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明清史者大抵认为1644年清军入关，特别是次年五月大顺政权与弘光政权相继倾覆以后，大局就已经确定。这以后，南明势力不过爝火余烬，苟延残喘而已。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历史的进程往往不像胜利者留下的“平定方略”那样凯歌行进。仔细研究明清之际的史事，可以看出各主要派别势力都有可胜之机。问题是谁掌握了这种机遇，谁就能战而胜之。1644年春夏之交，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如果不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有可能统一全国。弘光政权若不是在继统问题上钩心斗角，这个政权绝不至于那样迅速地土崩瓦解。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假如不强行推行剃发改制等民族压迫政策，也可以在很短时间里统一天下。1648年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王永强、丁国栋等反清时，如果永历朝廷节制部署恰当，拥明势力互相接应，清廷的前景未可乐观。大西军联明抗清后，1652年李定国桂林、衡阳之役，刘文秀反攻四川之役，都表明明、清双方胜负尚在未定之天。那么，复明运动逐渐化作泡影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认为是在1654年以后。或者说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是关键性的一年。

首先看一下清方的情况。明清之际各种军事力量中，满洲贵族的八旗兵无疑是最有战斗力的，无论在兵员素质上还是在组织指挥上都属首屈一指。但是，满洲八旗兵有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即受满族人口限制，可动员的兵员（即成丁男子）数量非常有限，不依赖汉族和蒙古族军队完全不可能征服和统治全国。目前史学界某些著作推测入关时清军数额往往偏高。我以为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说的“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比较可信。顺治十二年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临终前嘱咐清帝说，“且满洲兵甚少……应加抚恤”[1]，也可作为旁证。进入中原以后，满军阵亡和病死的人数很可能超过人口自然繁殖数；加上入关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优遇，在汉人的影响下逐渐滋长追求安逸生活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初期那样淳朴，勇于用命。至于入关初期叱咤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业已凋谢殆尽。如豫亲王多铎病死于顺治六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病死于顺治七年，肃亲王豪格顺治五年死于狱中，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八年赐死，巽亲王满达海顺治九年病死，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治三年病死军中，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病死于顺治九年三月，饶余郡王阿巴泰顺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亲王博洛九年三月病死，谦郡王瓦克达顺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谨亲王尼堪于同年十一月在衡州阵亡。硕果仅存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自从顺治五年最后一次统兵出征湖南以后，到八年就因年事已高处于半退休状态，至十二年病死。满洲八旗固山额真图赖、准塔、叶臣先后在顺治三、四、五年病死；何洛会、谭泰在顺治八年被诛杀；韩岱、屯齐在顺治十一年因主帅尼堪战殁而削爵革任。列出上述名单，不难看出大约到顺治十年的时候，满洲贵族能征惯战的宿将几乎一扫而空。他们去世时一般都比较年轻，子弟虽可承袭爵位，却少不更事，缺少战斗经验，无法接替父辈驰骋疆场的重任。清廷统治集团内心非常清楚赖以支撑爱新觉罗皇室的主要支柱满洲兵将实力迅速下降，尽管他们讳莫如深，避免公开谈论自身弱点，在战略部署和战术运用上却不得不着重推行以汉制汉的方针。而汉族文官武将中投机者甚多，有的因各种关系同复明人士有牵连，有的受到满洲贵族的歧视，心怀不满，一旦情况变化，他们就可能反戈易帜。

再看看明方的情况。南明政权屡踬屡起，而以大西军联明抗清后最具活力。以永历朝廷为旗帜的拥明势力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部分：一是以孙可望为代表的西南抗清武装（其内部永历帝、李定国、刘文秀、夔东十三家同孙可望存在矛盾），这是一支令清方望而生畏的劲旅；二是东南沿海闽浙地方有郑成功、张名振的军队，以擅长水战闻名全国；三是在清朝统治区内从事地下活动（也包括一些小股明火执仗的山寨武装）的复明势力，他们的弱点是基本没有军队，组织不严密，优点是其中不乏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忠贞之士，可以利用各种关系探得清方军事部署等情况。形象地说，这三种复明力量呈现为杠铃态势。复明运动中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要实现抗清大业关键是东西配合，连成一片，共图北进。1987年，我在一篇论文中详细论述了1654年李定国进攻广东，多次请郑成功率领主力来会，目的就是一举摧毁尚可喜、耿继茂集团，实现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势连一体的伟大战略设想。这一计划本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郑成功无意于此，虚应故事，李定国终于在这年年底兵败广东新会，返回南宁。[2]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除了李定国追求的会师广东计划以外，还有一个几乎同时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方案。对于同长江战役有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史学界似乎只是就每一个局部做了一些探讨和叙述，没有做更深层次的研究。

所谓对局部做了一些叙述，是指单案孤立处理，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一些涉及过的课题：

一、张名振三入长江之役；

二、郑成功派忠靖伯陈辉北上之役；

三、1655年刘文秀进攻常德之役；

四、钱谦益的复明活动；

五、贺王盛、平一统等反清之案；

六、1655年顾炎武擒杀世仆陆恩被捕之案；

七、其他。

应当说，这些课题不少已有研究成果，或者在相关论著里做过正确和错误的叙述；但主要的不足之处是缺乏综合研究。给读者印象上列各个事件都是孤立的，不存在什么内部联系；何况每一个事件本身也还有许多情节弄不清楚。本文正是有感于此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