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部分引用的多种史籍常说张名振、张煌言等人的“三入长江”是奉郑成功之命，或者说张名振等率领郑成功提供的两万名军队，粮食三月（或三艘），战船二百艘，等等。更有甚者，干脆说张名振是同郑成功所遣忠靖伯陈辉等“一齐进入长江”。这些记载大抵出自亲郑文人的笔下，或者系作者不察，以讹传讹。
首先，应当清楚郑成功在“遥奉”永历帝以前是拥唐派，张名振、张煌言是拥鲁派。浙东和福建被清军占领之后，隆武帝在汀州被俘杀，鲁监国逃于海上，郑氏集团的首脑郑芝龙被清方骗到北京软禁，其部众分化为三：一部分投降清军跟着佟养甲、李成栋去打广东，如武毅伯施福，总兵施琅、黄廷等人；一部分以建国公郑彩为首转而拥戴鲁监国，实际上是效法郑芝龙挟天子以令诸侯；郑鸿逵、郑成功叔侄则继续扯起隆武旗号，在闽粤接境的沿海地区割据自雄。1651年（清顺治八年）舟山失守，鲁监国在张名振等部舟师保护下南下金门，这里已是郑成功的地盘。郑成功确有把鲁监国作为一个藩王供养起来、趁机改编张名振等人的军队的想法；但他的企图显然遭到张名振和其他鲁监国旧臣的反对，由于大敌当前，火并不是办法，好在双方都支持西南的永历皇帝，保持一种联合大于摩擦的同盟关系。亲郑史籍按照郑成功的意图把张名振、张煌言等人说成郑氏部将，并不正确。只要认真读一下张煌言、徐孚远等人的集子，不难看出他们对郑成功采取一种尊重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只承认自己是鲁监国和永历皇帝的臣子，而不是“国姓爷”藩下文官武将。自然，由于郑成功兵多爵高（后来永历帝加封郑成功为漳国公，位在定西侯张名振之上），这种同盟带有一点依存关系。但是，如果把这种依附关系夸张过大就将成为谬误。典型的例子是顺治十年到十一年郑成功同清方的“和谈”，张名振等人就根本不赞成。[52]郑成功也以张名振为挡箭牌拒绝清方要求剃头的条件。郑、张之间的关系在清方档案中也有明确的反映，如顺治十二年浙闽总督佟代残题本中说：“浙有张名振，闽有郑成功，恶比穷奇，势成犄角。”[53]把张、郑并提，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其次，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几乎同郑成功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带的军队主要是自己的旧部（即原鲁监国的部分军队），到崇明沙洲会合了姚志卓、刘孔昭等人召集的一部分武装。正月初入长江，三月至四月二入长江，郑成功的嫡系部队集中在福建沿海，根本没有参加。顺治十一年五月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中说：“夫洋逆张名振以十余年之积寇，舡近千艘，众约二万余人，且日事舟楫，久狎波涛。”[54]某些史籍把张名振描写成“光杆司令”，没有多少军队，向郑成功乞得兵员二万，才勉成北征之举，这是严重违反事实的。1648年（顺治五年、鲁监国三年）十一月鲁监国移驻舟山时，晋升张名振为定西侯，其部下将领有“定西水师总兵张晋爵、叶有臣、朱鼎臣、方简俱挂印；马龙、顾忠、罗蕴章、鲍国祥、郑麟俱总兵；陆师焦文玉……晋总兵，史文龙、王有才、马泰、熊梦熙、杨复葵俱总兵，李英杰、林世杰、李化龙、任麟俱都督佥事，方刚、厉象乾、周鸣凤、周昉、赵贤等六十余人俱副将”[55]。这还不包括次年被他合并的定西伯王朝先部将。1651年（顺治八年）清军攻占舟山，负责留守的阮进等部顽强抵抗，损失很大，其中虽有张名振的一部兵将，如跳城出降的金允彦就是张名振的中军（第一节引文中多次提及“获叛者金允彦，磔之”，即此人）；但张名振、张煌言分别统率主力出海南北牵制，结果基地虽失，实力尚存。顺治十三年九月顾忠、王有才率部至松江府降清时有大小沙船七十余只，兵丁一千七百八十一名，携带的装备有大小铳炮三百八十九位，三眼枪八十一门，火箭、火罐、喷筒三百四十二件，其他刀枪器械二千余件[56]，兵员、船只，特别是配备的铳炮火药数量相当可观。马龙在顺治十五年十一月曾率部参加郑成功攻克浙江盘石卫的战役，次年五月初六日随郑成功、张煌言北征时在浙江嘉兴降清[57]。顾忠、马龙、王有才三人只是张名振麾下的二等将领，由此可证1654年时张名振部实力相当大。周国佐说他有舟近千艘，兵员二万余人，大致可信。某些史著把这二万之众说成向郑成功乞得，未免疏于查考。鉴于张名振等的北征是从郑成功控制的金门、厦门地区起航的，自然很可能得到郑成功的默许和某些物资上（如粮食、火药之类）的支持，但郑成功当时正同清方“和谈”，他绝不会也确实没有派自己的军队去进攻福建以北清统治区，以免破坏“和谈”气氛（当时他的军队集中在福建沿海和广东潮州等府境内）。张煌言《和定西侯张侯服留题金山原韵六首》诗中对郑成功同清廷和议颇有微词：“白草黄沙笑雁臣，衣裳鳞介已非真。岂知捧翟犹宾粤，未必分茅可擅闽。南国羽书氛欲尽，西京露布墨应新。上游谁拥龙骧节，日毂亲扶出汉津。”[58]从题目和用韵可知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正月下旬。诗中对郑成功与清廷的使者往返雁来嗤之以鼻，判断郑成功企图通过和议达到分茅擅闽的愿望未必能实现，而对“上游”大将统率的明军则寄予厚望。
那么，郑成功派忠靖伯陈辉北上的情况如何呢？上文已经提及顺治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即二入长江之后，张名振曾亲自到厦门请求郑成功出兵相助，这件事在清方档案中有非常准确的记载。顺治十一年九月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内云：“逆寇张名振等五月上旬犹然乌合连?，盘踞海洋，出没于崇邑之二等处。”[59]同月周国佐在另一份揭帖中报：“海逆张名振等盘踞崇明之平洋沙凡九阅月……张（名振）、阮（骏）二逆全舵悉遁乃五月十八日事也。”[60]郑成功因为同清廷谈判受挫，答应派忠靖伯陈辉带领“四镇”（一作“六镇”）水陆兵一万五千名北上接应。这就是1654年十月间郑成功致李定国信中所说：“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61]陈辉等奉命北上不仅是在二入长江之后，而且行动极其迟缓，完全不像郑成功信中所说“值南风盛发”，正是乘风破浪的大好时机，可以迅速北上。据清方档案记载，“陈辉、陈奇、黄大进、黄兴、林锡、蓝芳、施举、沈奇等连?八百余号，聚党数万余人，自顺治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流突福宁三沙地方，劫掠攻堡，四民震恐。本府及左营将领、道标中军督率官兵与寇相持鏖战二十余日……各逆因而失利，于九月初三等日始扬帆败遁北指。本道复令本府提师尾追堵剿至蓁屿店、下沙埕一带，诸寇方舍闽入浙海而去”[62]。顺治十一年九月江南总督马国柱题本云：郑成功遣伯陈辉等四镇北上攻浙江昌国卫、石浦所、舟山，“先入定海，掠漕粮，断北路，后进南京”[63]。这就证明陈辉的率师北上是在1654年八月间，而且在福建省福宁地区耽搁了二十多天，直到九月间才起航赴浙江、江苏海城。那么，陈辉部是否参加了这年十二月的第三次深入长江之役呢？事实回答也没有。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七日，清江南总督马国柱从来降的明游击罗西峰口中获悉：“张名振现有水艍、犁等舰八十余只、沙船四百余只。张名振曾向国姓夸口南下，故此国姓派陈辉领战船近百艘助伊。伊等于去年九月二十六祭江，其声势浩大。船起航后，因张名振着陈辉降下旗纛，二人于濠头分裂。十月初五日抵达洋山，遇狂风，陈辉船顺风向温州黄华关以南之三都地方聚集。如此可断言其未来本地。阮四前曾行文国姓，请求招募南田之五六百户人家耕种官田；国姓许之，阮四乃屯驻于官田。是故虽经张名振屡次行文调兵，亦未能来。”[64]这场“旗纛”之争详情不大清楚，但郑军嫡系大将陈辉同张名振在距长江口不远的地方会师十天左右就闹翻了，陈辉随即率部南下浙江温州海域。张名振、张煌言的失望可想而知。张煌言写的《即事柬定西侯二首》诗颇值得注意，其第一首云：“谁提玄钺向燕云，姓氏江南草木闻。已指黄龙麾战士，何劳青雀拥回军。两河父老犹挥涕，六诏乾坤正策勋。纵有鱼符专亦得，只今岂少信陵君。”[65]诗中借用信陵君椎杀老将晋鄙统兵救赵的典故，建议定西侯张名振对陈辉采取断然措施，合并郑军共进长江。第二首云：“十载冰霜誓枕戈，岂应歧路转风波。和戎魏绛终当谬，结客燕丹恐亦讹。剖竹已非秦郡县，分茅可是汉山河。孤臣独有干将在，紫气青旻自不磨。”批判的矛头直指动摇于明清之间的郑成功，意思是指对可能叛明降清的郑军不必客气。张名振大概是考虑到清、郑和谈破裂的可能性很大，这样郑成功仍是明臣，何况即使击杀或劫持了陈辉也未必能统率郑系兵将，他自己的地位毕竟不同于当年的信陵君，因此没有采纳张煌言的建议。陈辉所领郑军南下以后，张名振、张煌言考虑到距离二入长江已过半年，说不定上游之师已经东下，只有凭借本部兵力在十二月间第三次进入长江，结果进至南京城郊，仍然杳无音信，怅然而返。陈辉的拒绝参加入江战役，自然不是擅自行动，而是奉郑成功之命。次年正月，郑成功在给福建巡抚佟国器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自去岁议和之后，不佞遂按兵不动，即江淮截运之师，亦暂吊回；遣进浙西之旅，亦戒安辑；孙（可望）、李（定国）请援之兵，亦停未举。此示信于清朝，不可为不昭矣。”[66]在亲郑史籍中也记载了陈辉同张名振之间的矛盾：“先时（恐系‘先是’之误），定西侯张名振与陈忠靖北上，不和，藩（指郑成功）委刑官程应璠解之。名振尤（犹）未降心，故我师至舟山，驰会攻城，不至。中提督（甘辉）等议曰：‘名振谓我南来之师，未知地利。但我等攻城略邑多矣，此一孤岛，何俟张名振会也？’迨泊，其城遂降。至是城下，名振等出自长江来会。”[67]这是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明永历九年）十月间的事。从语气上来看，陈辉与张名振不和的原因正在于张名振、张煌言不肯“降心”充当郑成功的部将，而说郑军攻下舟山以后张名振等“出自长江来会”，也证明陈辉军根本没有参加第三次入长江之役。清方另一件档案表明陈辉部曾到崇明，顺治十三年三月江南总督马鸣珮揭帖中依据来降兵丁报告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听说张名振已死于舟山，原因是上年（即十一年）“张名振到国姓处请陈辉来镇守崇明县、平洋沙二处，后来陈辉回去说，攻崇明土城不曾破，折了许多兵。国姓说：你叫我发人守崇明，反去攻崇明，到折了三四千兵。要张名振去杀。名振闻知气急死了”[68]。在这篇文章里不打算讨论张名振的死因，只根据各种原始材料论证陈辉部在顺治十一年九十月间曾到达崇明一带海域，但没有参加十二月间张名振第三次进入长江之役。
1654年郑成功的私心自用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李定国进攻广东，孙可望重兵迫湘，张名振率舟师入江，清军主力备受牵制的时机同清方和谈，尽量扩大自己在福建一带的实力和势力范围。他既不肯出动主力响应李定国收复广东的战略，又以属于鲁监国的张名振部北入长江作为搪塞李定国的借口。派陈辉部北上和派林察、周瑞兵南下都是军事上的一种佯动。实际上，郑成功对于同李定国会师广东和同孙可望、张名振等会师南京都不感兴趣，因为一旦会师大功告成，他在名义上“遥奉”永历，实则以隆武帝继承人自居的独立地位即将失去，而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局面。