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郑成功和李定国之间的关系，海内外学者做过不少研究。他们大致是强调郑、李之间的友谊和相互配合；有的文章则对于郑成功的多次愆期，未能实现双方会师广东，表示惋惜。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重点放在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广东之役，借以说明郑成功对李定国和永历朝廷的真实态度及其原因。
顺治七年冬天，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领了广西桂林等地；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占领了广州等地。永历朝廷播迁无所，被迫转入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控制区。从此，抗清斗争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其特点是，永历帝朱由榔继续保持着抗清盟主的地位，朝廷的实际权力却落到了大西军将领孙可望等人的手中。这一特点决定了各地抗清势力必须同大西军余部建立联系，而孙可望等大西军将领不凭永历帝的声望又不足以号召各地抗清势力。正是在拥明抗清这一共同口号下，郑成功同孙可望、李定国之间架设了合作的桥梁。大致而言，在顺治十年以前，郑成功虽然已经同李定国等人书信往还，尚限于遥相呼应的阶段，会师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顺治十一年底李定国败回广西，实力大损，一年以后又扈送永历帝移跸云南昆明，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加上孙可望与李定国兵戎相见，李定国已经没有力量进军广东，他同郑成功会师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所以，探讨郑成功同李定国之间的关系，重点不在于双方通了多少次信，而在对抗清全局有关键性影响的会师广东之役。
从顺治七年大西军联明抗清开始，全国形势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转机的可能性。第一次是在顺治九年，孙可望已经把贵州经营成了比较稳固的前进基地，这年下半年他自己统兵由黔进军湘西；刘文秀率部北上四川，先后收复重庆、成都；李定国由湖南突击广西，七月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接着回师湖南，在十一月间于衡州击毙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大西军的三路出师，使清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然而，这次战略行动由于孙、李矛盾的激化和刘文秀在保宁的失利，错过了扩大战果的机会。李定国“两蹶名王”，军威大震，引起了“国主”孙可望的嫉妒。孙可望不仅设法解除李定国的兵权，还蓄意加以谋害。李定国得到消息，便尽量避开孙可望，为了重整旗鼓，他在战略上做了重大改变，即不再北上湖广，而是东出广东。在当时的形势下，李定国做出这一决策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尽管他同孙可望不和，孙可望仍是抗清阵营里实力最雄厚的一支武力的首脑，不仅控制着云南、贵州，而且兵锋直抵湘西和川南，牵制住了湖广、陕西的清军。李定国部入广东以后肯定能够得到当地义师的支援，如果在福建沿海拥有庞大机动兵力的郑成功能够配合作战，东西夹击，那么一举歼灭盘踞在广州一带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两藩兵力不过二万人）有相当把握。攻克广州之后，乘胜收取广东、福建两省，然后向北推进，收复大江以南大有希望。这一战略意图如果能够实现，永历朝廷凭借江南的人力物力优势同清廷抗衡，中国明清之际的历史进程就可能形成另一种格局。
这个战略计划能不能实现，关键取决于郑成功的态度。如果把明、清双方的兵力和优势、劣势做一概括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清军在广州的平、靖二藩拥有相当实力，他们总结了孔有德分兵镇守广西各地，桂林因兵力空虚招致城破杀身的教训，尽量把嫡系兵力集中于广州，因此他们对广东各地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不仅表现在广东某些滨海和山区的抗清力量长期存在，也表现在分镇各地的降清将领心怀观望的仍不少。但是，尚可喜、耿继茂只要能固守广州地区，就可以指望清廷派兵南下增援。二、李定国大军入粤，虽然不能指望孙可望的支援，却可以得到广东各地义师的配合。当时在广东沿海地区还有一些凭借海岛、港湾、山区等有利地势坚持抗清的力量，他们一般都接受永历朝廷委任的大学士郭之奇和两广总督连城璧的节制。在钦州、廉州地区（今属广西）有邓耀、朱统銴、周腾凤、吴孝起等人。邓耀自顺治七年正月起驻兵钦州的龙门岛（今广西龙门县），这里“东界合浦，西界交趾，为钦廉门户，群山错落七十有二，钦江诸水随山而转，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径而注于海”[1]，形势颇为险要。明宁藩镇国将军朱统、海北道周腾凤和高雷廉琼四府巡抚张孝起也来到廉州地区同邓耀相呼应，永历帝因此授予邓耀靖氛将军封号。在广东高州府石城县（今廉江县）有永历朝廷所封漳平伯周金汤部驻守。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南面海陵岛有李常荣部；在恩平县一带有虎贲将军王兴（绰号绣花针）的队伍，在广州府台山县南面海中的上川山、下川山两岛中有凌海将军陈奇策的队伍。这些抗清武装实力虽不雄厚，但是他们熟悉当地情况，有的拥有舟师，对于配合大军作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上面分析看来，清军在广东的兵力处于守势，而且增援不易。南明方面，李定国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者，自然积极谋求同郑成功会师五羊，占领粤闽。广东沿海义师由于自身力量单薄，处境困难，也非常希望李定国和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能够顺利实现。顺治十一年李定国进军广东之役，得到了广东各地义师的大力支持。新会战役失败以后，负责联络广东各地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还在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2]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称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敢前此未济之功”[3]。可见，李定国打通闽粤通道的计划是深受广东抗清义师的欢迎的。事实上，李定国的两度出兵广东，都得到了广东义师的全力支持。顺治十年，“李定国由梧洲破开建、德庆州抵肇庆。定国踞北山列栅连营，分兵四出，四会、广宁相次沦陷，距三水一河。于是，广东岑溪之宋国相、韦应登等出掠于罗定、东安、西宁；海上战船二百余号从新会、顺德等汊直入九江口，去四会八十余里、三水五十里；韶之清远山寇亦发，勾引西兵，声言渡河由从化以攻广州；而郝尚久复叛于潮州，水陆俱震”。清军统帅平南王尚可喜说：“余无足虑者，破李定国即自解散耳。”[4]他除了让靖南王耿继茂派兵扼守三水西南的木棉头截断李定国同郝尚久的联系外，自己亲统主力同李定国在肇庆决战。四月间，定国兵败撤回广西，广东义师也退回各自的基地。顺治十一年定国大举入粤，广东各地义师又全力支持，如虎贲将军王兴率部攻克恩平等县，并同定国军合力进攻新会。据清方报告定国军六月二十九日第一次进攻新会时，“老本贼约有一千余，皆有盔甲，马约二百余匹，象二只。余贼皆系绣花针及各处土寇”[5]。《新宁县志》也记载说：“时安西李定国从广西乘胜举高雷，进围新会城。号称二十万。土贼皆赴新会取札，妄称故明。”[6]在这次战役中，李定国调用的舟师也是由广东沿海抗清义师提供的。可见，李定国和广东义师对于广东之役都是全力以赴的。那么，郑成功的态度如何呢？
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发动广东之役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顺治十年春，四月间就从肇庆败回广西。第二次在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十二月底以失败告终。关于后面一次战役持续的时间许多文献都有记载，如陈舜系记李定国部于“三月二日到高”[7]。《茂名县志》载：“甲午三月初三日，定国率本部人马由柳州而来。”[8]两书所记只相差一天，说明李定国在三月初占领了高州是确定无疑的。另据清方记载，新会决战在十二月十四日，李定国战败后于二十四日回到高州，二十六日撤入广西。这次入粤之战首尾长达十个月。如果说顺治十年李定国首次广东战役由于持续时间较短，郑成功来不及配合的话，第二次进军广东未能得郑成功的支援，就不能用“联络不易”“风向不顺”等托词来解释了。
李定国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进军广东，是经过周密部署的重大战略行动。早在上年九月，即李定国自肇庆败回广西五个月之后，永历朝廷就派兵部职方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来到广东，向两广总督连城璧宣谕：“藩臣定国，戮力效忠，誓复旧疆。”即将进军广东，命连城璧联络广东各地义师准备接应。连城璧奉敕后即“亲诣镇臣王兴营，与之点算军实，收合勇壮；知会镇臣陈奇策、罗全斌等及各股官、义头目，面定要约，以三月初二水陆毕会，以待王师。众皆踊跃，又是一番朝气矣”[9]。连城璧这件奏疏发于正月间，疏中说拟“三月初二水陆毕会，以待王师”，而李定国占领高州正好是在三月初二日，可见双方都是按照事先部署的计划行动的。定国出师广东的日期既然早在几个月以前就通知了在广东的连城璧，当然不可能不通知他寄予厚望的郑成功。杨英《先王实录》误载于顺治十一年九月下的安西藩致国姓大将军信提到“孟夏薄端城（肇庆）”一事，前辈学者早已判定这封信是在顺治十年四月以后写的，信中“知公畴昔之愆期”一语表明在肇庆战役之前，定国曾事先约会郑成功，成功未能按期出兵。所以定国在这封信里又“敬邀并驾”，并说：“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记，而云台香字，千载传流，国姓不预，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由于杨英的误载年月，我们不清楚郑成功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但从后面一封信中知道郑成功曾派林祚复命，不知什么原因林祚并没有到定国驻地。因此，李定国在顺治十一年三月占领高州府等地之后，在四月间又派使者前往厦门。《先王实录》记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差官同郑氏使者李景赍书来中左所（厦门）约请会师，书曰：
孟夏遣使帆海，诣钤阁，悉机务，并候兴居。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壁。今差员李景至，始知前此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穀驻师高凉，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盖不欲俾虏有只蹄□进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爰遣水陆二师，齐发新、肇，托祉有初，两见成绩。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于端水。而会城两虏（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穀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糗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穀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关切。至于粤东水师官兵，抗虏降虏者，莫不密遣告劳。然详所举止，多伦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惟贵爵为宣此意，以怂恿各部，则五等上下，庶知国恩祗报在兹，而不谓不穀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虏之来，向亦各闻其概，然通盘策虏，再无敬谨之强且精者，今安在哉？诚来，当尽缚以报知己。其楚、豫之间，侦使颇繁，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指定西侯张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指新会县）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诚，云台虚左，不穀实厚冀于公也。暂复，不备。
这封信不少学者引用过，似仍有深入剖析的必要。它表明，李定国三月间挥师入粤，占领高州府属之后还没有得到郑成功答应会师的复信，故在四月再派使者致书郑成功，约会兵“机务”，由于军务紧急，李定国原定一月之内回报。使者到达中左所后，郑成功拖了一段时间才派李景携书复命；由于他当时正同清方“和议”，唯恐李定国的使者返回之后泄露消息，所以将来使稽留于中左所。郑成功的这一举动，说明他不急于出兵。李定国对此深表不满，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不啻望眼欲穿。从四月等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李景才姗姗来迟，转达郑成功的十月间由潮、惠进军意见。“水部必以速临新邑为限”文意含糊，李定国在信中明确地指出“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只要拿下新会，“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按情理而言，李定国不可能不要求郑氏水师到达新会的最晚期限，只是李景未奉主命不敢承应罢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李景往返定国军营和中左所之间所费时日很短。定国信中说：“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兹不穀已驻兴邑。”据陈舜系记载，李定国四月、六月两次在高州患病，经他用药治愈，八月十六日随营往广、肇，可知定国回信在八月十六日以后，李景回到中左所不迟于九月初三日，途中不过半月。李定国在这封信里反复强调会师广州的战略意义，“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又旁敲侧击地说：“粤东水师官兵”多属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加以讽喻。在写完这封信后，李定国仍不放心，又以极其恳切的言词写了一篇短笺：“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穀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穀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甚（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10]应该承认李定国在这次回信中把会师的战略意义、会师的地点和日期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九月初，郑成功收到来信，心情十分矛盾。杨英记载：“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说明郑成功有出兵的意图，只是这种意图一直拖到“十月望后”的十月十九日才付诸实施。杨英记载这一天“藩遣师南下，与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官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同时差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谆谆，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11]
郑成功这次出师有几点很值得注意：一、他知道这次战役对于南明和清都关系重大，而且李定国早已亲统大军进入广东等待他接应，那么他为什么不亲自出马呢？二、李定国在信中谆谆嘱咐“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他在九月初收信后为什么偏要拖到十月望后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作为一位久历戎间的统帅，郑成功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三、郑成功命将南征时给李定国的信中用“风信非时”来解释自己的出师愆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托词。因为李定国入粤后第一次致书请兵是在四月间，“拟阅月可得旋”，所以他在八月的第二次信中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我们很难相信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是因为天公不作美，“风信非时”。何况，次年八月郑成功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直至顺治十三年二月才回思明州（即原中左所），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
林察、周瑞统师南征，结果正如李定国预料的那样“无济于机宜矣”，次年五月毫无作为地返回厦门。这次南征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一是所遣兵力究竟有多少？二是南征为什么毫无战绩？三是南征之师无功而返以后，郑成功为什么处罚得那样轻？郑成功所调南征兵，据杨英说是官兵数万，战舰百艘，实力相当雄厚。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四记载，九月底，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苏茂等五镇，配战舰五十只……并书会李定国合师”。战舰数目比杨英所记少一半。清浙江福建总督刘清泰揭帖中转述顺治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福建巡抚佟国器密奏疏稿称：“近闻发兵数千，并兵器海舡二十余只，从伪兵部及太监往应西贼伪永历。”[12]清方情报虽不一定准确，但郑氏南征之举恐怕也有虚张声势的成分。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郑氏南征之师大约在十月二十日出发，以厦门至新会的距离估算，再考虑到郑成功信中所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应该说是完全可以赶上新会决战的。我们知道，顺治十一年李定国进攻新会一共有三次，六月和九月是派部将会合广东义师进攻的，自十月初三日（乾隆《新会县志》卷二《编年》作十月四日）起定国亲统大军猛攻该县。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自广州赴援，“次于三水，刻期进剿”；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所遣靖南将军朱马喇等援军到达三洲；十四日双方在新会激战，定国军不支，全线溃败（以上时日均据《平南王元功垂范》）。这个时间表说明，从十月二十日到十二月十四日其间有五十多天，郑氏舟师不仅没有赶到李定国约定的会师地点新会，也没有在广东沿海地区采取过任何像样的军事行动。如果同清方对照一下，新会清军的负隅顽抗是由于他们可以指望广州平、靖二藩的救援；平、靖二藩的敢于“刻期进剿”是因为他们相信清廷所派援军肯定会到来。平、靖两藩军队在三水等了整整一个月，终于盼来了长途跋涉的靖南将军朱马喇所统援军；直到清方大军云集之时，李定国却始终没有得到郑成功一兵一卒的支持。新会之战，一败涂地，完全是人谋不臧。我们至今不清楚郑成功对林察、周瑞等人面授了何种机宜，但从十月出师，次年五月返回，历时半载毫无动静，总是一件离奇的事。《台湾外纪》卷之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时提到这支“舟师次虎头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13]。按时间推算，郑氏舟师到虎头门已在顺治十二年。郑成功在舟师返回之后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留观望而回，朝典何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结果，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郑成功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群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留，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綑（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顺治十一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五羊，直接关联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性计划。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绝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在信中先批评李定国“骄兵致挫”；接着又用“胜负兵家之常”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比附于一般性战役的胜负；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留”“依违”也应分担责任，轻轻发落了事。这种处理和表达方式，多少流露了南征舟师是按照郑成功本人的意志行事的。
上面列举的事实，似乎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郑成功内心里是不愿意同李定国会师的。如果全面考察一下郑成功的政治军事生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是福建沿海地区一部分中国人结成的一股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首领。在他心目中，维护自己这个集团的利益高于其他事业。只是由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不得不在南明和清之间做出选择，条件是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不受制于人。在明、清两大阵营之间，谁能保证他享有这种地位，他就站在哪一边。
人们一直认为郑成功既是抗清的民族英雄，又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这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不应过分地渲染郑成功抗清的动机是为了扶明。清廷想以武力征服或高官显爵为手段达到制服他的目的，这两者也都是郑成功所不能接受的。同清方多次“和议”均告破裂原因在实际行使“主权”上存在严重的分歧。顺治十年八月，郑成功在给其父郑芝龙的信中写道：“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次年九月，他给二弟渡舍（郑世忠）的信中说：“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14]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臣而已。”可见，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郑成功同以恢复明为己任的张煌言、李定国等人是有区别的，他的始终抗清是因为清军大兵压境，绝不允许他做一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
对于南明永历朝廷，郑成功虽然奉为“正朔”，但他仅足于“遥奉”而已。如果同李定国会师顺利，出现了兵连一体，地成一片的局面，对于永历朝廷的复兴固然是极其有利的；可是，郑成功“不受制于人”的地位就很难继续保持下去。因为他在名义上承认永历皇帝是天下共主，当各处一隅时他可以“承制”独断专行；隔绝的局面一旦改变，他不秉承于朝廷就难逃僭越之嫌。更重要的是，他在声望和实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而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又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都必然在郑成功的脑海中翻滚，影响着他的权衡决策。总之，郑成功对永历朝廷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依附于孙可望、李定国等部的永历朝廷维持下去，这样既可以牵制住相当一部分清军，减轻自己所受压力，又可以赋予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以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并不愿意让永历朝廷实际管辖到自己头上。这种心情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他同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等人疏、诏、书信往返不绝。他的抗清斗争客观上拖住了清朝很大一部分力量，从而延续了永历朝廷和西南抗清武装存在的时间。但是，他对于配合李定国歼灭广东清军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收复福建等地，始终持消极态度。
指出这一点，毫无贬低郑成功历史功绩的意思。因为现代中国学者没有必要站在朱明王朝或是清王朝的立场上来判断是非。清朝初年中国大地上涌现出的众多的抗清志士，如李定国、郑成功、李来亨、瞿式耜、王兴、阎应元等来自社会各种集团的人物，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都打击了入关初期清朝统治集团的骄狂气焰，迫使他们调整自己的政策，对于历史的进展起了积极作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祖国领土台湾，则是郑成功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这也是其他抗清英雄难以望其项背的。
（原载于《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145页）
[1] 九龙真逸：《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邓耀传》。
[2]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乙未六月疏》。
[3]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丙申七月疏》。
[4]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
[5] 顺治十一年八月清广东巡抚李栖凤为塘报西逆情形事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
[6] 光绪《新宁县志》卷十四《事纪略》下。
[7] 陈舜系：《乱离见闻录》。
[8] 嘉庆《茂名县志》卷十九《杂记》。
[9] 连城璧：《蹇愚录》卷一《甲午正月十三日疏》。
[10] 杨英：《先王实录》。
[11] 杨英：《先王实录》。
[12] 《明清史料》丁编，第十本，第106页。
[13] 据胡宗宪主持修撰的《筹海图编》卷一和卷三所记，可知虎头门即今广州虎门。
[14] 杨英：《先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