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本书的讲述已经接近尾声了。如前所述，我们对与科讷希特人生结局相关的这部分内容了解得始终不够完整，缺乏坚实的根基，相比之下，以下讲述几乎可以认为是更具有传奇故事的特征，而非对历史真实的严谨记述。限于这方面历史研究的客观条件，我们不得不满足于此。相比之下，我们觉得更满足的反而是能够用一份真实存在的历史文件来填补科讷希特人生中的这倒数第二节，即全文引用下面这封内容涉及广泛的公开信，作为本书倒数第二节的内容。在这封公开信中——或者依照刚开始时的提法，依旧称为“请愿书”——科讷希特以玻璃球游戏大师的身份，向“教学省”当局详细解释了他决定离开卡斯塔利亚的原因，同时要求他们立即解除他的职务。
关于这份请愿书，我们首先当然必须再次强调这样一项事实：诚如前文中已经大略提到过的那样，尽管从搜集材料到撰写、修订、审核、删改、呈交等，前后花去了相当长的时间，且最终成文的效果也相当不错，但约瑟夫·科讷希特本人却并不这么想。他不仅认为这份以自己名义呈交给最高管理部门的请愿书必定起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效果，甚至对这件事本身都感到追悔莫及，觉得当初还不如别让特古拉尼乌斯去做这件事，还不如不要呈交这份所谓的“请愿书”，否则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和麻烦。我们已经知道，科讷希特就是这样一类人，这类人总是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自己身边的人造成影响，乃至改变大家的人生轨迹。与此同时，这类人也必然会被自己的这份特质所拖累，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一次又一次因为自己改变了别人而付出连带代价。还记得“逃离瓦尔德策尔”计划刚开始时，在处理自己跟好友特古拉尼乌斯的关系问题上，游戏大师还一度觉得自己很幸运，对于情况的发展感到很开心，因为他不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特古拉尼乌斯的支持，还顺着他的意愿来劝说他，让他亲身参与了进来，自觉自愿地成了这一计划的帮手和共犯。以当时的进展来看，特古拉尼乌斯的加入无疑是有益的，派他去完成这份“请愿书”也可以称得上是非常妥善、巧妙的安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请愿书”这部分任务的完成情况远远超出了科讷希特原本的设想，甚至可以认为已经跟他当初的安排南辕北辙了。当科讷希特以巧妙的话术引导或者说误导弗里茨去完成一项连科讷希特本人都不相信能够对计划产生任何实质性帮助的任务时，显然是不指望他真的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成果来的，因为特古拉尼乌斯长期以来都疏于历史研究方面的学习，对历史这门学科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这项任务对他而言无疑是极难完成的。哪曾想到，这位好友因为受到了游戏大师的影响，误以为自己在计划中承担了最主要的责任，竭尽全力、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历史研究；如此这般，当好友将自己千辛万苦才完成的这部鸿篇巨制最终交付到科讷希特的手上时，他已经不可能再收回成命了。事到如今，在完成“逃离瓦尔德策尔”计划的过程中，科讷希特肯定不能将这份成果弃置一旁、不闻不问，让计划在没有这份成果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下去。毕竟他当初之所以要给特古拉尼乌斯分派这项任务，主要就是为了让他有些事情可做，不至于因为科讷希特的离去而伤心，让两人之间的分别变得相对更容易忍受一些。假如现在直接抛弃掉这份成果，岂不是等于宣称自己当初托付给特古拉尼乌斯的任务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如此一来，对方岂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科讷希特的欺骗，心理上受到严重伤害，同时对相识多年的科讷希特产生深深的失望？依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猜测，即当科讷希特拿到特古拉尼乌斯寄予厚望的这份请愿书之后，当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之后，恐怕宁愿当初直接去找团体大师，向最高管理部门请辞，然后公开宣布退出团体组织，永远离开卡斯塔利亚。因为在科讷希特看来，选择向当局呈交“请愿书”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计划，几乎像是演出一部滑稽剧般荒唐可笑。然而，由于必须顾及这位好友的感受，他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不耐烦情绪，继续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见识一下无比勤奋的特古拉尼乌斯亲笔写就的这份请愿书手稿，或许会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完成这份手稿的过程中所选用的各种素材，主要来自他在图书馆内搜集来的历史资料，其目的主要是证明科讷希特所提出的观点正确无误，或者对其抽象理念予以形象化的说明。可是，一旦我们对特古拉尼乌斯挑选出来的历史素材加以仔细甄别，不难发现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许多对团体等级制度、对整个世界、对世界历史所发出的既尖锐又颇具思想性的批判之词。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这份耗费了特古拉尼乌斯连续几个月高强度劳作而创作出来的珍贵手稿至今仍旧存在、仍旧悉心保存于某个地方——顺带一提，这是很有可能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能通过某些手段获得它的使用权——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放弃对这份手稿进行全文引用的想法，因为本书绝非出版这份手稿的合适媒介，特古拉尼乌斯的这份手稿只适合单独出版，并不适合作为本书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而言，这份手稿的唯一重要之处，只在于“卢迪大师”对这部作品，即他朋友辛勤劳动的成果予以了合理利用。当特古拉尼乌斯郑重其事地将这份厚重的请愿书手稿交给科讷希特时，他不仅给出了发自内心的感谢和持续不断的赞美，还要求对方直接将作品中的内容朗读给他听，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所提出的朗读要求必定会令对方感到无比快乐、无比开心。在此之后，接连好几天的时间里，特古拉尼乌斯都会跟游戏大师一起，在他那座大师花园里坐上半个小时——因为当时刚好是夏天，坐在花园荫凉下，感觉格外惬意——心满意足地为他读上几页自己辛苦完成的手稿。朗读的内容永远都很有趣，特古拉尼乌斯可谓春风得意，过程本身也是断断续续，因为他们两人的大笑声时不时就会控制不住。对于特古拉尼乌斯而言，那段日子无疑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可是在此之后，科讷希特却又躲回到自己的书房里，仔细阅读、琢磨好友交给自己的这一大摞请愿书手稿，小心谨慎地挑选出其中一小部分可堪使用的内容，以这些内容为基础，写出了自己最终呈交给卡斯塔利亚当局的那份请愿书。由于内容大幅缩减，篇幅只有特古拉尼乌斯手稿的差不多十分之一，且科讷希特本人也称其为“信笺”而非“请愿书”，再考虑到这封“信笺”的完整内容的确依照科讷希特的吩咐，以通函形式在团体组织内部进行了公开，以下即统一按照约定俗成的叫法，称其为“公开信”，并直接引用其完整文本。就其内容而言，本书已不再有加以进一步评判的必要性。
“卢迪大师”致国家教育部门的公开信
多方权衡之后，我——“卢迪大师”本人——正式决定，通过以下这封形式特殊、行文风格相对而言更加私人化的信笺，向当局提出一项很可能会被判定为出格，乃至于离经叛道的请求。考虑到其特殊性，我并未将其列入例行呈上的、内容与格式要求更为严苛的公务汇报之中，而是以独立文件的形式单独呈交。尽管如此，我仍选择将这封信笺与此次例行呈上的公务汇报一同呈交，并依照等待公务汇报批示的流程，等待其正式审批完毕，并给予相应答复。不过，我还是更愿意将其视作一封可进行公开传阅的通函，一旦完成所需流程，即可交予我担任“卢迪大师”职务后长期共事的同僚们之间相互传阅。
身为大师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之一，乃是提请当局注意任何威胁到其职务正常履行的障碍或者危险。坦率地讲，我所担任的职务，也即玻璃球游戏大师，其正常履行正受到一种重大危险的威胁（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上述重大危险的根源，恰恰出在我本人身上，但它其实也并非唯一的根源，而是诸多根源之中最主要的一个支系。尽管我渴望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来为玻璃球游戏大师这一职务服务，并且的确也已经在工作上全力以赴，却始终无法规避上述重大危险。这份危险至少也囊括了这样一种情况，我本人已经颇为直观地感觉到，我个人作为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匹配程度正在被持续削弱，换言之，我正在经历一场职业道德上的危机；与此同时，这份危险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即其本体的存在超脱于我个人的意志之外，仅凭我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克服它的。简而言之：眼下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是否还能充分履行玻璃球游戏大师这一职务对我所提出的要求。上述危机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今的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担任的这一职务本身，不得不对其存在的意义产生严重怀疑，因为作为玻璃球游戏大师，我已经能够明确察觉到，自己负责的这一领域，即玻璃球游戏领域已然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但我本人却对此无能为力。因此，本人撰写这封信笺的根本目的，乃是试图通过恰如其分的阐述让当局意识到，前文中指出的危险是切实存在着的。另一方面，我也要通过这封信笺为自己身上很可能将会出现的一种现象进行申辩，即一旦我的意识发现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就会紧急行动起来，呼吁我尽快离开目前所在的地方，劝说我前往另一处地方。请允许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上述情况：假设有一位先生，他此刻正端坐在顶层阁楼上，努力从事一项内容极为精妙艰深的学术研究工作。这时他突然注意到，自己下方的房子里发生了火灾，而且他确信火灾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来源于自己的误判。那么，在这个涉及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必定不会考虑这里是不是自己的办公室，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手头的研究工作，离开之前是不是最好还是先将自己桌上的东西给收拾好，他只会赶紧跑下楼去，试图拯救这整栋大楼。眼下的情况正是如此，我端坐在我们这栋卡斯塔利亚大楼的一处顶层阁楼里，忙于玻璃球游戏，与此处摆放着的各种精致、敏感仪器打交道。此刻，我的直觉起了作用，我的鼻子提醒我，楼下某处发生了火灾，我们所在的这整栋大楼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若对其放任不管，必定会造成严重危害。于是，现在我当然不必再去分析某段音乐旋律，或者尝试去拆分、细化某项玻璃球游戏规则，而是必须立即离开阁楼，赶紧前往已经开始冒烟的地方，想方设法去救火，这才是最关键的。
遍布于卡斯塔利亚全境的大大小小学术机构，我们的团体组织，我们所进行的各项科研与教育事业，以及玻璃球游戏，还有这里的其他一切，对于我们身在卡斯塔利亚的绝大多数团体成员而言，就仿佛我们每日呼吸的空气、仿佛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其存在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在卡斯塔利亚，几乎没有谁会想到，如空气、似土地的这一切，有朝一日竟可能会不复存在。试想想看，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能突然就会失去空气，无法呼吸；原本坚实的地面，转眼就从我们脚下消失。如此不可思议的场景，凭常识来判断，很难相信这一切真的会发生。也正因如此，我们也不愿相信，与卡斯塔利亚相关的一切同样可能消失。不得不说，卡斯塔利亚人真的很幸运，可以生活在“教学省”这个小巧精致、秩序井然、充满了欢欣愉悦的世界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人为构建出来的空间之中，毋庸置疑，它并非遵循自然规律发展而来，只是虚构照进现实的一种反映：虽然细想起来颇令人感到奇异怪诞，但自从我们记事时起，卡斯塔利亚这个小世界就一直存在于此，我们这群人也是生于斯、长于斯，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了。具体到我本人的身上，我必须承认，我的确也是在这种无比愉悦的错觉中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青春岁月，尽管如此，这个小世界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在我眼中却是相当清楚的：首先，卡斯塔利亚当地基本上没有新生儿降生，我虽然是卡斯塔利亚人，但并非真的出生于卡斯塔利亚，而是自幼就被国家教育部门精心挑选出来，送到这里来接受教育，看是否适合进一步培养，是否能够取得成为卡斯塔利亚人的入场券。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里的一切，包括卡斯塔利亚、团体组织、“教学省”当局、精英学校、游戏档案馆和玻璃球游戏本身，绝对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此的事物，绝对不是依照自然规律、循序渐进发展出来的成果。恰恰相反，这一切不过是人类文明之光照耀下应运而生的短暂光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实验性产物，其主旨固然崇高，其缺陷同样根深蒂固。我对上述现实洞若观火，但上述现实对我而言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只是知道而已，尽管如此，在极其漫长的一段岁月里，我从未对此加以思考——我对其视若无睹，如同各种一般性的常识。我知道，我们这些卡斯塔利亚人当中，大部分都将在这种怪异、愉悦的错觉中度过自己的一生，直至死亡，其数量超过卡斯塔利亚总人数的四分之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有好几百年，乃至于好几千年的时间是既没有团体组织，也没有卡斯塔利亚这个“教学省”的，不仅过去如此，未来还会出现类似的时代。今时今日，我尚且必须提醒自己的同僚们、提醒尊敬的“教学省”当局，注意上述显而易见的事实，关心上述不言而喻的道理，呼吁大家看一看这近在眼前、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假如我因此而暂时在众人面前承担了这样一类难堪且尴尬的形象，即通常认为相当不受欢迎、相当容易受到大家嘲笑的古怪先知形象，废话颇多、惹人心烦的告诫者形象，以及总是想让普罗大众反思、忏悔的传教士形象——假如大家真打算这么看我，我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愿意随时接受来自各方的耻笑，因为我无论如何都必须交上这封信函，无论如何都希望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将我亲笔写下的这封信函认真读完。我完全相信，认真读完之后，你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会在个别问题上同意我的观点。只要能够做到这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像我们卡斯塔利亚这样的教育机构，像这样一座每天都在过着崇高、美好灵**的小小王国，实际上同时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险。卡斯塔利亚所面临的内部危险——或者说，至少也是这些内部危险当中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我们长期关注这些危险，并且采取各种对应措施，试图将其压制下去。比方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将那些经过千挑万选、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优秀学童送入精英学校，可是过不多久，我们又要将其中的个别学生遣返回原籍，不再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卡斯塔利亚。这是因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少数学生身上有着难以磨灭的外界印记，哪怕经过较长时间的管束，他们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原始本能，这将导致这部分人很难适应我们的小世界，与此同时，他们的存在很可能会对其他人构成威胁，对“教学省”长期保持的稳定安宁状态带来危险。因为上述原因，我们最终放逐了他们，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尽管如此，我们仍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怀有殷切的期盼，因为他们毕竟也曾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优秀候选人，绝非那些程度较差的俗世庸人可以相比，他们只是不适合卡斯塔利亚这种秩序井然、循规蹈矩、追求崇高的严苛生活。当他们回到世俗世界之后，很容易就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客观生活条件，如鱼得水，未来必将成为独当一面的高素质人才。我们在这方面的长期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做法的正确性。整体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对外宣称，卡斯塔利亚的这个小社会经过不懈努力，杜绝了来自内部的危险萌芽——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萌芽——维护了自身长久以来的尊严与自律，顺利完成了代表现今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艰难任务，维持了精神主体的纯粹性，在此基础之上，仍在不断培养合格的新卡斯塔利亚人，确保整个体系的正常运作。说实话，我们这些卡斯塔利亚人当中，的确存在着少许道德水准相对较低、行事不够体面的俗人，少许态度轻浮、不思进取的庸人——这类人无论在哪里都会出现，在外部世界的社会上属于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在这里，其数量始终还是维持在最低限度内，是大家可以容忍的，不至于给我们带来整体上的危险。真正的问题反而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卡斯塔利亚人普遍的精神状况已经开始衰败，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无懈可击了：团体组织的成员慢慢变得越来越自负，等级制度本身也显得越来越傲慢。在攀登等级制度阶梯的漫长道路上，每一个更高阶的身份、每一个拥有特权的地位都在**着我们，也正因如此，每一个高高在上的职务都会受到经常性的指责，有时当然是有理有据的，有时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地位更高，就会遭到持续不断的抨击。假如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加以归纳总结，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样一项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永远都是形成新一代贵族阶层的尝试。新一代贵族阶层的形成与巩固，代表着对应的历史时期已经进入了全盛期，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顶点，甚至可以认为贵族阶层就是这段历史的皇冠所在。“贵族”当然并非单指狭义的封建社会贵族阶层，其内容具有更广泛的指涉，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即某种由贵族来掌权的社会制度，其核心就是由最优秀的群体来负责统治。古往今来，在所有试图形成完整社会的尝试中，这似乎是唯一真正进行过的实践，哪怕人们并不总是愿意承认这项事实，总是企图用所谓的共同目标和共同理想来加以粉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君主制，还是以不记名投票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总是试图通过施与特殊保护和授予特权这两种方式来培养新一代贵族阶层，具体执行起来虽有差别，本质上却始终如一，几乎已成为新社会、新体制建立之后约定俗成、不言自明的一套系统化流程。上述保护和特权可以是政治上的，也可以是其他任何方面的，贵族制度的建立可以遵循血统论，也可以依照精英选拔制度，或者通过相应的教育来培养。在某种具体社会制度下得宠的贵族，他们所享受的保护和特权就好比阳光，沐浴在阳光之下，他们这群人自然而然就会茁壮成长，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能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开始，贵族阶层的生存状况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阶段，贵族已经受到了足够多的照顾，得到了太多的好处，他们在这阳光的长期照耀下，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已经在自己周围投下了显著的阴影。站在阳光下，享受保护和特权，其目的早已不再是形成并巩固新一代贵族阶层，因为这一阶层不仅早已形成，不仅得到了巩固，甚至已经固化了，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变化，不会再有任何新的事物从中产生。事到如今，阳光反而成了累赘，成了贵族阶层无法抗拒的**，导致其无可逃避地走向腐化、走向衰败。那么，现在不妨将我们所属的团体组织视作当今时代的贵族阶层，在这样一种视角之下，尝试对我们自身加以审视，看看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对整个国家、对全世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看看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我们与自己所拥有的特殊地位相匹配，或者说相违背。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历史上贵族阶层所具有的那些通病——他们的傲慢自大；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狂妄态度；他们对赋予自己保护与特权的国家和人民忘恩负义，屡屡试图僭越，妄图获取更多、更大权力的行为——这些恶习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占据了我们、支配着我们。事实摆在眼前，讨论的结果纵使不能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触目惊心，至少也会产生一些疑虑。如今的卡斯塔利亚人或许并不缺乏对团体组织规章制度的服从，并不缺乏勤勉努力的研究态度，并不缺乏道德修养方面的自觉，可是，对于自己在本国社会结构之中、在世界人民之中、在世界历史当中所处的位置，如今的卡斯塔利亚人却往往缺乏相应的认知，对于相关问题的洞察力也极度欠缺——这是不是当今“教学省”的现实？倘若有人想要给出否定的回应，那他不妨仔细想想，他是否真的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基本？他是否知道，自己作为一片叶子、一朵鲜花、一根树枝或者一段根茎，能够对外体现出生命的活力，其实是因为自己隶属于一个鲜活的有机生命体？他是否对这个国家的民众为自己所做出的牺牲有所了解？他是否知道，恰恰是那些他平常看不起的俗世凡人，供给了他赖以果腹的食物、赖以保暖的衣物，让他能够安心接受教育，使无拘无束的自由研究成为可能？他是否真正关心过我们这些卡斯塔利亚人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否认真思考过我们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要求？是否对我们的团体组织、对我们灵**的根本动机有过哪怕丝毫的反思？对于这一系列问题，不得不说，诚然有例外情况存在，值得称赞、值得夸耀的例外，其数量不在少数——尽管如此，我仍然倾向于对上述这些问题一概给予否定的回答。普遍意义上的卡斯塔利亚人，当他们在面对那些来自世俗世界的人、面对那些不曾待在象牙塔里的人时，因为对方根本就不在团体组织的等级制度当中，所以他们在面对那些人时，恐怕完全不会带有蔑视、嫉妒、怨恨的情绪；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会将对方当成自己的同胞看待。他们不会将对方视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哪怕这的确是事实，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应该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承担哪怕一丝一毫的共同责任。在普遍意义上的卡斯塔利亚人眼中，自己存活于世的全部目的只是在各个领域进行学术研究，这就是根本目的，甚至都不需要取得什么研究成果，只是在广袤浩渺的知识花园里愉快地徜徉，他们就感到心满意足、此生无憾了——卡斯塔利亚的这座知识花园固然广袤浩渺，却并非真正能够包罗万象，它总是喜欢将自身作为普遍知识的代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而言之，卡斯塔利亚式的教育模式，单从方法论上讲，无疑是很高明的，道德上自然也是崇高的，我对此深表感谢。可是，对于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大多数卡斯塔利亚人而言，对于负责施行这种教育的教师们而言，它既不像身体内部某个具体的器官，也不像是某种拥有特定功能的工具，起不到什么明确的、积极的作用，不指向任何目标，无法有意识地服务于更博大或者更艰深的领域；恰恰相反，卡斯塔利亚式教育是有一点儿倾向于自我放纵与自我赞美、有一点儿倾向于精神特质的形成与精神贵族之培育的，不仅如此，上述倾向已逐渐反客为主，逐渐成为卡斯塔利亚式教育的首要目的。我也知道，时至今日，仍旧有一大批道德上正直且崇高、态度上积极又主动、学习上非常有天赋的卡斯塔利亚人存在，他们是真正想要为大家服务的一群人——他们正是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教师，尤其是那些义无反顾地前往外界、前往偏僻乡间、远离我们“教学省”的宜人气候、远离我们这种在精神世界恣意放纵态度的教师，他们在世俗世界的普通学校里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自我牺牲，与此同时，他们所从事的这种教书育人工作又是十分重要的，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严格来讲，唯有前往外界的这些优秀教师，才是我们当中真正实现了卡斯塔利亚这处“教学省”创立之宗旨的人，他们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慷慨回报国家和人民为我们的存在所付出的许多努力。我们卡斯塔利亚人时刻肩负着的最崇高、最神圣的任务，无疑是为我们这个国家、为全世界保全精神领域的根基，保证其茁壮成长，不至于凋零萎靡。实际上，人类文明所拥有的这一精神领域根基的重要性早已得到了证明，它本身也是一种具有最高效力的道德因素，即对世间真理与正义的解释权，除此之外，各种法律、法规、章程也是基于这一根基而建立起来的。——关于这点，我们团体里的每个成员其实都很清楚，无须赘述。真正的问题在于更进一步的现实，在此基础之上，只要稍加审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不得不承认，外面那个世俗世界本应享有的正当权益，即我们口中所谓“俗人”们精神领域的耿直赤诚与纯粹性的维护，在我们眼中一点儿都不重要，我们根本就不曾给予过任何关心。毕竟“俗人”们统统居住在如此美好纯净、道德上如此崇高的“教学省”之外，居住在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踏足的世俗世界里，远在力所不能及之处，我们怎么可能会去关心呢？也正因如此，我们很愿意将这份重任托付给那些陆陆续续前往外界的勇敢教师，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无私奉献、通过他们教书育人的工作，来偿还我们对世俗世界欠下的良心债务，并且还能够以这些教师的实例作为证明，理直气壮地对外宣称，我们身在“教学省”的这些玻璃球游戏玩家，我们这里的天文学家、音乐家和数学家，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名正言顺地享受属于我们的这份特权。这种心安理得细想起来显然是荒谬的，所谓的名正言顺也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我们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们所获得的这份特权是否与上述贡献相匹配，这种现象无疑与我们前文中讨论过的贵族阶层的傲慢自大有关，与卡斯塔利亚人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思维有关。不得不说，如今有相当多的卡斯塔利亚人心中存有不切实际的自我拔高式妄想，甚至对我们简朴的物质生活方式、对这种宗教苦修禁欲的生活感到自鸣得意，觉得它好像是一种美德，纯粹是为了有利于我们在精神领域的精进而实行的。可是事实上，这分明是出于国家使我们高高在上、不事生产的特殊生活方式得以长久运行下去的现实考虑，哪怕它的确有利于灵**，也只是附带的优点罢了。试想想看，假如我们都去过封建时代贵族阶层那种穷奢极欲式的生活，将会造成怎样的可怕后果？
在这封信笺中，对于卡斯塔利亚所面临的内部危险，对于这些出现于我们自己人当中的妨害现象，我决定就提这么多。虽然这远非全部，但我已经感到颇为满足，上述内部危险当然并非无害，但它们在目前这种相对风平浪静的历史时期，起码不会危及我们自身的生存。事实上，我们卡斯塔利亚式生活的延续，显然不仅仅依赖于我们的道德与理性，也非常依赖于我们国家的整体状态和人民的意愿。在卡斯塔利亚，我们三餐无忧，可以随意使用我们的图书馆，扩建我们的校舍和档案馆——但是，假如我们的人民不再愿意、不再允许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或者说，假如我们的国家由于贫困化、战争等原因，不再具备让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客观条件，那么我们目前的这种生活、这种随心所欲进行学术研究的理想状态，就会在转眼之间画上句号。风平浪静的时代终将结束，此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终究会将卡斯塔利亚这个极为特殊的省份、将我们所特有的这种文化视作自己再也负担不起的奢侈品；有朝一日，国家恐怕还会将我们视作百无一用的寄生虫，视作威胁国家根基的害群之马；是啊，有朝一日，国家甚至会将我们视作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坏老师，视作全民公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满怀善意和崇敬地以我们为荣——上述这些都是来自外部的危险，对我们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试想，假如我打算让一位普通的卡斯塔利亚人意识到上述危险，究竟应该尝试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取得行之有效的成果？实际上，能够用到的方式是非常有限的，可能不得不通过援引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实例来加以论证，而且这无疑将会是最主要的方式。可想而知，在面对这位假设中的同胞时，我必然会遭遇一系列消极的抵抗、一系列几乎跟孩童一样的无知与冷漠。如诸位所知，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向来极为淡薄，没错，我们大多数人不仅缺乏对历史的兴趣，甚至——请允许我这样说——缺乏对历史的公正态度，缺乏对历史的基本尊重。卡斯塔利亚人当中普遍存在着的这种对历史研究的厌恶，从感情上讲，无疑是冷漠与傲慢的混合体。这种极为特殊的厌恶情绪，时常激起我的强烈好奇，令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对其进行调查研究，投入不少时间与精力之后，我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历史所涉及的内容——当然不包括我们卡斯塔利亚人长期以来都非常关注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在我们看来，档次似乎过于低下，不值得我们为之投入热情；所谓的世界历史，就我们对它的认识而言，与之相关的事件动机都非常简单，无非为权力、为财产、为土地、为原料、为金钱而已。总之，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为了一些物质层面上的东西、为了在某方面取得足够多的数量而进行的残酷斗争罢了。他们为之生死相搏的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精神层面上的意义，相当可鄙。对于我们而言，十七世纪是属于笛卡尔[121]、帕斯卡尔、弗罗贝格尔和许茨的世纪，而不是属于克伦威尔[122]或者路易十四[123]的世纪。相比之下，我们厌恶、回避世界历史的第二个
原因同样十分清楚，即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对某种特定的看待、书写历史的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顺带一提，我个人认为这种不信任感的存在是基本合理的，没什么问题可言。上述方式在我们团体组织成立之前的那个腐朽、衰败时代一度非常流行，也正因如此，我们从一开始起就对它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信心。上述方式当然有一个具体的名称，即所谓的历史哲学，我们曾一度在黑格尔身上看到过它所绽放出的最具精神领域神采的花朵，同时也见识到了它所拥有的最危险、最深不可测的效果。可是，在黑格尔之后的那个世纪里，历史哲学却导致了最令人厌恶的伪史现象，间接造成了人类真理意识的堕落。在我们卡斯塔利亚人的眼中，对历史哲学的偏爱，恰恰是那个思想腐化、知识娱乐化、政治权力斗争规模达到最大化的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关于那个时代，我们有时会称为“好战世纪”，但主要还是称呼它为“专栏时代”。在那个时代的废墟之上，在对其时代精神——或者说对其缺乏时代精神的状况——的斗争与克服中，我们如今的文化体系成功建立起来了，团体组织与卡斯塔利亚应运而生了。“专栏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恐怕恰恰与我们如今所呈现出来的傲慢态度息息相关。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在面对世界历史时的心情，尤其是面对世界近代史，以及接近卡斯塔利亚建立之前那段历史时的心情，几乎跟旧时信奉基督教的那些苦行僧和隐士面对“专栏时代”光怪陆离的世界大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时一样。在我们眼中，历史无非是本能渴望与时髦观念的游乐场，是饲养千万种不同贪欲的动物园，是追逐政治权力的跑马地；历史是谋杀，是暴力，是破坏和战争；历史是野心勃勃的大臣，是被金钱收买的将军，是被炮火屠戮的城市。我们自以为对历史了解甚多，但其实我们经常忘记，上述一切看似包罗万象，终究也只是历史所辖诸多方面之一。因为我们长期轻视历史，不知不觉竟忘记了最重要的一项事实：我们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在历史长河中酝酿、生成的造物，一旦失去了跟随历史继续发展、变化的能力，就注定要承担覆灭的命运。我们本身就是历史，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理所当然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我们在历史中的定位，对于我们未来必将载入史册的历史性评判，也必须恰如其分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可是，现阶段的我们非常缺乏对这种责任的认知。
我们不妨仔细审视一下我们卡斯塔利亚人自己的历史，看看我们如今这个“教学省”初步建设成形的早期岁月，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在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其实也跟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领导层的想法都很相似；在那个时期，各种教团和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我们的团体组织也是其中之一，森严的等级制度当然也并非我们首创，很多组织都采用了类似的体制与章程，在历史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先例。对那个时期进行一番钻研之后，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团体组织，我们这套等级制度，我们的幸福家园，我们亲爱的卡斯塔利亚，绝不是由那些跟如今的我们一样、对世界历史不以为然的傲慢之人建立起来的。我们“教学省”的伟大先辈和创始人，在野蛮战争时期结束时，在一个几乎被毁坏殆尽的世界里正式开始了自己筹划已久的创建工作，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了如今这个卡斯塔利亚。对世界历史的长期轻视，导致我们视野受限，早已习惯于片面化地解释当时的世界状况，即以第一次所谓的“世界大战”为起点，声称当时人们所抱持的时代精神对于今日的“教学省”毫无实用价值可言。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在当时那些掌握了巨大权力的统治者看来，所谓的“时代精神”，不过是一种偶尔才会拿出来使用的、居于从属地位的斗争手段罢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尝到了“专栏时代”的腐败流毒所酿成的恶果。这么说吧，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注意到，在这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斗争，其核心无疑是与精神领域建设背道而驰的，其过程本身也是极为残酷的。权力斗争背弃精神领域建设的这一根本态度，或许可以称为“非精神性”。诚然，当我指认其“非精神性”特质的同时，并不代表我对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不代表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进行权力斗争时所展现出来的非凡智慧，并不代表我不愿意承认他们在相关方法论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之所以将自己关注的重点放在这种“非精神性”的特质之上，显然是因为我们卡斯塔利亚人早已习惯并坚持将与精神领域相关的一切视为通往真理的意志——至少也是其中最具领先优势的部分——可是，在上述权力斗争中所消耗的精神，似乎与通往真理的意志毫无共通之处可言，也正因如此，它其实也应该被划入“非精神性”所辖的范畴内。那个时代的悲剧之处在于，由于人口大量增加，社会亦随之动**，同时爆发无限的活力。可是，这份活力却没有得到合理且坚定的道德秩序的监管，并因此而逐渐演变为喧嚣**，演变为社会纷争；本应存在的道德秩序长期缺席，剩下的些许萌芽也迅速被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流行口号所取代。在这些社会纷争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各种怪异、可怕的现象，这些现象与距离该时期四个世纪之前、路德[124]分裂基督教会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乱象颇为相似。整个世界在一夜之间崩溃，全球各地突然陷入了巨大的动**不安状态之中，到处都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战线，到处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涌现出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祖国和人民之间、红色与白色[125]之间的大规模对抗，原本的和睦温馨不复存在，到处都是彼此之间绝对无法达成谅解的死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用任何方式来重现当年那种“红”与“白”之间拼死激战的磅礴力量，无法复制其内在动力，更不必说理解当时那些醒世箴言与战斗口号的实质内容与真正含义，并且对它们感同身受了；总之，当时发生的一切就跟路德时代一样，我们同样看到信徒与异端，看到年轻人和老年人，看到昨日的拥护者与明日的拥护者，看到他们在整个欧洲——说得更准确些，是在半个地球上无比狂热地或者说满怀绝望地陷入无休无止的相互争斗；不仅如此，相较于过去的一些战争，上述斗争的战线极其漫长，极为深入，往往直接跨越国家、民族和家庭的界线，也正因如此，我们无法不去怀疑，对于大多数亲身参与战斗的普通战士而言，甚至包括他们的上级，包括那些指挥战斗的军官和领袖在内，尽管战争如此残酷，尽管真实发生的一切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他们仍旧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绝对有意义的，恰如我们不能否认，当年身处战争中的许多大人物、许多发表公众演讲的领袖，他们无一例外地向公众传达了具有某种强大的善念、某种
理想主义精神，至少在那些日子里，普罗大众是这样认为的，也愿意称其为善念或者理想主义。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进行着杀戮，到处都在搞破坏，到处都是双方矢志不渝的信念，认为自己是在为上帝对抗魔鬼。
对我们这些当代人而言，当年那个满溢着高涨热情、疯狂仇恨与难以言喻之痛苦的狂野时代，如今早已落下帷幕，早已深深地沉入某种黑潮，被大部分人彻底遗忘了。不得不说，这种将重要历史忘得一干二净的行为真的很难理解，因为这段历史与我们“教学省”、与我们团体组织各种机构的出现可谓休戚相关，可以说是卡斯塔利亚诞生的前提和动机。不怀好意的讽刺作家恐怕会将这种匪夷所思的遗忘，与那些受人尊敬、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草根冒险家对其出生背景和亲生父母的遗忘相提并论，从而得出一些带有贬责意味的结论。无论如何，对于那个“好战世纪”，我们还是尽量多给予一些关注吧。我曾经查阅过不少与“好战世纪”相关的文献资料，这类资料现存的数量非常多，但我的查阅很有针对性，只对当时从事精神领域相关工作的人们、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至于历史学家们经常关注的被征服的国家与被摧毁的城市等，我却没有丝毫关注的打算。通过查阅各方资料，我逐渐了解到，在那个时期，从事精神领域工作的人们所过的日子普遍都很艰难，其中大部分人没能坚持下来。无论在学者们当中，还是在宗教人士圈子里，陆续有殉道者出现，他们无所畏惧、慷慨赴死的殉道行为，他们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哪怕在那个普罗大众早已习惯了各种暴行的年代，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不会出现没有任何效果可言的情况。尽管如此，大多数精神领域的代表人物还是失败了，他们无法承受那个暴力时代给自己持续施加的巨大压力。一旦这些人物选择了投降，他们就会将自己的天赋、知识与方法论交给当权者们任意使用，而当权者们往往会滥用这些宝贵的财富；在当时的马萨格泰共和国[126]里，曾经有一位大学教授，他对这一现象的绝妙譬喻可谓众所周知，他说：“二乘以二的答案是多少，并非由相关专业人士决定，而是由我们英
明神武的将军决定。”没有投降的少数代表人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权者们提出反对意见——只要他们还能继续藏身于一处可为自己提供基本保障的安全空间里，只要他们还拥有些许言论上的自由，就会持之以恒地这样做下去，持续不断地发出抗议。当时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我们可以在齐根哈尔斯的著作中读到关于他的事迹——据说，这位大作家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签署了两百多份抗议书、训诫书、请愿书等，向当权者发出挑战，其中有一些他恐怕都没有实际读过。然而，除了少数代表人物之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风雨飘摇的艰难处境下，不仅学会了沉默，也学会了挨饿和受冻，还学会了乞讨、学会了如何躲避警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过早地死去，哪曾想到，就连死去的这些人都会被苟活者羡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不如死。随着时间的流逝，无数人放弃了原则，不再从事精神领域的工作，而是想尽办法谋生，活下去成了第一要务，其他一切皆可抛弃。在这不堪世道下，成为一名学者或者文学家，真的不再是一种乐趣，不再是一份荣誉：事实摆在眼前，凡是甘愿为统治者服务的人，凡是甘愿摇旗呐喊、高呼口号的人，都能获得职位和面包。尽管他们也会受到曾经站在同一阵线里的伙伴们的蔑视，受到那些高风亮节者的蔑视，但在他们必须承受的诸多心理负担之中，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良心不安。至于那些始终拒绝为当权者卖命的人，他们不得不忍饥挨饿，甚至不得不过上逃犯的生活，要么挨着痛苦亡命天涯，要么在流放地凄惨死去。以我们如今的角度来审视，那个时期的当权者对精神领域的建设者们组织了一场多么残酷、多么令人发指的严苛筛选哪：只打算留下自己想要的人，根本不在乎反对者们的生死。不仅学术研究方面遵循这一规则，教育系统内部同样也是如此——无论什么领域、什么专业，只要不为权力和战争服务，就会迅速陷入缺乏支持的弃置状态，过不多久就会消亡。受权力支配最严重的学科，恰恰就是历史，因为在那个时期，每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自己命运的主权国家，都只打算根据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基本原则，来讲述与其自身相关的世界历史。这些已被改头换面过的历史，其内容被无限简化，大量细节被删去，大量原本属于野史的小道消息和奇闻逸事被重新用到正史当中；历史哲学和专栏控制着所有的思想领域，甚至渗透到了以教育青少年为己任的学校里。
讲到这里已经足够了，我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细节。总之，那是个崇尚暴力、无比狂野的年代，那是个混乱的年代，是个巴比伦式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普罗大众与政党、老年人和年轻人、红色和白色之间不再相互理解，大家再也没有共识可言。那个年代导致的结果可想而知：在鲜血已经流了太多，无法再继续流血之后；当人们的生活已经太过凄惨，无法变得更惨之后——物极必反，拨乱反正的转捩点总算来临了。所有人都开始萌生出一份渴望，渴望思考，渴望重新发现一门共通的语言，渴望找到新的秩序，渴望遵循礼节与传统习俗，渴望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道德标准，渴望某种不会受任何权力利益的支配和驱使、不会朝令夕改的、类似字母表和乘法表一样永恒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社会层面上逐渐出现了对真理和正义、对理性、对克服混乱局面的巨大需求。一个纯粹暴力的时代结束之后，一个人类的所有行与思完全暴露在外、几乎没有任何灵**可言的时代结束之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真空期。在这段真空期里，每个人都对某个全新的开始、某种严整的秩序怀抱着难以形容、迫不及待、恳切万分的渴望，正是在这份渴望的作用下，卡斯塔利亚应运而生了。时至今日，我们的卡斯塔利亚，我们自身的存在，理应归功于此。在这段真空期里，有一小群尽管身份微不足道但依旧保持着勇敢无畏之精神，尽管每天忍饥挨饿却始终不屈不挠的人，他们在自己所过的真正灵**中，逐渐意识到在这礼崩乐坏的乱世废墟中发挥自身作用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开始进行苦行僧式的自我约束，试图给自身所属的群体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秩序，设计出可以一代代传承下去的规章制度。他们开始四处奔走，吸纳那些规模相对较小却与他们志趣相投的群体，甚至深入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组织，寻求广泛共识。他们努力清除那些没有任何精神价值可言的流行标语和口号，从低得不能再低的位置开始，慢慢重新建立起一整套灵**的体系、一揽子教书育人的方法、一系列学术与文化研究的规范。花费多年时间之后，他们从无到有、苦心经营的这座建筑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座建筑刚开始时无疑是简陋凋敝、不值一提的，但他们从来没有灰心丧气，对建造工作投入了持之以恒的努力，也正因如此，它才能慢慢成长为一座壮观、恢宏的建筑，能够成为人类文明得以重建的象征。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下，这里陆续创造出了团体组织、教育机构、精英学校、档案馆和资料室、专门负责钻研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所和研讨会，以及——玻璃球游戏。正因为有了先辈们打下的坚实基础，时至今日，作为那个时代的继承者和受益人，我们才可能生活在卡斯塔利亚这座几乎已经显得“过分宏伟”的伟大建筑里。而且——请允许我再强调一遍——生活在这里的我们，简直就像一群没有多少警戒心可言的过路人，简直就像一群只知道追求舒适、追求享受的旅居客！我们不想再知道任何“教学省”奠基人身上发生过的事情，不打算了解他们当年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不希望知道他们为了最终能够培养出作为继承者的我们而遭遇的种种凄惨经历。我们也完全不打算了解世界历史，哪怕事实上是它建立起了或者说默许了我们这座伟大建筑的存在，是它支持并容忍了我们这群卡斯塔利亚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生活——不只从过去到现在，很可能也将包括从今天算起的未来，包括我们之后的许多卡斯塔利亚人，包括未来的那些大师。不过话说回来，有朝一日，它必将再次发挥威力，让野蛮与暴力卷土重来，推翻并吞噬我们这座伟大建筑：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它永远都会反复推翻并吞噬自己一度允许其存在、允许其发展的一切事物。
我现在要从那段历史当中折返回来，详细讨论一下它所造成的结果了。具体而言，它对于现今这个卡斯塔利亚的整体状况、对于我们的实际效果是这样的：遵循历史固有规律，我们“教学省”的整体制度，我们崇高的团体组织，其繁盛又幸福的发展高峰期其实已经过去了。不得不说，我们的确曾经达到过极为辉煌的高度，“教学省”在精神领域发展的水平之高，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这一罕见高度无疑是关乎世间万事万物衰败兴荣的某种神秘游戏所能给予的额外恩宠：它偶尔是会允许格外美丽、格外理想化的创造出现在人世间的。今时今日，我们正处于衰落的过程中，像这样一种极为缓慢的衰落过程，也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正因为它实在太过缓慢，我们甚至无法轻易觉察其存在。可是无论如何，衰落就是衰落，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什么比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一切更崇高、更美好、更值得期待、更称心如意的东西降临到我们身上了，眼前路将是一直向下的；从历史必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卡斯塔利亚彻底瓦解的时机已经成熟，瓦解必将发生，至于具体发生的时间，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是在相对较远但又不是很远的后天。重申一遍，瓦解必将发生：我不仅能够从对我们卡斯塔利亚人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与能力的全方位道德评估中得出这一结论，相比之下，我更加能够从自己亲眼所见的外部世界的各种演变、各种暗流涌动中得出这一结论。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大家已经能够从四面八方感受到这一时刻到来之前的种种征兆；世界恐怕早有预谋，想要再次转移重心。最高权力早已期待着交接，权柄的主人们早就开始蠢蠢欲动，正在为必将来临的那一刻做好准备。那个关键时刻，它的到来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没有战争和暴力，就没有触发的契机，转变就不会发生。也正因如此，那一时刻的到来不仅是对和平的威胁，也是对普罗大众生命与自由的威胁；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威胁正从遥远的东方逐渐向我们这里逼近。面对上述难解之局势，唯愿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清醒，保持自身的中立，保持政治立场的中立，唯愿我们国家的全体人民能够团结一致（不得不说，一旦到了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这个愿望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坚持迄今为止一直在做的事情，保持对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对“教学省”伟大理想的忠贞。然而，遗憾之处在于，哪怕这些本就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统统实现了，一切终究也只会是徒劳。我们注意到，即便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议员偶尔也会很明确地批评卡斯塔利亚，声称卡斯塔利亚对我们国家而言无疑是一项过于昂贵的奢侈品。一旦国家囿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被迫进入形势严峻的军备竞赛状态，哪怕只是扩充仅用于自身防御的军备——顺带一提，参考目前的紧张局势，这一切可能很快就会发生——财政预算方面马上就会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出台，一些被认为毫无必要的花销，将会面临巨大的紧缩要求。尽管政府向来对我们怀有仁慈之心，总是在预算上尽量照顾我们，然而，一旦局势恶化，削减预算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数额估计都跟我们有关，最终必将影响到我们。在与预算相关的问题上，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向来都感到十分自豪的一项特征是：我们的团体组织本身崇尚质朴节俭，我们的主要任务，即力图保证人类精神与文化上的延续性一事，也从不要求过高的花销。所以，国家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自然也是相对适度的。与其他一些时代相比，尤其是与拥有奢华浪费的大学、无数领空饷的科研顾问和大手大脚科研机构的“专栏时代”早期阶段相比，维持“教学省”的花销确实不大；与战争年代消耗在战场上的经费相比，与扩充军备吞噬掉的经费相比，这些花销更是微不足道。尽管如此，扩充军备的昂贵诉求，或许很快就会再度成为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将军们或许很快就会再度在议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那个时候，当我们的人民面临要么牺牲掉卡斯塔利亚，要么将自己暴露在战争与毁灭的危险中时——当他们面临上述抉择时，我们显然知道他们将会如何选择。既然如此，结局亦毫无疑问：某种以军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将立即开始迅猛发展，尤其在年轻人当中，将会迅速占据主导地位。新一轮标语口号式世界观又将呈崛起之势，一旦人们选择遵从这种世界观，必将造成唯一的结果，即无论学者还是学术，无论拉丁语还是数学，无论教书育人还是灵**的培养，唯有在能够为战争服务的前提下，才会被认为具有生存权，才能够继续活下去。
浪潮已在路上了，迟早有一天，这股浪潮会将我们裹挟而去，永远不再归来。从更高的层面上讲，这恐怕将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亲爱的同僚们，尽管一切必将发生，可是，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参考我们对眼下正在发生之事的洞察力，参考我们的觉醒程度，参考我们无畏无惧的决心，我们仍然有权使用上天授予人类的有限决定权，使用我们有限的行动自由——要知道，恰恰因为我们拥有这些，才使得如今的世界历史等同于人类历史。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完全可以选择紧闭双眼，对终将来临的一切置之不理，因为危险相对而言还比较遥远，与当下还有些距离，很可能影响不到我们这一代人；有鉴于此，我们这些现任大师恐怕还有机会在危险真正临近并被所有人看到之前，心平气和地完成我们本该完成的工作，心平气和地躺下等死。然而，对于我本人而言——可能不仅仅对我一个人如此，对于其他预先察觉到这一切的人而言，恐怕也会有类似的感受——这种表面上的心平气和，实际上却令我的良心深感不安。我不打算继续心平气和地管理自己的办公室，不打算继续心平气和地参与玻璃球游戏，哪怕必将到来的危险最终来临时，很可能不会再对我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那时候我很可能已经不再存活于世：我不可能满足于明哲保身，对未来的一切置若罔闻。不，我绝对不可能这样做。单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自己必须时刻牢记这样一项事实，即我们这群人虽然并非政治家，却也属于世界历史当中的一部分，也能够为创造世界历史尽一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在这封信笺的篇首位置声称，我个人作为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匹配程度正在被持续削弱，或者至少也是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我无法阻止自己的大部分思考，无法阻止自己心中产生的大部分忧虑情绪被这份来自未来的危险所占据。在这件事情上，我无法允许自己的想象力在本不适合它发挥的地方发挥作用，去幻想这场尚未发生的灾难对我们卡斯塔利亚人、对我个人将要采取的施暴手段，假如这样做了，正可谓徒增烦恼。可是，闭门造车这种行为，对我而言同样是不允许的。因此，关于未来，我始终必须凭空思考一些有针对性的假设，尝试解决下面这个无法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卡斯塔利亚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抵御这份危险？具体到我个人的身上，又应该做些什么？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