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终的抗争和呐喊
宗泽北伐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是恳切呼吁宋高宗“回銮”旧都，亲自主持北伐大业。这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皇权下，是可以理解的。
四月和五月，宗泽还特别两次上奏，提出为宋钦宗预修道教的上清宝箓宫，理由是“渊圣将来还归，未有莅止之处”。龙德宫“孔安如旧”，“将来迎奉道君皇帝自可临御”，“使天下知陛下悌于兄”，“使天下知陛下孝于父”[1]，他显然完全猜中了宋高宗的心病，特别是在皇帝即位之初，多少担心难兄回来争位。宋高宗在表面上只能率先提出“同徯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2]，但其实却另有其难言之隐。前引宗泽奏中即已直率地、尖锐地抨击“二圣”“不足救”的议论，他提出此议，无非也含有让皇帝安心之意。在建炎初的抗战派中，知宋高宗之深者莫如宗泽，但宋高宗不予回复。
如前所述，宋高宗五月初发表“还阙”之旨，旨在阻止信王“渡河入京城之谋”。表面上似乎与宗泽的“回銮”之请相呼应。其实不过是故作姿态，只要信王不南下，他也决不会往北挪动一步。
正是在五月，宗泽仍然接连上了最后的四份“乞回銮”奏，连同以前奏表，共计二十四份。如前所述，他在去年已届六十九岁的高龄，从十月开始，体力“顿觉衰瘁”，居然勉力劬劳，仍以旺盛的精力和斗志，支撑了冬春之际的鏖兵。在第二十三份奏中，宗泽报告将“大举六月之师”，他满怀着决战必胜的信心，“二圣、天眷自此决有归期，两河故地自此决可收复”。他特别强调：
臣犬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无用，付之东京留钥。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今日之事，臣愿陛下以时果断而行之，毋惑谗邪之言，毋沮忠鲠之论。倘陛下以臣言为是，愿大驾即日还都，使臣为陛下得尽愚计。若陛下以臣言为非，愿陛下即日放罢老臣，或重窜责，臣所不辞。惟明主可与忠臣言，臣故昧死以闻。[3]
最恳切的言辞，最中肯的谠论，最深刻的抨击，最清楚的是非利害，已经在历次奏表中说尽，而无可再说了。“惟明主可与忠臣言”，尽管限于古代的君臣关系，而宗泽分明是点着宋高宗的鼻子，问他算不算“明主”？逼着他对是否回銮，是否“使臣为陛下得尽愚计”，“或重窜责”表态。史称宋高宗“优诏答之”[4]，表面上说得十分动听：“渴闻鸣跸之音，虔举回銮之请。备观忠荩，深可叹嘉。”[5]其实无非是沿用了虚与委蛇，我行我素的故技。
因宗泽的请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在第二十四份奏中，他再次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年岁：
臣犬马之齿，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驽，区区愚忠，所见如此。臣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以繋天下之心。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若陛下听从臣言，容臣措画，则臣谓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为可用，则愿赐骸骨，放归田里，讴歌击壤，以尽残年。频烦上渎天听，悚恐待罪。[6]
仍是旧话新说，证明宗泽之忠言谠论，已到无可再说的地步，宋高宗却还是“不报”[7]。尽管宗泽的苦口婆心的奏表到此终止，但仍继续部署北伐大业。
转瞬便是六月，宗室赵子砥自燕京逃归东京，于十一甲子日见到宗泽，又“与诸四方勤王之师，朝夕聚议”。宗泽见赵子砥谈论起金朝虚实情伪，“历历耸听”，打算让赵子砥一同领兵，过河北伐。赵子砥辞以“陷虏踰年，天幸生还，急欲奔趋行在朝见，具奏二圣动静，面进道君宸翰，以宽主上圣虑”[8]。但宗泽已完成北伐的部署，“赍金银、兵械，纤悉毕具，行有日矣”[9]。不料数天后，宗泽这位满怀爱国主义热情，斗志极端顽韧的老人，历尽刀光和血影的围逼，心力交瘁；饱受冷眼和横眉的夹攻，忧愤成疾。他感愤小朝廷“从中沮之”，说“吾志不克伸矣”！终于“疽发于背”[10]，而一病不起。
二、骨朽犹应此念存，死前恨不见中原[11]
宗泽年届古稀的人生，屈沉下僚三十五年，然而在山河破碎的紧急关头，却在最后横跨三年，实则两整年多的短暂人生中，激于伟大的爱国志节，终于大放生命的异彩。在去冬今春的惨烈鏖战中，他全凭崇高的**，支撑着“衰瘁”的体力，“薾然衰惫，强尔支持”[12]，居然仍能精神矍铄地指挥着军事的胜利，创造了宋金战史中的奇迹。但年岁和体力已无以不饶人，宗泽身上所包蕴巨大的爱国主义能量，释放到了极限，就必然是油干灯灭。既然一病不起，其沉疴已不容再缠绵迁延了。
正在宗泽病危之际，小朝廷所命的“资政殿大学士、充大金祈请使宇文虚中至东京”，临时“摄留守事”，剥夺了宗泽的事权。他的任务也很明确，必须执行降金乞和的方针，第一要务是立即将宗泽坚持扣押的金使牛庆昌等人释放。[13]此事已清楚表明了小朝廷的旨意，是绝对要阻止宗泽北伐计划的实施。至于危病中的宗泽是否与宇文虚中会面，是否得知释放金使的事，已缺乏记载。
关于宗泽人生最后阶段的记载，以《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记述最详，今照录于下：
一时权臣忌公成功，从中沮之。公叹曰：“吾志不得伸矣！”积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公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尘，主上驻跸于外，忧愤成疾。诸公能为我歼灭丑虏，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众皆堕泪，同声应曰：“愿留守善保贵体，无遽出此言。敢不尽力！以负留守之望。”诸将退，惟岳飞在侧，公复叹曰：“（吾度不起此疾，古云）：[14]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晦冥，公临启手足，连呼“过河”者三，无一语及家事。公薨年七十，为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二日未时也。
此段记载与其他记载不同之处，是宗泽十分感慨地吟哦杜甫诗时，“惟岳飞在侧”。关于宗泽的确切死期，各书记录有异，但大致是七月无疑。[15]
在弥留之际，宗泽上《遗表》。他“为文不事雕琢，浑然天成”[16]，《遗表》依然体现了这种文风，更是中华古代爱国主义的雄文和杰作，以中华古代骈文特有的骈四俪六的对偶美，掷地铿锵的韵律美，充分抒发了宗泽生命垂尽时的沉郁悲愤，鞠躬尽瘁，慷慨激烈，豪情壮志，而至死不泯。今将此文抄录于下：
心期许国，每输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犹积恋轩之意。魂魄将离于形体，精忱愿达于冕旒（中谢）。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渊圣，擢自困踬覊穷之际，付以宼虏往来之冲。适遇陛下出总元戎，察臣粗著劳效，坐筹密计，俾臣得预属僚。逮夫践祚之初，首录孤危之迹。寇攘未泯，暂为淮甸之巡；宗庙斯存，委守留司之钥。力小任重，志大心劳。誓殄羯胡，再安王室。但知怀主，甘委命于鸿毛；无复偷生，期裹尸于马革。夙宵以继，寝食靡宁。斯民获奠枕之安，胡马无饮河之意。事为纷至，黾勉惟多。回视颓龄，已迫桑榆之晩景；益坚素节，每期松柏之后彫。岂谓余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爱己以顾私。阴阳之寇洊深，药石之功莫效。少延残喘，庶毕愿言。昨有招安到杨进等，约其众多，无虑百万。昔尝为寇，颇聚众以震师；今已革心，欲为国而戡难。足踵道路，云集都城。已涓吉而戒涂，拟成功于指日。干戈未举，舟壑忽移。神爽飞扬，长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贻千古之羞。仰凭睿眷之深，必无生死之异。属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将出师，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颙昂法座，无繇再望于清光；枯朽微生，从此永辞于宸扆。臣无任，云云。[17]
宗泽弥留之际，“连呼‘过河’者三，无一语及家事”，以未能如期北伐，恢复中华一统，而“长抱九泉之恨”，“尚贻千古之羞”。将“属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将出师，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作为临终至瞩。此种伟大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强音，真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值得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永远崇敬、感奋而弘扬。
这是七月一个晦暗的日子。开封城里，悲风回**，愁云泣雨，似乎是苍旻在向伟大的民族忠魂致哀。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号啕痛哭之声，广大军民最诚挚地悼念不朽的英灵。宗泽在生前常对子弟们说：“人谁不死，等死耳，有补于国，吾荣多矣！”[18]但在国难深重的特殊时刻，人们所能感受到宗泽之死的分量，主要还不是一个“荣”字，而是劫难临头之下最深沉的哀恸。“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19]，朱熹追述当时的情景说：“其家人方入棺，未敛，军兵轝出大厅，三日祭吊，来哭不绝，祭物满厅无数，其得军情人心如此！”[20]
宋代的所谓“三学之士”，前后含义有所变化。北宋晚期，是指“太学、律学、武学生”[21]。尽管宋高宗躲到了南方，而故都的三学仍未迁移行在，人数达千余人。三学生的祭文历述和表彰宗泽的功烈，其末尾更表达了三学生的至哀至痛，其文如下：
语及二圣，号呼拊膺，愿身督战，以济中兴。属纩之际，犹未忘情。世谓金石，浸烁不侵，公之忠诚，逾石与金。谗人何辜，訿议日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呜呼哀哉！人之无禄，丧我元老，天为雨泣，霣汝中道。稚子庸夫，罢市相吊，悍将骄卒，投兵痛悼。某等受恩甚渥，大庇久依，天子谁忍，弃子如遗。九原可作，繄谁与归？兴言及此，涕血交颐。[22]
祭文除了对宗泽予以高度评价外，也指斥了小朝廷的“谗人”，表明他们对朝政的昏暗有足够的了解。
朱熹在吴芾神道碑中记载当时的一段史实说：“建炎初，宗泽留守东都，天下倚以为重。一日，士女倾都南下，皆行哭失声，言：‘宗公死矣！’公时未仕，客临安，闻之呜咽流涕，终夕不寐，为诗哭之，语甚悲壮。即日传播，邮亭、传舍处处题写，读者至为感泣。”[23]吴芾此诗如今保存在《湖山集》卷4《哭元帅宗公泽》：
呜呼哀哉元帅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风采，心如铁石气如虹。正色立朝不顾死，半生长在谪籍中。真金百炼愈不变，流水万折归必东。落落奇才世莫识，欲知劲草须疾风。维时中原丁祸乱，胡尘涨天天蒙蒙。众人畏缩公独奋，毅然来建中兴功。雄图一定百废举，复见南阳起卧龙。
呜呼哀哉元帅公，翩然遗世何匆匆？无乃天上亦乏才，故促我公还帝宫。公还帝宫应有用，何忍坐视四海穷！（呜呼）四海正困穷，兴仆植僵赖有公。公虽居东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既云亡，天下不知何时康？正如济巨川，中流失舟航。当今士夫岂无人，请问谁有公器业？谁如公忠良？公虽不为相，德望振要荒。公虽非世将，威棱詟豺狼。
伟哉奇节冠今古，我试一二聊铺张。靖康（元）年（秋），胡虏正披猖。庙堂惊失色，愁覩赤白囊。公首慨然乞奉使，欲以口伐定扰攘。朝廷是时未知公，公之（素）志不获偿。忧国耿耿思自效，再（乞）守土河之旁。命下得磁州，翌日径束装。下车未三日，虏骑已及疆。虏人闻公亟退舍，疋马不敢临城隍。顷之得兵数十万，康邸赖公王业昌。及公领留守，北顾寛吾皇。恩威两得所，春雨兮秋霜。余刃曾不劳，危弱成安强。奸雄尽胆落，谁敢乱纪纲。
呜呼哀哉公死矣，民今有粟安得尝。犬羊乘我虚，近复陷洛阳。[24]洛阳去东都，雉堞遥相望。不闻敢侵犯，岂是军无粮。秖畏我公霹雳手，气慑不复思南翔。呜呼哀哉公死矣，秋高马肥谁与防？天子久东狩，去冬幸维扬。都人心恋主，谓言何相忘？朝夕望回辇，断肠还断肠。公独以死请，百请意愈刚。呜呼哀哉公死矣，万乘何时归大梁？咄咄肉食人，尚踵蔡与王，奸谀蔽人主，痛毒流万邦。人怨天且怒，意气犹洋洋。所冀我公当轴日，尽使此曹膏剑铓。呜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国（病）在膏肓。
我公我公经济才，设施曾未（竟）所长，但留英声与后世，永与日月争辉光。此死于公亦何憾，顾我但为天地伤。我闻天下哭公者，哀痛何啻父母丧。父母生我而已耳，安能保我身无殃。都人此时失所依，波迸东下纷苍黄。我公我公不（复）见，秋风在处生悲凉。百身倘可赎，我愿先以微躯当。灵丹如可活，我愿万金求其方。彷徨竟无起公计，安得长喙号穹苍！
呜呼哀哉元帅公，太平时节君不容，及至（艰难）君始用，民之无禄天不（从）。呜呼哀哉元帅公，古来有生皆有终，唯公存亡系休戚，千年万口长怨恫。嗟我草茅一贱士，念此抑郁气拂胸，衔哀忍涕何有极，愿以此诗铭鼎钟。
吴芾虽是个远离朝政的书生，但对朝政的昏暗，宗泽之死对国是的至重影响，是十分清楚的，“咄咄肉食人，尚踵蔡与王，奸谀蔽人主，痛毒流万邦”，认定黄潜善和汪伯彦就是蔡京和王黼再世。“呜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国（病）在膏肓”，“古来有生皆有终，唯公存亡系休戚”。吴芾尽管发出了“百身倘可赎，我愿先以微躯当”，但人死不得复生，他真不知宗泽死后，“膏肓”的国病是否能够医治？
处于贬谪地位的李纲，闻此噩耗，痛断肝肠，“方时危而失此一人，其可哀也矣！赋诗以哭之”：
时危念人杰，济物须材雄。寻常龌龊姿，讵可收奇功？英英宗夫子，邈与古人同。抱器实磊落，秉心郁精忠。彯缨仕州县，山立不妄从。青松虽未高，已足凌蒿蓬。涉世多龃龉，失官久龙钟。擢居河朔郡，烟尘正昏蒙。今上在藩邸，持节使虏中。力争不可往，高牙建元戎。王室遂再造，廊庙当畴庸。同朝共排媢，一麾江汉东。见我论世故，慷慨泪沾胸。荐之守留钥，付以节制隆。惠政拊疲瘵，威声慑奸凶。金汤治城堑，楼橹欻以崇。出师京洛间，屡挫黠虏锋。邦畿千里宁，夸说百岁翁。抗疏请还阙，北伐归两宫。辞直志鲠亮，天子为动容。奸谀更切齿，恨未能关弓。乃同归鄛人，感愤殒厥躬。皇天不憗遗，吾道何其穷！骅骝竟委离，冀北群遂空。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安能百身赎，坐为四海恫。人亡国殄瘁，天意真懵懵。中原气萧瑟，洒涕临西风。[25]
此诗的“归鄛人”，用引用楚汉相争时范增的典故。李纲自然十分清醒，因而在感情上也加倍痛苦，国难未已，这个一意屈膝苟安的小朝廷，其实全仗着真正具备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的宗泽，在勉力支撑危局，不由不发出“梁摧大厦倾，谁与扶穹窿”近乎绝望的哀声。
三、九地黄流乱注[26]
宗泽去世后，“都人以公子颖居戎府，素得士心，相与请于朝，愿加奖拔，以继父任”[27]。的确，宗颖“慨然有忠愤之气”[28]，“实一时之英杰，忠诚忧国，不愧古人，其沉默有谋，人咸以为有乃父留守之遗风”[29]，为人们所普遍称赞。但是，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当然不会同意开封官民的请求，让宗颖继任，而是另命北京留守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开封尹。
宋廷要求杜充“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30]。杜充本是“有志而无才，好名而无实，骄蹇自用”[31]之人，其实也不劳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的叮咛和告诫，他“无意于敌，尽反泽所为”。他上任伊始，立即终止宗泽的北伐部署。宗泽在世时，“既定先以薛广、张用、王善前驱统离城下”，薛广所部向相州挺进，因王善和张用两部未去会师，当年八月，薛广与金军“战于相州，败死”。[32]相州城在经过近两年的苦守后，在建炎二年十一月被金军攻破，守城赵不试自杀。河东和河北的最后一批州县，包括北京大名府，全部被金军占领。宗泽在世时，与北方义军约定六月出师，配合宋军北伐，杜充却断绝了对北方义军的联系与支持。著名的五马山寨也被攻破，信王赵榛下落不明。[33]“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34]。“河北诸屯豪杰皆散，而充又务诛杀，故城下兵复为盗去，掠西南州县，数岁不能止”[35]。宋朝大约丧失三分之一的土地，主要正是在杜充主持前沿军务之时。
留守判官宗颖“屡争不从”，上疏劾杜充倒行逆施，“朝廷谓充有威望，可属大事”[36]。宗颖不能再忍受杜充的胡作非为，“力丐终丧”[37]，被迫离开东京。宗泽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标准的清官，“自奉甚薄，方谪居时，饘粥不继，吟啸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异畴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尝曰：‘君父当侧身尝胆，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赐，遇寒士与亲戚贫困者，辄分之，养孤遗几百余人”[38]。“亲族故旧，窭而无归，皆仰公以活，以故家无留储”[39]。他的灵柩运到镇江府，“与夫人陈氏合葬于京岘山”[40]。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面对金军行将发动的新攻势，杜充施展狡计，决定自己率领东京留守司主力军南撤，责成副留守郭仲荀守开封。郭仲荀也如法炮制，命留守判官程昌 接替防务，自己逃亡南方。“杜充既去，昌 以无粮不可留，引所部还蔡”[41]，将守城责任推给上官悟。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金军攻陷开封城，权东京留守上官悟“出奔，为盗所杀”。当时开封城中“仓廪皆空”“人皆缺食”，士兵“乃出城四外，挑野菜而食”“粮食之绝，四外皆不通，民多饿死”[42]。开封城陷落时，这个曾经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曾由宗泽苦心守护，屹若金汤的城市，当时城中“强壮不满万人”[43]，竟濒临荒寂的境地。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17引吕中《中兴大事记》对建炎之政作了相当好的概括：
方上之在相州也，虏兵未退，此申包胥哭于秦庭之时也。时则当以宗泽进兵京城之请为义，而黄潜善、汪伯彦沮之。迨上之次济州也，虏兵已退，此晋大夫反首茇舍之时也。时则当以宗泽邀虏归路之请为义，而汪、黄又沮之。迨上之即位南京，此肃宗即位灵武，二年而复两京之时也。时则当以李纲独留中原之请为义，而汪、黄又沮之。中兴之初，纲在内，泽在外，此天拟二人，以开建绍之业者也。而纲为汪、黄所沮，才七十五日而去位，岂非天邪！泽为汪、黄所沮，未及一年而愤死，又岂非天邪！纲罢而汪、黄相于内，泽死而杜充继于外，天下事一变矣！纲在位，则措置两河，兵民稍集；纲去，则经制、招抚罢，而两河无兵矣。纲在位，则伪臣、叛党稍正典刑；纲去，则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纲在则泽之志行，纲去则泽之志沮。泽在则盗可为兵，充守则兵皆为盗。泽在则粘罕遁，充用则虏至维扬矣。内无纲，外无泽，此建炎之失其机，则汪、黄二人为之也。
建炎时的国势至此犹如大河横溃，不可收拾，但其关键自然不在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人，而在于宋高宗重用此两人，吕中此段文字的基本缺点，是囿于古代的臣规，不能指责身为罪魁祸首之宋高宗，而全部诿罪于黄潜善和汪伯彦，这当然有失于公平和公正。
[1] .《历代名臣奏议》卷3，《要录》卷15建炎二年四月己巳，五月己丑，《宗忠简公集》卷1《再奏乞修宝宫疏》。
[2] .《会编》卷101。
[3] .《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乞回銮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三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4] .《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己丑。
[5]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会编》卷117《中兴遗史》文字稍异。
[6] .《历代名臣奏议》卷86，《宗忠简公集》卷1《奏乞回銮仍以六月进兵渡河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后表疏，系第二十四次奏请），《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辛卯。
[7]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8] .《会编》卷98赵子砥《燕雲录》。
[9] .《会编》卷117《靖康小雅》。
[10]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辛卯，《宋史》卷360《宗泽传》。
[11] .摘自《剑南诗稿》卷37《太息》（其三）。
[12] .《宗忠简公集》卷2《谢传宣抚谕并赐茶药表》（建炎二年三月）。
[13] .《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
[14] .此句据《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补。
[15] .宗泽死日各书记载不一，《要录》卷16为七月初一日，《宋史》卷25《高宗纪》为七月初四日，《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和《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为七月十二日，《会编》卷117作八月。据《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十三日乙未注，朝廷前一日得宗泽死耗，似应以《要录》所载为准。然而《遗事》等记载，又来源于宗泽亲属所述。
[16] .《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17] .《宗忠简公集》卷2《遗表》。
[18] .《敬乡录》卷10陈炳《宗忠简公画像赞》。
[19] .《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20] .《朱子语类》卷132。
[21] .《宋史》卷164《职官志》，《宋朝诸臣奏议》卷79程颐《上哲宗三学看详条制》。
[22] .《宗忠简公集》卷7。
[23] .《朱文公文集》卷88。
[24] .时闾勍、岳飞等驻守洛阳，洛阳并未陷落，应系传闻之误。
[25] .《梁溪全集》卷32《哭宗留守汝霖》。
[26] .摘自《芦川归来集》卷5《贺新郎》。
[27] .《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甲辰，《宋史》卷360《宗泽传》。
[28] .《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甲子，《庄简集》卷11《乞差文臣屯兵庐州状》。
[29] .《相山集》卷24《上江东宣抚李端明书》。
[30] .《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甲辰。
[31] .《要录》卷14建炎二年三月丙戌，《宋史》卷475《杜充传》。
[32] .《会编》卷118，《要录》卷17建炎二年九月丁未。
[33] .《会编》卷117，《要录》卷17建炎二年秋。
[34] .《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甲辰注，卷20建炎三年二月己巳注引吕中《大事记》。
[35] .《会编》卷118。
[36] .《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月戊辰，《宋史》卷475《杜充传》。
[37] .《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
[38] .《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
[39] .《宗忠简公墓志铭》。
[40] .《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宋宗忠简公全集》卷9《宗忠简公事状》。按《宗忠简公事状》和《宋宗忠简公全集》10，岳珂《重修忠简宗公功德院记》，赵善湘《宗忠简公享堂记》说，岳飞“奉敕”陪同宗颖“扶柩”南下归葬。时岳飞正驻守西京，抗击金军，到建炎三年初，方回开封，又接踵有战事，时间不合，似有可疑。
[41] .《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乙丑。
[42] .《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乙丑，《宋史》卷26《高宗纪》。
[43] .《会编》卷132，卷133，卷137，卷140程昌 传，《要录》卷24建炎三年六月乙亥，卷26建炎三年八月乙丑，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丁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