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引沈佳《存信编》的记载和张名振、张煌言金山赋诗里，都可以证明孙可望让姚志卓带回的信息肯定是许下了以主力从长江中游东下的诺言。当时，他直接指挥的军队正驻于贵州及湖南西部少数州县，李定国的兵马正由广西向广东推进。永历朝廷和这个朝廷内部的实权人物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孙可望这时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威；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不满足于秦王、“国主”，梦想干脆取代永历皇帝，自己黄袍加身。因此，他不愿自己亲自统兵东下，而李定国由于在顺治九年冬发现孙可望有谋害之意，领兵由湖南南下广西，尽量同他疏远。于是，孙可望决定起用因保宁战役失利废置昆明的抚南王刘文秀。史载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刘文秀被任命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43]。几乎可以断定这正是孙可望为了配合张名振展开大规模长江战役的部署。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孙可望想象的那么顺利。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和在贵阳的秦王“国主”行营之间的危机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永历帝为了保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于在广西的安西王李定国率兵“救驾”。就抗清大业而言，孙可望拍板定调决定采纳北线长江会师方案；李定国在顺治十年、十一年致力于南线同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永历朝廷固然希望南、北两线都能告捷，但重点是放在南线。永历八年甲午朝廷给左佥都御史徐孚远、兵部司臣张元畅的敕谕中说：“今胡氛渐靖，朕业分遣藩勋诸师先定楚粤，建瓴东下。漳国勋臣成功（指漳国公郑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北上。尔务遥檄三吴忠义，俾乘时响应，共奋同仇，仍一面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羊（即广州），会师楚粤，俟稍有成绩，尔等即星驰陛见。”[44]很明显，永历君臣更相信李定国和郑成功的忠贞，让徐孚远“遥檄三吴忠义”配合长江战役，而“与勋臣成功商酌机宜，先靖五羊（指广州）”，主、次之分跃然纸上。作为原大西军的第三号巨头，刘文秀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内心里同李定国一样立志为抗清复明干一番事业，不愿意为孙可望打天下。于是，他“屡辞招讨，不获；从容治装者月余，乃上道。至黔（指贵阳）时四月矣”[45]。“行营诸文武郊迎，辄下车揖谢。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旗纛，授爵授文秀（个别文字疑有误）。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国主威略，诸公侯将士智勇，庶几一日克敌，恢复中原。某菲材，诚恐不胜。’诸人听之皆悦。越数日，乃自于营中请宴文武诸人，优觞半，起谓诸人曰：‘皇上犹佛菩萨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辈大和尚事。’已启言：‘营镇诸将领，征历经战已久，不患不威勇，当通以忠义谋略，如《百将传》诸书宜各颁付，听礼延文儒讲论。’”[46]俗语云：“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刘文秀当着文官武将的面向孙可望敲响了警钟。他奉劝孙可望应该满足于当好庙中的住持方丈，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萨，自己爬上宝座，弄得不伦不类，信徒星散。同时针对诸将有勇无谋，只知“国主”不知皇帝，提出以《百将传》做教材加强忠贞教育。刘文秀在四月间发表这一篇振聋发聩的讲话有其特定的时间背景，就在三月间孙可望一手炮制了因犯了“盗宝矫诏”密令李定国统兵“救驾”的包括大学士吴贞毓在内的“十八先生案”。安龙城中龙不安，永历皇帝和他剩下的一小批朝臣惊慌失措，不知命断何时。刘文秀的讲话目的在于维护永历朝廷，稳定贵州局势。然而，孙可望自以为兵权在握，众望所归，一意孤行，把刘文秀的警告当成耳旁风。这年五六月间，他由贵阳返回昆明，企图举行禅位礼，黄袍加身。[47]刘文秀眼见这位“大哥”行事乖张，内部既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危机，自然应该以稳定西南政局为首务，“出师东伐”的计划因此搁浅。由于这是原大西军内部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史料欠缺，详细情节难以说清。但是，正当部署东西会师长江，收取江南计划付诸实行的关键时刻，刘文秀按兵不动，必定同孙可望图谋篡位有关。孙可望的野心未能实现，绝不是像某些史籍描写的那样因为“冠冕窄小”，“大雨如注”，不能成礼。[48]冠冕做小了（未必！），可以另做；择定的日期下雨，可以另选吉日良辰，封建史籍惯以这类讹言阐述天意，鄙陋之至。真正的原因是在广西手握重兵的李定国和坐镇贵州的刘文秀坚决反对，孙可望才知难而退。在这种形势下，刘文秀不可能也不愿意统领大军远离贵州进行东征。当孙可望返回昆明的时候，刘文秀的行动显得有点诡秘。史载：五月“七日，以单骑出历沅靖诸营，遍观诸险阻，劳恤军吏，十日而毕。又访求能知天文术数者，夏鸿胪言兴隆山中有隐士李石说星数有验，遣书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赠之衣金而归。复以夏鸿胪荐贤谢之金”[49]。这意味着刘文秀担心内变，一面加强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务，一面针对孙可望周围一些谄媚之徒所造的“天命在秦”[50]的舆论加以“验证”，也许他有点迷信，也许他是借鬼神以设教。总之一句话，孙可望热衷于皇帝梦的时候，他不能出征。六月，孙可望回到贵阳，禅位礼暂时没有举行，刘文秀仍然放不下心。大概是在孙可望催促之下，七月初六日“大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由平越道，屯于天柱（今贵州省天柱县，与湖南接境）”[51]。这以后半年里，刘文秀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孙可望同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里成了公开的秘密。《存信编》卷五记载，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二月，“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简讨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先是，甲午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李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无蹈危殆。’安之寻遁入郝（摇旗）、李（来亨）营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鑛请遣使宣谕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还吴，转渡江，由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报命”。
概括起来说，1654年南明高层人士策划的南线会师广东计划和北线会师长江计划都是切实可行的。没有取得预期战略效果的原因在于未能东西配合。南线是郑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盘，不肯真心实意同李定国会师，共襄恢复大业。北线是孙可望虽然做了正确的决策，但他的图谋篡位使受命为“大招讨都督诸军”的刘文秀有后顾之忧，不敢带领重兵东下。军事上常讲：胜负之机，间不容发。1654年南北线会师的两场决定明清战局的重大战略部署，都是因为计划中负有关键使命的某一方拖延数月以至一年以上，战机全失，终至不可收拾。
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五月，刘文秀大概是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永历朝廷的象征性地位暂时不至于受到重大威胁，才同卢明臣、冯双礼等带领军队由贵州入湖南，进攻常德，准备入江东下（按：《清世祖实录》记刘文秀部水陆兵进攻常德和岳州）。然而，这时敌情已发生变化，不仅洪承畴调集的汉军得到了加强，在湖南站住了脚，而且清廷在洪承畴一再呼吁下已经派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领满洲八旗兵南下湖广。由于刘文秀部署失当，在夏季水涨之时乘船的前锋卢明臣部孤军深入，同陆路主力失去联系，被清军歼灭。刘文秀无心恋战，退回贵州，再一次被孙可望解除兵权，发回昆明闲住。刘文秀常德之战是会师长江之役的一个过时的行动，兵力虽多达六万，却以损兵折将告终。只是因为它同上年计划中的会师长江计划有关，不能不简略提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