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分共之后，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从中共游离出来的人员，既不赞同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不赞成蒋介石、汪精卫等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革命的立场倒退，因而独树异帜，开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自主代行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选举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邓演达即为该组织事实上的领导人。
邓演达，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开始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等职。还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之前，邓演达就公开表示了对蒋介石一系列言行的批评态度。“四一二”事变之后，他在武汉政府当中是最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和农工政策的领导人之一。注意到汪精卫在唐生智等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下开始排斥农工政策和共产党，他因无力回天又不愿听任武汉国民党走向反共，一怒之下去了苏联。出国前夕，他专门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告别信，强调“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任何倒行逆施，“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被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
在苏联，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于11月1日联名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严厉批评蒋介石、汪精卫“实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公开表示有必要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行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与此同时，谭平山、章伯钧、季方、彭泽民等则在与邓演达密切联络后，率先在国内与从国民党里游离出来的激进分子以及个别共产党的脱党分子秘密筹组新党。他们相信，1924年以后改组的国民党依然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党内各分子各本其阶级的利益，发挥其各阶级的属性，故改组开始即起纠纷，革命发展，更呈分化。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创立一个建筑于伟大的革命阶级，即劳动平民阶级之上的政党。只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据此，他们于1928年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张申府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则被选为中央总负责人，邓演达回国前由谭平山暂代。6月，中华革命党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他们公开声明：中华革命党“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农业劳动者，是构成劳动平民阶级最大的成分。故中华革命党，就是农民本身的政党；故土地革命，是中华革命党最大的任务；耕者有其田，是中华革命党的中心政策”。
中华革命党在上海设立了临时行动委员会。季方发行了名为《灯塔》和《突击》的机关刊物。各省也相继设立了临时行动委员会。江西、福建、江苏、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地都有组织，且十分活跃。1930年春，该党在福建地区就已经发展党员2580人，在四川发展了760余人，在江苏和上海发展了650余人，在广东和香港发展了400余人。连同其他地区，总计有党员4680人。
邓演达于1927年夏出国，到1930年春天才从欧洲返回国内。1930年9月1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十几个省、区代表参加的中华革命党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并原则通过了《组织工作大纲》《宣传大纲》《各地民运工作纲要》《军事运动方针》等重要文件。同时根据邓演达的提议，决定将党名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便更多地吸引国民党内左倾的分子加入到自己的组织当中来。会议选举了党的中央临时机构，由25人组成临时行动干事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郑太朴任组织委员会主任，李世璋任青年委员会主任。另外还决定成立中央、上海、北平、香港4个直属的区干部会，出版《革命行动》（半月刊）和《行动日报》，作为中央干部会机关刊物和机关报。前者由邓演达亲任主编，后者由李世璋任主编。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同时也反对共产党靠武装暴动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在中国推行他们认为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革命。正是这种独特的立场，使他又被称为“第三党”。他们批评共产党坚持拥护苏联的态度与中国民族解放、平民解放的革命主旨背道而驰，认为“苏维埃”革命不仅在物质上否定中国现存文明，在精神上也有辱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他们确信，中国社会经济还处在农业、手工业生产的阶段上，相应地，中国的政治组织依旧是封建官僚式的，血缘关系是支配社会生活的中心，因此，中国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加上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的实质应该是半殖民、半独立的封建势力起支配作用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对象，应当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于前两者的反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应当是直接或间接从事生产过程的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以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由于工人、农民人数众多，争斗较勇，自然是平民群众的重心和平民政权的基础。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唤醒和组织广大的平民群众，来同帝国主义抗争。同时举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和一切反动的统治势力，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这种平民政权，应主要由职业组织（如工会、农会），其次由准职业组织（如学生会、妇女会、士兵会等）按一定比例推举出代表，分别组成各级权力机关，从乡民大会，到县民大会，到省民大会，直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从而使政权和人民的利益能够相互结合起来。进而一方面从耕者有其田逐步过渡到土地国有；一方面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要利用国家的力量发展生产、统制生产，使生产组织化和社会化。
在邓演达的领导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很快在南京、北平、广东、四川、福建、江西、浙江、山东、河南等14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并相继形成了上海、香港、北平和沈阳几大活动中心。其宣传也发生了极大的效力，仅《行动日报》的发行量就从最初的几百份猛增到上万份之多。它对国民党最具杀伤力的，还是邓演达身为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背景。由于邓演达在黄埔同学中间具有相当的威望，他成功地于1930年夏秋之交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分别设立了中央、南方、北方三个区执行委员会。每个区执行委员会以下还有省、市分会，分会下还设有小组。正是由于邓演达的威望和组织的成功，在全国上万名黄埔系军人当中，半数都对黄埔革命同学会表示同情。仅蒋介石最信任的第18军里面，就有数十人成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秘密党员。第19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重要将领，更是与邓演达时常有密函往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代理教育长胡伯翰甚至明确表示，愿意把武汉方面的军队带动起来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反蒋行动。另外，冯玉祥、杨虎城、邓宝珊等也都曾暗中联络邓演达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表示愿意与邓演达等一道行动。
1931年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一事引起宁粤分裂，国民党内不愿与蒋介石共事的中央执行委员很快就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提出了另组国民政府的政治目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趁机很快组织起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讨论和制定了全国性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决定，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第19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带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赣州入广东，举起反蒋旗帜，与广东部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邓演达则去江西陈诚的第18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组织起义，攻取南昌。同时组织武汉、西安和华北方面各部队一起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但是，由于蒋介石通过叛徒掌握了邓演达的行踪，于8月17日，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举行干部讲习班结业式时，捕获了赴会致贺辞的邓演达和十余名重要干部，这一起义计划最终流产。虽经宋庆龄、孙科、陈友仁等设法营救，但在4个月后，即蒋介石被迫下野前夕的11月29日，他还是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
邓演达的被害，使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受到很大打击。它虽然再度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曾任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长的黄琪翔在事实上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但党的组织却开始处于分裂状态，且缺少了邓演达的临时行动委员会再难以在黄埔同学当中形成号召力了。当然，它在福建省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机构和人员，他们在后来福建事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第三党以外，国民党内部这段时间还形成了另外一个公开主张按照1924年改组精神重新改组国民党、实际上反对国民党内军事独裁倾向的政治集团，即国民党改组派。国民党改组派形成于1928年冬天，其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要人物是汪精卫及其主要拥护者，如陈公博、王乐平、王法勤、甘乃光、顾孟余、朱霁青、潘云超、陈树人等。1928年8月宁汉双方在庐山举行会议，宣告宁汉合作之后，在新组成的国民党特委会里，这些人没有能够获得实权，故愤而南下广州，被称为“粤方委员”。而广州暴动发生后，他们再度随汪精卫转往上海，但1928年2月由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明文规定对国民党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而登记对象仅限于从同盟会到1924年改组时的党员。结果，这些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中委，自然再度被排斥在重新改组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权力机构之外。为了抗议蒋介石等人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做法，他们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就开始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口号。
1928年3-4月，陈公博在上海孙伏园主办的《贡献》杂志上发表了《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公开提出：“党内除充满了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外，找不到三民主义、党纲、政策，中国国民党今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党的改组’。”这个改组，应以1924年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为榜样，即应“从民国十三年重新干起”。
陈公博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汪精卫这时的政治态度，而汪精卫多年以来在政治上就代表了相当一批国民党人的利益和主张。特别是蒋介石1926年以后逐渐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以军领政，甚至以军代党，早就在党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如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及其军事领袖当政的形势已经一目了然。在国民党内许多人看来，这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对于他们来说，中央政权的取得，并不能使他们感到丝毫安慰。恰恰相反，他们当年就是因为不满中国军人当政、军阀割据的状况，才投身到孙中山的国民党中来的，希望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革命，彻底改变中国军阀当道的政治局面，在中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平等的三大目标。如今蒋介石重蹈覆辙，汪精卫一派领导人再度倡导改组，不能不在国民党内激起巨大反响。主张仿照1924年情形再度改组国民党的呼声一时间此起彼伏，宣传改组主张的刊物迅速出笼。
1928年5月7日，陈公博创办的《革命评论》周刊正式出刊，许德珩、施存统、刘侃云、萧淑宇等较为激进的一批国民党人为其撰稿。6月1日，顾孟余也创办了《前进》半月刊（第4期后改月刊），潘云超、王乐平等人为主要的撰稿人。《革命评论》上的文章为最尖刻和激烈，是国民党内鼓吹改组主张的最有力的阵地。陈公博在《革命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今后的国民党》一文，尖锐指出：国民党已经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当年改组时的初衷，变成一盘散沙，混乱不堪，内部猜忌重重，冲突甚至战争持续不断。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恐怕更加不堪，改组国民党已是大势所趋。由于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众多抨击现状、鼓吹民主政治和反对专制独裁的文章，明显地受到年轻一代国民党人的好评。有人回忆说：“《革命评论》出版后沉闷悲愤（的）南京青年好似久干得霖雨，各自眉飞色舞，议论纷纭，在茶楼、饭馆、公园等处常有三五成群的青年一面读《革命评论》，一面高谈党事，有些沉默过的人，现在也大骂其腐朽的党政当局了。”
在蒋介石的压迫之下，《革命评论》办至9月即告停刊，但其思想鼓动却促进了改组派的形成。8月27日，陈公博等宣传改组国民党不足4个月时间，收到的要求改组国民党的信件即达2252封之多，可见改组之说影响之大。3个月之后，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等在上海集会，经过3天的讨论，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会章》，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同志会”）。同志会的总部设在上海，内分总务、组织、宣传3个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云超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顾孟余、陈公博负责。总部之下，各省、市及海外亦设有支部，支部之下再设分部，分部之下还有小组。汪精卫这时虽在国外，仍被奉为改组派的当然领袖。
改组派总部正式成立后，立即利用国民党原有地方组织的关系和人脉，筹建和发展其组织。发展对象多为国民党各级机构的干部和被蒋系清除出党的国民党党员、干部及青年知识分子。由于得到一些地方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的支持，改组派组织发展相当快。它在南京、北平、上海、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河南、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等省、市很快就建立起了改组派的支部。其极盛时期，会员达到近1万人，几乎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都秘密地建立起了改组派的支部或分部。1929年2月，改组派为了重新决定纲领，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党务、政治、会务、工人、农民、商民、青年、妇女、经济、军事、外交、政制、耕地等方面，分别作出决议。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全面宣告了它的政治主张。这一宣言明确指出：“至于今日，中国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窃、把持，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纲领，已被他们所唾弃……整个的党早已破碎不完……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个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对帝国主义是投降，对一切封建势力是屈服。”广大国民党党员面对这种情形，堕落的堕落，失望的失望，组织小团体的组织小团体，加入第三党的加入第三党，加入共产党的加入共产党，国民党的招牌继续挂着，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灵魂。只有重新整饬担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大本营，并且毫不犹豫地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系统而重新改组，“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党才能起死回生。
改组派的具体主张包含有下列内容：（1）主张国民党要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重新恢复农民、工人、商民运动。他们认为：“国民党的本身建筑于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之上”，故本党本应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但今日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却摧残甚至完全取缔民众运动，这只会使广大民众对国民党不满和厌恶，以致跟着共产党去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因此，他们主张“迅速恢复各民众的组织”，同时在农村“继续消灭劣绅土豪势力”，“积极组织农村的合作事业”，“执行百分之二十的减租，严禁乡村间的超规定的高利贷”，主张“平均地权”，奖励佃农和自耕农的生产力；在城市“建立工会和地方的合作事业，减低工人的生活费”，“厉行工人强迫保险法”，“设立工人艺术补习学校，促进工人的生产知识”，“奖励商人的投资”，“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等。（2）主张铲除新旧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他们指出：今天中国旧的军阀未灭，新的军阀又生，而军阀不去，不仅中国永远不能统一，而且必定会再演混战局面，陷民众于水火之中。他们力主“为解除劳苦民众的压迫，应努力铲除一切新旧军阀”。（3）主张恢复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反对个人专制独裁。他们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上的根本原则就是民主集权制。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这个组织原则的充分体现，而今国民党已经抛弃了这种民权精神，“集权还有人记得，民主都似乎忘记了”，结果不惟军人当道、官僚主义盛行，而且一个党部便是一个特殊势力或特殊人物的支配物了，党员和党部大半变成了拥护个人的工具。他们坚持要“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坚决反对党附属于军队或附属于政府，主张非党员不得充任政务官，现役军人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要求废止指派圈定制，恢复选举制，给予党员在不违背本党主义范围内有发表意见之自由，主张党部必须绝对保持其独立的性质，实行党的专政。
改组派最初对蒋介石保持着沉默静观的态度，因此在《革命评论》初办之际，蒋介石为了拉住汪精卫一派人，还特别通过财政部长宋子文给了改组派每月3500元的赞助。但由于蒋介石很快便和胡汉民走到一起，再加上《革命评论》言辞激烈，蒋介石转而对其采取了压迫的态度。这促使改组派一成立就展开了积极的反蒋活动。
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讨论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蒋介石为控制三大，操纵会议，通过了一个由国民党中央指派圈定代表的决议，并且明确规定代表必须从未有违反本党言论或行为者。通过这种办法，由蒋介石、胡汉民控制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最终将产生代表406人，其中指派211人，圈定122人，两者占了代表总数的82%。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73人，仅占总数的18%。蒋、胡的这种做法，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改组派的强烈反对。改组派利用各种刊物，公开喊出要求党内民主、反对圈定指派代表，反对一手包办三全大会的口号。1928年11月2日，南京改组派成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集体辞职，以示对中常会指派圈定代表决议的抗议。他们发表的辞职呈文指责蒋介石等将党员的选举权完全剥夺。几天后，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余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合法权利。眼看蒋介石等人拒绝修改代表产生办法，在三全大会召开几天前，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名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在上海联名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严厉指责蒋介石、胡汉民等违反本党民主原则，声明对此次大会誓不承认。而三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南京市党部在夫子庙贡院大礼堂召开代表大会，改组派代表提出《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讨论过程中会场大乱，对立的两派大打出手，中央政治学校训育处副处长谷正纲在内的多名改组派分子被打伤。
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等无视国民党内强烈的反对声浪，如期召开了国民党三全大会。改组派为对抗蒋、胡一手包办的三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314号设立了联络点，纠集20多个省（市）党部和海外总支部，成立了改组派的外围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并公开发表宣言，斥责三全大会，坚决主张“打倒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所产生的伪中央”。但是，掌握着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毫不退让。3月20日，三全大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陈公博、甘乃光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3年，对汪精卫给予书面警告。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更发表《检举改组派令》，称改组派“发亡党亡国之言论，争取政权”，“罪大恶极”，“应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要求各地“严密检举该反动派之行动言论，随时呈报，以凭核办”。
改组派鉴于在政治上无力制约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考虑从事军事反蒋活动。为了打倒蒋介石，他们开始不惜与地方军阀进行合作。利用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何键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在编遣军队问题上的种种矛盾，改组派于1929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并为此发表了宣言。宣言公开提出“组织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铲除叛徒蒋中正一切势力”，“欢迎汪精卫、宋庆龄及一切革命领袖归国护党”。当年9月17日，在改组派的策动下，与汪精卫最接近的张发奎所部第4师揭旗反蒋，通电提出护党三项主张：（1）三全大会违法乱纪，应立即解散，再行依法召集；（2）根本铲除侵蚀国民党的腐化分子；（3）敦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27日，广西省主席俞作柏亦通电响应。与此同时，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2人眼见军事反蒋开始，更联名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任用私人、贪赃枉法、滥借外债、横征暴敛、非法没收、滥捕滥杀、秘密缔结卖国条约、托名训政而厉行专制、借编遣扩充私人武力、包办三全大会十大罪状，公开宣告准备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改组政府，并筹备另开国民党三大。而汪精卫更是兴冲冲地于10月上旬自法国赶回香港，准备亲自领导护党运动。
经过一番联络，汪精卫成功劝说桂系等众多西南将领投身反蒋运动。11月7日，汪精卫以上海中国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委任张发奎为护党救国军第3路总司令，李宗仁为第8路军总司令兼传达所长，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等分别为第4、5、6、7路军总司令。据此，11月17日，李宗仁、张发奎联名发出讨蒋通电。张桂联军正式组成。12月初，石友三在浦口通电反蒋就任护党救国军第5路总司令。唐生智亦于同时联合四川刘文辉、湖南何键等52名将领通电拥汪，并就任护党救国军第4路总司令。韩复榘、马鸿逵、孙魁元等北方将领随后亦纷纷通电，响应石、唐。但事实上，反蒋势力各打各的算盘，军事上完全没有一致行动，很快就被蒋介石各个击破。与此同时，蒋介石亦先后对改组派采取行动。先是封了其设在上海的“干部训练所”——大陆大学，然后又封了上海改组派总部。对改组派在各地的骨干更是大肆开除、通缉和逮捕。国民党第39次中常会即以“勾结军阀余孽”、“颠覆党国”等罪名，决议通缉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潘云超、郭春涛10人。第52次中常会又作出决议永远开除王乐平、王法勤等人的党籍。第58次中常会作出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而北平的谷正鼎，上海的邢琬，江苏的卢印泉，南京的罗方中、朱伦、林凡野，中央军校的罗子实，中央政校的窦培恩等数十名改组派骨干均被逮捕。为杀一儆百，蒋介石还于1930年2月18日晚遣人闯入改组派总部办事处，公然刺杀了改组派总部负责人王乐平和当时在场的2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遭此残酷镇压，改组派各级组织很快就陷于瘫痪。
1930年2月，蒋、阎关系恶化。至3月15日，鹿钟麟、商震等57名将领联名通电驱蒋，同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汪精卫、陈公博等又加紧活动，并与各方达成妥协，决定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并决定在北平召开中央干部扩大会议，由扩大会议产生新的中央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而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此举也彻底暴露了他们政治主张的虚伪性，从而引起众多为了民主信念而加入改组派的基层会员的强烈反感，许多人愤而宣布退出了改组派。
5月11日，中原大战打响后，军事上反蒋派最初进展顺利，却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争党统争个不休，一直无法建立计划中的中央政府。7月13日，在汪精卫的力主妥协之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总算取得了谅解，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正式宣布成立，并发表了有30人署名的扩大会议党务联合宣言。10天后，汪精卫抵达北平。8月7日，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和茅祖权7人组成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负责主持扩大会议的一切事务。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两部和民众运动委员会。组织部由汪精卫兼秘书主任，委员为汪精卫、邹鲁、赵丕廉、陈公博、朱霁青；宣传部由顾孟余兼秘书主任，委员为顾孟余、张知本、薛笃弼、潘云超、傅汝霖。民众运动委员会由覃振兼秘书主任，委员为覃振、白云梯、陈嘉祜、陈树人、商震。由改组派领袖汪精卫起草的扩大会议宣言，明确提出了解决党政问题的7项基本条件。它们是：（1）筹备召开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2）制定基本大法，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由国民会议公决。（3）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4）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5）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6）贯彻以党治国，即以党义治国的原则，集中人才，以收群策群力之效。（7）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按照建国大纲规定采取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9月1日，扩大会议第五次正式会议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任主席，冯玉祥、汪精卫、李宗仁、张学良（未参加）、唐绍仪（未就职）、谢持为委员（后增刘文辉、石友三）。国民政府下设内政、外交、财政、司法、陆军、海军、教育、交通、农矿、工商、国营实业11个部，1个监察院，以及立法、考试、军事、蒙藏、侨务5个委员会。当然，这些机构事实上均未成立，连人选也未及确定，整个战争就失利了。8月初，蒋介石开始反攻。14日，济南失守。8月下旬，陈公博等赴北戴河劝说张学良遭到失败。9月18日，就在阎锡山、汪精卫等匆匆在北平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职后不过一周多的时间，张学良宣布出兵入关拥蒋。至此，中原大战的形势急转直下，北平危在旦夕，汪精卫等不得不乘车经石家庄转去太原。到太原之后，扩大会议除了炮制出一部《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外，已再无用处了。随着10月底反蒋军事上彻底失败，改组派领导人不得不纷纷离开太原，再度亡命。1931年1月1日，为了换取蒋介石的谅解，汪精卫在香港公开发表宣言，解散改组同志会。自此，改组派遂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