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名振指挥的明朝舟师在甲午年（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内，三次进入长江，第一次抵达镇江，第二次进抵仪真，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时间里积极活动于长江下游和入海口。从战绩而言，正如张煌言所述：“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仪，而徒单弱，卒鲜成功。”[22]清朝江南总督马国柱则说：“但能保全无恙，便为无罪。”[23]实际上双方没有大的战斗。张名振所部兵力原来就不太多，为了防止入江后被清军切断退路，在崇明诸沙还留下了部分军队和船只。顺治十一年五月清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中说：“名振亦行间老猾，其不肯悉众深入，以防职之截其后也明矣。故其入犯者联?数百号，环围崇明而伺隙各汛者尚留数百号。”[24]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看，三入长江的战略意图颇难令人捉摸。明军旌旗炫耀，金鼓喧阗，火炮轰鸣，几百艘战船浩浩****直入长江清方要害之区。清方则沿江戒严，重点保卫江南重镇南京。然而，一年之内三次深入内河，三次主动撤退，既不占领沿江州县，又不切断运河漕运，而且始终不离开长江口，这里面大有隐情。连清廷兵部也感到迷惑不解，在奏疏中说：“江南督抚各官每报贼船有数百号，每船有数百人，如是则足有数万矣。若以数万人之力合而击之，何坚不摧，崇明系弹丸之地，然数月不破者，乃贼之狡谋矣。贼意如破崇明，恐江东郡邑皆以崇明为诫，披甲登城矣。且贼既至京口，何不攻镇江？既渡瓜、仪，何不进扬州？……今贼登上金山横持斧钺作赋，以假仁假义蛊惑人心。贼势全可拔崇明，犯镇江，劫扬州，然贼并不破城分封，与我死战。……贼自海入江，皆张扬虚名。上起湖南，下至闽广，贼必暗中串通。”[25]可见，清廷兵部多少能够从战略高度来观察张名振舟师的活动。事实上这正是由内地反清复明人士秘密联络东、西，会师长江，恢复大江南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密谋的有原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鲁监国所封仁武伯姚志卓、鲁监国政权都察院左都御史加督师大学士衔李之椿、原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生员眭本等一大批复明志士。由于这一地下密谋活动风险极大，事败之后参与者首先销毁证据，有的矢口否认，有的不幸被捕受审时也竭力避免供出细节，牵连同志；何况，迹象表明仕清的部分汉族官员因各种关系而暗中加以包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尽量钩稽材料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应注意内地抗清人士的密谋活动由来已久，本文仅限于同张名振长江之役有关的背景作一勾画。
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冬天，原明朝礼部尚书钱谦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于其家，定入黔请命之举”。次年七月，“姚志卓入贵筑（今贵阳市）行营（即秦王孙可望行营），上疏安隆（即安龙，永历帝驻地）。召见，慰劳赐宴，遣志卓东还，招集义兵海上。冢宰范矿以朱全古万里赴义，题授仪制司主事”[26]。和姚志卓同行的有原明兵部职方司主事贺王盛派遣的生员眭本。贺王盛的座师雷跃龙当时正担任孙可望行营的大学士，眭本的父亲眭明永在顺治一年松江抗清斗争中被杀[27]，凭借这种关系贺王盛让眭本以“往云贵请讨伊父恤典”为名，建立同永历朝廷的直接联系。三月间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进，姚志卓唯恐耽误大事，自行前往贵州。十一月带回永历三年敕书，孙可望给的札付、檄文和大学士雷跃龙的五封回信，孙可望任命贺王盛为兵部侍郎的敕谕一道。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给贺王盛，贺王盛又“潜通海寇”，“有茅山道士张充甫系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张充甫在顺治十年十二月曾在贺王盛家中吃饭）[28]。姚志卓在鲁监国入海以前曾带领一支军队在浙西天目山区的于潜、昌化一带抗击清兵，后转战于同浙江接境的江西玉山、广丰地区，1646年冬兵败逃出，这以后的几年里他大概没有什么军队，长期从事秘密反清活动。1651年（顺治八年）五月曾在扬州同茅山道士张仲符（当即上引清档中之张充甫）等来往。[29]1653年（顺治十年）冬他从贵州返回后通过“海贼张名振的总线索”，张仲符同已进至崇明沙洲的明朝舟师取得联络。人们也许会奇怪，一个“茅山道士”怎么能担当联络海上“总线索”如此重任呢？其实，“道士”是他潜伏清统治区内活动的伪装，其真实身份是明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和张煌言的职务相同。有关他的事迹还有待于深入探讨，我们只知道在史籍中他的名字有张仲符、张冲符、张中符、张充甫等写法。任光复《航海纪闻》中载，壬辰（1652年，顺治九年）春跟随监国朱以海到厦门的随臣有“赐蟒玉侍郎张冲符”[30]，彭士望诗集自序中写作张仲符，《山居感逝》诗中又写作张冲符。《鲁之春秋》卷二记：顺治九年“东阁大学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张煌言、任颖眉、曹从龙、蔡登昌、张中符，太常卿陈九徵、任廷贵（按，即《航海纪闻》的作者任光复）……定西侯张名振”等扈监国次中左所，寻居金门。同书卷十一《徐孚远传》亦记“其同孚远从亡海上者，则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任颖眉，兵部侍郎兼太仆寺少卿曹从龙，兵部侍郎兼大理寺少卿蔡登昌，兵部侍郎张中符，太常卿陈九徵、任廷贵”等。可见，张仲符在鲁监国政权中官位不低，同张名振、张煌言又是患难之交。很可能早在舟山时期，他就负有秘密使命，化装为道士潜入内地，建立联络网，往返于明、清控制区，总管清统治区内复明势力与海上的联络事宜。姚志卓除了把亲赴贵阳、安龙联络东西会师的结果通过张仲符转告张名振以外，还同钱谦益商议请他出资募军。钱谦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这就是彭士望诗中所写的：“时有二少年，一伯一中丞（姚志卓，浙江；黎士彦，新建）。屈己兄事我，怒呵犹顺承。可惜蹈江海，黄鸟徒哀伤。更有一老翁，破产图再兴。既耄气不衰，壮志能冥升。”[31]彭士望这首诗写于戊戌年（顺治十五年）底，不便点出钱谦益的名字，但对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爱国精神倍加歌颂。钱谦益破产出资助姚志卓募军事在他自己的诗注中也隐约其词地写道：“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32]钱氏为明清双方瞩目的人物，在清统治区内进行复明活动必然是干得多，写得少；所写密信及其他涉及密谋文字尽量避免留稿入集。间或留下一点述志感事之作也不能不以隐晦之词表达。如他自己的决策多以柳夫人名义，柳如是固然与他同心协力，但绝不像大多数史籍所描写的那样，似乎是柳夫人牵着他的鼻子走。“先装五百罗汉”乃取明人典故，有人名汉，自讳其名，其妻供十八罗汉，家人讳云“供十八罗兵士”，其子授读《汉书》讳云“教读兵士书”。钱谦益即借此以罗汉代兵士，姚志卓封爵为仁武伯，改为“神武”，既与“罗汉”相近，又可以宗教色彩掩护，万一事发，可做诡辩之退路。诸书记载，张名振、张煌言入长江时，“平原将军姚志卓、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33]。姚志卓“以众来依”，自然即为钱谦益出资所募之兵。钱谦益同刘孔昭也是老交情，《有学集》卷五收有他写的《郁离公五十寿诗》，诗尾注：明初“徐一夔郁离子序，郁离子者诚意伯刘公”云云。张煌言在1654年入长江时有《寿诚意伯刘复阳》诗。[34]钱谦益诗当作于大致相同时间，用韵也相似，后来收入集内时才借用第一代诚意伯刘基的号称之为“郁离公”。由此可以推知，长江战役时钱谦益同刘孔昭也保持着联系。上引钱谦益《后秋兴三之三》诗尾自注“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这是指永历朝廷大学士文安之（夷陵人，当时在贵州），虽不知文安之致钱谦益信中讲了些什么，但联系东、西明朝高层人物者为钱谦益，已无疑义。
介绍了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姚志卓1653年十一月从贵州带回永历朝廷和实权人物孙可望的大批文书，一个多月后，屯集于崇明沙洲的张名振等就率领海师大举入江。两度进至京口，一次迫近南京，时间持续之久，活动之频繁，都同等待上游明军主力密切相关。初入长江时，定西侯张名振正月二十一日在金山寺题诗《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袍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不龙津。”[35]张煌言有题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诗，其中有句云“一诏敷天并誓师”，“已呼苍兕临流早，未审玄骖下漱迟”[36]。这两首诗和题目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张名振等所领海师实为应诏而来“接济秦藩”（秦王孙可望）由湖广东下的主力（出楚）。只是由于“上游师未至”，张军徘徊终年，三度溯江而上接应，望眼欲穿，才废然而返。
上游秦藩之师没有按时出动，另有原因，下文再做讨论。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联络的东西会师长江之役在战略上却是可取的。早在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钱谦益给门生瞿式耜（时任南明留守桂林大学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兴之基业”在于顺江而下夺取江南。他在信中把用兵比喻为弈棋：“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宜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他大力主张“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转，人谋允臧”。这一以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37]。此后，他长期醉心于这个设想，直到顺治十六年南明败局已定时，他仍然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38]发动长江战役，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再图北伐，在1649年时机未必成熟，而到1654年主客观条件都变化了。钱谦益等人长期隐蔽于清统治区，又以复明为宗旨，对清方兵力虚实做了周密调查，他们提出的东西会合，攻克南京（江宁）是有可能实现的。让我们先看一下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夔州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在周家铺战役中虽然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从《清实录》记载中可以知道清军伤亡也相当大。这支军队是清军入关以来损失最重，被拖得最疲惫不堪的满洲八旗兵。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39]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兵力不仅人数有限（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间甚至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发生兵变，“夺门私逃”[40]。那么，湖广以下的清军江防兵力又是如何呢？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给朝廷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如望高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41]。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面明军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等人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一方案是切实可行的；西南孙可望做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连清方一些人士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在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42]那么，这一颇具战略眼光的重大军事部署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