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谈谈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三入长江”出自张煌言的《北征录》，他作为监军直接参与和指挥了这三次进入长江的战役，无可争议。然而，张煌言的这篇名著主要讲的是顺治十六年同郑成功一道北入长江进攻南京等地的战役，只回叙一笔在这以前他曾“三入长江”，因兵力不够，没有取得多大战绩。由于作者未具体讲明三进长江在何年何月，给后来的史家造成极大的困惑。下面就是清初以来有关南明史籍记载长江之役的部分摘要，读者不难看出其混乱。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记：
己丑（1649年，顺治六年）“是年春，富平伯张名振海艘至镇江金山”。
郑达《野史无文》卷十《张名振传》记：
“庚寅（1650年，顺治七年）春，名振攻崇明，一月未下。是夏，围台州，至镇江，驻师金山，遥拜孝陵，题诗，三日然后去。”
查继佐《罪惟录》卷之十二之下《张名振传》云：
辛卯（1651年，顺治八年）“名振既间关监国，为之乞援国姓思明州。国姓责以无功，名振乃露背所刺‘尽忠报国’字样，矢不二。成功心动，指腹结姻，助兵二万，行粮备，还撞舟山，不利，直溯金陵，获故叛金允彦磔之，祭诸忠，窥崇明，触京口，题诗金山寺，有‘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闻者心恻。时内师守江严，横索江，截海舟数十号，退屯崇明之平洋沙。成功以师不利，见督。时长扬王术桂为名振曲解，复令平南伯陈辉、庆都伯王秀奇、忠孝伯洪旭、总兵周全斌等，壬辰（1652年，顺治九年）复进崇明。兵饥，感名振之义，不变，遂有‘太师甘枵腹，吾辈竟亡饥’之谣，众益励。十二月，内师踏冰出劲旅劫平洋沙。浴日将军王善长先登，诸将军姚志卓、任麟、王有才、王浚、张赟等战，大捷，敌阻冰，无还者。甲午（1654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复入京口，战不利，失参将阮姑娘；国姓复令戎政司马陈六御及将军程应蕃等协攻崇明，复不利。水激登莱等处，抵高丽，乃还”。
同书列传卷九之下《张煌言传》记：
“壬辰，煌言以兵部尚书同定西侯名振等舟师突京口，题诗金山寺，不利去。已，复取舟山。……甲午，舟山复败，屡从定西舟师窥吴淞，逼崇明，大风，舟覆，为土人所执，以其义，纵之复入海。”
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记军至京口，题诗金山寺，名振传在辛卯年，煌言传在壬辰年，已自相抵牾。他的另一部著作《鲁春秋》中记：
壬辰，监国鲁王“遣定西名振以己意乞师厦门，成功不许，至露其背所刺‘尽忠报国’四字为感激，指腹为姻，随得助师二万，与尚书煌言、义英骏、诚意伯刘孔昭等直溯金塘，获叛者金允彦，磔之以祭舟山诸死事者，持不进，题诗金山寺而还，有‘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
“永历八年，甲午，监国九年，监国跸金门。春正月，全师复入京口，战不利，失一副将阮甲，淹四日退。招讨复遣戎政司马陈六御及将军陈应蕃等协力抵平洋沙，攻崇明不克，平原将军姚志卓愤自刭。还触吴淞关，掠北战舰二百七十号。名振以沙船九百号泛登莱及高丽乃还。”“秋八月，复地震浙闽，国姓遣将军陈辉总统水军同定西名振再窥吴淞，遇风变，师旋。”
查继佐曾在鲁监国政权中任职，他的著作中记张名振等率舟师入长江共两次，一次在清顺治八年或九年，一次在顺治十一年。第二次遇大风覆舟事纯为误记。海上之师遇飓风有两次，一次在顺治四年四月，舟山之师为接应清吴淞提督吴胜兆反正，行至长江口遇风，大批舟只撞击倾覆，张名振落水后登岸潜逃；另一次是顺治十五年郑成功亲统大批舟师北上，至羊山遇飓风，损失很大，进攻南京之役被迫推迟至次年。查继佐显然是把这些事弄混了。
另一位也曾在鲁监国政权中任职的张岱撰《石匮书后集》，于《张名振传》中仅云：“久之，名振以舟师直窥南都，题诗金山寺。时清戒江守严，以拦江索截海舟数百号，名振战不利，以小舟遁。”更使人不得要领。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二记：
“顺治九年壬辰正月，鲁王在金门。成功使名振总师北行……进至崇明沙，登金山，大清江南北戒严。”“顺治十年癸巳……冬，名振复及煌言北行，败大军于崇明之平洋沙，杀伤甚众。”“顺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门。名振再入镇江，抵仪真，还逼吴淞关，遣使致启献捷。”
李隶求《鲁之春秋》在卷二《王师平定浙闽表下》，卷六《姚志卓传》，卷十四《张煌言传》，卷二十《张名振传》均记有长江之役，煌言传云：
癸巳（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复军于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烽火达江宁。时上游故有密约，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1654年）正月，与名振再入长江，掠瓜洲，侵仪真，直抵燕子矶，而所期终不至。复东下，驻舟山”。
名振传大致相同，有题诗句，“上游故有密约”作“上游有蜡书请内应”，不具录。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二《监国纪下》，卷十二《张名振传》，卷十三《张煌言传》均载此事，以名振传所记较详，其言曰：
“癸巳春，名振请师北上，成功与兵二万，粮三月，以兵部侍郎张煌言监其军。师过舟山，遥祭死事诸公，遂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石头城，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题诗绝壁，有‘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冬尽撤回。明年（甲午）春，益以兵将，再入长江，掠瓜洲，侵仪真，抵燕子矶，扎营平阳。时以上游有蜡书请为内应，故名振再举。而所约卒不至，乃还，复屯军南田。名振与士卒同甘苦，诸军感甚，有‘太师既枵腹，我辈亦忘饥’之谣。会故仁武伯姚志卓、诚意伯刘孔昭并以军来，依名振立营，号召旧旅，声势益振，遂攻崇明，入吴淞，掠战船六百余号，径入山东登莱诸处，直抵高丽而还。”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三记：“顺治十年癸巳三月，成功遣张名振率水师船二百余号北上，陈辉等为援。”卷四记：顺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帅舟师突入长江，夺船百余只，犯天津，焚粮艘，次金山寺，设祭崇祯而回”。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记，“癸巳，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赐姓驻厦门。遣前军定西侯张名振等率水师恢复浙直州县，并遣忠靖伯陈辉等一齐进入长江”。甲午（1654年）“三月，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师入长江，夺战船百余只，入天津卫，焚夺粮船百余艘，名振直至金山致祭先帝而回，金陵闻风震动”。乙未（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赐姓以抚局不就，分兵与定西侯、忠靖伯等会师入长江，捣其腹心。以水师洪旭为总督，以原北镇陈六御为五军戎政，总制陆师，率兵北上”。十月，郑军攻舟山，“张名振等出自长江来会”。
杨英《先王实录》记，永历七年，癸巳“三月，藩驾驻中左。遣前军定西侯等水师恢复浙直。先时，定西侯启曰：‘名振生长江南，将兵数十年，今虏各处兵将多系旧属。兹金酋（指清将金砺）既并力于闽，势必空虚浙直，我以百艘，乘此长风破浪，直入长江，号召旧时手足，攻城掠野，因时制宜，捣其心腹，虏无暇南顾，藩主得以恢复闽省，会师浙直，可指日待也。’藩从而遣之。并遣忠靖伯陈辉、中权镇黄兴、护卫右镇沈奇、林武镇林顺、智武营蓝衍、后镇施举等一齐进入长江”。永历八年甲午二月，“是月，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等督师进入长江，夺虏舟百余只，义兵四起归附。遣亲标营顾忠入天津，焚夺运粮船百余艘。名振直至金山寺，致祭先帝而回，虏闻风惊惧”。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十二《张煌言传》记：“癸巳冬，返浙。明年（甲午）复监名振军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三军皆恸哭，烽火达于江宁。以上游师未至，左次崇明。顷之，舟入长江，掠瓜洲、仪真，抵燕子矶，江宁震动，而师徒单弱，中原无响应者，遂乘流东下，连营浙海。”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十六《张明正（名振）题诗金山》条记载顺治十一年甲午正月和四月张名振等率舟师直抵镇江事，见下文。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三记，癸巳，顺治十年三月“定西侯张名振北征，郑成功与兵一万，粮三月，设宴饯行。兵渡舟山横水洋，获金允彦，磔诛之，进攻崇明，焚京口，截长江，登金山寺题诗；平原将军姚志卓、诚意伯刘孔昭俱依之立营，号召旧旅，兵势大振”。同书卷二十四记：甲午，顺治十一年“正月十六日丁未，鲁王定西侯张名振再入京口，攻观音门，凡五日而退。大清擒其参将阮姑娘斩之”。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
癸巳，顺治十年，“是年春，名振请兵北上，与之兵二万，粮三艘，获叛将金允彦于金塘山，磔之。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寻被谗，撤回厦门。长阳王术桂为力辨于成功。及相见，语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陈辉、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至羊山，飓风折兵十之一，惟名振全军无恙”。甲午，顺治十一年正月，“明鲁定西侯张名振复以朱成功之师入长江，望祭孝陵，名振以上游有蜡书为内应，率海船数百，溯流而上，再入京口，掠仪真，至观音门。十三日，泊金山……”（下文转抄《明季南略》旧文，不录）。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张煌言传》记：
顺治“九年，监名振军，经舟山至崇明，进次金山。……十一年，又自吴淞入江，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俄，退次崇明。再入江，略瓜洲、仪真，薄燕子矶，寻还屯临门，皆与名振俱”。同卷《张名振传》云：郑成功予名振二万人，“共谋复南京，攻崇明，破镇江，题诗金山而还。复与成功偕出，师次羊山，飓作，舟多损，惟名振部独完。再攻崇明，复入镇江，观兵仪真，侵吴淞，战屡胜。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卒于军，或云成功鸩之”。
近人许浩基在所撰《郑延平年谱》中“永历七年癸巳三月张名振、张煌言请师之长江”条下特别加上按语，云：
“名振与煌言凡三入长江，而未知初入长江为何年？又不知题诗祭陵为何年？各书记载纷歧，莫知所据。《鲁春秋》《东南纪事》俱作壬辰（1652年）。《海东逸史》作癸巳（1653年）。《小腆纪年》作癸巳初入长江，而甲午（1654年）题诗祭陵。《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亦作癸巳，而未言祭陵事。《南疆逸史》《明季南略》则俱作甲午。尤有不可解者，全氏（指全祖望）撰苍水碑云，癸巳冬入吴淞，明年会名振之师入长江，遥祭孝陵。甲午再入长江。盖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明年，下复系甲午，误甚。谢山犹恍惚其词，后人更难推测矣。”按，全祖望撰张煌言神道碑云：“癸巳冬，复间行入吴淞，寻招军于天台，次于舟山。明年，军于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石头城，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烽火逮江宁。时上游故有宿约，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长江，掠瓜洲，侵仪真，抵燕子矶，而所期终不至，复东下驻舟山。”此文固有语病，全氏作张煌言年谱记顺治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均入长江，眉目虽清楚，但不得三次确说。赵之谦重撰煌言年谱，定初入长江为顺治九年，二入长江为顺治十年，三入则在十一年，谬误更甚。（以上均见《张苍水集》附录）
上面列举的各家记述，就年代而言，张名振等入长江战役有记于顺治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各种说法。入长江次数，有记一次的，有记两次的，也有记三次的。至于具体情节相差更远。直到目前，所见明清史诸作在提及这一战役时，或者笼统地说张名振、张煌言曾经统师“三入长江”，或者置“三入长江”于不顾，径直在顺治十年、顺治十一年内记载明军曾入长江作战。如南炳文著《南明史》云：“永历七年三月”，郑成功“批准了”张名振的建议，“与之兵二万，粮三艘，并派忠靖伯陈辉等与之同行，一起进入长江。张名振等‘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十二月，在崇明之平阳沙，大败前来进攻的清兵’”。“再入长江”则在“永历八年年初，张名振、陈辉等再次督师进入长江，夺清舟百余艘，‘义兵四起归附’……名振等直至金山寺，遥祭孝陵而回。在金山题诗……”[3]。冯其庸等编《吴梅村年谱》于顺治十年《时事》下记：三月“张名振以郑成功师入长江，破京口，驻营崇明，十二月，在崇明大败清兵”。顺治十一年《时事》下记：“正月，张名振以郑成功之师入长江，破仪真，泊金山，望祭孝陵，旋还师。”[4]这两种书的特点是在顺治十年和十一年下各记载一次，回避了张煌言本人所述“三入长江”的问题。不久前出版的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第767页是这样记载的：“在郑成功的鼓动下，1653和1654年，张名振三次带领远征军进入长江口，在大运河与长江的汇合处镇江骚扰运河上的交通。”同页有原作者注解说：“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5]尽管作者未能做出准确的叙述，其客观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这里引用的只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几种著作，其他说法尚多，请读者参看诸家作品，不再一一征引。
由于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事关抗清复明大局，有必要考定其具体时间和情节。
依据清朝档案，参之以张煌言诗文，再以当时亲身见闻者的记载补充，可以断定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都在甲午年（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但其第三次在十二月，按公历推算已至1655年）。经过情况如下：
1653年（顺治十年）八月，明定西侯张名振、监军兵部侍郎张煌言等带领五六百艘战船由福建北上，九月到达长江口崇明一带沙洲，“联?突入黄浦港口”，当地百姓纷纷响应。清总兵王憬致江宁巡抚周国佐手札中说：“海邑人民听其愚惑，上海之衙役挟持县令竟欲开门揖盗。胥役人等公然包网。民心若是，内变堪虞。”又引上海知县阎绍庆的告急禀文说：“上海皆乐贼来，全无一人守城，终日持刀向知县项下逼之通贼，知县死在须臾，皂快为甚，等语。”周国佐不得不亲自带领军队赶赴上海。[6]明军以崇明一带沙洲为基地，“筑圩耕种，近城十里之外，贼众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饥馑难支。为我用者恹恹待整，为贼用者欣欣向荣。”“崇明产米之乡皆在平洋山前东西阜沙，今被贼踞。”[7]崇明城内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被围长达八个月之久。张名振等统率的明军在三尖沙、稗沙、平洋沙安营屯种，联络内地复明势力，并没有立即发动长江战役。
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起，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带领明军乘船分批进入长江口，冲过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境，为沿江要地）、福山（与狼山隔江相对）、江阴、靖江、孟河、杨舍、三江、圌山（今镇江市境）等清军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达瓜洲。[8]明军在金山上岸，缴获清军防江大炮十位和火药、钱粮等物。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登金山寺，向东南方遥祭明孝陵，泣下沾襟。张名振在金山寺题诗寄慨。[9]在这里停留了两三天。清江南总督马国柱同满、汉官员会商后，紧急派提督管效忠带领兵马由浦口、六合增援仪真、瓜洲；阿思哈哈番尼堪率兵由龙潭救镇江。[10]明军在南京清军到达之前，回舟东下。这就是初入长江之役。
三月二十九日，张名振等率领明军分乘六百多艘船再入长江。四月“初五日已至圌山”，“初七日贼船由圌山关经过花园港连?乘风直上”[11]，突破镇江清兵防线，主力直达仪真（今仪征）。在仪真城外江中焚毁盐船数百艘。计六奇《明季南略》记：“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数复上镇江，焚小闸，至仪真，索盐商金，弗与，遂焚六百艘而去。”[12]这一记载是可信的，日期与清朝档案相比可能提前了两三天，张名振的兵力在清方江南当局的奏疏中作六百余艘，或笼统而言“数百余号”，计六奇写作“千余”，估计偏高。但张名振部海师在四月上旬进至仪真，烧毁盐船确有其事。顺治十一年七月山西道御史胡来相揭帖中说：“今春镇江盐艘被焚，岸市被掠，而财赋之区奚容致此，是防严未密，申饬不切耳。”[13]按习惯说法，旧历四月即算夏季，由于事情发生在四月上旬，胡来相大概没有弄清楚准确时间，说成是“今春”，仪真属扬州府，胡来相说成“镇江”，也不确切。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工科给事中张王治在“为盐法关系甚重，谨陈责成之法以垂永久事”题本中说：“即如四月间，海贼直犯仪真，未能先事绸缪，遂致焚烧盐艘数百号，折耗课赋商本数十万，迟延至今未见两淮运司设策画谋，作何补救。坐视商疲课绌，则悠忽概可见矣。”[14]清江南当局急忙调兵遣将，加强沿江防务，并对深入长江的明朝海师进行袭击。张名振等人在仪真停留的时间很短，就返航东下，撤回崇明一带沙洲。这就是二入长江之役。[15]
五月十八日，张名振因兵饷不足，亲自率军南下，在浙江温州地区买米七船，又到福建厦门会见郑成功，要求提供兵员、火药、器械支援。郑成功答应派忠靖伯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乘大船近百艘北上。[16]张名振得到郑成功同意出兵的诺言，即先行返回崇明一带沙洲基地。九月初六日，他率部进至上海县城下，清朝上海知县吓得瘫伏于地，城中百姓喧传张军乃“王者之师”，“有执挺而阻遏官府者，有包戴网巾者，有讹言惑众者，有恐喝官府者”[17]。清江宁巡抚周国佐火速领兵来援，以屠城相威胁，才稳定了上海局势。十二月，张名振等率军乘船四百余艘溯江而上，过圌山，十八日由三江营驶过焦山，直抵南京郊外的燕子矶，清朝官员惊呼“咫尺江宁，势甚披猖”。江南总督马国柱、提督管效忠指挥驻守南京的满、汉兵丁“奋勇截杀”“乘胜追至三江口外，非此一举则大江南北发岌乎殆矣”[18]，可见对东南半壁震动之大。明军在张名振等指挥下缓缓东下，大约在年尾至次年初退出长江。当时隐蔽于江苏常熟的陈璧（永历四年，1650年，南明朝廷授予他右佥都御史官衔“督抚浙江军务兼恢剿闽、直”[19]）在顺治十一年冬作《雪中客夜》诗云：“风送楼船龙渡海，泥深铁骑筏横江。”自注：“时闻海舟进京口，清以木筏截金山下。”又《甲午五十除夕》诗中云：“未知天命将何似，莫问楼船海上军。”自注：“是月闻海兵进京口。”[20]陈璧曾经赴广西朝见永历帝，奉有联络东南抗清力量的秘密使命，藏身之处又靠近长江，他的诗篇不仅可以同清方南京当局的奏报相印证，还表明到甲午（即顺治十一年）除夕他还没有得到明军退出长江的消息。次年（顺治十二年）五月，清朝新任江南总督马鸣珮在一份奏疏中写道：“上年十二月间，贼?由海入江，十八日至朱家咀，焚掳江西粮艘……惟是朱家咀虽在江宁府上元县境内……朱家咀堂奥也，镇江、瓜洲门户也。今贼深入堂奥，岂能飞越而至？”又说：“朱家咀失事乃贼入犯京口第三次也。”[21]这就是三入长江之役。
以上算是把张名振、张煌言等“三入长江”的年月交代清楚了。下面可以转而讨论长江战役的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