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引发于上海，波及和席卷全国各地。在全国各地的声援运动中，以华南的省港大罢工最具声势。若论运动的组织领导和持续时间，省港大罢工甚至超过了上海的五卅运动。
“省港”是广州、香港两地的简称。当时广东是中共在上海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基地。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电令中共广东区委举行大示威。中共广东区委迅即联络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省商民协会、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等团体，于6月2日在广东大学召开了一场约2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中共广东区委最初的设想是在广州和香港两地举行为期一天的三罢斗争，但因广州政局紧张而未能实现。当时广州尚为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所盘踞。国民党中央正准备武力解决杨、刘。中共广东区委一方面发动群众协助广州政府平定杨、刘，一方面派邓中夏、苏兆征等赴香港发动和酝酿罢工以声援上海。
香港的工会组织有上百个，但未形成统一的领导。获悉五卅惨案的消息后，港地工团亦有意声援，但慑于港英政府之威，不敢发动，也不知怎样发动。邓中夏等前往策动后，很快水到渠成。国民党在广东经营多年，与香港工团领袖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后者多隶国民党籍。邓中夏等人“多号国民党中央及革命政府之命，故收效极速”。香港工团领袖平素百业不居，以抽收会费为生，发动反英罢工，既可获得爱国虚名，又可得到克扣罢工经费之实惠，故对罢工表现积极。
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于6月6日至12日整整打了一个星期。趁广州回归革命政府控制之机，中共策动香港工人于6月19日举行大罢工。次日，广州沙面英法租界的2000余中国洋务工人亦在中共的策动下起来响应。6月23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和港、澳各团体10万余人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遭到对岸英兵的武装袭击，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沙基惨案。就死伤人数而论，沙基惨案大大超过了五卅惨案。它的发生，无异于向正在熊熊燃烧的中国民族主义烈火上再浇上一桶油。以沙基惨案为契机，一场新的罢工风暴迅速席卷香港、广州。至7月2日，20余万香港工人悉数投入罢工行列，并全部离开香港和沙面，其中约2/3回乡，1/3回到广州。
省港大罢工实现后，中共广东区委的目标是如何将罢工长期坚持下去。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关键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是组织问题，一是经济问题。回到广州的六七万香港罢工工人分属不同的行业、工会和地域，工会中又存在不同的派系。数万罢工工人的食宿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6月2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300余人，开会讨论建立罢工的组织领导机构。会议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工人的最高议事机构。根据章程，各工会每50人推选1名代表，50人以上者递加。总计约推出800人组成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各代表负责将代表大会的决议传达到各工会工人中去，同时将工人意见反馈给代表大会。与罢工有关的策略计划，由工人代表大会集体讨论；罢工工人内部的纠纷亦由代表大会予以解决；代表如有违法行为，由所在工会撤换。除代表外，凡罢工工人均可旁听代表大会的会议。罢工工人感到自己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中共广东区委有意将代表大会作为对工人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和训练工人政治行为能力的重要场所。中共广东区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吾人甚重视此大会，每次必有政治报告，报告后作一结论，当场通过。其余则为会务报告、财政报告及讨论。做政治报告，多为民校中要人，余为吾党同志。惟做结论，则全属我们。每星期原为二次，现改为二日一次，意在次数越多，则吾人宣传越大也。据以往以观，颇有进步，如再加训练，进到真苏维埃亦未可料。”邓中夏更将它当做工人阶级学习掌握政权的一课，“与俄国工人苏维埃是相仿佛的”。代表大会组成以后，一直没有中断。仅1925年7月15日至1926年3月31日间，即举行了100次会议，总计通过决议285项。凡是与罢工有关的重大问题，都经过了代表大会的讨论。
为了使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很好的贯彻，又成立了一个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构。它可以独立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的事务，连广东政府亦不得过问。罢工委员会由13名执行委员组成，苏兆征为委员长。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具体处理日常事务，其下设文书部、庶务部、宣传部、招待部（负责接待和安排罢工工人的食宿等）、交际部（负责对外联络）、交通部（负责送信、调查、传达及发放罢工工人免费车船票和通行证等）、游艺部（负责活跃罢工工人的文化生活）等。另外还特设下列机构：财政委员会（负责经费的筹集、保管、分配），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等），宣传学校（负责培训演讲宣传人才），工人医院（负责罢工工人医疗卫生），会审处（负责审判“走狗”），法制局（负责法规起草），审计局（负责制定预算及审核决算）等。另设有工人饭堂、工人宿舍。广州革命政府下令封闭广州所有赌房烟馆，连同市内所有空屋，拨作罢工工人宿舍。工人集体住宿，凭票吃饭。
省港罢工委员会每日举行会议一次。为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还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将原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之路》周刊改为每日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先后出版600多期，直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才停刊。发行高峰时，每日刊印1万多份。该报既是省港罢工的舆论阵地，亦是工人的政治教育读物。
纠察队是省港大罢工中一支重要的工人武装，在罢工中起着支柱的作用。其职能主要是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工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同时也防范工友返港复工。纠察队人数多达二三千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纠察队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防线，是封锁香港、坚持罢工的一支重要力量。
与上海五卅运动相比，省港大罢工组织更完备、更严密。正如邓中夏所称：“我们的组织如此完备，差不多同政府一样组织，实真像一个工人政府的雏形。这点是很重要的，假使不然，罢工老早失败了。”为了领导这次罢工，中共广东区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党团”。中共党团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党团每晚开会一次，“所有一切进行策略，皆取决于此”。省港罢工委员会另设顾问五人：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黄学增。据中共广东区委给中央的报告，设立顾问主要是为了应付国民党，争取国民党的支持。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分注意处理好与国民党和革命政府的关系。罢工得到了国民党党政当局的积极支持。这也是省港大罢工能够长期坚持的基本条件之一。
据1926年1月统计，罢工委员会每日经费支出需7000元至9000元，中共显然无力承受。中共广东区委在制定罢工策略时，第一条即是“与民校亲密合作，一以巩固财源，一以应付外交”。据称国民政府每月拨款3万元（其中财政部拨款1万元）给罢工委员会。截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支出500万元，其中280万元是由国民政府拨给或转来的，占全部支出的一半以上。解决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问题，是维持罢工的一个基本条件。邓中夏承认：“假如当时不取得国民党的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星期便要垮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中共鉴于国内外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在维护罢工工人利益的前提下，主动结束罢工。为此，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于9月30日作出决议，在给予罢工工人津贴、安排工人工作、保存罢工委员会和香港各工会机关、保存纠察队的条件下，结束罢工，停止封锁。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停止封锁宣言》。至此，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