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中国从此不仅在经济上更为严重地依赖外国，尤其是外国的不平等借款而苟活，而且在政治上，中国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之中，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外国列强在中国拼命地划分势力范围，割地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外国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阴谋逐步付诸实践。
一 对铁路的贷款、投资与控制
以甲午战争后三次大借款为契机，西方列强不仅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而且通过借款合同所附有的条件，他们获得了修建铁路、开发矿山等项实业投资或贷款等特权，较甲午战前更多地攫取了路矿附近的经济、政治上的许多好处。他们既利用这些铁路向沿线倾销他们的产品，同时设法控制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在铁路沿线及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掠夺廉价的原料，获取沿线矿山的开采权。所以，近代中国，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列强争夺铁路的策略就是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策略。铁路的让与在当时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于是列强忙于规划中国的铁路建设，他们甚至对于那些没有打算兴建的铁路也争先恐后地争夺，因为他们清楚，只要能够争取这些待建的铁路项目，就意味着这些铁路所经过的地区就是它的势力范围，从而有效地拒绝其他列强对该地区的觊觎。
而从清政府方面看，他们在反思甲午战败的原因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铁路太少，严重影响了战时军事物资和兵员的运输。两江总督刘坤一指出：国家富强之本，莫急于铁路的建设，铁路建设跟不上去，中国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依然很难获胜。关于中国未来铁路的建设，刘坤一主张设立铁路公司，利用外国资金，断不能交给外国人，必须由中国人主持，归于商办。张之洞更认为：假如中国的铁路早些建成，中国何至于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为了未来的战争与中国的发展，中国必须在铁路建设方面下大力气。而中国目前需要建设的铁路甚多，张之洞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之后认为，“当以卢汉（即京汉，引者注）一路为先务”。他指出：卢汉铁路只要不让英、法、俄等大国的商人包办，就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贷款，限以三年必成，成后准其分利几年，年限满后，收归国有。在张之洞之后，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也上书清廷，主张设立公司，开办卢汉铁路，并主张接通天津到卢沟桥的铁路，以取代先前拟议中的津通铁路。
地方大员的建议在清政府高层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895年12月6日，清廷发布“决心实力”修筑铁路的上谕，批准胡燏棻关于修筑津卢铁路的奏请，并委任胡燏棻督办。至于卢汉铁路，清廷决定参照刘坤一等人的建议，归于商办，规定各地集股1000万两以上者，准许设立公司，从事铁路的建设。
1896年1月10日，胡燏棻奏准线路自天津起循运河迤北以达卢沟桥，津卢铁路的规划基本完成。根据规划测算，津卢铁路所需经费约合240万两库平银，最初的计划先由北洋大臣王文韶筹措100万两交给胡燏棻，以便尽早开工，其余的款项由户部陆续筹拨，待铁路股份招齐，再行归还这些拨款。然而北洋所需军饷等款项都属于迫不及待的事情，王文韶虽然勉为其难凑齐了100万两，但与胡燏棻约定只能作临时周转，必须随借随还。而北洋大臣主持下的关外铁路也即将兴办，届时势必无力兼顾津卢铁路的费用。而户部拨款，也没有如约到位。津卢铁路的经费实际上没有着落。
经过胡燏棻的多方筹措，津卢铁路开工前期所需的费用总算应付过去了，只是如果工程一旦全面开工，静等招集股份去应付，恐怕很难保证工程的进度。基于此种考量，胡燏棻建议：为了保障津卢铁路的施工进度和质量，惟有以将来铁路收入为抵押，借用外国资本的办法解燃眉之急。经清政府的同意，胡燏棻与北洋大臣王文韶议定向英商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借款40万英镑，折扣率为97.5%,年息为5%,以全路作抵押，期限为10年，另行支付银行的费用10000英镑。胡燏棻、王文韶的建议以及与汇丰、德华的议定遭到了奕、奕劻等人反对，清政府此时的既定政策是铁路禁用外债。于是决定由户部即刻拨付50万两应急，并责成北洋凑齐100万两陆续交付使用。此两款用完后，再由户部划拨50万两，其余的40万两责成胡燏棻用招股的办法办理。
津卢铁路最初的预算为240万两，后来决定延长至马家堡，比原先的规划增加了8公里，故需增加经费60万两，全线总长为127.2公里，总造价达到300万两。在建设过程中，户部先后划拨160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凑借60万两，胡燏棻息借商款40万两，另留有缺口40万两。津卢铁路的开工及前期经费总算大体落实。
清政府依靠民族资本兴建铁路的政策引起了国内商界的高度兴趣，但是由于民族资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育尚不成熟，中国如果仅仅依靠民族资本自身的力量去兴建中国的铁路干线，构成一个完整的铁路网，显然并不现实。同时，政府拒绝利用外国资本的决定也使一些不法绅商钻了政策的漏洞，这些不法绅商虽然号称集股达到了清政府的要求，请求政府批准他们成立公司、承建铁路的计划，但实际上，在他们背后都有外国资本在支持，他们只不过是在为外商出头露面而已。所以这些绅商的不法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清政府禁止利用外资从事铁路建设的政策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促使清政府重新考虑是否使用外国资本的问题，并最终于1896年10月20日下令改变先前不使用外国资本而依靠民族资本的既定政策，任命盛宣怀为铁路督办，设立铁路总公司，负责筹借外国资本，兴建卢汉铁路。
卢汉铁路的大规模借款不仅激活了中国铁路建设的**，也使资金一直短缺的津卢铁路出现了转机。清政府允许利用外资修建铁路新政策出台后的第三天，即1896年10月23日，津卢铁路的督办胡燏棻就由北洋大臣王文韶担保，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款40万两，首开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中使用外国资本的先例，史称“第一次津卢铁路借款”。
津卢铁路从1896年1月开始施工，至1897年6月，自天津至马家堡全线竣工通车。由于这条铁路在规划中不取通州为终点，而经丰台以达卢沟桥，避免引起漕粮官吏和北运河船户的反对，但其目的仍在直达京师。所以当1897年5月铁路修至丰台时，临时决定修改原先的规划，即另行引出一线至马家堡。这是实际经费较预算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主持津卢铁路修建的工程师金达不顾经费困难而运量并非繁重的情况，竟将天津——丰台——卢沟桥及丰台——马家堡间的线路铺设成双线，并使用当时造价甚高的重型钢轨，无形中又提高了津卢铁路的造价，使每公里的造价达到折合银2.76万两。故而当津卢铁路全线通车的当月，即1897年6月8日，胡燏棻又从汇丰银行借款30万两，是为第二次津卢铁路借款。到同年12月，又有两次铁路借款，总计4次借款，总额为154万两。
津卢铁路利用外国借款的成功范例证明了清政府利用外资修建铁路政策的正确，也引起了国际资本向中国市场的大转移，特别是当清政府筹借外债兴建卢汉铁路的消息宣布之后，立即引起了国际资本的高度兴趣，英、法、德、美等国的商人、银行纷纷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有意以路权作抵押投资兴建卢汉铁路。外国资本的踊跃加入改变了卢汉铁路迟迟无法动工的被动局面，但由于中国方面主持其事的大员们背景不同，因此在究竟应该使用哪个国家的资金方面又发生了分歧。卢汉铁路的督办盛宣怀一心想借用美国的资本，而直隶总督王文韶力主借用英国的款项，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李鸿章则倾向于由得到俄国支持的法比银团来承接卢汉铁路的工程项目。
美国对中国的铁路利权期待最早和最大，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甲午战争进行之际就向美国国务院建议，要注意中国在战后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有可能向外国让与迄今都不曾让与的某些优先权，而这些优先权的重要部分可能就包括铁路的修筑权。此后不久，美国的摩根和弗林辛迪加就向清政府提议贷款20000万两，但条件就是由他们拥有中国铁路的控制权。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于1895、1896年两次派员来华，与中国方面探讨承建中国当时急需兴建的所有铁路工程。铁路总公司成立后，合兴公司的经理人巴时于1896年11月就与盛宣怀签订了卢汉铁路借款的草合同。紧接着，合兴公司又向中方提出包办全部工程、事权独揽的要求，并提出在借款利息和折扣外，中方必须向合兴方面另付给办公酬劳及余利红股的不正当要求。尤有甚者，合兴公司在谈判尚未结束的时候，竟然擅自派员勘察路线，并派员安插到将为卢汉铁路建设提供生产器材的汉阳铁厂。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也以美国在甲午战争期间曾经帮助中国谋致和平为由，威胁中国必须与美国公司签订长远合同，否则美国可能因此对中国产生恶感，以致影响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极大不满和反感，这就使美国获取卢汉铁路的修筑权蒙上了阴影。
美国方面有意承揽中国铁路的修筑权，但其真正的兴奋点并不在卢汉铁路，而是粵汉铁路和东北的铁路。但粵汉铁路属于英国人的势力范围，而东北铁路更与俄国、日本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美国资本谋求中国铁路修筑权的努力因这种种原因而告吹，不得不退出中国铁路修筑尤其是卢汉铁路修筑的竞争。
美国资本退出卢汉铁路竞争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坚决反对。英国人认为，卢汉铁路将主要贯通其势力范围所在的长江流域，如果让美国势力染指卢汉铁路，那么英国的影响势必大减。为了摧毁美国公司在卢汉铁路兴建中的竞争力，英国方面不惜编造盛宣怀接受美国公司的贿赂、被美国收买的谣言，迫使中美双方不得不停止在卢汉铁路修筑项目上的合作。
在排除了美国公司之后，中英公司代表于1897年3月提出了一项400万英镑的借款草约，并附有粤汉铁路也归该公司承建的条件。中国方面对这项合作表示了浓厚的兴致，王文韶竭力赞成与英国公司的合作，他认为从草约文本看，借款的利息不算太高，英国公司也没有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但是，张之洞坚决反对使用英国的借款，他认为如果让英国承建粵汉、卢汉两铁路，那么英国必将控制从香港直至北京的全部路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张之洞的分析自然很有道理，于是中国方面只得放弃与英国公司的合作。
张之洞不仅无意与英国公司进行合作，而且从他本意来说，他根本无意将卢汉铁路交给任何大国的公司去承建。他之所以同意各大国的公司来竞争，只是为了获得卢汉铁路“发包”过程中的主动权。事实上，他和李鸿章等大员倾向于“国小志短”的比利时，他们相信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决不会像英、美等大国那样霸道，比较容易与中国方面进行合作。因此，早在1895年7月，张之洞就曾与比利时营造官德海斯就修建卢汉铁路进行过洽谈，德海斯在此后不久也曾草拟两份较为详细的铁路建设方案转送给总理衙门。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也曾就修建卢汉铁路的问题与比利时国王进行过商谈。所以说，卢汉铁路在这个项目刚刚确定时事实上就基本定下由比利时承建的方案。
作为一个欧洲小国，比利时方面太清楚在各大国激烈的竞争中如欲获胜，没有大国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当中国政府有意将卢汉铁路的修筑权交给比利时的时候，比利时方面很快就找到了法国和俄国的银行、企业进行合作。而法、俄本来对在中国承建铁路就有很大的兴趣，但都因为中国政府惧怕与大国合作而告吹。现在由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在前面负责交涉，法俄两国提供资本与技术，获取实际利益，故而事情的进展相对说来比较顺利。1897年5月27日，《卢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在武昌签字。合同规定，借款总数为450万镑，年息4厘，以铁路及其附属财产作保；自1909年起分20年还清本息，借款期内聘用比利时工程师修造、经营铁路；器材一半由中国自造，一半向比利时购买。
草合同签订之后，比利时方面援引英德借款的先例，向中方索要35万镑佣金，并在购置材料及用人等方面向中国施压。而英、美、德等国由于没有从这一巨大的工程项目中得到好处，也纷纷反对，甚至揭露比款中有法国资本，竭力期望中比之间的合作失败。
对于比款中的法国资本问题，中方早有觉察。盛宣怀早就知道这一点，他反对卢汉铁路与比利时合作的理由也正因为此。但是，张之洞等人则认为比款中的法国资本问题不必过虑，因为卢汉铁路的合作方毕竟是比方，而非法方，何况法国资本只是法国的商业资本，并非法国。“法商但能分比商之利，岂能出头揽我铁路之权？”张之洞的这一判断在后来的交涉中证明是错误的。
两个月后，即1897年7月27日，《卢汉铁路交款续增合同》签字，按照此合同的规定，比利时必须在翌年2月向中方支付第一笔借款100万镑。由于当时德国军队强占胶州湾，国际形势尤其是远东的形势日趋紧张，比方遂寻找借口不肯照合同办理，提出更改协议的要求。
由比利时承建卢汉铁路本来就遭到英、美等国的反对，比利时方面提出变更原议更为这种反对提供了新的机会。英国一直认为，比利时在法国、俄国的支持下承建卢汉铁路是侵犯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是一种反对英国的政治行动。1898年6月7日，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窦纳乐要求清政府将长江流域的铁路建设均交给英国的公司。两天后，英国政府又指使窦纳乐对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声称中国如果在长江流域对俄国或其他国家给予特别开放或赋予特权，那么英国政府在与中国有关的其他问题上将不可能继续以友好的态度进行合作。窦纳乐还竭力利用中比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怂恿清政府拒绝比款，期望中国政府将卢汉铁路的承建权交给英国的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王文韶劝盛宣怀不要贸然答应比方更改协议的条件，静观时变；而盛宣怀本来就不想使用比利时的借款而一直主张使用美国的资本，因此在这个时候，盛宣怀就名正言顺地提出放弃与比方的合作，卢汉、粵汉铁路均归美国承建的主张。
盛宣怀弃比归美的主张不论是否有道理，但立即遭到法俄两国的反对。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明确表示：比利时出面提供的卢汉铁路借款系法国银行代办，法国有权干涉，法国坚持认为必须维持由比利时承建卢汉铁路的原则，不愿意看到此项合作有什么改变。俄国驻华代办巴布罗福也向总理衙门提出类似的要求。
英、法、俄的争夺使盛宣怀无法将卢汉铁路的承建权转交给美国的公司，而清政府内部高层主持其事的李鸿章更不希望发生这种变化。李鸿章应比利时驻华公使的请求进行斡旋，一方面与比利时方面直接商谈借款条件，另一方面明示盛宣怀不要指望美国的投资，继续与比方进行合作，尽早达成合作协议。特别是在英德续借款合同已经签订之后，来自英德两国的阻力已大为减少，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盛宣怀遂于1898年6月26日在上海与比利时方面签订《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附件《行车合同》。
卢汉铁路的竞争最终以法国及其盟国俄国的胜利而告终，倍感失落的美国在看到竞争卢汉铁路无望的时候，就通过曾经留学美国的容闳转而竞争津镇铁路的承建权。1898年1月18日，容闳以江苏候补道的身份向总理衙门递交《津镇铁路条陈》，建议招集洋股，设立公司，修筑由天津经山东德州至江苏镇江的铁路。同年2月，清政府批准容闳筹借洋款，设立公司，修筑津镇铁路。
清政府批准容闳修筑津镇铁路的建议首先遭到德国的反对，德国援引《胶澳租界条约》中的约定，宣称山东为其势力范围，在山东境内修建铁路是德国的专有权，无论何人都不能越过德国在山东境内修建铁路。如果中国政府一定要在山东境内修建铁路，就必须交给德国公司承建。
在卢汉铁路竞争中失败的英国也一直在谋求所谓“补偿”。1898年8月17日，英国外相指示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补偿要求，扬言若清政府不立即同意英国的要求，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对它蓄意的敌对行为，英国将为此而采取相应的措施。8月21日，窦纳乐致函总理衙门，一举提出包括津镇铁路在内的五路承筑计划，以补偿英国未能承建卢汉铁路而少获得的利益。为了确保英国的要求能够获得清政府的满意答复，英国不惜命令其太平洋舰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向威海卫和汉口集结。在英国外交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清政府于9月6日照复窦纳乐，答应了其中的四条铁路可由英国承建，至于津镇铁路，由于必须通过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清政府没有贸然答应。
英国政府知道修筑津镇铁路必须与德国进行协商，因为在英国强租威海卫的时候，英国为了换取德国的支持，曾公开承认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为了获得津镇铁路的修筑权，英国开始有意识地拉拢德国。1898年3月底4月初，英国首相就向德国驻英公使表示希望两国联合，共同阻止俄国进一步吞并中国，表示英国将尽力在中国支持德国。8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建议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明英国在中国所采取的行动绝无损害德国利益的意思，而是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至于津镇铁路的合作，窦纳乐建议该路的长江一段由英国的公司承建，山东一段由德国的公司负责。8月30日，德国驻英公使表示，德国希望两国资本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津镇铁路的修建；英国政府表示同意德国的建议，认为这是解决津镇铁路问题的最好办法。
按照英德两国政府达成的共识，两国金融界代表于9月1日开始在伦敦举行谈判，第二天达成两国共同修建津镇铁路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不仅确认了津镇铁路的合作方式，而且重新确认了英德两国在华的势力范围。
英德协议签字后，9月10日，两国驻华公使分别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按卢汉铁路同样的条件，由英德两国的公司承建津镇铁路。德国公使同时表示，德国商人要求承建津镇铁路代表了德国政府的意思，希望中国政府予以积极的配合。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应此项要求，那么中德之间的友谊极可能因此而中止。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其实津镇铁路的建设并非那么急迫，卢汉铁路建造后，中国并不急于再建造一条与之平行的南北铁路，因此清政府对于容闳过去提出的津镇铁路建造计划，事实上已经搁置不议。英德两国向清政府提出承建津镇铁路的建议后，清政府方面表示为难，但由于英德两国的强硬态度，也使清政府无法阻止，只得派出工部侍郎许景澄等人与之谈判。中方建议将津镇铁路的建设规划暂时搁置，不过考虑到英德两国银团的利益，建议德国将山东境内的铁路从济南向西连接卢汉铁路上的保定，建议英国将浦口西线接至卢汉线上的信阳。然而由于德国一心要南下长江、北上天津，根本不愿听从清政府方面的建议，中方也只好回到建造津镇铁路的原规划方案上来。
鉴于英德两国银团的分工与合作，德方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津镇铁路分三段修筑，其中由天津到济南一线由德华银行承建，济南至山东南境由德国包造，山东南境至镇江一线归英国的汇丰银行建造。这个建议对于英德两国银团的分工固然方便，但从许景澄等人的立场看，分段建筑实在障碍甚多，因此中方建议，津镇铁路的全线必须统一规划、一律办理。经过一番争论和妥协，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津镇铁路以山东峄县为界，分南北两段建造，南段由英国公司负责承建与管理，北段归德华银行承建和负责。1899年5月18日，津镇铁路督办许景澄、帮办张翼与英国中英银公司、德国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其借款、承建及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参照卢汉铁路的方案。
津镇铁路的最初动议原本是为了利用美国的资本，结果却被英德两国的银团获得了承建权，美国资本集团的失望可想而知，因此美国资本将重心转移到粤汉铁路的争夺上。
粤汉铁路最初拟议从武昌经江西至广州，后欲以粵汉路与法国自九龙起计划筑至湖南的铁路竞争，并拉直铁路，缩短距离，在湖南绅民的要求下，将粤汉铁路改为经湖南下广州。粤汉铁路全长约1048公里，工程预算约为3000万两，铁路所经的湖南、广东、湖北的绅民对粤汉铁路怀有极大的热情，倡议集股修筑，不用外国资本。湖南绅民迅速创办了湘粤铁路公司，准备集股自行修建，以此抵制外国资本的输入和外国人的控制。1898年1月26日，清政府谕令直隶总督王文韶、鄂督张之洞、粤督谭钟麟、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随时会商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参照卢汉铁路的办法，妥议招股借款各节，并选举各省绅商，设立分局，迅速开办。谕令建议，各国如有承办此路为请者，即由总理衙门告以三省绅商自行承办，已有成议为辞予以拒绝。
清政府以三省绅商自筹资金为辞拒绝外国资本只是一种外交手段，实际上盛宣怀、张之洞等人并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能力自筹到足够的资金，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粵汉铁路的承建权交给美国，以三省绅商自筹资金为辞所拒绝的只是英、法、德、俄等国。按照盛宣怀的分析，德国已强占胶州湾，俄国也强租了旅顺，法国对海南岛虎视眈眈，英国或有图扼长江吴淞之谋，结果造成中国的各海口几尽为外国人所控制。仅有内地，尚可南北往来。而汉口为各行省南北东西水陆交通之枢纽，若粵汉铁路再被英国人控制，将来北方俄国人控制的铁路南引，南方英国人控制的铁路北上，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则不堪设想。基于此，盛宣怀认为无论如何，粤汉铁路的承建权都不能再落到英、法、德、俄的手中。而三省绅商的集资能力，盛宣怀、张之洞等人也深表怀疑，即使能够筹集部分资金，但肯定远远不够。为了使粤汉铁路早日建成，必然要利用外国的资本，而美国此时不断宣称保全中国，在中国既无势力范围，也无铁路权益，因此盛宣怀建议，为了以粵汉路保卢汉路，压制比利时在卢汉路上让步，并抵制英、法、德、俄等国的觊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只有利用美国资本修筑粤汉铁路方能达到目的。
盛宣怀的建议获得清政府的批准，1898年4月2日，清廷谕准粤汉铁路向美国公司借款。14日，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委托驻美大臣伍廷芳为代表与美国合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
粤汉铁路的承建权终于落入美国人的手中，在中国华南地区具有重要经济利益的英国自然感到不安，然而为了讨好美国，赢得美国对其在华利益进行支持，英国政府也未便在粤汉铁路的承建权问题上与美国人进行竞争。后经两国公使从中斡旋，英国的中英公司与美国的合兴公司进行谈判，并于1898年12月达成协议，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在中国经办的企业均邀请对方参加一半的投资，只是对方不必承担必须参加的义务。根据这项约定，合兴公司承建的粤汉铁路，允许中英公司参加投资；中英公司承建的广九铁路，允许合兴公司参加投资。英美两国公司的约定，或许有助于粤汉铁路的建设，但另一结果却是使中国政府原本拒绝英国投资粤汉铁路，防止英国控制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设想化为泡影。
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签字后，华美合兴公司即派员对线路进行了勘察。1899年3月，合兴公司向中国方面提交铁路附近开矿章程，提出在韶州、衡州、郴州等地开矿的要求。中方根据清政府路矿不能兼办的新章程，婉拒了美国方面的要求。然而美国方面坚持，中美粤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在前，而新规定在后。根据中美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约定，美方有权在铁路所经过的附近地区开矿。
美方的要求引起了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绅商的强烈不满，而已经签署的借款合同中也确实同意合兴公司有在铁路所经地区开矿的权力。这种不可和解的冲突几乎使粤汉铁路的合作谈判陷入僵局，后在美国驻华公使及张之洞等人调解下，粤汉铁路合作的谈判得以继续。1900年7月13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代表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在华盛顿与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给予合兴公司开办同铁路有关的火轮、渡船、栈房及其工厂的特权。
粤汉铁路、卢汉铁路及津卢铁路虽然基本构成了中国铁路网的大框架，但这个框架的主体部分只是沟通了中国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如果不能将东三省并入这个铁路网，那么这个网络结构总是不太合理与圆满的。
东三省的铁路建设也曾引起国际资本的高度关注，美、英、德、法等国的资本都曾有意于东三省铁路的承建权，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俄国的反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有意联合俄国抵制日本，俄国也以主持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而向中国索取更多的特权。1896年6月3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该密约以中俄结成军事同盟对付日本为借口，允许俄国以华俄道胜银行的名义组成铁路公司，建筑并经营一条从西伯利亚铁路引入中国境内，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以达海参崴的铁路，并规定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可使用该路运兵、运粮和运送军用物资。这条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李鸿章还允诺中国不拟展筑向北延长的铁路，如果一定要修筑，则使用俄国的资本，聘用俄国工程师。
根据李鸿章与俄国方面达成的原则，1896年9月8日，中国驻俄兼驻德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在柏林签订《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议定由华俄道胜银行组建中国东省铁路（又称“中东铁路”）公司，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办理，所有的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
12月29日，东省铁路股票开始发售，由于开售仅几分钟就宣布结束，预告出售30%的股票全部由俄国政府买进。东省铁路的各项权力实际上集中在俄国政府手中。同月，俄国督办西伯利亚铁路事务大臣库洛木金单方面公布经俄国政府批准的《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公然违背中俄双方先前达成的共识，更加放肆地侵犯中国的主权。1897年3月1日，东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设在圣彼得堡，分公司设在北京，清政府任命许景澄兼任公司总董（一称“督办”），俄国政府任命盖尔贝茨为会办。东省铁路的建设进入正式筹备的阶段。
俄国向来视中国的东三省为其坚固的势力范围，不许别的国家染指。俄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是，所有邻近俄国边境的中国各省，尤其是东三省，除了俄国外，不希望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势力。然而俄国自己却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它除了期望拥有东三省的特权外，总是企图进入别国的势力范围，尤其是期望深入长江流域的英国势力范围。
在卢汉铁路借款的问题上，俄国人通过法俄联盟的关系，利用小国比利时战胜了英国和德国，其势力范围明显地进入英国人控制的长江流域。对于俄国人的进入，尤其是俄国人在卢汉铁路借款问题上的做法与胜利，英国人一直耿耿于怀，英国人认为一味被动地防止俄国势力的进入，不如主动地将自己的势力打入俄国人的地盘，于是对于俄国人在东三省的特权，英国人总想找机会进行挑战。
从清政府方面说，要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需要各列强的借款和支持，但是甲午战争后特殊的中国弱势又使中国政府对各国势力的进入保持一种警惕和怀疑，于是中国政府有意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将各列强的在华势力进行分化和控制，铁路借款问题就是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坚决阻止英国承建粵汉路，转而让给对中国主张保全政策的美国，将卢汉路让与小国比利时。因此，对于俄国势力进入英国的范围，对于英国势力试图染指俄国人控制的东三省，清政府不仅不反对，而且可能更期望如此。
清政府的默许加剧了英俄之间的摩擦。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布罗福最先以个人的身份向总理衙门表示：在天津——山海关铁路向北延长线上雇用英国工程师主持技术工作，将会引起俄国的不满。但是他的这个建议遭到了总理衙门的拒绝。过了两三天，即1897年8月17日，巴布罗福带着俄国政府的训令，向总理衙门要求以俄国工程师替换英国工程师金达的职位，并抗议中国政府修建山海关外铁路的决定没有事先与俄国协商，违反了中俄之间先前所达成的共识，侵犯了俄国的权益。
英国工程师金达在中国铁路建设方面服务了十多年，设计修造了唐胥铁路及津卢铁路等一系列工程，根基深厚，贡献良多。津卢铁路通车后，关东铁路山海关至关外的绥中段也通车了，原津榆铁路总局与津卢铁路总局合并为关内外铁路总局，原津卢铁路总局督办胡燏棻改任关内外铁路总局督办，原先在津卢铁路总局主持技术的金达随胡燏棻调任关内外铁路总局，主持将要修建的关外铁路的技术工作，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也是中国方面自己的权力，俄国人并无权力干涉。
当然，俄国人的抗议及更换金达的请求主要是反对英国的势力向东三省延伸，并不是完全对着中国政府的。8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往访总理衙门，表明英国政府对可能免去金达职务这一问题深为不快，并提醒中国政府，英国没有反对西伯利亚铁路延长线之通过满洲，这表明了英国无意于阻碍俄国的发展；但是，除非认为山海关向北延展的铁路是一条俄国的铁路，俄国便没有理由反对中国政府雇用它所愿意的任何一个国籍的工程师，何况是这样一个充分得到他们信任的工程师。总理衙门的官员对窦纳乐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是决不会同意辞退金达的。
俄国方面步步进逼。10月上旬，巴布罗福为此事不断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窦纳乐则不断地向总理衙门鼓劲，希望中国方面顶住俄国的压力。总理衙门有了英国方面的支持，确实不准备让步。
10月18日，巴布罗福径直往访窦纳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金达问题，他希望知道，总理衙门是不是已经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式答应了英国方面的要求，金达不应从天津至吉林的延长线上撤换掉。窦纳乐对巴布罗福说，他曾向中国方面作这样要求，并且已经得到了允诺。窦纳乐还表示，他当然已经听到巴布罗福对金达的抨击，所以立即采取步骤来保护一个英国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他指出，金达曾在中国政府供职十多年，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干练、极诚实的人，中国人非常希望他保留职务。他最后还增加了一句，这种由一个友好强国的代表对于一个英国公民所加的抨击，实在使他惊诧万状。巴布罗福坦率地说，他并不因为金达是一个英国人而要驱逐他，而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俄国人。他强调，俄国政府企望邻接俄国边界的中国各省内，除俄国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势力。
巴布罗福与窦纳乐的这次正面交锋使“金达事件”暂时搁置起来，不料到了1898年3月，巴布罗福兼用书面和口头的形式，向总理衙门提出将金达从天津至山海关线上调走，而代之以一位俄国人，并再次向中国方面强调，山海关以北的铁路线应该用俄国资本和俄国工程师来建筑。巴布罗福的态度非常坚决，所用的语言也极为强硬。但由于总理衙门有英国政府在背后支持，并没有答应巴布罗福的要求。
俄国政府此时正为强租旅大的事情与清政府进行紧张的交涉，为了获得英国政府对它强租旅大的支持或认同，俄国政府有意缓和与英国在金达事件上的冲突。这样，所谓“金达事件”就在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下而不了了之。
金达事件只不过是英俄两国在东三省铁路建设问题上的前哨战，俄国政府以金达事件为借口，其目的是为了阻止英国势力向东三省渗透。而英国政府之所以在金达事件上寸步不让，还是因为它对俄国势力介入卢汉铁路的承建而不满，必欲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东三省，在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打入一个楔子，其真实目的是要获得关外铁路的承建权。而清政府对于俄国人的霸道一直很恼火，也不希望东三省完全成为俄国人独占的势力范围，所以关外铁路的借款，清政府在最初阶段就将目标锁定在汇丰银行。1898年6月7日，督办中国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顺天府尹胡燏棻与汇丰银行并代英国公司在北京订立《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约定中方向汇丰借款建造山海关外中后所至新民厅、营口的铁路，并继续委任英国工程师金达为关外铁路总工程师。
胡燏棻的答复并没有真正说服巴布罗福。7月12日，巴布罗福向总理衙门再次提出抗议，并向清政府明确提出三点要求：（1）中国如确欲修建此铁路，不得以该铁路抵押借款；（2）该铁路将永为中国政府的财产；（3）该铁路不得为外国人控制。
巴布罗福的纠缠使中国政府相当为难，但巴布罗福提出的三个条件对总理衙门的官员也颇有**，中国政府如果真的能够说服英国方面实行这三个条件，也不失为对中国有利的办法。因此，总理衙门在接到巴布罗福的抗议要求后，似乎也确曾一度犹豫。
中国方面的想法也为英国方面所洞悉，为了安慰中方，也为了平息俄国方面的抗议，英国一度想用关外铁路的权利与卢汉铁路的权利相交换，即中国政府答应由英国承建卢汉铁路的话，那么英国将放弃在关外铁路上的权利。然而在英方得知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已于6月26日正式签订，英俄两国已不存在交换权利的可能时，又转而在关外铁路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态度。7月24日，窦纳乐告知总理衙门：他昨天接到英国外交部的来电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向英国借款修筑关外铁路，那么无论何国与中国有征战之事，英国必愿相助。总理衙门的官员说，俄国并没有征战之事，但不免常来总理衙门争论而已。对此，窦纳乐说：只要中国将修建关外铁路的事交给英国人，那么将来不论何国向总理衙门争论，英国均有办法。27日，窦纳乐又照会总理衙门，反对俄国政府提出的三点要求，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了俄方的要求，势必对中英之间的关系产生较大影响。中国政府现在既然知道英国政府帮助中国，那么英国建议中方还是不要答应俄方为是。英国方面以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中国政府不要向俄国让步，但总理衙门实在抵挡不住俄国的压力及其条件的**，还是拒绝了窦纳乐的建议转而答应了巴布罗福的要求。8月1日，总理衙门就窦纳乐7月27日的照会作如下答复：关于关外铁路借款一事，俄国政府与本衙门议明借款不得以此路作押，中国国家嗣后应永为此路之主，无论如何，永不得以此路或此路之段借词托故改为外国人产业，亦不得归外国人经营，亦不准外国人干预铁路相关之事。中俄之间的这项约定于中英之间的交涉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来照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无法同意。8月6日，总理衙门正式通知窦纳乐，鉴于俄国方面的坚决反对，中方不能履行中英双方于6月7日签署的关外铁路借款合同。
英国在承建关外铁路问题上的挫折提醒了英国政府，使英国政府看到俄国人在占领旅大之后，将有效地控制住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在俄国人的控制下，东三省不可能再向任何国家开放。而且更为危险的是，俄国人在有效地控制东三省之后，它的势力势必以东三省为基地，向京津地区逼近，并进而向扬子江流域**，威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鉴于此种危险，英国政府已经深感有必要同俄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确定两国在华的各自势力范围。
英国人的想法也正是俄国人的想法。英国意欲承建关外铁路，在俄国人看来，就是想将英国的势力渗透到自己的范围内，这是俄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俄国政府认为，整个中国的北部地区，特别是东三省是它独家占有的，至于它是否能在中国的中南部地区获得部分利益，那毕竟是不可测的未来，当务之急是俄国必须与英国就各自的势力范围确定一个大致的原则。1898年8月12日，俄国驻英代办雷萨尔奉命向英国政府建议就此进行谈判。在谈判中，雷萨尔坚持山海关——牛庄铁路不能抵押给汇丰银行，同时承诺如果英国不再坚持原有的主张，同意由另外的财源支付银行贷款，则俄国不再反对建筑这条铁路，并同意不在长江流域谋求租让权，同时英国也不得在中国东北地区谋求租让权。8月18日，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往访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表示英国政府赞成雷萨尔的建议。然而由于清政府已于8月11日批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合同》，俄国政府自认为通过卢汉铁路向中国中南部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有了通道，因而临时改变态度，不愿与英国立即达成妥协。穆拉维约夫冷淡地对斯科特说：雷萨尔的建议纯粹是他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俄国政府，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哪一方面都不要作肯定的建议。英俄两国的直接谈判暂时中断。
在英俄两国进行谈判的同时，英国与其他列强就划分在华铁路利权范围的谈判也在紧张地进行。9月2日，英、德就各自在华的利益范围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在华利益范围。英国与美国的谈判也有了进展。9月6日，总理衙门就英国提出的五路承建计划作了答复，允其承建除津镇铁路之外的四条。英国在缓和了与德国、美国的矛盾以及获得清政府的承诺后，开始有精力集中处理与俄国之间的问题，英国政府鉴于俄国在关外铁路的问题上不可能让步的考虑，也有意识地改变某些策略，提出以山海关——天津——北京铁路作为向中国贷款修建山海关——牛庄铁路的担保，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俄国政府不愿中国政府以关外铁路作保贷款的建议。
关外铁路贷款抵押问题只是英俄两国目前冲突的一个局部问题，英国政府在关外铁路贷款问题上的让步，是想以此换取俄国就两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举行直接谈判。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英国政府的意思，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于9月21日向俄方提出一个具体的协定草案：（1）修筑山海关——牛庄铁路，可以使用汇丰银行的贷款，但该路应永为中国的铁路线，并置于中国人监督之下，不得抵押给任何非中国的公司；（2）俄国政府承担不在长江地区为俄国或俄国臣民谋求任何铁路租让权的义务，并且不直接或间接阻挠英国政府支持的在长江地区申请铁路租让权的活动；（3）英国政府承担不在满洲为英国或英国臣民谋求任何铁路租让权的义务，亦不直接或间接阻挠为俄国政府支持的在满洲地区申请铁路租让权的活动；（4）上述铁路租让不得含有任何有利于获得租让国家的铁路优惠运价或客货运特别税率的规定；（5）两国政府将本协议通知各国驻华代表，由后者提出建立同中国铁路租让有关的英俄两国银行、辛迪加之间的联系，并促使其与两国政府的行动协调一致。
斯科特的建议在俄国政府内部引起不同的反响。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认为英俄两国应该就各自在华利益范围进行谈判，理由是俄国租借的旅大尚未巩固，中东铁路和南满支线还未建成，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地位尚无保障，因此俄国应该通过与英国的谈判阻止或缓解任何可能引起政治纠纷的行为，以便集中精力巩固俄国在东三省的地位。而财政大臣维特则认为，对俄国最为有利的是远东保持完全的自由行动，与英国进行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谈判等于束缚俄国自己的手脚，英国的建议也只是为了扩大英国自己的利益，并尽可能地限制俄国的利益，建议本身也没有任何值得交换的好处。俄国的势力虽然暂时局限于中国的东北地区，但俄国必须看到在中国的中南部地区还有许多潜在的利益可以去追求，英国所欲占据的长江流域的面积是东北的两倍多，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俄国的势力在巩固了东北地区之后，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向南发展，如果此时与英国达成各自势力范围的协议，便只能束缚俄国未来发展的手脚。至于英国政府建议在各自承建、管理的铁路上不实行优惠运价和差别税率，维特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如果真的实行了这个方针，那么将会导致俄国在东北的贸易和投资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使俄国根据中东铁路合同所获得的利益化为泡影。维特主张俄国在东北地区通过运价和关税特权实行门户关闭政策，而期望英国在长江流域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允许俄国势力进入。
英国的成功使俄国政府感到非常沮丧，俄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开始反省其对英国的强硬政策是否值得。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认为，俄国在关外铁路承建问题上的最终失利，主要应该归结于维特的过高要求，从俄国的自身利益及当时的国际环境看，俄国为了巩固在远东地区的地位，必须尽一切可能与英国达成谅解和较为亲善的协议。基于这种判断，俄国政府对英国的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有意接受英国方面在1898年9月21日提出的就两国在华势力范围进行直接谈判的方案。1899年2月7日，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照会英国驻俄大使，就两国在中国承建和经营铁路的问题提出建议：（1）俄国不阻挠英国在长江地区的任何铁路事业；（2）英国也不阻挠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事业。这个建议是对英国原先建议的积极回应，但为了获得谈判中的主动权，穆拉维约夫的照会对双方最为关心的一方可否在另一方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铁路投资的问题却只字未提。俄国政策的底线或许是：如果英国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内进行诸如关外铁路这样的投资，那么俄国就要在长江流域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同样的事情。因为按照维特先前的分析，长江流域的面积是东三省的两倍多，潜在的商业利益远比东三省大得多。对于俄国政府的这种心迹，英国方面似乎也洞若观火，因此当英国居于谈判的主动地位时，英国方面明确提出必须规定各自不得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铁路投资的条款。暂居弱势的俄国只能对此表示接受。作为回报或交换条件，英国同意俄国将其势力范围由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展到整个长城以北，并表示在协议中不再提出铁路运价和税率的问题。对于英国已经获得的北京至牛庄铁路借款的事实，俄国也作了相应的让步，表示俄国并不反对缔结为建筑这条铁路提供英国借款的合同，而是要使中国政府注意其不遵守对俄协定的倾向，将英俄两国关于关外铁路借款问题争吵的责任嫁祸于中国。
英俄两国政府的换文暂时平衡了两国在华利益，也有助于缓解在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早期各列强在中国盲目的争夺而导致的混乱。但是，这个协定毕竟是背着中国方面达成的，它虽然声称无意侵犯中国主权，但事实上还是对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总理衙门在收到两国公使的照会后，于1899年5月2日分别照会两国公使，郑重声明该换文称英俄两国无意侵越中国自主之权，具征好意。惟本衙门应当申明者：扬子江一带、长城以北，乃中国土地，权在自主。两国自不肯侵越中国自主之权，将来中国设或欲作某处铁路，应由中国自主。即某国愿意承办何处铁路，亦应听中国商明准驳，方于自主之权无损，自不得以贵国与某国自行商议之事，作为中国允许之据。总理衙门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对于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特别是对后来收回路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依据。
列强通过向中国提供贷款承建铁路，确实在中国获得了不少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的特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在中国巨大的铁路上获得超额的回报，也极大地加强了列强对中国政局和社会的控制能力。但是，资本的本性从来都是以利益的最大化为追逐目标，期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进行无偿、低利率的投资，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而且，借款筑路是中国政府在甲午战争后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国政府在主要依靠民族资本大规模修筑铁路政策失败之后的选择。因此，让西方列强在获得铁路承建权的同时，获取某些高额利润，也是落后国家在发展初期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
从积极的方面看，清末，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至1898年的几年间，用借款大规模修建的铁路，不仅使中国的铁路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且基本完成中国铁路网的总体布局，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近代经济成分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铁路的延伸，传播着近代文明的种子。铁路的兴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古老的中华大地的面貌，而且有力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短短几年间，近万里铁路所经过的地区，不仅带动了铁路沿线矿产资源的开发、新型工业的崛起，而且重绘了中国经济布局的蓝图，一批铁路沿线的新兴城市如哈尔滨、沈阳、郑州、石家庄等，渐渐地成为中国新的中心城市，而一批老的中心城市如天津、上海、武汉等，也因铁路的修建更加壮大，成为全国性的中心枢纽，西方近代以来的先进技术、先进观念，通过铁路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华沃土。
当三国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干涉活动还在东京进行而中俄之间的借款谈判也未尘埃落定的关口，俄法两国就开始着手制定深入中国的计划，利用干涉还辽的有利时机，向中国政府索取在中国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1895年5月8日，法国外交部长哈洛托向中国驻英法两国公使龚照瑗表示，法国屡次帮助中国，但中越边界及通商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请立即安排双方代表进行磋商，找到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通融办法。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也在北京四处活动，一再要求总理衙门允订中越界约和商约。他宣称：“此次中日和局，法与各国出为调处，大有益于中国，而法都议院屡诘外部，何以为中国如此出力？故外部急欲订此约，俾阖国绅民咸知中国优待法国之意。”
对于法国的这种居功要挟的姿态，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虽然看得很清楚，但是毕竟弱国无外交，也不敢断然拒绝法国的这些要求。在订约谈判中，法国提出割让云南边境上的一部分领土、滇桂开埠通商以及给予法国开采矿产资源优先权等要求。总理衙门为了避免开罪法国，不得不勉从其请，同意了这些要求，以示对法国帮助中国的酬答之意。1895年6月20日，奕劻和徐用仪两人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在北京共同签署了《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及《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两个条约。根据前一个条约，划定了中越边界，把中国的一些领土给予法国。根据第二个条约，中国同意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等三省开采矿产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法国由此不仅获得了在三省开采矿产资源的优先权，而且实际上在三省奠定了法国势力范围的基础，并开始由此为基地进而向四川等地渗透。1899年5月，四川矿务总局招商保福公司，向在华法商民集资，组织由中外资金参与的福安公司，获得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州、巴县等地铁矿、煤矿的优先开采权。同年11月，法商组织福成公司，又取得天全、懋功两处五金矿的开采权。
中法之间的两个条约在签订之前就遭到英国方面的反对。英国认为，法国通过这两个条约获得了在中国西南诸省的特权，这一方面势必动摇英国在长江上游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将割断英属印度、缅甸与中国的陆上交通，威胁英国在东南亚的地位。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曾赴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希望中国不要签署这两个条约。当签约的趋势不可挽回之后，英国政府又制造借口，声称中国政府违背了1894年3月1日签订的中英滇缅条约，要求获得补偿。
法国在西南诸省获得的开采矿产资源的特权深深地刺激了英国，英商摩根于1896年向素来主张延聘外国工程师勘察中国矿产资源的盛宣怀提交说帖，表示要自备资本与设备，代替中国方面勘察中国全境与藩属的矿产资源，有意垄断中国矿产资源的勘探权，盛宣怀自然不敢答应。
利用外资开采中国的矿产资源应该说是一个有创意的大胆之举，但当清政府不许外资介入中国矿务开采方面的政策未改变的时候，山西商务局的借款草合同自然有违中国政府的规定。因此，当这一草合同签订之后尚未执行时，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树铭等人就上奏清廷，以“外人制胜之法，假铁路以侵地，假矿务以夺利”为由，反对山西商务局借款修路、开矿合同，并指责方孝杰、刘鹗等人劣迹素著，请求清廷将二人革职查办，以振纲纪。
徐树铭的指控虽然显得守旧，但毕竟符合清廷的既定政策，于是清廷在研究了徐的指控后，于1898年2月28日下令将方、刘二人革职，不准他们再介入山西省的商业事务。方孝杰、刘鹗的行为原本就不是其个人行为，而是胡聘之交待他们的，因此如果他们真的触犯了清廷的法律，其责任也应该由胡聘之来承担，而不是由他们承担全部责任。3月7日，胡聘之应清廷的要求将山西省借款修路、开矿的全部情形报告清廷，并在这份报告中重申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甲午战争后强邻环伺的情形下，如将铁路的修建、矿山的开采全部交给外国人，种种要挟，不如其意不止；中国与其迁延坐误，丧失时机，不如借款自己兴办铁路，开采矿产，使外国资本为我所用，外国资本获得其应得的利润，既可因此而泯列强觊觎中国的野心，也可使中国因此而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
胡聘之的意见引起了总理衙门的注意，再加上在京的意大利商人罗沙底、俄国华俄道胜银行的代表璞科第多次到总理衙门不断地催问，声称他们分别与山西商务局签订的合同不仅经过山西巡抚的批准，而且已报告本国政府，此合同只能照章履行，很难更改，因此希望总理衙门尽快批准施行。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总理衙门向清廷提交了山西路矿办法的计划书，认为都御史的指控虽有道理，也多所牵强，不足以折服洋人，建议对合同章程斟酌妥善，批准借用外国资金兴办山西境内的铁路、矿山，于国于民都必将有莫大的好处。
福公司企图将其与山西商务局签订的合同原则推广到中国的所有用洋款开采的矿务中，虽然口气大了些，但在福公司自己所控制的中国利用其资金开发的矿山中，确实基本上遵循了这次合同的基本原则。1898年初，福公司与翰林院检讨吴式训订立合同草案，准备由河南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办理河南全省的矿务。其后虽有给事中郑思贺上奏清廷请求制止，但总理衙门因已经批准了山西矿务局的借款章程，没有理由制止河南借用洋款开发矿产资源，遂建议清廷予以批准。1898年6月21日，福公司与河南豫丰公司就在河南境内开采矿产资源的合作问题在北京签订《河南矿务合同章程》，各项大的原则确实与福公司先前与山西商务局议定的大体相当。
山西、河南借款开采矿产资源的办法，意味着清政府先前既定的不准外资介入中国矿产资源开采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而且由此也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激烈的竞争。为了有序地安排外资进入中国的矿产资源开采领域，清政府于1898年初就开始酝酿建立一个专门管理矿山开采事务的机构。8月2日，清政府下令成立“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均归该局总管。
矿务铁路总局的成立，以及由该局会同总理衙门拟定的《矿务铁路章程》的颁布，对于引导、协调各省引进外国资金开发矿产资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此后各省引进外国资金开发矿产资源一般说来比较有序，中外双方的责、权、利的分配也有了比较可靠的法律依据。
1898年10月10日，督办津榆铁路的大臣胡燏棻与英国汇丰银行并代怡和洋行经理华英公司在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的同时，又签署了一份《南票矿务合同》，约定督办大臣向朝阳县之南票地方购买上、中、下三票煤矿，现与公司商订合同，合股开办。从合同上看，三票煤矿由中英合办，这是路矿总局成立之后产生的第一家利用外资而创办的企业，其分配原则、管理原则也基本上符合路矿总局颁布的章程，它对于三票煤矿开采的技术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899年4月14日，英国摩根公司与四川矿务局设立的华益公司在成都订立《四川矿务华洋合办章程》，以华洋合办、利益均沾、分利平权的原则，合作开采四川省境内的煤炭、钢铁、石油等矿产。
德国对中国的矿产资源一直觊觎着。1891年，德国的德华银行利用开平煤矿资金不足的困难向开平煤矿借款200万两（库平银）以为周转，是为开平矿务局借款，也是德国资本染指开平煤矿之始。1898年3月6日，中德之间的《胶澳租界条约》在北京签订，该条约的第二端专门讨论铁路矿务等事，其第四款允准德国在山东境内修建胶济铁路的同时，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30里内，如胶济铁路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沂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具优先开采煤矿的权利。其合作方式，亦可由德商、华商合股筹组合资公司。该条约的第三端约定，中国政府如果在山东省境内有开办其他实业的计划，并决定向外国招集帮助的时候，或使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物质的时候，中国方面有义务先听取德国方面的意见，德国享有筹办工程，售卖物质的优先权，只有当德国商人无意于该项工程时，中国方面才有向其他国家咨询、商谈合作的权利。
中国的东北三省向来被俄国看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当三国干涉还辽尚在进行的时候，俄国政府就与法国政府合谋获取在中国境内开采矿产资源的特权，法国计划从南而北，俄国则准备从北而南发展。俄国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的过程，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在铁路沿线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1896年12月16日，俄国政府单方面宣布的《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竟然擅自宣布东省铁路公司经中国政府准许有权开采煤矿，无论与铁路合办或单独办理，并有权在中国组织一切工商矿务之实业。也就是说，俄国政府已经将不仅在东三省，而且在整个中国境内开采矿产资源的特权视为理所当然。只是俄国政府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依然不断地向清政府要求给予他处矿产资源的优先开采权。1898年2月，俄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开采黑龙江右岸中国境内的金矿和煤矿。4月9日，俄国政府又向中国方面提出未经俄国方面的同意，中国不得将辽东半岛大半部分地方让与他国享用，并不将造路、开矿及工商诸利益让给，实际上是向中国索取对辽东半岛的独占权。5月7日，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第五款确认了这一原则。1899年8月，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的代理人要求开采锦州所属各处的五金矿，随后俄国驻华公使也代表俄国商人向中国政府索要开采兴安岭金矿的权利。同年，华俄道胜银行又背着清政府与英国福公司达成一项协议，由华俄道胜银行允许福公司在柳太铁路所经地区建造支线，并给予经营矿务的便利，作为回报，福公司放弃太原等7处矿产资源的开采权。不久，俄国又获得在蒙古鄂尔河地区开采金矿25年的权利。还是在1899年，俄国又与新疆办矿总局签订《合办金矿合同》，取得新疆塔城和库尔喀喇乌苏厅等处开采金矿25年的权利。俄国事实上已经获得长城以北及东三省、内蒙古、新疆等辽阔土地上开采各种矿产资源的优先权。
大冶铁矿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1年主持兴建，为了与大冶铁矿相配套，张之洞于1894年又在汉阳兴建了汉阳铁厂。这两个企业成为后来组建的大型煤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两个重要支柱。1896年，清政府因官款支绌，遂将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督办。盛上任之后，为了解决汉阳铁厂的市场销售问题，于1899年4月7日在上海与日本八幡制铁所签订《大冶矿石合同》，约定大冶铁矿所产铁矿石除汉阳铁厂自用外，应尽先供应日本八幡制铁所，其数量每年不少于五万吨；与此相应，八幡制铁所每年向汉阳铁厂供应不少于三四万吨的煤。八幡制铁所有权派员驻矿厂监督合同的履行。这是日本染指中国内陆矿产资源的开始，也是日本将参与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重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