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题外话就不多说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科讷希特是许多认识他,甚至仅仅是听说过他的人羡慕的对象。不过,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可能没有什么比他与这位本笃会老神父之间的关系更让人羡慕的了,因为这种关系是完全互补、完全对称的,他们两人既是学生也是老师,索取知识的同时又给予知识,既是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既拥有亲密友谊又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自从多年以前,科讷希特在幽篁被智叟的神奇力量所征服之后,还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征服或者被征服经历,能够像面对神父时这样,令他感到如此开心;甚至可以说,在他的人生当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感到如此优越的同时又感到无比羞愧,在享受至高荣幸的同时又受到彻底的鞭策。科讷希特后来拥有的众多优秀学生,几乎人人都可以证明,他是多么经常、多么开心又愉快地提到雅科布斯神父。从神父那里,科讷希特学到了他在当时的卡斯塔利亚难以学到的东西;他不仅获得了大量历史知识,领略了研究历史的方法论,还进行了首次应用实践,甚至还远不止于此——他获得了一项极为重要的理念,体验到历史并非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历史本身就是现实,是生活本身;对于个人而言,历史本身也是一种严格的对应关系,即将属于他自己的、完全个人化的生活朝着历史的方向进行转化并加以升华。科讷希特是绝对不可能从一位普普通通的学者身上学到这些的。从这个层面来讲,雅科布斯神父已经远远超出了学者所辖的范畴,他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先知兼圣人了。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体验者兼共同创造者,他没有贪恋命运事先为他安排好的优越位置,没有选择沉湎于舒适的沉思当中,过那种如在温室中一般的享受型生活;恰恰相反,他任由席卷世界的飓风迅猛地掠过自己钻研学问的小房间,让自身所在时代的各种灾祸与警示畅通无阻地进入自己的心房;作为体验者,作为时代的共同创造者,他无所顾忌地参与其中,成为历史的同谋,亲历自己时代的种种事件,为发生的一切担责;他不仅要处理早已过去、盖棺论定的事件,对其进行概述,按照某种规则来排序,并尝试对其加以阐释,不仅要解决思想理念方面的遗留问题,还要着手应对历史材料与真实个人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他与自己的合作者兼对手,一位不久前才去世的耶稣会教士齐名。当罗马教廷经历了听天由命、放任自流的混乱时期,以及思想上极度贫乏的蛮荒时期之后,他们两人普遍被认为是让罗马教廷重新获得外交与道德力量,还有高度政治威望的真正奠基人。

在神父和科讷希特分别作为老师和学生的情况下,虽然他们的对话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任何触及时事政治方面的内容——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神父本人并不愿意多谈政治,宁可保持沉默,克制住这方面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相对更年轻的科讷希特羞于被卷入外交和政治的旋涡当中,所以他们刻意回避了相关讨论——但本笃会的政治立场和思考模式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了神父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当中,因此,他所表述出来的每一个观点里,他对寰球事务予以关注的每一次走马观花式的窥探里,其实同样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一位资深政治家的细致考量。可是,这位政治家始终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相较于其他政治家,他既没有野心,也没有阴谋和盘算,既不是大权在握的摄政者,也不是追随者甚众的领导人,更不是什么诡计多端的煽动家,他只不过是一位政治顾问、一名调解人,凭借着过人的智慧,从事一些强度不高的政治活动,恰恰因为他对人性的不足与困顿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力,才会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维持与主流政坛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系。但他的巨大名声、他的丰富经验、他对人对事的透彻了解,尤其是他作为人类个体所具有的大公无私与刚正不阿的态度,给予了他非同小可的世俗权力。科讷希特刚到玛丽亚菲尔时,对这一切可谓一无所知;他甚至连神父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卡斯塔利亚的大多数居民长期生活在政治上的天真与无知状态中,哪怕在卡斯塔利亚建立的早期时代,这种情况在学者们当中也称不上罕见;他们从来不曾积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几乎不会去关心报纸上刊登的任何内容。如果说这是普通卡斯塔利亚人所持的普遍态度与传统习惯,那么他们这种面对时事、政治和报纸时的羞怯感,在玻璃球游戏玩家群体中表现得甚至还要更加极端化,玩家们总是喜欢将自己视作“教学省”真正的精英,自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上流人士,随时随地都要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高贵的身份,不让任何不干净的东西玷污他们“学问加艺术式生活”那稀薄又崇高的空气。当科讷希特第一次出现在玛丽亚菲尔的修道院里时,并不具备外交使节的身份,只是作为一名负责传授玻璃球游戏技巧的外派老师旅居于此,在那个时期,除了杜博伊斯先生在短短几周内教给他的少许政治常识之外,他就再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相关知识了。两年过去,与那时相比,他明显变得更有见识了,尽管如此,他却依旧没有放弃自己在瓦尔德策尔养成的那种不愿意涉足时事政治的习惯。假如说科讷希特在跟雅科布斯神父交往的过程中,政治意识逐渐被唤醒,并且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政治教育,那也不是因为科讷希特觉得这种教育有什么必要。学习历史,那是因为他对历史知识是有渴望的,甚至几乎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相比之下,学习政治,仅仅因为他的历史老师是雅科布斯神父,这就导致他对政治的接触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仿佛是顺带着学了学,仅此而已。

为了补充自己的知识武器库,也为了更加胜任自己那项无比光荣的任务——在他当老师的时候,让学识渊博的神父能够真正学到想学的知识,好好做自己的学生——科讷希特特地回了一趟瓦尔德策尔,带回了关于“教学省”现行各种规章制度的档案书、关于卡斯塔利亚历史的文献书,以及关于精英学校制度和玻璃球游戏发展史的资料书。这些书的其中几本,曾经在二十年前他跟普利尼奥·德西格诺尼进行长期辩论时起到过重要作用,可是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读过了;至于另外一些书,因为是专门为卡斯塔利亚的官员们编写的应用类书籍,之前并不允许他借阅,直到现在他也成了官员,才可以拿来读一读。如此这般,在科讷希特能够接触到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的同时,过去学到的知识和历史基础就有些不够用了,他不得不打起精神,重新去审视这些自己以前觉得再熟悉不过的东西,试图掌握那些新增加进去的内容,同时加强之前已经掌握的部分。终于,当科讷希特尝试对自己重温或者新学到的东西加以总结,以便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向神父讲解团体的精神实质,以及卡斯塔利亚所奉行的根本理念时,他才猛然醒悟——原来自己在猝不及防之间,竟触及了自身知识体系的最薄弱之处,同时也是卡斯塔利亚教育模式的最羸弱之处:这些内容根本就没怎么传授过,相关知识也全然不成体系。他无比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对曾经使团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且真正推动其出现的世界历史条件,以及当团体出现之后,促进其成长为如今模样的一切,其实都很缺乏了解,至多也只拥有很浅薄的一点点认知,这就导致他只能将卡斯塔利亚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想象成一幅完全平面化的苍白图景,缺乏清晰具体的细节与逻辑严密的秩序。幸亏神父在学习过程中并非一名消极被动的学生,经常会主动发表一些意见,只要他愿意,随时都会跟科讷希特进行深入交流。因此,科讷希特的单方面教学逐渐升华为一种双向奔赴式的合作,合作研究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最后终于形成了一系列最活泼的思想交流:当科讷希特试图讲解他所在的卡斯塔利亚团体的历史时,雅科布斯神父也会在一旁协助他,告诉他应该怎样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这段历史加以审视,唯有如此,才可能正确看待并体验这段历史,并且通过世界和国家普遍具有的历史规律来抓住其根源。我们将会发现,上述高强度的讨论——由于神父积极主动的性格,这些讨论经常会发展成激烈辩论——在未来许多年里还在持续结出丰硕的果实,并且继续产生富有活力的影响,甚至直到科讷希特的生命结束之后,其影响力仍源源不绝。再看神父,他在聆听科讷希特讲解时是多么认真哪!想要知道他通过这些课程了解、承认卡斯塔利亚的程度如何,只需要看看他日后的行动就能清楚明白地知晓;罗马教廷与卡斯塔利亚团体之间求同存异的友好关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其基调是彼此亲善、友好的中立姿态,偶尔会进行一些学术上的交流;在时代需要时,有时也会发展为密切合作的模式,建立真正牢不可破的联盟,这一切都应该感谢这两位先生的共同努力。甚至连玻璃球游戏的理论知识——在两人之间独一无二的课程刚开始时,神父竟然微笑着拒绝了对这部分知识的学习——他最终也主动提出要求,希望科讷希特能够将其基本内容好好传授给他,因为经过对卡斯塔利亚体系的学习,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团体的秘密,甚至可以说——这个团体的信仰或者宗教,必然藏身于玻璃球游戏之中。而且,现在他在态度上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愿意深入了解这个游戏世界了。要知道,在此之前,关于玻璃球游戏的一切,他都是从一些道听途说式的渠道听来的,那些人本来就对游戏缺乏好感,传到神父这里时,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正面的评价。眼下既然有了直接学习相关知识的机会,他当然不会错过,必定要以自己一贯的那种强势又机敏的方式,态度坚决地探索其中最为核心处的奥妙。虽然他直到最后也没有成为一名玻璃球玩家——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他的年纪都太大了,已经没办法再去当玩家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卡斯塔利亚之外,几乎再没有哪个人能够比这位伟大的本笃会成员更了解游戏和团体的精神,几乎再没有哪个人是比他更诚挚、更有价值的朋友了。

每当科讷希特结束自己当天的课程,态度恳切地向神父告别时,神父都会告诉他,今天晚上他依旧会在家中等他过来小聚;在繁忙劳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课程结束之后,在激烈讨论的紧张感松弛下来之后,晚上的这些时光无疑是悠闲的、放松的,可以供他们两人享受些许安宁与闲适,并且适当回复心神。约瑟夫经常会带着自己的克拉维卡琴过来,有时甚至还会再带一把小提琴,在蜡烛的柔和光线下,老人端坐于钢琴前,燃烧蜡油的甜美香气充满整个小房间,就跟他们交替或者一起演奏的科莱里[105]、斯卡拉蒂、泰勒曼[106]或者巴赫作品一样。老先生早早就回床睡觉了,科讷希特则受到这小小晚间音乐会的鼓舞,将自己每天的学习和研究时间延长到了修道院内部纪律管理所能允许的极限。

除了跟神父一起学习和教学,在修道院内部以不紧不慢的步调传授初级玻璃球游戏课程,以及跟格瓦修斯院长进行汉语会谈之外,我们发现科讷希特当时还在为另外一项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的事务而忙碌;他已经报了名,打算参加专门为瓦尔德策尔的精英玩家们准备的玻璃球游戏年度竞赛。在此之前,由于外派玛丽亚菲尔的缘故,他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参加了。根据规定,在这场大型竞赛中,游戏的方案设计必须以三到四个主办方已经限定好的主题为基础,着重要求新颖、大胆、原创的主题组合,同时又必须尽力追求高度的形式简洁性和概括性,方案书写也必须具备艺术性。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参赛者们也自动获得了官方唯一认定的许可,被允许突破常规,即有权使用尚未被纳入玻璃球游戏档案馆、尚未获得官方认证的编码、密钥、符号和缩写——换句话说,大家可以自由使用玻璃球游戏象形文字宝库中最标新立异的内容。这种网开一面的行为,使得瓦尔德策尔的年度竞赛成了“玩家聚居区”中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件,仅次于面向全国公开的、仅在庆典上才会举办的大型竞技游戏。与此同时,这也是前途光明的精英玩家们之间角逐最有创新精神、最能为游戏事业添砖加瓦的顶尖高手地位的大舞台,因为这次年度竞赛的获胜者将会被授予玻璃球游戏领域的最高荣誉——这是一项非常罕见的荣誉,获胜者所完成的游戏,其游玩记录不仅会被列入当年的最佳游戏作品,在年度游戏庆典上面向全国民众进行庄严的复盘表演,而且他在游玩过程中对游戏的语法和符号所做的补充也会无条件地得到官方认可,被正式纳入游戏档案馆、纳入受官方认证的游戏通用语言库当中,成为玻璃球游戏本身的组成部分之一。遥想当年,那还是在大约二十五年前,那位伟大的托马斯·冯·德·特拉维,也即现在的“卢迪大师”,在年度竞赛中以黄道十二宫在炼金术方面的运用为主题,编写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符号缩写,成功获得了这项殊荣。而且,在为玻璃球游戏发明了这套信息量极为丰富的神秘符号缩写之后,托马斯大师后来又借用了这套已经被纳入游戏通用语言当中的缩写,对与炼金术相关的知识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分类,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非同凡响的贡献。但是,这一次科讷希特却并不打算使用任何全新的游戏语法和符号,他跟几乎所有报名参赛的玩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许多现成的语法和符号可用。除此之外,他也不打算使用眼下相当流行的心理学游戏法,实际上这对他来说反而是更简单的,可谓驾轻就熟,但他却对其弃置不用;经过一番巧思,他构建出了这样的一套游戏设计方案,这套方案在结构与主题上的确非常现代化,具有很强烈的个人特征,但它最主要的特征反而是很复古的,具有一览无余、清晰透彻的经典游戏构型,以及严格的对称性,没有使用任何官方认证之外的元素,而且也只采用了适度的装饰来作为调剂,像这样一种非常传统、老派的设计,仅仅依靠无比优雅、细腻的执行,就已经营造出了极为惊艳的实战效果。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平时远离瓦尔德策尔、远离玻璃球游戏档案馆,无法像其他玩家那样查阅相关资料,迫使他这样做;或许是因为历史研究方面的研习对他的精力和时间有着严格要求,令他无暇准备比赛;也或许是因为他有意识地想要让自己的游戏设计拥有独特的风格,以便或多或少地迎合他那位老师兼朋友雅科布斯神父的口味。无论如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我们如今已无从知晓了。

我们在前文中使用了“心理学游戏法”这一表述,作为专有词汇,或许并非所有读者都能很好地理解其含义;实际上,在科讷希特生活的时代,至少在卡斯塔利亚,“心理学游戏法”是个经常能够听到的词,可以认为是个流行词。我们知道,在玻璃球游戏的世界里,无论身处于哪个时代,都有独属于那一时代玩家们的潮流、时尚和争论,以及不断发生变化的观点和表述方式。具体到当时,主要存在着两种针对玻璃球游戏的理念,这两种理念经常引发玩家们的争议和冲突,是大家反复进行激烈讨论的对象。简而言之,当时大家普遍将玻璃球游戏玩家根据他们平时习惯的游玩方式区分为两大类,一种为“形式型”,另一种则为“心理学型”,如今我们当然都很清楚,科讷希特和特古拉尼乌斯所属的类型是一样的,都是“心理学型”,尽管科讷希特主动远离了关于这两种玩法的口舌之争,但他其实是后者,也即“心理学型”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之一,只不过科讷希特通常喜欢将自己习惯的玩法称为“教学型”游戏而非“心理学型”游戏。“形式型”游戏的玩法,追求的主要是让每场游戏在游玩过程中逐步发展为形式上最严密、最完整、最无可挑剔的统一与和谐体验,力图让数学、语言学、音乐以及其他一切与游戏相关的主题元素没有任何遗漏地统合起来。相应地,“心理学型”游戏则追求包罗万象式的圆融与完美,将游戏本身视为某种完全体一般的存在,视为全宇宙,通过整体来寻求统一与和谐,相比之下并不太在乎细节,不太在乎具体内容的选择、排列、交织、联结与并置,反而将重点放在了游戏每个阶段的冥想上,甚至可以说,“心理学型”游戏的重心就是冥想。像这样的一类玩法,所谓的“心理学游戏法”——或者像科讷希特更喜欢说的那样——“教学型”游戏,并不会向外部提供完美无缺的视觉图景,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精确限定好的冥想序列,引导玩家去体验完美与神性。“照我看来,所谓的玻璃球游戏无非是这样一回事——”有一次,科讷希特在写给老音乐大师的信中如此描述道,“在完成了对应的冥想之后,游戏就会自动将玩家整个人给重重包围起来,全方位地包裹着他,就仿佛球体的表面,自然而然地包裹住自己的核心一般。这个过程会让玩家产生某种类似超脱的感觉,冥冥之中,好像已经从随机、混乱的外部世界中分离出一个完全对称、完全和谐的独立内部世界,并且已经成功将自身给包容了进去。”

不过话说回来,科讷希特为参加年度竞赛而设计出来的那一场游戏,以其游玩方式来看,其实是属于“形式型”的,而不是他本人十分擅长的“心理学型”。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选择,我们在此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猜测:也许科讷希特打算通过这种方式来向自己的上级,同时也向自己证明,他虽然长期旅居玛丽亚菲尔,身上带着重要的外交任务,还要向修士们传授玻璃球游戏技巧——在如此不利的客观条件下,任谁也看得出来,他实际上完全没办法为这次的年度竞赛做好充足准备,尽管如此,他也没有疏于练习,作为一名顶尖高手,他没有失去自己游玩时的韧性,依旧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技巧上依旧精湛、娴熟且优雅,能够对外展示出一场最完美的游戏。假如我们的猜测是对的,那么他的这次证明尝试可谓大获成功。根据年度竞赛的规定,科讷希特设计参赛的游戏方案必须提前呈交到瓦尔德策尔的玻璃球游戏档案馆内,经过审核后方能最终定稿。因此,他决定将此事委托给自己的好友特古拉尼乌斯去处理,顺带一提,特古拉尼乌斯本人也是这次年度竞赛的参赛者之一。科讷希特对于自己的安排是很满意的,因为这次他不仅能够亲自将方案手稿交给这位好友,跟他当面讨论设计上的各种细节,顺带还能看一看朋友完成的那份参赛手稿。为了完成这项安排,他经过努力争取,终于成功获得了批准,让弗里茨到修道院来跟自己一起住了三天;这是他第一次获批,托马斯大师总算网开一面,满足了这个已经向他提出过两次的请求。特古拉尼乌斯对这次外派访问感到非常开心,因为他又能见到科讷希特了。不仅如此,他作为一名典型的卡斯塔利亚“岛民”,仿佛长期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对玛丽亚菲尔的这种修道院式生活早就充满了好奇,正好借此机会来实地体验一下。哪曾想到,到了这里之后,他马上就觉得很不适应,各方面的体验都令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事实上,这个天生敏感的卡斯塔利亚人突然置身于周遭种种陌生印象之间,置身于这群虽然友好却过分朴实、健康,甚至有些粗糙的玛丽亚菲尔人之间,几乎快要支撑不住,几乎快要当场病倒了。他不无遗憾地发现,自己每日的思考、担忧和疑虑,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群人而言,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你生活在这里,就好像生活在一颗陌生的星球上,”他对自己的朋友说道,“我虽然无法理解,却感到由衷佩服,因为你竟然能够在这里忍受长达三年之久。实话实说,你的修士们对我确实很有礼貌,可这种礼貌本质上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里的一切都在拒绝我,拼命将我往外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感到满意,没有什么能够让我理解,没有什么能够在不施加阻力、不给予痛苦的前提下被我吸纳;假如你要求我必须在这里生活两个礼拜,对我而言恐怕等于是进了地狱。”科讷希特也付出了一些努力,希望能够让特古拉尼乌斯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但他马上发现,朋友心中的不适应感是很难消除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到这里,以极度惶恐不安的心情感受到了两个团体、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除此之外,科讷希特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他这位初来乍到的朋友表现得过度敏感了,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了焦虑的无助感,恐怕不会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尽管有着上述种种不利因素,他们两人还是努力打起精神,齐心协力,彻底地、批判性地研究了他们各自决定拿来参加年度竞赛的游戏设计方案,查漏补缺,对一些不足之处尽可能地予以完善。每当科讷希特结束了像这样的一个小时高强度讨论,离开玻璃球游戏的世界,到修道院建筑另一边的侧翼尽头去找雅科布斯神父,或者前往食堂用餐时,他也会产生一种被人突然从故乡带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地方的错觉——就跟特古拉尼乌斯刚到这里时的感觉一样,仿佛来到一颗完全陌生的星球上,呼吸着完全不同的空气,有着不同的气候特征,天空中挂满了不同的繁星。当弗里茨终于离开了玛丽亚菲尔,启程回家之后,科讷希特将雅科布斯神父对他的印象记录了下来。“我衷心希望,”雅科布斯如是说,“大多数卡斯塔利亚人都更像您,而不是像您那位朋友。实话实说,他是一位缺乏社会经验、矫枉过正、性格软弱的人,而且,照我看来,他恐怕还有些倨傲。很遗憾,当您向我们引见他时,当他跟我们进行有限度的交流时,显示出来的就是这些特征。我当然愿意继续坚持自己以往对卡斯塔利亚人的看法,即他们都跟您一样,因为如若不然,那就意味着您其实是个特例,同时也意味着我对您这类人的看法失之偏颇了。那个可怜兮兮、过度敏感、聪明过头又焦躁难安的家伙,风风火火地出现在这里,一下子就败坏了大家对您那个‘教学省’的整体印象。”

“怎么说呢?”科讷希特回应道,“我想,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本笃会的这些先生当中,肯定也出现过像我朋友这样的人物。这类人物的身体总是很虚弱,甚至体弱多病,但往往正因为身体上有所缺陷,所以精神上反而是完整的、健康的。我花了一番工夫才将他邀请到这里来,现在仔细想想,这种做法很可能是不太明智的。在这里,因为他与众不同,大家对于他身上的弱点总是能够看得很清楚——顺带一提,在这种时候,大家的目光总是格外敏锐——但是,对于他身上的伟大之处,对于他所拥有的真正优点,却始终缺乏足够的感知,也正因如此,对他的评判难免显得不太公平。实际上,他是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的,他的到来为我这个朋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然后,科讷希特就将自己准备参加玻璃球游戏年度竞赛的事情,细细讲给了神父听。看到科讷希特愿意主动为卡斯塔利亚的朋友申辩,神父感到很高兴。“回击得很棒!”他亲切地笑了笑,“很好地解决了误会。不过,我还是必须告诉您,您的朋友们似乎真的很难相处。”神父口中提到“朋友们”,令科讷希特一时之间感到难于理解,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神父停顿片刻,享受了一会儿卖关子的快感,然后又轻描淡写地继续说道:“没错,‘朋友们’——因为这次除了您的访客之外,我还提到了您的另外一位朋友。您难道没有听说关于您的好友普利尼奥·德西格诺尼的近况吗?”听到神父讲出这个名字,约瑟夫非但没有释怀,反而感到更为惊讶;他十分关心普利尼奥的近况,请神父赶紧告诉他具体细节。原来,神父与普利尼奥是这样扯上关系的:在一份主要用来发起政治攻讦的小册子中,德西格诺尼公然宣称自己强烈反对教会组织,而且还以相当激烈的措辞,对雅科布斯神父进行了猛烈抨击。后者看了文章之后,从自己在天主教报刊工作的朋友那里问来了关于德西格诺尼的资料,资料中包括他在卡斯塔利亚求学时的经历,其中提到了他跟科讷希特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著名论战。知晓情况之后,约瑟夫请求神父给他看看普利尼奥所写的那篇文章,读完之后,他跟神父之间进行了第一次完全以政治为主题的谈话,像这样的谈话总共只进行过少数几次。后来,他在给菲洛蒙特的信中写道:“对当时的我而言,突然看到我们那位普利尼奥的身影——以及作为相关参考资料中顺带一提的从属角色的我的身影——猛一下出现在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上,这是我之前从未设想过的一种可能性,令我感到无比惊讶,简直到了惊恐不安的地步。”除此之外,值得单独拿出来提上一提的一项细节在于,神父在谈到普利尼奥所写的文章时,态度上相当赞赏,至少没有表达出任何的不满;他称赞了德西格诺尼的写作风格,认为卡斯塔利亚精英学校的良好教育在他身上呈现得淋漓尽致;否则一旦陷于日常政治的泥淖之中,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要求就会下降许多,恐怕难以达到类似水平。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科讷希特从他的朋友菲洛蒙特那里收到了他刚刚出版的著作样书,这还只是菲洛蒙特计划中全书的第一部分,这部分著作后来声名大噪,变得极为出名,其题目为:《自约瑟夫·海顿以降,德国艺术歌曲对斯拉夫民间音乐的吸收与再加工》。在科讷希特对赠书表示感谢的回信中,我们发现了不少重要信息,比方说,除了其他内容之外,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看起来,你已经从自己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中总结出了简明扼要的结论。遥想过去,我曾经得到你的允许,与你同行,跟你一起钻研过这本书当中的部分内容。关于舒伯特的那两章,尤其是关于四重奏的章节,就我对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了解,这应该是关于这段时期的音乐史当中写得最踏实、最言之有物的研究成果了。毫无疑问,你的努力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再看看我自己,我离你现在所取得的这类成就还差得很远。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我本应该对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感到满意——因为我在玛丽亚菲尔的使命似乎并不能算是不成功,恰恰相反,它进行得很顺利——尽管如此,我有时还是会因为长期远离‘教学省’、长期远离我所属的瓦尔德策尔小圈子而感到无比压抑,心情始终不怎么好。诚然,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不知道多少新东西,可是,在这里所进行的这类学习,令我体验到的并非学识渊博所带来的安稳感,并非专业技能的增加与熟练,反而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增加了我心中的疑惑。当然,的确是开阔了眼界,至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甚至长期看来也有好的一面,比方说,我来到这里的头两年里,时常困扰着我的不安全感和陌生感,以及决心、开心和信心方面的缺失,还有其他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难挨之处,如今都已烟消云散。前些日子里,特古拉尼乌斯也到这里来了,可他总共只待了三天,虽然他很期待见到我,对玛丽亚菲尔也充满了好奇心,但待到第二天他几乎就要熬不住了,因为他觉得心情实在太过压抑,感觉被周围的所有人疏远了。可想而知,修道院这种地方,始终还是一个受庇护的、崇尚和平的、安静好客的世界,跟监狱、兵营或者工厂那类糟糕地方还是大不一样的,也正因如此,我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些来自亲爱的‘教学省’的人,其实远比我们自以为的要脆弱得多、敏感得多。”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写给卡洛的这封信上所标注的那个日期前后,科讷希特成功说服了雅科布斯神父,请他给卡斯塔利亚的团体高层写了一封短信,含蓄地表达出这样一种态度:他已知道科讷希特身上所肩负的外交使命,知道这项使命对他所提出的要求,即协助卡斯塔利亚进行外交斡旋,在罗马教廷开设永久代表处,而且他也已经同意了这一要求。可是与此同时,神父又提出了额外的条件,要求卡斯塔利亚高层将“在这里受到普遍欢迎的玻璃球游戏玩家约瑟夫·科讷希特”多留一段时间,说他很有水平,让他为自己面对面开设卡斯塔利亚常识[107]私教课,与有荣焉。收到这样一封短信之后,高层当然愿意实现神父所提出的这一条件,甚至对此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这位大人物明确提出自己对卡斯塔利亚文化产生了兴趣。直到这个时间点,科讷希特还误以为自己离“完成使命”的那天还很遥远呢,结果转眼就收到了由团体高层和杜博伊斯先生亲自签署的感谢信,信中对他进行了表彰,祝贺他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这封感谢信当然很让科讷希特感到高兴,不过目前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令他感到喜出望外的其实是信中很简短的一句话(他在写给弗里茨的一封短信中,几乎以高奏凯歌般的热情复述了这句话),这句话的大意是:玻璃球游戏大师已告知团体高层,科讷希特希望回到“玩家聚居区”,并且很倾向于在完成目前任务后,实现他的这一愿望。他专门将这句话读给了雅科布斯神父听,读完之后还向他坦白,说自己对于这份许诺是多么重视,能够回去是多么开心,然后他又告诉神父,说自己以前一直都在担惊受怕,害怕任务完成之后,自己会被永久驱逐,再也回不了卡斯塔利亚,会被送到罗马去,在那里待一辈子。神父大笑着回应道:“是啊,团体组织的特点就是如此,我的朋友,大家总是更愿意生活在它的怀抱里,而不愿意长期待在外围,甚至遭遇流放。实话实说,等您回去之后,假以时日,很可能会忘记您在这里陷入的这一点点政治纠纷,因为您终究不是一名政治家。尽管如此,您也不应该就此放弃历史,哪怕它对您而言,可能始终都只能作为一门不那么重要的学科,作为一项业余爱好。您不该放弃历史,因为您的确拥有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客观条件。无论如何,现在您还是在我身边的,就让我们好好利用这段所剩无多的共处时间吧!”

约瑟夫·科讷希特似乎很少使用自己从玻璃球游戏大师那里争取来的一项权限,即允许他经常返回瓦尔德策尔的许可;不过他还是利用相应的设备,聆听了一场大师主持的玻璃球游戏实践研讨会,以及不知道多少场游戏讲座和游玩实况。科讷希特发现,这种利用设备远程参与的方式是很不错的,于是,他干脆端坐在玛丽亚菲尔修道院为自己安排的贵宾客房里,在特殊的独处状态下,从远处参加了瓦尔德策尔“玩家聚居区”大礼堂里举行的宣布年度竞赛获奖结果的庄严盛会。如前所述,他提交了一份自认为不是很有个人特色、完全没有任何革新意识可言但内容十分扎实且形式上高度优雅的作品,他很清楚比赛的评分标准,猜测自己大概可以获得一个特别奖,或者直接获得三等奖,甚至可能是二等奖。令他感到万分惊讶的是,他竟然从设备中听到自己获得了一等奖!还没等他将内心的讶异之情转变为喜悦呢,玻璃球游戏大师办公室的专属发言人就用他那优美低沉的嗓音接着念了下去,宣布特古拉尼乌斯为本次年度竞赛的二等奖得主。这可真是一次令科讷希特感到既感动又开心的经历,真是一次了不起的体验——他们两人携手共进,相互合作,一同参赛,最后竟然同时从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了最大的赢家!他不打算继续听下去了,直接从设备旁边一跃而起,冲出了房间,冲下了楼梯,穿过回声四起的走廊,一路跑到了广阔的原野上。关于此次获奖经历,在他当时写给老音乐大师的一封信中,我们读到了如下的描述:“我真是太幸福了,我最尊敬的人哪,发生的一切果然都跟你所想的一样。首先是我所肩负的使命,总算圆满完成了,并且还因此得到了团体高层的承认,享受了无尽的光荣。最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我之前提出的愿望,允许我尽快回家。对于我的未来、我的前途而言,这份许诺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朋友们中间,终于可以回到玻璃球游戏的世界里去了,终于不用继续为外交劳心劳力了。而现在呢,我竟然又在游戏年度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说实话,为了参加这次比赛,我的确花费了不少心思,至少在形式上竭尽了全力。可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在客观条件上受到了限制,无法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最好,所以始终还是留有些许遗憾。除了这方面之外,最令我感到难忘的事情是——我是跟自己的好友特古拉尼乌斯一道分享这次成功的喜悦的,因为我们竟然同时获得了最高奖项,这也太令人感到喜出望外了。我很幸福,这是肯定的,但我却不能说自己感到很快乐。毕竟在此之前,我已经经历了一段极度枯燥乏味的时光,或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时期,因此,现在获得的这许多成就,对于我此刻的内心而言,实在是有些突如其来,而且也过于丰富了;某种焦躁难安的心情,与我的感激之情混在了一起,令我整个人都处于不稳定、不平衡的状态,仿佛只要再在这满溢的容器中多加入一滴,一切就会转眼倾覆,一切都将受到永无止境的质疑。尽管如此,还是请体恤我,请假装我根本没讲过这样的一番话吧——这里的每个字都是多余的,就请当它们从未在此出现过好了。”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满溢的容器很快就要加入那命中注定的一滴了。幸运的是,在此之前的短暂时光里,约瑟夫·科讷希特所拥有的这份幸福并没有辜负他,可是与此同时,掺杂在其中的焦虑也始终未曾缺席。他依旧虔诚而专注地忙碌着,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学习,仿佛已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对于雅科布斯神父而言,这几个月时间无疑也是充满快乐且满怀欣喜的。不过话说回来,一想到自己即将失去这名学生、失去这位朝夕相处的共事者,他的心中就感到颇为遗憾。也正因如此,神父在他们约定好的学习兼传授时间里,甚至在他们自由交谈的空隙之间,总是试图尽量将自己一生中通过努力学习与勤奋思考获得的那份洞察力,即对人类个体、对国家民族生存周期的高度概括与深度理解倾囊相授,作为自己在人世间留下的宝贵智慧遗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除此之外,神父还时不时地向科讷希特谈及他所完成的这项使命的意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谈及罗马教廷与卡斯塔利亚之间建立起来的亲善关系、政治上取得同盟的可能性和价值等。神父建议他系统性地研究卡斯塔利亚团体创立的那个时代,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那个时代无疑是硕果累累的,不只催生出了“教学省”,罗马教廷也逐渐从无比屈辱的考验中恢复了过来。除此之外,他还推荐了两本以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教会分裂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尽管如此,他仍然强烈建议科讷希特,不要过分信赖这类著作,相较于阅读世界历史巨著,反倒更应该直接研究第一手史料,将研究领域严格限制在相关史料可以尽收眼底的范围内。与此同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一切历史哲学所抱持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