说：“只是因为没去真正去做培养善、去除恶的功夫罢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像你这样看待善和恶，都是因为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来思考，这样就会出错。”
薛侃没有理解。
先生说：“天地间的生命，比如花和草，又有什么善恶之分？你想要赏花，就认为花是好的，草是坏的。如你想要用草，又会认为草是好的了。像这样的善恶之分，都来自你心中喜欢与厌恶的感情，所以我才知道这是错的。”
薛侃说：“难道世间就没有善恶之分了吗？”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天理的静止状态，有善有恶的是气化的流动。气如果不动，便没有善与恶的区分，这就是至善。”
薛侃说：“佛家也说无善无恶，如何与之区别开来呢？”
先生说：“佛家执着于无善无恶，一切人事都不管不顾，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圣人所说的无善无恶，只是让人‘别刻意去为善为恶’，不为气所动。然而‘遵循王道’‘归于标准’，就是自然遵循天理，自然会有帮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力量。”
薛侃说：“既然草并不是坏的，那也没有除去的必要了。”
先生说：“这样说的话就又是佛、道的观点了。草如果有所妨碍，去掉又何妨？”
薛侃说：“那这样又是刻意地为善为恶了。”
先生说：“不刻意去为善为恶，并不是要你完全没有好恶之心，要是这样就成了没有知觉的人了。所谓不刻意，只是说好恶都依循天理，不夹杂一点私意。做到这样，就好像自己没有了好恶一样。”
薛侃说：“去除杂草怎样才能算是依循天理，不夹杂一点私意？”
先生说：“草有妨碍，理当去除，去除便是；即便并未去除，也不要放在心上。如若夹杂了一点私意，那么心就会受到拖累，就会为气所动。”
薛侃说：“那么善恶完全与事物无关吗？”
先生说：“善恶只在你自己的心上。依循天理就是善，为气所动就是恶。”
薛侃说：“事物本身终究没有善恶吗？”
先生说：“对于心而言是如此，对事物而言也是这样。世俗之儒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舍弃本心去追逐外物，将格物的意思理解错了，整日向外去求，只是妄想‘不通过积累便获得成就’，刚开始做时不明白其所以然，习惯后更不明白其所以然。”
薛侃说：“‘好比喜欢美色，好比厌恶恶臭’，要如何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依循天理，是天理要求人应当如此，并非刻意而为。”
薛侃说：“喜欢美色、厌恶恶臭，如何不是刻意的行为呢？”
先生说：“这是因为其中的意念是诚挚的意念，而非私意。诚意只是依循天理。依循天理，便是没有一丝一毫私意。故而有愤怒、怨恨、喜欢、快乐的感情，心便无法保持中正。必须使得心胸广阔公正，才是心的本体。了解到这个层面，就能知道什么是感情未发时的中正了。”
孟源说：“先生说‘草如果有妨碍，理当去除’，为何又说是从自己身上产生的念头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自己去心中体会。你要除草，是出于什么用心？周敦颐窗前的草不除去，又是什么用心？”
【度阴山曰】
人因为发自真诚的好恶，而给事物贴上善恶的标签，这没有问题。问题是，人在给某事物贴上善恶标签后，忘记了摘，那件事物的善恶就成了天经地义、自然而然了。
于是，明明是被我们所掌控的事物，反过来控制了我们。
譬如，当你把金钱贴上善的标签而忘记摘下后，“金钱是善的”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赚到金钱，你高兴；失去金钱，你痛苦。金钱控制了你，你却永远都不会反省，其实金钱是无善无恶的，之所以有了善，只是你给它贴的标签。
你痛恨一个人，就给他贴上恶的标签，当你忘记摘下后，“此人是坏蛋”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你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如果他倒霉了，你就大笑；如果他比你风光了，你就如丧考妣。他成了你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控制了你的喜怒哀乐。
王阳明说，天地万物是无善无恶的，之所以有了善恶，只是我们人类用心给他们贴的标签。没有了我们人类，天地万物也就没有了善恶是非的意义。任何一件事物如果没有了善恶是非的意义，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说，善恶只在我们人类心中，而不在我们心外的万事万物上。
薛侃花园除草，是《传习录》中最详细、最有味道的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清晰地认知到：善恶只在人心，不在万事万物。所以说，心外无物。
同时，我们在人世间做的每一件事，只要是倾听内心的声音去做的，事后就不要回想，一回想就是心有挂碍，就不符合天理。
薛侃要除草，那就除掉，除掉后就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去。薛侃不除草，那就暂时不除，不能因为没有除草，就整日想着除草这件事，这又是混进了私欲，而不是天理了。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人生在世，难免给事物贴标签。但贴过之后要立刻摘下——摘下也别理解为放下，不是手上的放下，更不是心上的放下——如果你不摘，被贴的事物就有了善恶，它会反过来控制你。
为学宗旨：行良知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译文】
先生对学生们说：“做学问必须有个宗旨，功夫才有着落之处。即便功夫与宗旨之间有所阻断，但就好比船有舵一样，只要一提就能明白。如若不然，虽然还是做学问，却只是做个‘不通过积累便想获得成就’的功夫，刚开始做时不明白其所以然，习惯后更不明白其所以然，这不是学习的根本，也不是通往大道的路径。”
先生又说：“如果能够明白为学的宗旨，怎么说都能明白。如果这里懂了，那里却不懂，那只是因为还没把握为学的宗旨。”
【度阴山曰】
学问分很多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宗教，甚至鬼神研究。无论你选择的是研究原子弹的学问还是烹饪学问，在中国古人看来，你都避不开人生学问。
人生学问贯穿我们整个人生，不懂人生，你就万事难成。
要做人生学问，就必须有个宗旨。这个宗旨，在王阳明看来就是行良知。
很多人会不解，人生中有太多的学问要学，一个“行良知”就全部解决了吗？
完全可以解决。按王阳明的意思，人生在世，你能掌控的东西很少。天下大势你掌控不了，不可抗力你掌控不了，人生中许多偶然因素你更掌控不了，你所能掌控的只有良知。因为它是我们心上的，行良知是我们一念之事，这是很容易被操控的。
所以，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你只专注于行良知这一学问，把“行良知”作为你做学问的宗旨，你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倘若能明白这一点，并且做到这一点，那外面的任何风浪和**都无法动摇你，因为一旦遇上风浪和**，你就会想到你的学问宗旨是，只行我心上的良知，不管其他。
这样，你就能心平气和，继续走向通往人生大道的路上。
倘若做学问没有个宗旨，一遇外部**和风浪，人就很容易放弃这门学问，随波逐流，半途而废。
说到底，为学须有个宗旨，这也是立志的问题。无论做哪一门学问，都要先有志向和宗旨，它就如同船之舵。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你的志向和宗旨，马上就能聚精会神于学问，从而获得成功。
明白了这个，怎么说都明白，不明白这个，说破天，也没用。
因为宗旨，是靠你自己的心来决定的，外力帮不上任何忙。
有志向，就没有牵累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译文】
有人问：“为父母参加科举，难免要被科举所牵累。”
先生说：“为父母参加科举会妨碍学习，那么种田赡养父母也会妨碍学习吗？程颐先生说：‘只是害怕科举事业会使学者失去志向。’为学之人只需要担心自己为学的志向不够坚定罢了。”
【度阴山曰】
这段对话，要认真看才能明白。
问的人，想必是在王阳明门下学心学很有收获。但是，阳明心学不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只是课外兴趣班。问的人的父母，希望他能学朱熹理学（科举考试内容），通过科举考试，升官发财，赡养父母。
所以，此人才哀叹说：“为父母参加科举，难免要为科举所牵累，而不能专心学习阳明学。”
王阳明告诉他：“父母让你去参加科举，你说妨碍学习，那么父母让你去种田，你也说妨碍学习吗？”
这段话其实是点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点：孝。
凡是父母让你做的事，你都要去做，不能有怨言说妨碍了你的事情。当你认为父母让你做的事妨碍了你的事时，其实问题不在于你的父母，而在于你的志向。程颐就说过，科举之事，无论是谁让你做的，你都应该抱怨自己为学的志向不够坚定，而不应该抱怨其他。
天下事成败的关键点就在于志向的坚定与否。志向坚定，心外无物，就什么事情都妨碍不着你；志向不坚定，一有风吹草动，你马上就会发出抱怨，然后放弃。
只要你确立“学心学是做圣人”这一志向，什么种田、科举，根本碍不着你什么；如果你这个“学心学是做圣人”的志向不坚定，岂止是科举、种田，天热天冷都会让你觉得受到妨碍。
很多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抱怨，就是因为不能坚定志向，甚至没有志向，所以总活在浑浑噩噩中，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成为他的绊脚石。有志向的人，心中坚定，必须实现这志向，在通往志向这条路上，遇到石头就踢开，遇到鬼怪就绕开，哪里有时间抱怨？
所以，人有志向，是多么重要的事，它不但能让你意志坚定，心想事成，还能让你去除负面情绪，光明上路。
天，为什么不忙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译文】
欧阳德问：“平常思想意念多忙乱，有事时固然忙乱，无事时却也忙乱，这是为何？”
先生说：“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没有一刻停止。然而天地之间有一个主宰，所以天地万物才不会乱了秩序。虽然有千变万化，但主宰不变。人正是因这个主宰才得以产生的。主宰恒定不变，与天地运动不息一起存在，即便万物运动变化不止，主宰还是能够从容自在，这就是所谓‘天君泰然不动，百体遵令而从’。如果没有主宰，只是气的奔放流窜，怎么能够不忙乱呢？”
【度阴山曰】
阳明心学和孔孟思想一样，只注重人生观，而很少关注宇宙观。一切貌似宇宙观的东西，比如“天”这个字，其实也是为人生观服务的。确切地说，就是看宇宙识人生、指导人生。
王阳明说：“你看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也应该是这样的，倘若你真的感觉心上不忙了，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枯禅，这就不是人生观了。”
天地的忙碌有个主宰，这主宰就是从容不迫、自然而然的生生不息。天如果着急了，就会加速度日升日落，地如果着急了，就会快速旋转，天摇地动之下，岂有生灵？
万物如果着急了，违背了其生长规律，那长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会好吃，今天我们吃的各种催生食物就是证明。
速度快了，急功近利，非但心上忙乱，而且还很难抵达目的地，人生就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和天地万物一样，也有个主宰，这个主宰就是良知。
凡事按照良知去做，不急不缓，不焦不躁，形成一种生生不息的惯性，而不要像乱气一样奔放流窜，这样，我们就是天地。
反之，倘若不能按良知来，时时事事都要争先恐后，该是你的你拿，不该是你的你还拿，你就不可能没有无事之时。即使有无事之时，也会被闲思杂虑充斥，心上烦乱。
越有事，就越有事；越无事，则越无事。
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名就是务实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
【译文】
先生说：“做学问最大的毛病在于爱好虚名。”
薛侃说：“从去年起，我认为我的这个毛病已经减轻了，现在认真省察，才知道并非如此。难道我真的十分在意外人的看法吗？只是听到赞誉便高兴，听到诋毁便郁闷罢了。想必这就是这个毛病发作时的表现？”
先生说：“正是如此。虚名与实务相对。务实之心多一分，务名之心就少一分。如果全都是务实之心，就没有务名之心了。如果务实之心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迫切，哪里还有工夫爱好虚名呢？”
先生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中的“称”字读第四声，也就是‘声名超过实情，君子感到羞耻’的意思。实情与声名不相称，在世时还可以弥补，过世后便没有办法了。‘四十五十而无闻’是指没有听闻大道，并不是没有声名在外的意思。孔子说过‘这是声名，并非贤达’的话，他又怎么会用声名来评价人呢？”
孔子有个极端严肃的主张，就是正名。孔子坚信，名可以控制实，只有名实相符才是正道。当时的楚国早就是王国了，但孔子偏不承认它，非要称它的国王为楚子。子是“公侯伯子男”的倒数第二级，是很多年前由西周国王封赐给楚国国君的。
在现在看来，孔子有点掩耳盗铃。但孔子却格外严肃地认为，名可以控制实，让实和名不相符合的人感到惭愧，最后自动自发地承认错误，达到名实相符。此意为，楚王会取消国王称谓，改邪归正为子。
实大于名，对个人而言是好事。一个人功力深厚，却寂寂无名，这是符合天道的。最怕的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名大于实。
爱好虚名，是人之通病。其实爱好虚名的人，并非真的是爱好那个名，而是名背后的利。名利向来是孪生兄弟，有了名自然就有了利。
在王阳明看来，人追求名声没有问题，中国古人最称赞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名。但是，一个人若想三不朽，必须有立德、立功、立言这个实。没有了实的名，就成了虚名，不堪一击。
我们以一杯茶来做比喻。名是水，实是茶叶，一满杯茶里，茶叶多些，水就会少些；水多些，茶叶就会少些。水太多，茶水没有味道，就不是茶水了，当然，全是茶叶而没有水，也不能称为茶水。
所以说，名和实都要有。不过，人还是要重实轻名，这就如同一个少林寺扫地僧，毫无名气，但一展露实力，就立刻名闻天下。但如果你名声在外，就会引得人都来和你争，万一你实力一般，身败名裂可立而待也。
王阳明说：“虚名与实务相对。务实之心多一分，务名之心就少一分。如果全都是务实之心，就没有务名之心了。”没有了务名之心就全是务实，虽然没有名气，但一有机会，立即会名动天下。
倘若全是务名之心，总在名上下功夫，而不去务实，就是舍本逐末，扬汤止沸，最终什么都不会得到，唯一能得到的就是别人的嘲讽。
务实是向内求，专心用功即可，所以它可被我们控制；务名是向外求，千方百计要别人认可，而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别人。
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名就是务实。
最好的后悔药就是立即改正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译文】
薛侃经常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的良药，然而悔后能改才难能可贵。如果悔悟之情滞留在心中，又会因药而病了。”
【度阴山曰】
人非圣贤，亦非未卜先知的魔法师，所以人人都做过后悔的事，但不同的人面对后悔的事，行为截然不同。
有人会悔悟，而悔悟又分两种。一种人是捶胸顿足，大骂自己是猪，骂完后就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了。另一种是懊恼后，立即想办法补救，这补救可能无效，但它是阳明心学真正的后悔药——他在以行动为自己做的错事负责，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改过”。
悔悟之后改过，一方面是良知的谴责，另一方面则是良知给出的最佳方式。正如王阳明所说，如果悔悟之情滞留在心中，又会因药而病了。
阳明心学主张：心，在物为理。即是说，你的每个念头，都要去物（事情）上将其呈现，否则就不符合真正的“心即理”。
悔悟也是一样，悔悟本身就是良知光明的人心中的一个“理”，可如果你不把它呈现出去，那这个理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理。它会一直在你心里折磨你，让你痛苦，最后就真的病了。
我们必须把悔悟这个天理呈现出去，那就是要改过。一旦改过，就符合了阳明学的基石“心即理”这个理论。
从这一点而言，行动正是阳明心学的特征，一切事情都必须以行动来衡量。离了行动，再伟大的概念、理论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古人云，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言外之意是，人做任何事都要谨慎。可一旦做了让自己懊悔的事，也别焦虑。
首先，你还知道懊悔，就说明你良知还算光明；其次，知道懊悔是“知”，改过是“行”，要把“知”和“行”合一；最后，懊悔和改过这个“知行合一”就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后悔药。
万不可“希高慕大”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译文】
刘德章说：“听闻先生用纯金比喻圣人，用金的分量比喻圣人的才力，用炼金比喻学习，十分深刻。只是说到尧舜是万镒的纯金，孔子是九千镒的纯金，似乎不妥。”
【度阴山曰】
西汉大儒董仲舒说：“利以养身，义以养心。”意思是，人有两种食物，一是物质的，它负责供养我们的身体；一是精神的，它负责供养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身体很容易供养，一斤鲍鱼能吃饱，一斤馒头也能吃饱，极端情况下，一斤树皮也没有问题。但是，正因为供养容易，所以消失也快——我们的身体很容易饿。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物质的东西无法让我们愉悦，即使愉悦了，也不持久。
人的愉悦、人生价值主要还是靠精神食物，精神食物难求而不易得，可一旦得到，就不会消逝。一部经典著作、一首美丽诗歌、一件雅致的艺术品，若能被你吸收，就足以在你的精神世界驻足一生。
义（精神食粮）是养心的，我们人类就是靠心才能活得愉悦，纯粹靠利，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人类追求利（物质食粮），并没有错。错的是一门心思追求利，而忘记了追求义（精神食粮）。
一门心思追求利，就是在躯壳上起念，整个身心都扑在物质上，要享尽世间荣华富贵——别人有的，我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这是典型的向外求，身体被养得如同肥猪，养心的食物却没有跟上，最后就成了一个时刻都空虚、无聊的行尸走肉。
王阳明让你不要在躯壳上起念，只让你在心上用功。不要希求高远、羡慕博大，因为那是别人的，是你心外的。
你要明白一点，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个使命，有的使命大，有的使命小，但无论大小，你都要践履你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别人的。
致良知，不是不能，而是不肯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译文】
薛侃问：“孔子为什么说，最聪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他们的性情都不能改变呢？”
先生说：“并不是说不能改变，而是不愿改变。”
【度阴山曰】
一年轻人去拜访一老禅师（或者是智者、老道、仁波切、老和尚），他问：“怎样才能活得幸福？”
智者闭目不语。
年轻人以为老人家眼花耳聋，所以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
老道仍不语。
年轻人急了，吼了一遍。
仁波切睁开眼，指了指年轻人的心：“问它。”
年轻人低头看了半天，作恍然大悟状:“我明白了，问自己的心。”
老和尚微微一笑。
“能不能有点具体的，可以操作的？”
“日行一善。”老和尚说。
年轻人沉思半晌，不阴不阳地问：“行一善在哪儿？”
有弟子对王阳明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是孔子老先生的话，孔子把人分三等：“上知”（上等智慧、上等性情）、“中人”（中等智慧、中等性情）、“下愚”（下等智慧、下等性情）。
“中人”是两头草，肯学的话，就可升级为上知，不肯学就滑落到“下愚”。也就是说，“中人”可移，但“上知”和“下愚”却不可移。
王阳明却评判道：“不是不能移，而是不肯移。只要肯致良知，‘下愚’也能移成‘中人’。若不致良知，‘上知’也能移成‘中人’，甚至是‘下愚’。”
“下愚”移成“上知”的典型人物是曾国藩。曾国藩天赋奇差，一篇文章背诵一夜，仍磕磕巴巴。他年轻时性情也坏，狂傲轻忽，尖酸刻薄，搞得人际关系如糨糊。但他后来发愤图强，以比别人多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苦学，终成一代理学大师；又在性情上痛改前非，终成人见人爱的道德圣人。
“上知”移成“下愚”的例子也有，无数平庸人物，起初都天赋异禀，但因不肯努力，最终被人遗忘。
当然，“上知”和“下愚”，恐怕不仅仅是单纯地指聪明和愚笨，聪明和愚笨指的是致良知的能力，自动自发致良知的就是聪明，被动致良知的就是愚笨。
简单而言，致良知就是以良知为你行为的准则，致良知永远是自己的事，而且也是你唯一能掌控的事。只要你想，你就能致良知，如孔子所说，你欲仁，仁就来了；你欲致良知，良知就在眼前。
因此，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致良知，但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下愚的人呢？不是他们不能致良知，而是不肯。
若想改变社会风气，那每个人都要致良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人们不是不能致良知，而是不肯。
只要你肯，良知之灯就一定能重现世界。
而难度也就在于此，大多数人在没有外力推动时，很少能做到主动。不能改和不肯改，有时候就成了一回事。
由此我们知道，王阳明所谓的“移”只是要人致良知，致良知就是行良知，以良知为人生指示牌，不停向前奔跑，这就是走正确的道路，你只有走正确的道路，才有可能把道路走正确。
遗憾的是，很多人走的路都是不正确的，而且他们明明知道，却不肯改弦更张，这就是不肯移。
交友之道
问“子夏门人问交”章。
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张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译文】
有人向先生请教“子夏门人问交”这一章。
先生说：“子夏说的是小孩间的交往，子张说的是成人间的交往。如果善于运用，都是正确的。”
【度阴山曰】
《论语》中有个故事：子夏的学生请教子张交友之道。
子张很伶俐，反问道：“你师父子夏是怎么说的？”
那人回答：“我师父说：‘可以相交的就和他交朋友，不可以相交的就拒绝他。’”
子张一拍大腿：“胡说！君子既尊重贤人，又能包容众人；能够赞美善人，还能同情能力不够的人。如果自己是十分贤良的人，那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如果自己不贤良，那人家就会拒绝你，又何谈能拒绝人家呢？哈哈。”
王阳明的弟子就问王阳明：“您说子夏和子张两人谁说得对呢？”
王阳明回答得超级巧妙：“子夏说的是小孩的交友之道，子张说的是成人的交友之道。能看清对象使用交友之道，就是正确的。”
这段话太重要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交朋友总出错，就是把这两种方式搞混了。
小孩子之间交朋友，就是这样简单干脆：我觉得你可以相交，那咱就是好朋友，某天你把我惹恼了，咱们就绝交。我觉得你不可以相交，那绝对不交。
大人之间的交往就比小孩子复杂得多，对各色人等都要交往，但交往的深度不能一样。中国儒家主张入世，人是个社会的人，所以人际关系特别重要。问题是，你如何才能交往到各种人呢？这就要从自己身上下功夫，自己要把自己锻造得特别贤良。
但大多数人活到快入土了，还没有搞明白交友之道。他们至少犯了以下的错误：
第一，像小孩子一样，以意气交朋友，朋友符合心意，就两肋插刀；一旦不符合你心意，马上就拔刀相向，老死不相往来。
第二，总以为朋友越多，人脉越广就越好，其实你自己不强大，交再多朋友也没有用，因为朋友，本来就是同一阶梯的人。
第三，最强大的人脉是实力，只需要锻造自己的实力，就是在交朋友。这是一举两得之事，一方面你提高了自己，另一方面在提高自己的同时还交到了朋友。
这就是交友之道，它是天理，天理自在人心，真正朋友多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阳明心学的“学习”是学什么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如何？”
先生曰：“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亦似专求诸外了。‘时习’者‘坐如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立如斋’，非专习立也，立时习此心也。‘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之‘说’。人心本自说理义，如目本说色、耳本说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说。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
【译文】
子仁问：“孔子说：‘学习并时时练习，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吗？’朱熹认为学习是后觉者效法先觉者的过程，对吗？”
先生说：“学是学习摒弃人欲、存养天理。只要专注于摒弃人欲、存养天理，便自然是效法先觉者了。推究古人的遗训，许多学问思辨、存养省察克制的功夫，也不过是为了去除心中的私欲、存养心中的天理罢了。说‘效法先觉者的行为’，其实只说了为学的一件事，而且也还是向外求索。‘时习’的时候‘像受祭者一样端坐’，并不是专门学习静坐，而是在静坐时修习本心；‘像斋戒那样恭敬地站着’也不是专门学习站立，而是在站立时修习本心。‘悦’是‘天理道义愉悦我心’的‘悦’。人心原本就会对天理道义感到愉悦，好比眼睛喜好美色、耳朵喜好美声，只是被私欲遮蔽牵累，才会不愉悦。如今人欲日益去除，天理道义日渐滋养，岂会不愉悦呢？”
【度阴山曰】
朱熹认为，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第一，正诸先觉；第二，考诸古训。正诸先觉是效仿先觉者，向比你厉害的人学习，考诸古训是推究古人的遗训，向经典书本学习。
王阳明则说，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知识，也不仅仅是从实践中学习，学习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的目的。
这学习的目的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正诸先觉，效仿先觉者，还是在向外学。王阳明不主张效仿他人，只一门心思发展自己。“时习”的时候“像受祭者一样端坐”，并不是专门学习静坐，而是在静坐时修习本心；“像斋戒那样恭敬地站着”也不是专门学习站立，而是在站立时修习本心。
一旦如此学习，就能得到天理，而天理总是让人愉悦的。为什么天理会让人感到愉悦呢？
因为良知是个好恶之心，纯粹发自良知的好恶就是天理。你特别喜欢美色，美色就是天理；你特别喜欢美乐，美乐就是天理。因此，喜欢天理能让人愉悦。
但这好恶是纯粹的好恶，不能沾染一点私欲。若想得到愉悦，就必须存天理、去人欲。
忠恕合一
国英问：“曾子三省虽切，恐是未闻一贯时工夫？”
先生曰：“一贯是夫子见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学者果能忠恕上用力，岂不是一贯？‘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体用一源，体未立，用安从生？谓‘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此恐未尽。”
【译文】
陈桀问：“曾子每日多次反省自身，虽然真诚，恐怕还是没有领会一以贯之的功夫吧？”
先生说：“一以贯之是孔子看到曾子没有掌握下功夫的关键才告诉他的。为学之人如果能在忠和恕上下功夫，不就是一以贯之吗？‘一’好比树木的根，‘贯’好比树木的枝叶，没有根，何来的枝叶？本体与作用本就同源，本体未能确立，作用如何生发出来？朱熹说‘曾子在体会心的作用方面，已经能够做到随事情精确体察并努力践行了，只是还不知道心的本体和作用是合一的道理’，这样说恐怕不全面。”
【度阴山曰】
孔子的弟子曾子特别善于反省，一天至少三次，反省的内容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意思是，替人谋事有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地方？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了？有没有复习师长传授的学业？这反省恐怕是晚上的事，如果真有错误，曾子该如何？抽自己两个嘴巴吗？《论语》里没有说。
有人就此事问王阳明，曾子虽然反省的条目很多，恐怕还是瞎反省，没有领会孔子一以贯之的功夫。
王阳明说，没错，孔子的一以贯之，就是忠恕。忠是向内，对待人、物上有没有全心全意；恕是对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无论是忠还是恕，虽看上去有向内向外之别，但其实是合一的。只有恕而没有忠，就是只有知而没有行。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在人、事上全心全意执行这个道理，就等于没有恕。
知行合一就是忠恕合一，忠恕之道就是知行之道。
立志贵在专一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
【译文】
先生说：“种树必须先培育树根，培养德行必须先存养本心。想要树木生长得好，必须在初生时就删剪繁枝；想要德行隆盛，必须在初学时就摒弃外在的爱好。如果除此之外还喜好诗文，那么精神就会渐渐转到诗文上去。凡是各种外在的喜好，都是这样的。”
先生又说：“我这样论述学问，是无中生有的功夫。诸位如果相信，便要立志。为学之人有一个为善的念头，就像是树的种子，既不要去助长它，也不要忘却它，只管慢慢培育，自然会日渐生长起来。生机一天天旺盛，枝叶一天天繁茂。树木初生时，便会长出多余的繁枝，必须加以剪去，然后根干才能粗壮。初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立志贵在专一。”
【度阴山曰】
王阳明太重视立志了，创建心学后不久，就提出王门四规，第一规就是“立志”。在《传习录》《文录》中，常常提到“立志”的重要性，其重点想要阐述的就是，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在此处，王阳明说，立志就像是种下一粒种子，种子落地后，不要去拔苗助长，也不能忘记它，要按照它的生长规律时刻照顾它，这就叫“勿助勿忘”。最后，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参天大树，而在生长过程中，如果有多余的繁枝（私欲），还要剪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