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谋划大举北伐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三月，宗泽遣统制官王师正擒获金军中的“辽酋”王策于大河岸。[1]《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对此事记载最详：
有王策者，本契丹酋豪，善用兵，有筹略，虏委任甚专。尝从千余骑，往来河上，措置边事。公密令统制官王师正擒之，生致麾下。公释缚解衣，坐之堂上，与之饮食，从容与语曰：“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国，今女真辱吾主，又灭而国，汝何不悟！义当协谋，以刷社稷之耻，他日复修旧好。我亦何忍杀汝！”策感泣曰：“策至庭下，自意必死，今蒙再生之恩，且闻公之意，使策晓悟，敢不尽死节以报！”已而使就馆舍，待之如礼。公时呼与语，因问虚实，尽得其谋。公大举之计遂决，召诸将谓曰：“汝等有忠义之心，乐相归附，当思我宋二百年涵养之恩。今二圣远在沙漠，君父巡幸未返，能同心协谋，剿灭狂虏，期还二圣，以立大功乎？当立请回銮，与诸君亲行。主上虽封侯建节，肯以充赏。”
王策既称“契丹酋豪”，契丹人无非是耶律（或歧译移剌）和萧（或歧译石抹）两姓，其中“耶律”或改汉姓“王”[2]，王策已改用汉姓汉名。他感激宗泽的“再生之恩”，故能“因问虚实，尽得其谋”。从王策处了解到的金军的实情，也坚定了宗泽大举北伐的决心和信心。
一、与五马山抗金义军的联络和被阻断
在宗泽的北伐计划中，与北方抗金义军联系和配合，自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前述五马山义军作为号召人物的信王赵榛，是宋徽宗第十八子，[3]或疑其伪。[4]且不论信王赵榛之真伪，但当时宋高宗、宗泽等都认为是真信王。[5]三月至四月，马扩奉信王之命，先到开封联络宗泽，又去行在扬州见皇帝。马扩临行前，信王赠七绝二首：
全赵收燕至太平，朔方寸土比千金。竭胡一扫銮舆返，若个将军肯用心？
遣公直往面天颜，一奏临朝莫避难。多少焦苖待霖雨，望公只在月旬间。[6]
渴望抗金功成，山河一统的焦灼心情，跃然纸上。马扩抵达开封，交付信王致宗泽信，“并以信王二诗示之”[7]，此信说：
某咨目，顿首上呈领尹、元帅、延康台座。春和，伏惟辅国宣劳，神相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国家多艰，金贼入寇，两犯京城，劫迁二圣，下及血属三千余口，长驱北去。某到庆源，遽谋逃窜，得贼中忠义数人为力，遂脱膻网。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敷奏圣上，窃恐奸臣贼子障蔽难达。某素知公梗槩敢为，竭节报国。遂再具奏，烦公多方缴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胜万幸。自余更冀上为庙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宣。[8]
信中说他虽“敷奏圣上”，却恐怕“奸臣贼子障蔽难达”，而对赤胆忠心的宗泽寄予厚望，请他“多方缴奏，使之得到御前”。宗泽看后，当然十分感动和重视，他对马扩说：“儿子方欲赴行在，不若先以诗进呈，如何？”他指望二首七绝，能够感动皇帝，马扩表示同意。[9]据《宝真斋法书赞》卷22《宗忠简留守司二札家书吾友三帖》载：
承节郎刘晟赍到皇弟信王蜡封奏状，并与留守咨目，遣差宗机宜赍蜡封奏，恭诣行在投进，须至指挥。右札付宗机（宜）照会，赍赴行在投进施行，准此。建炎二年三月初十日押。
其中所说的“宗机宜”，当然是儿子宗颖，按照宋制，“帅臣子弟充书写机宜文字”。[10]他于三月上旬或中旬，特奉父命，与马扩等人同去行在扬州，“投进施行”。信王上奏，今仅存一份概略，说：
臣窃见邦傑与扩累与贼战，皆获小捷，其忠义之心，坚若金石。臣自陷虏中，颇知其虚实。贼今稍惰，皆怀归心，且屡败于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河北、河东十陷七八，惟山西一带，诸寨乡兵约十余万，力与贼抗。但昼夜暴露，民事失时，率皆困窘，兼阙戎器。臣多方存恤，借补官资，使忠义之徒，竭节不变。惟望朝廷早遣兵来援，不然，久之，恐反为贼用，则河南难保。宜乘此时，速取所失州县，以副民望。臣愿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二圣播迁之难，于布衣小官中，选其先公后私，为国家效死之人，付以事权，即下明诏，委臣总大军与诸寨乡兵，约日齐举，决见成功。仍给空名诰敕二万道，及河东、河北兵马元帅印，付臣佩之。臣粉骨碎首，所不敢惮。况于陛下，以礼言则君臣，以义言则兄弟，其忧国念亲之心，恭想无异。兴言及此，不觉流涕。[11]
“其忧国念亲之心”，溢于言表，恳切之至，但人与人的感情或是完全不能相通。“黄潜善等皆疑非真”，无非是打算认定信王乃伪冒，但“天子识其字”，表面上算是认了亲人，而其实却心怀鬼胎。宋高宗煞有介事，发表“皇弟、检校太傅、庆阳、昭化军节度使、信王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12]，实际上却“反相防闭”，“诏旨络绎，令一人一骑不得渡河”应援。[13]马扩离开行在之前，黄潜善与汪伯彦“乃以乌合之兵付扩，且密授朝旨，使讥察之。扩行，复令听诸路帅臣节制。扩知事变，遂以其军屯于大名”[14]，竟回不得五马山。因传言信王有“渡河入京城之谋”，宋高宗五月初又下旨，宣称“朕将还阙，恭谒宗庙”[15]，无非是害怕信王入开封城，与自己争夺皇位。
宗泽特命宗颖与马扩同去行在朝见，原是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待，结果，自然是宗颖全然无功而返，甚至连今存宗泽的传记、墓志之类，也并无片言只语，涉及此事。无非是宋高宗的小朝廷严禁他与五马山的抗金义军联络和协同，使此事的隐情和真相，竟成历史的空白。
二、规划和部署大举北伐
四月以后，天气逐渐炎热，宗泽审度形势，认为在六月里，女真骑兵不耐酷暑，弓不劲，马不肥，正是大举北伐的天时和良机。他“大举之计遂决”，就召集众将问道：“能同心协谋，剿灭狂虏，期还二圣，以立大功乎？”宗泽一边说，一边激动得落泪，众将回应：“今四方义士，云集京师，几二百万人，所赍粮可给半载。亦尝密遣人，直抵两河探伺，闻所陷州县，每处不过数百人，余皆胁从，令衣塞服，此辈日望王师来。某等愿即日渡河，以尽死节。”宗泽考虑大军进发之后的后勤供应，又说：“进取，老少可于逐寨边处，踏逐未复业田亩，权借耕植，各有自赍牛具、种粮，无者官给。”众人都表示赞同。[16]
宗泽与马扩、王彦等义军首领共同商讨制定了北伐的军事计划，在宗泽建炎二年五月的上奏中说“吾方大举六月之师，一道由滑、濬，一道出怀、卫，涉河并进”[17]。五月的最后一次奏请回銮疏中，宗泽的北伐计划更为具体：“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濬、相等处；遣王再兴等自郑州，直护西京陵寝；遣马扩等自大名，取洺、赵、真定；杨进、王善、丁进、李贵等诸头项，各以所领兵分路并进。”[18]此奏虽然提及马扩，却又只字不提徒有“河外兵马都元帅”空名的信王所统五马山抗金义军，自然可体会到宗泽的苦衷。但马扩一军的进攻计划包括了五马山所在的赵州，即庆源府，其用意还是十分明显的。
此外，史称宗泽“以大名（府）当冲要”，移檄河北东路提点刑狱郭永，要他“与帅杜充、漕张益谦相掎角。永即朝夕谋战守具。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不数日，声振河朔，已没州县皆复应官军。金人亦畏之，不敢动”[19]。杜充和张益谦当然是误国败事的家伙，但郭永却是危难时节的荩臣，他联络了曾与宗泽一起出兵救开封的，京东西路安抚大使、兼知东平府权邦彦，[20]准备共同配合宗泽的北伐大业。
王彦所统八字军，当然是一支北方的重要军力。宗泽对王彦的安排由“制置两河军事”改为“河北制置使”，[21]但此后又有变化。据《三朝有北盟会编》卷198王彦行状记载：
公方缮甲治兵，约日大举，直趋太原，断石岭关，以临代北，告期于东京留守、资政殿大学士宗泽。泽得以便宜从事，奏拟公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河北制置使，遣书延公会议。公将兵万余，将发，悉召诸寨统兵官，指挥授方略，以俟会合。既行，虏以重兵尾袭，而不敢击，遂济河。既至京师，宗泽握公手曰：“公力战河北，以沮金人之心腹，忠勇无前，海内所闻。然京师者，朝廷根本，某累上章，邀车驾还阙。愿公宿兵近甸，以卫根本。”公即以所部兵马付留守司，因差统制官张伟统辖，于滑州界沿河沙店，以上下埽把截。令公量带亲兵，赴扬州行在所。
宗泽临时命令王彦“量带亲兵，赴扬州行在所”，原是为了借重王彦的威名，先迎请宋高宗回开封，然后再“乘此暑月，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濬、相等处”。此外，东京留守司统制官薛广、张用、王善亦拟与王彦协同，“会兵收复两河”，他们所部的首要目标，是解相州之围。但事与愿违，[22]据《三朝有北盟会编》卷118记载，宋廷竟拖延到十月，即在宗泽身后：
五日丙辰，王彦转官，免对。
宗泽遣王彦赴行在也，有旨，令閤门引见上殿。是时，朝廷已遣宇文虚中、杨可辅为祈请使，议和。而彦见黄潜善、汪伯彦，力陈两河忠义民兵引颈以望王师，愿因人心向顺，大举北征，犄角破贼，收复故地。言辞激切，大忤潜善、伯彦之意。是日，降圣旨，王彦沿河宣力日久，特与转武翼郎、除閤门宣赞舍人，仍旧带行拟元官，遂不得对。王彦为御营平寇统领官。
上以王彦为御营平寇统领官，与平寇前将军范琼归京师。彦素知琼臣节不著，难与共事，即称疾求医。有旨令真州将治。彦居真州，闭门远迹，不与人通。琼领彦兵而去。[23]
宗泽所倚重的一员名将，却被宋高宗的小朝廷有意扣在行朝，根本不容王彦重返开封，在抗金战场大显身手，竟闲废不用。滑州是开封门户，如前所述，去冬今春，东京留守司军经反复而激烈的交锋，方夺据此地。八字军的主力本由宗泽差统制张伟暂时代统，即驻于滑州，以作北伐的前进基地。王彦率少量亲兵入朝后，这支抗金劲旅也被小朝廷调遣后方，竟归北宋亡国时罪恶昭著的范琼统率。
以上的记载都表明了宗泽对收复河北的军事部署。至于河东，宗泽显然取消了王彦八字军“直趋太原，断石岭关，以临代北”的原计划。六月“东京留守宗泽承制以（王）庶权陕西制置使，[24]（曲）端权河东经制使”，无疑是倚重文臣王庶和武将曲端经略河东路了。
鉴于春天的军事得失，宗泽十分注重西京河南府的防卫。如前所述，他计划“遣王再兴等自郑州，直护西京陵寝”，还嫌不足，故又另命重要助手闾勍。四月，宗泽已上奏，“以保宁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闾勍为保护陵寝使”[25]，“命勍军河南，欲会合王彦、杨进等，以图河北”。他给闾勍配置的得力部将，就是新任统制岳飞。但这支部队因某些缘由，却是在宗泽身后，方按原部署进驻西京。[26]
宗泽深知，大举北伐，没有民众的支持，是不可能取胜的。他平日里在东京“营缮楼橹城壁”“训练士卒”“教习车阵”[27]，也同步对民众进行宣传与联络工作。他对被金军占领州县出示榜文：
访闻边寨中，多是我国积善良民，偶失备御，被驱掳，髠头绞发，装著塞服，侵犯州县。其赤心忠孝，思念生处父母血属，但无路自新，实可怜悯。当所遣大兵前去，恐仓卒之间，不暇辨别，枉有杀戮。汝等若不忘生长坟墓、乡井，痛心悔祸，可以相助，回戈掩杀贼人，永为我宋太平赤子，耕养自如。各请照知。
宗泽对原辽统治区的契丹人、汉人（时沿用辽朝旧称“汉儿”）等，一贯采取正确的政策，据《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记载：
契丹、九州人日有归中国者，曰：“公之威名，外疆敬服。”每有擒获来者，公遣契丹、汉儿引边坐侧，推诚与语曰：“契丹与大宋修盟好，旧矣。今女真小国，既灭天祚，又侵凌中国。契丹臣民，宜与我共奋忠义，杀灭群凶，以刷君父之耻。吾心即汝心也，我不忍杀汝。”即释之，仍给资粮使去，及令持公据为照，曰：“契丹、汉儿自与我宋盟约，几百年，实兄弟之国。顷缘权臣奸议，遂结金人，壊乱耶律天祚之后。今将欲发大兵过河，尽行剿除，又恐仓卒之际，不暇辩理，枉有杀戮。已约大军期，应契丹、汉儿特给公据，仰各收执，以为信验。”又各令持数百本，归散国人。后有自燕来者，云契丹、汉儿皆愿得公据，以俟王师。
与西夏、高丽等结成抗金联盟，也是宗泽北伐计划的重要一环。他上奏说：“遣一使泛海道入高丽，谕以元丰惇好之旧，令出兵攻金人之西；又复遣官从间道趋河东，谕折氏修其旧职，以固吾圉；使三陲交攻金国，令彼应敌不暇。吾方大举六月之师”[28]。他在另一奏中，提出“朝廷遣使，声言立契丹天祚之后，讲寻旧好。且兴灭继绝，是王政所先，以归天下心也，况使虏人骇闻，自相携贰邪？仍乞遣知几辩博之士，西使夏，东使高丽，喻以祸福。两国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扫**”[29]。
但总的说来，尽管宗泽惨淡经营，呕心沥血，尽可能周密地规划和部署北伐大业，却遭到宋高宗小朝廷的不断阻挠和破坏。当时宋朝存在着两套水火不容的方针和谋划。宋高宗于五月命宇文虚中复职资政殿大学士，充大金通问使，杨可辅为副使，使名又旋即改为卑屈之至的大金祈请使。[30]小朝廷专注于派祈请使，祈望割地请和，故必须倾注全力，竭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手段和诡计，阻止宗泽大举北伐。
[1] .《宋史》卷360《宗泽传》，《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要录》卷14建炎二年三月丙戌。
[2] .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第161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
[3] .《宋史》卷246《信王榛传》。
[4] .《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建炎二年八月）是月，信王长女生，田氏出”；“（绍兴元年）十二月，信王次女生”；“（绍兴二年）九月，信王三女生”；“（绍兴三年九月）初五日，信王四女生”；（绍兴五年五月）信王五女生”；“（绍兴十年）六月十九日，信王薨”。《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榛天眷二年六月十九日，殁五国。曾娶田氏，天会六年、九年、十年、十二年，天眷元年，历生五女。燕人赵恭曾托榛名，号召山贼助宋，榛以疑狱收禁。事雪，勅赐汪氏为妾。”按以上两处记载，信王赵榛之四女、五女出生时间有异，信王赵榛之死亡时间，亦差一年。邓广铭先生据此认为是假信王，参见《岳飞传》，载《邓广铭全集》第二卷第43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陶晋生先生则认为是真信王，参见《南宋初信王榛抗金始末》，载《边疆史研究集》，商务印书馆，1971年。
[5] .《会编》卷116《续（茆斋）自叙》，载马扩到扬州上殿面奏，“遥聆玉音甚厉，曰：‘信王是太上皇帝之子，朕之亲弟，岂不认得书迹，何疑之有？’连曰‘何疑之有’。”
[6] .《会编》卷116《续（茆斋）自叙》。
[7] .《会编》卷116《续（茆斋）自叙》。
[8] .《宗忠简公集》卷1《信王咨目》。
[9] .《会编》卷116《续（茆斋）自叙》。
[10] .《宋会要》刑法1之20。
[11] .《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
[12] .《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
[13] .《会编》卷116《续（茆斋）自叙》。
[14] .《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
[15] .《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乙酉。
[16] .《宗忠简公集》卷7《遣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17] .《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18] .《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奏乞回銮仍以六月进兵渡河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四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辛卯。
[19] .《宋史》卷448《郭永传》，《浮溪集》卷20《郭永传》。
[20] .《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卯。
[21] .《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丙申。
[22] .《要录》卷17建炎二年九月丁未。
[23] .参见《会编》卷198王彦行状，《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月丙辰，《宋史》卷368《王彦传》。
[24] .《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宋史》卷372《王庶传》。
[25] .《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宗忠简公集》卷7《遣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26] .《会编》卷117，《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
[27] .《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28] .《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29] .《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奏乞回銮仍以六月进兵渡河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四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辛卯。
[30] .《会编》卷117，卷120，卷215，《要录》卷13建炎二年二月壬戌，卷15建炎二年五月丙申，《宋史》卷371《宇文虚中传》，《金史》卷79《宇文虚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